我被弄得惊慌失措，必须去外面深呼吸几下才行。整个小镇的积雪都被碾压得硬硬的，所有街道和人行道上的冰都没人清理。人们习以为常地在冰上骑车，步行时也有自己的方式——稍稍拖着脚走——这样可以防止摔倒。

“这个镇子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田先生夸耀道，“你能到这里来真是非常幸运。”

“朗乡有少数民族吗？”我问，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布里亚特人、蒙古族人、满族人和西伯利亚土著人。

“有回族，”金女士回答，“还有朝鲜族。”

在小镇全都暗下来、人们又重新开始等待天亮之前，我们去了一家朝鲜餐厅。那是一栋简单的木制结构小屋，地板是石头铺的，开放式火炉里的火正烧着，不仅可以取暖，还要用来做饭。四个朝鲜妇女围着火炉在吃饭——她们都是餐厅主人的亲戚，而餐厅的主人则是一位更年轻的女子。这些人都戴着皮帽，围着漂亮的围巾。她们身材矮小，脸型四四方方的，肤色相当暗沉，牙齿大而整齐。

“我分不清朝鲜族人和汉族人。”田先生对我说。

这个小镇上只有几百名朝鲜族人，但全中国有二百万。

“人们来这家餐馆时会说朝鲜语。”一位妇女说道。

这几名妇女都是在中国出生，然后嫁给了朝鲜族人，但她们的父母都出生在朝鲜。其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大约四十岁，最年轻的那位可能不超过二十岁。我想问问她们是不是经常戴这么漂亮的围巾和帽子——甚至她们的外套都很时髦——但我不想让自己听起来高人一等，于是我难得矜持礼貌了一回，什么也没问。

“我想去朝鲜看看，”一名妇女说道，“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出生在什么地方。”

“你们会和汉族通婚吗？”

“有时会，但我们都没这样做。”

她们一边吃饭一边柔声细语地说笑着，她们也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从哪里来？结婚了没有？有孩子吗？我多大了？她们总是面带微笑，不像汉族人那么严肃和冷漠。她们说，尽管她们的文化在中国只剩下了美食和语言，但她们仍然为身为朝鲜族人而感到自豪。她们的丈夫不是伐木工人就是仓库管理员。

在朗乡的日子，我的手脚自始至终都是冻僵的——像针刺一样地疼。我的眼睛也很痛，肌肉已经硬到动弹不得。连我脑子里的抱怨声都冻得冰冷。田先生问我想不想去滑雪场看看，我答应了，于是我们驱车来到了镇外四英里（6千米）的地方，此时太阳刚刚滑落到远山背后，随着夜幕的降临，天气变得更冷了。

黑白相间的山体上共有十条滑道——其实就是被切割出了坡度的冰槽。人们把一些跟棺材盒似的小箱子拉上山，然后坐进去从槽道上砰砰砰地往下滑，箱子碰撞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人们也跟着一起尖叫。我在严寒中上蹿下跳，向田先生表示我对此不感兴趣。

田先生带着一个容易开裂的“棺材盒”艰难地爬上了坡，滑下来的时候笑得露出了满嘴大牙。他又来了一次。也许他爱上了这项运动。

“您不喜欢滑雪吗？”他问。

“田先生，这不是滑雪。”

他惊讶地问道：“这不是吗？”

然而，他还是一直滑个不停。

我沿着小路朝山下走去，途中发现了一处小棚屋，有点像看守人待的地方。屋子里有个火炉，生动地展示着大家在朗乡是如何取暖的：炉子里的火极其微弱，导致棚屋的墙上还留有半英尺厚的霜，所有的墙（木墙和泥砖墙）全是白色的。

我一直在记录温度，主干道上是零下34摄氏度，宾馆大堂是零度，餐厅刚刚超过零度。食物被砰地放下之后一分钟就会变凉，于是菜里的油脂便会凝固。他们提供的菜有肥腻腻的肉、油乎乎的土豆、大米粥以及大块的生青椒。这是中国菜吗？有一天我吃到了包有肉和米饭的卷心菜，上面还浇了肉汁。在苏联和波兰时我也吃过这种东西，他们管它叫“golomki（卷心菜卷）”。

持续的低温让人感到非常疲惫。我开始享受早早上床的生活了。我会先躲在毛毯下面听bbc和voa，几小时之后再脱掉毛衣和一层袜子，到第二天早晨被窝里就会变得很暖和，有时会让我忘了自己在哪里。后来见窗户上的霜已经厚到无法望见窗外，我才会想起自己还在朗乡。

这里没人谈论寒冷的天气。不过也是，为什么要谈这个？他们自己乐在其中——真的是这样，在冰上舞蹈，在冰上滑行。有一天傍晚，我在黑暗中见到一些孩子在一个冰架上相互推搡，直到对方跌落到结冰的河面上（有些人在河面的冰上凿洞取水。）这些在寒冷的黑夜中玩耍的孩童，让我想起在南极洲的漫漫长夜中嬉戏于浮冰之上的企鹅。

***

旅行时我会做很多梦，也许这也是我旅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做梦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陌生的房间、奇怪的声音和味道、摇摇晃晃的感觉、五花八门的食物、对于旅行的焦虑——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当然还有气温。

在朗乡的话，过低的温度总让我做一些又长又累人的梦。寒冷的天气让我无法进入深度睡眠，所以我一直处于刚失去意识的浅睡眠状态，就像一条漂游的鱼。我在朗乡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被困在了旧金山的一所房子里。我戴着耳机用机关枪扫射了一通，从前门跑了出去。我逃上了一辆路过的缆车——当时里根总统正拉着车上的吊环站着。我问他，是不是正在经历上任以来相当艰难的一段日子。他回答说：“太糟糕了。”后来我们一直说个不停，直到我被冻醒。

不过那还没完，后来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回我梦见自己在一所时髦的大房子里参加圣诞派对，南希·里根也在。她的头发上缠着粗粗的白色卷发棒，胳膊很纤细，眼睛有点凸出。她对我说：“你很幸运，能有这样的家乡。”她说这话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正身处科德角，可能刚好就在我家里，只不过梦里的家要更完美一些。她伤感地说道：“我小时候很穷。”我对她说：“我刚才梦见了里根总统”——然后我就在梦里跟她讲之前做过的那个梦。

在事情变得更加离谱之前，田先生过来敲门把我叫醒了。

“我们今天去原始森林。”他说。

我们驾驶了近30英里（48千米），后来金女士也加入了。开车送我们的司机姓应。道路不仅结了冰，而且颠簸起伏，非常狭窄，但一路上除了偶尔见到几辆军用卡车外，几乎没有别的车辆。我们到了一个叫“清泉”的地方，那里有个小木屋，然后我们便开始徒步穿越森林。林子里到处是积雪，但并不是很深，大概只有一英尺（30厘米）。树木都很高大，离得也很近——肥壮的树干一个挨着一个。我们沿着一条窄路往前走着。

我问了金女士一些她的个人情况。她非常坦诚自然，挺讨人喜欢的。她今年32岁，有个女儿，丈夫是政府部门的职员。他们一家三口同其他六位亲人共同生活在朗乡的一套小公寓里——三个房间一共住了九个人，婆婆在家负责做饭。在这样拥有大片空地的省份，人们却不得不住在密集街区的拥挤空间里，这似乎有点残忍。然而这样的情况很常见，而且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都是一家人。我老觉得，中国的秩序是靠传统的儒家家庭来维护的。在邓小平改革之后，家族企业和家庭农场应运而生。

我踢着脚走在树林里。

---“你读《毛泽东语录》吗？”我问金女士。

“有时会读，”她说，“毛主席为中国做了很多伟大的事。现在大家都批判他，却忘了他也说过很多有智慧的话。”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思想？你觉得能体现他智慧的？”

“‘为人民服务’，”金女士答道，“我没法全部背给你听，那太长了，但真的很有智慧。”

“那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呢？——你会唱吗？”

“噢，会呀。”她答道，然后真的在我们穿越丛林的路上唱了起来。这首歌的曲调并不朗朗上口，但却充满了抑扬顿挫的音符，很适合我们轻快的步伐：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边走边观察着林子里的鸟类。中国很少有地方的树上全是鸟，这里是其中之一。那些鸟小小的，飞起来很快，一般都栖在很高的枝头。我遇到的问题在于，为了方便调节焦距，我只能光手拿着我的双筒望远镜。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30度，这意味着再过几分钟我的手将会冻到无法操作。尽管严寒刺骨，但仍可以听见鸟叫，整个森林都充斥着啄木鸟用嘴轻轻敲打树干的声音。

“田先生，你能唱点什么吗？”我问。

“我不会唱《毛主席语录》。”

“那就唱点别的吧。”

他突然一把取下了毡帽，尖声唱了起来：

oh,carol!

iambutafoooool!

don’teverleaveme—

treatmemeanandcroool...

（哦，卡罗尔！

我真是个傻瓜！

请别抛下我——

请别残忍对待我……）

他的歌声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这是尼尔·萨达卡的一首摇滚老歌，唱完以后他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以前在哈尔滨大学老唱的歌，当时我还是学生！”

林子里没有风，只听见鸟叫的声音——叽喳声、呢喃声，还有用嘴啄树干的声音。田先生和金女士看见一座不远的小山丘上冒着烟，于是决定前去一探究竟。我继续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走，边走边观察附近的鸟类。我见到了一些沼泽山雀和三种啄木鸟，而我想找的是一种跟鸡一般大小的黑啄木鸟。我看见一对旋木雀在一根树干上移动，它们将自己的羽毛抖得松松的。看到这些娇小的鸟类丝毫没有受到寒冷天气的影响，我感到很高兴。

然后，我清楚地听到了一声枪响。我转过身，看见司机应先生跑进一个灌木丛，捡回来一只死鸟。他带了枪！我拖沓着脚步顺着原路往回走，他正把那只死鸟塞进自己的口袋。

“你在做什么？”

“你看，一只鸟！”他得意洋洋地说道。他拿的是一支直接取自射击场的单发0.22小口径步枪。

“你打算把那只鸟怎么样？”他打死的是一只朱雀，此刻我正把他捧在手心。它的身体很柔软，个头非常袖珍。在这样一个寒冷阴郁的地区，这只死去的鸟身上竟然还有温度。我捧着它，像捧着一道奢侈的餐前小菜。

应先生也许听出了我的敌意，他没有回答我。

“你要把这只鸟吃掉吗？”

他低下头，用脚踢着雪，像一个被责骂过的小孩。

这只鸟根本没什么可吃的，我确信他打鸟只是为了好玩。

“你为什么要开枪打鸟，应先生？”

他没有抬头看我，他在赌气，觉得失了面子。

“我不喜欢杀鸟，”我说，“这是一只美丽的鸟，它多好看啊，但现在它成了一只死鸟。”

我也对自己很生气，因为我不知道身后跟着一名持枪歹徒，而他要在这里大开杀戒。我原本真的以为自己处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带。然而，也许是我的话太多了，应先生看起来一副想拿枪射击我的样子。我把朱雀交到他手中，然后走开了。回头望时，我看见他也踏上了这条小径，正往大路走去。我找不到田先生和金女士，但我看见了他们一直要找的东西——山坡上有棵树烧着了，看起来挺刺激的，但那火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我独自走到了森林更深处，见到了更多鸟类——一群群硕大的啄木鸟正扑闪着翅膀。在麻省的桑威奇，平日里就能看见这么多鸟，但这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动物圈养程度最高的国家：要是看见野生鸟类，中国人一定会先舔舔嘴巴。

在中国，这里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美丽的小鸟在高大茂密的林间歌唱和飞翔，除了我之外见不到别的人。

在这里继续前行根本没有危险。因为在雪地上留下了脚印，我也不可能迷路。我又走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看见了一缕烟。即便走到附近，我也辨认不出是什么。那好像是一团地下的火，我站在它上方，见它从地底的一个深洞里飘出来。洞底有三个中国女孩正在火边取暖。我同她们打了声招呼，她们抬起头，看见了我这个长鼻子“夷人”——这人还戴着傻乎乎的帽子和手套，外套被好几层毛衣撑得鼓鼓的。看来她们真的被吓到了，仿佛把我当作了在边境徘徊的西伯利亚人，毕竟此地离边境只有80英里（128千米）。她们“哎呀”了一声，中国人在表示惊讶时总是会说这两个字。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午休！”

她们爬出洞来看我。她们穿了棉袄和毡靴，头和脸都用围巾包住了。

她们说自己就在这里工作，还带我去防风林后面看了她们种植树苗的地方。伐木工人来来往往，一片片山坡都被砍光了。现在的想法是，再过300年左右，这片土地上又会长出一片森林，可供再次砍伐。但是，从中国历年的酸雨记录来看，这样的预期似乎不可能实现。但这里的防风林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好像在山坡上平行排列了许多树篱一样，整体看来，它就像等高图上的一条线。

在转身回去之前，我跳进洞里烤了会儿火取暖，这三名中国女孩就跪在洞口边缘看着我。直到我出去之后，她们才回到洞中。

此时我发现田先生正踏着重重的步伐向我走来，他问：“你喜欢这里，对吧？”

“这里棒极了。”

“原始森林，”他说，“没人动过的森林。”

“你想不想建一所房子，和妻子单独来这里生活？”

“想啊，”他说，“在这里安个家，写点东西，比如诗歌和小说。”

“再生四个孩子。”

“这不允许，”他说道，然后他笑了，“可是这地方天高皇帝远的，他们不会知道，不会有事的。对，我要生四个孩子。”

我们走到了伐木工人劳作的地方，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戴手套或帽子。他们穿着相当薄的外套和亮晃晃的白球鞋。我很惊讶，他们穿得这样少，却能经受这样的寒冷。他们正在将一捆捆刚砍下来的木材拖到一起，以便装上卡车。一些年轻的工人停下来盯着我看——也许是因为我穿得太暖和了吧。但工头却因此对着他们咆哮，于是这些衣衫褴褛的伐木者只好回去工作。这片稠密的森林也许是中国最后一片草木丛生的荒野吧，人类的声音和拖拉机发出的嘎嘎声在其中都显得很怪异，让人听了不大舒服。

金女士已经在往回朝大路走了，我们追上她时天色已经开始变黑。我们一边往停车的地方走，一边讨论着关于死刑的问题。田先生赞成死刑——他觉得要把罪犯都杀掉，这是唯一的办法。但金女士表示不赞同，她说贪污犯和皮条客不至于判死刑，但杀人犯得偿命。

虽然天气很冷，但我的心情不错。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中国很难到达的地方，但所有困难都是值得的。它代表的不是一种成就感，而是某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我乐意回来的地方：这里有些东西是值得期待的。

我五点钟就吃了晚饭，然后上床去躲在毯子底下听收音机——我在朗乡的夜晚都是这么度过的。第二天黎明时分，田先生和我就坐火车离开了这座小镇。天实在是太冷了，我觉得要是途中撞上什么东西，我身体的某些部位可能会直接脱落。这又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天空是灰色的，这里从来都是阴云密布。有一些云的背后透出了微弱的光，那是太阳，但那模糊的光圈只是粗略地显示出了太阳的轮廓，如果真有这东西的话。

我读书，睡觉，在寒冷中打着牙颤。这趟列车是开放式的，每节车厢都塞满了木头座椅。沿途所有车站它都要停靠，而且每次停站时所有的门都会打开，过不了几分钟，寒风就会穿过整个列车，把车里吹得凉飕飕的。列车启动时门会被关上，但每当车厢里的温度刚开始变得可以忍受，下一站又到了，于是车门又被打开，凉风又钻了进来。

车上的午餐只花了我十二便士，但用来配米饭吃的只有一道菜。那是一种长在黑龙江北部的蔬菜，叫做“黄花菜”，吃起来像一堆剁碎的百合花梗。

我想到了那名司机，以及自己大声责备他射杀小鸟的情形，于是我问了田先生一些关于“失去面子”的事。中文里有个更加准确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丢脸。

在上海时小王对我说过：“外国人不要面子的。”我向田先生转述了这句话。

“但我们是要面子的，”田先生说，“在中国就是这样。”

“怎样才能不丢脸呢？”

“有一个说法，叫做‘脸皮厚’——就把脸皮放厚些，但这不是好事，这代表你麻木不仁。害羞的人容易觉得丢脸。”

这个办法挺好，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就是人的本性。

田先生说：“如果有人批评你，而你不感到丢脸的话，说明你不是个好人。”

后来，餐车服务员过来陪我们坐了一会儿。他说我应该穿两条秋裤，一条不够，而且应该穿中国那种厚裤子（我当时已经穿上了滑雪时才穿的长裤）。他来自佳木斯，他说那天佳木斯天气不错，只有零下34度，那里通常有零下38度。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回去工作了。

田先生什么话也没说。他一直在沉思，并且不停地点头。

“你的主意不错，”他说，“在森林里建一所房子，生几个孩子，写点东西。”他穿着破旧的外套坐在寒冷的车厢内，一边说话一边拧着他的毡帽。他还在不停地点头，头发像大钉子一样翘着，袖子上沾了酱油：“我真的想那么干。”

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terzani，1938—2004），中文名邓天诺，意大利知名记者、作家，曾任德国《明镜周刊》（citederspiegel/cite）北京分社社长。

山姆·麦基（sammcgee），加拿大英语作家罗伯特·w.塞维斯（robertw.service，1874—1958）长诗《山姆·麦基的火葬》（citethecremationofsammcgee/cite）中的主人公，因为寒冷而被冻死。

贝都因人（bedouin），在沙漠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莱蒙托夫（mikhaillermontov，1814—1841），俄国著名诗人、作家。

在1775年列克星敦战役和康科德战役之前，保罗·列维尔在午夜骑马向殖民地民兵发出警告，提醒他们英军即将逼近。

《要让炉火燃着》（citekeepthehomefiresburning/cite），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著名的英国爱国歌曲。

原歌词为“areyougoingtoscarboroughfair？parsley,sage,rosemaryandthyme.remembermetoonewholivesthere...”

毕巧林是莱蒙托夫的社会心理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

草婴译：《当代英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61页。

尼尔·萨达卡（neilsedaka，1939—），美国著名流行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