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你的想法很容易被否定。前不久我才觉得中国的改革日新月异，一切都欣欣向荣，人们获得了更多自由，外国投资也越来越多。的确，中国的某些方面从来没有改变过，比如农民依旧在弯腰种着水稻，锄草的人依旧站在板凳上劳作，小男孩依旧踩着两千年前就已出现的灌溉泵，人们依旧要牵着水牛耕地，依旧养着成群的鸭子。不过，在我离开广州继续探索中国之前的几个月里，人民币贬值了百分之三十——以前一美元可以换三元钱，现在差不多可以换到四元了，而黑市对于硬货币价格的反应也非常敏锐，走在路上最常听见的问候语就是：“shanshmarnie?”

在一个闷热的冬日，我去了位于广州城南、坐落在珠江对岸的中山大学。桉树密布的校园格外静谧。学生们在骑自行车，打排球或是慢跑。他们洗衣服，谈恋爱，学习。有些人会盯着我看。

一位自称安德鲁（andrew）的学生——这家伙是广东人，中文名字叫安拓——说道：“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能告诉你。”

我喜欢他的态度，但并没有很多事情可以问。他告诉我，南方的学生都比较自满，而且很有经济头脑，不像北方的学生那样热衷于政治。

我询问了他自己的打算。

“我想从商，”他说，“做进出口生意。”

“你也许会赚到很多钱。”

“希望是吧。”

“那样你就成了走资派。”

“也许吧，”他说完偷偷地笑了，“我觉得，我们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希望利用资本主义好的一面，而不是坏的一面。”

“那可能吗？”

“我们可以试试。”

这是新的思维——致富光荣，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中国的年轻人、不断成长的学生，甚至许多农民秉持的正是这样的理念。它同时也是邓小平思想的本质。

安德鲁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他有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过去35年间，如果你问学生们有什么志向，人人都会回答：“为人民服务。”但安德鲁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从商”“赚钱”和“进出口”。他的思想相当开放，学习也刻苦。他喜欢他的同学们。他同七名室友住一间房，平常都在图书馆做功课。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马克·吐温。他在学校的电影院（是由一位姓梁的富豪捐资修建的）看过《金色池塘》《超人》和《第一滴血》。

我告诉他，《第一滴血》的主人公兰博简直代表了我厌恶的一切。

“但是他很强大，”安德鲁说，“他的身体很有意思，还有他的外表和他做的事。”他关注的是电影中异想天开的内容，这倒也是一个角度。但我问道，“这部电影讲的是越南的事，你发现了吗？”“发现了。”“所以这难道不是一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极具帝国主义色彩的电影吗？”

安德鲁耸耸肩说道：“我们并没有太当回事。”

他今年二十一岁。他的父母都是老师。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接下来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不过，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去做生意赚钱，他就能实现小康并经营起一个独生子女家庭。他不会说“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他会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中国人常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不用干体力工作的人。要是他如自己所愿搞起了个体经营，或许他会辛勤地工作。放假时他会来酒店吃一顿——就像我现在住的酒店，他们还有“假日特供”，比如圣诞酒会、新年聚餐（“赠送免费的帽子、礼品和球拍”）以及28元一位的“元旦香槟自助早午餐”。

***

懒惰的旅人和游客为中国的神秘感所吸引，但要了解中国人其实很容易。中国人在不得不听天由命的时候，总是一副面部扭曲、怒目斜视的样子。他们要是沉默起来，这世上无人能及。像往常一样，我到处问了些挑衅的问题，但是没什么收获。

在这潮湿的冬夜，我们在广州站等着北京快线的到来，据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列车之一。这趟车按照以前“湖广铁路”的路线运行，总共要开36小时——也就是要在火车上度过两个夜晚，它全程将行驶1500英里（2400千米），穿过五个省份，自下而上纵贯中国，在武汉跨越长江。

要是你告诉某些来中国的游客，你将花两天时间坐火车，他们会嘲笑你，然而他们自己却不得不在中国的某个机场等上五个小时，直到浓雾散开。这是每一个在中国坐飞机的人都有过悲惨的遭遇。

对于坐火车的人来说，唯一的糟糕经历就是在月台等待其他乘客上车。哪些人会跟你同住一个隔间呢？这事情要碰运气，可比相亲重要得多，因为那些人将会和你同吃同睡。我在火车上不但遇到过麻风病患者和讨厌的小孩，在去桂林的路上还遇到一个带了五只鹦鹉而且没有笼子的男人。

我看着那些正在上车的人。有个穿棉袄的老太太手里拿着个铁饭盒，里面的饭菜很难闻，有炖鸡爪和广东牛腱，还有和一堆海带混在一起的臭鸡蛋——在中国，臭鸡蛋可是备受推崇的食物；一个戴墨镜的小混混走路时还在听收音机；有个男人拎了三箱行李和一箱香蕉；推销员随时都带着样品盒——里面也许是橡皮塞；三个气急败坏、胡子拉碴的男人蹬着高跟鞋；还有一个三口小家庭——爸爸面容憔悴，妈妈烫了卷发，小孩见到所有会动的东西都要伸手去抓，真是被宠坏了；学生把头发梳得跟刺猬一样，脸上写满了不耐烦；肥头大耳的干部仍然穿着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套装；偷偷喝酒的人双眼浮肿；漂亮女孩身边有长得如恶龙般的奶奶同行；胖乎乎的香港男孩带了崭新的眼镜；物理学教授正要去参加会议；大嗓门的美籍华人虽然只会说一点点粤语，但却逢人便说；一对来自日本的中年夫妇保养得很好，脸上没什么皱纹，可是神情却很焦虑；留学生拎着一堆免税礼品、几件西式服装和一个乐器盒；瘦削的人民解放军面带微笑，看起来十分可爱，但他们的制服比自己身体大了四个尺码而显得不够威严。

我同几个推销员住一个隔间。其中有个人简直是中国版的威利·罗曼，另一个人则很活泼，他笑得太多了，总是跟人说“我是卖机械工具的”，那副模样跟美国的推销员如出一辙。第三个人实际上没什么存在感，这让我想到，中国人几乎已经把拥挤空间中的生存之道演绎到了极致。

卖工具的杨先生称赞了我的毛衣（“款式漂亮，质量好，又很保暖。你在北京会需要它的。”），他的问题都很直接：“你是——什么？你大概三十五岁吧？有孩子吗？”

他送了我一包肉干作为见面礼，并同我分享了他的茶，我回赠给他一根巧克力棒，他也接受了。我觉得他很友好，但也许会把我弄得筋疲力尽，还好他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睡过去的，只不过鼾声震天。那个像威利·罗曼的人也睡了很久，可是凌晨四点醒来之后，他就开始在车厢里做操，摇头晃脑的同时不停地拍打着前臂。他推销的是饲料和谷物，行李架上塞满了他的行李——有盒子也有箱子。他神情很严肃，但看见我时，他突然笑出声来，送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他这一笑来得很迫切，似乎在对我说：求你不要问我任何问题！后来他转过脸去，眉头又皱了起来。这样的行为方式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火车上的第一夜，我的隔间里鼾声此起彼伏。这些声音呼呼啦啦的，甚至盖过了车轮的哐当声，时不时就会将我吵醒。但除此之外，其余时间我都睡得很沉，第二天直到早上九点才起床。

那天早晨火车上很冷，车窗上凝结起了一层水雾。我用凉水刮了胡子——但不论何时车上的水总是凉的——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到达了长沙。几个月之前我去拜访毛主席的出生地时，曾经来过这里。夏天时这里既潮湿又闷热，到了冬天，这里变得烟雾弥漫，到处都灰蒙蒙的，显得更加难看了。一提到“中国的城市”，我就会有一种奇怪的恐惧感，就如同想起“苏联的厕所”“土耳其的监狱”或者“新闻记者的道德”之类的词一样。在冬日的寒雨中来到这些城市，能见到的除了一栋栋墙体开裂而且被熏得乌黑的公寓，就只剩下泥泞的街道、细弱的树木和深褐色的天空，这是它们最糟糕的时候。

然而，这个城市对于列车员来说却是生火的信号。等到车厢内暖和得差不多，乘客们便脱掉外套，开始穿着塑料拖鞋和皱巴巴的睡衣走来走去。他们站在车厢间的穿堂风中刷着牙，还有一些人在过道上练功夫。

到了午餐时间，餐车里到处都是人。尽管车上一个游客都没有，乘客们穿的都是旧衣服——他们不停地喊叫，吐痰，把烟圈吹到别人脸上——但大家还是拿钱不当数。我猜他们大都是广东人，坐这趟车是为了去做生意赚钱：广州是一个商品生产的集中地，而北京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销售市场。这些邋里邋遢的乘客都是生意人。我旁边的一位先生和他妻子一顿饭就花了近二十元，换算起来大概是三英镑，乍一看似乎不是很贵，但事实上中国老百姓一周的工资也只有这么多。这位先生头发花白，发型凌乱，吃饭的时候还要抽烟——一手拿筷子，一手拿香烟。但是，他年幼的儿子却一口饭都不吃：这个招人烦的小家伙先是把塑料盒中的牙签全部取出来扔在了地上，然后又打翻了一杯水，之后又开始拿着烟灰缸在桌子上敲敲打打，大喊大叫个不停。小男孩大概五六岁，面对他的任性吵闹，他的父亲竟然哈哈大笑——这样的态度非常不像中国人。但在这趟闹哄哄的列车上，并非只有这对父子的举动非同寻常，车上还坐满了酒鬼：不仅有喝啤酒的醉汉，还有喝完自己随身携带的米酒以后满脸胀得通红的老头子。

我读了会儿书，然后睡着了，醒来时火车已经开到了湖南北部的岳阳市。这是一座灰暗的城市，周围全是朦胧的大山。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们来到了武汉。1980年时我曾到过这里。它对我来说是噩梦一般的城市，到处是泥泞的街道和黑黑的工厂，充满泡沫的污水从工厂倾泻而出，直接流入长江。现在的武汉比我记忆中的大了些，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几十架高大的起重机正忙着盖新楼，其中包括一家医院。

武汉附近的长江水面大约有一英里（1.6千米）宽，沿江两岸建有栈桥和台阶，同印度恒河边上的石阶码头差不多。在汉口一侧也有许多新的建筑，而且在街上可以看见汽车——我记得上次来时还有老太太在拉四轮和二轮马车。崭新的建筑和拥堵的交通未必能代表进步，但它们的确体现出了某种不同。现代化并没有减少任何中国城市带给人的恐怖感。相反，各种各样建设计划让许多城市看起来比以往更加恐怖。

武汉很冷，人们需要连指手套和靴子来保暖。我隔间里的那几个推销员下车时就是这样的装扮，他们从窗外把行李箱拉了出去，动作相当笨拙。当看见一位女孩拎着条死鱼走在月台边上时，他们露出了困惑不解的表情。

我们离开武汉之前，卧铺车厢的列车员把我叫醒，对我说我得换个地方。

“你睡错床铺了。”她说道。

“没睡错。”我说。我知道她想让我换地方，但我觉得她没有理由说我做错了什么。我让她核对了一遍车票和床铺号，然后我装腔作势了一阵，因为听见她的道歉会让我很有成就感。

“搞错了。”她含糊不清地说。然后，她领我去了另一个隔间，里面有一男一女，还有一个婴儿。

“孩子多大了？”

“两周。”

孩子睡着了，正发出轻微的鼾声，但不一会儿他就开始哭。男人拿出奶瓶喂他，孩子的母亲则离开了隔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