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就是这样。孩子的一切都由这个男的照料，他给他裹了一层厚被子，搞得像育婴袋一样，正用手轻拍安抚着他。他不仅要喂奶、换尿布，还要逗他玩。那女的则在无所事事地四处瞎转，有好几次我都见她在旁边的硬座车厢睡着了。也许她是生病了吧，但我没有问。所有的活儿都是这个男的干。

“是个男孩。”他一边喂奶一边说。

我并没有问他这个。

他是一名医生，他妻子也是。他在北京工作，而他妻子在广州上班。为了迎接孩子出生，他特地去了广州。现在他们全家要到北京住几个月——因为妻子可以休产假。隔间里到处是奶瓶、爽身粉和罐装奶粉之类的东西。他们给孩子用的是一次性纸尿裤，换下来的那些就扔在我床铺下面的桶子里。我并不介意，我喜欢婴儿身上的奶香味，而这个男人照顾孩子时流露出的父爱与关心也让我十分动容。

我在自己的铺位上看书，那个男人在给孩子拍奶嗝，他妻子就在一旁看着。我喝了点广东产的雪利酒。此时此刻，我仿佛同这个小家庭共处于一间林子里的小木屋。晚餐时我点了这列车的特色菜“铁板鸡块”——用一个热铁盘装的鸡块，油在盘子里咝咝作响。餐车的环境真是与这道菜相得益彰——锅炉上冒着蒸汽，人们大声说着话，啤酒的嘶嘶声夹杂其间，抽烟的人在吞云吐雾，服务员将装满菜的盘子重重地搁在桌上，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空盘夺走。

和我同桌的两个年轻小伙子已经喝得半醉。我喜欢这种穿行在夜色中的拥挤餐车，服务员一盘一盘地上菜，大家狼吞虎咽地进食。

“我们卖电灯泡和各种灯具，”其中一个小伙子说道，“已经在外面推销了一个礼拜，现在我们要回家。”

“你家在哪里？”我问。

“哈尔滨。”

“我正打算去那，”我说，“我想去看看冰雪节和大森林。”

“太冷了，什么也没法看，”另一个小伙子说道，“恐怕你到时候只想躲在房间里。”

“这很有挑战性，”我说，“不管怎样——到底有多冷？”

“零下22华氏度（零下30摄氏度）。”他说着给我倒了些他的啤酒，并同我碰了杯。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视作理所当然了。他们的关注有时会让我感到无所适从，比如我在本子上涂涂写写时，他们会探身靠近我的肩头，想看看我写的是什么；又比如我看书时，他们那些迷茫的脸就会凑上来，深深地沉醉在其中的英文单词里。然而，他们的好奇与善意却是真实的，总体来说他们对陌生人非常友好，可以说是坦诚有度。

“你们经常到处跑吗？”我问。

“是的，全国各地都去，但是不出国，”第一个小伙子说，“我想出去，但是出不去。”

“你想去哪个国家？”

“日本。”

他的话让我大吃了一惊。我的心情肯定已经写在脸上了，因为这位中国推销员问我怎么看待他的选择。我说：“我觉得有时候日本人很令人恼火。”

“美国人还朝他们的土地上扔了一颗原子弹呢。”

“那是太坏了，不过同志，是他们先轰炸珍珠港来发动战争的，难道不是吗？”

“没错！”第二个小伙子说，“就在同一天，他们占领了上海。”

中国人认为说别的国家坏话是不礼貌的行为，当有外国人在场时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咯咯地笑了。贬低日本人的行为太不妥当了！不过真的太有趣了！我们坐在那里一直扯个不停，直到其他人都离开了餐车。后来列车停靠在了信阳。我们已经从湖北到了河南。车站到处是黑黑的冰块和泥泞的融雪，与几天前在广州时棕榈遍布、蜻蜓漫天飞舞的景象大相径庭。

在我的隔间，那个男人同他的小儿子依偎在一起，他的妻子在上铺躺着。他们都睡着了，我听到了婴儿特有的笑声和呼吸声。男人不时把腿伸出床去，然后起身用搪瓷杯和茶壶里的热水给孩子冲一些雀巢力多精。他很体贴：他没有打开隔间里的灯，而是借了过道上的光。孩子哭闹得越来越厉害，这位父亲把奶瓶塞进了他嘴里，于是一阵心满意足的呼吸声传了过来。他真的是位耐心的父亲。列车一路上停了又走，为了让一列开往南方的快车通过，我们在侧线上等了一段时间，所以有所延误，不过后来又同那些孤独的货运车一起热热闹闹地继续上路了。在一片黑暗之中，男人对着孩子柔声低语，还唱歌给他听。孩子困了，他就用被子把他包好，自己悄悄地蜷在他的身旁。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了窗外沉沉的风声，并感受到了阵阵寒流——与此同时，日光也显得有些诡异——这些都是降雪所导致的。列车正在艰难地同暴风雪抗争：这样的情景很美，就如同在汹涌的大海上乘风破浪一般。

车上的喇叭开始广播了。早操时间结束了，预先录制好笑声的喜剧节目也放完了，现在正在放外国音乐，先是《卡门》中的选段，接下来是《莱茵石牛仔》《家乡青青绿草地》《圣母颂》和《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我喝了绿茶，看着窗外的狂风暴雪。风雪逐渐减弱，但天气似乎更冷了。地上是浅褐色的冻土，掉光了叶子的树木矗立在一片白雪之中，显得纤弱无力。积雪覆盖之下的小镇和城市不再如梦魇般可怕。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改变，没有任何工作因暴风雪而中止。驴子依旧在拉着堆满干草的车，工人们依旧你拥我挤地去工厂上班，戴着毛线帽、背着书包的孩子们正穿过田间小路去上学，从积雪中开辟出来的道路上，有很多人在骑行。

天空的颜色如灰烬一般。太阳偶尔会出来几分钟，慢慢变成一个饱满的圆形，但是它的橙色非常黯淡，就像一个快要烧坏的旧灯泡。它先是悬在空中，然后开始微微颤抖，最终又回到云层后面。

车上还是很吵。有个男人在大声喊叫——他并没有生气，而是在跟人正常说话。我突然想到，很多监狱里的情形肯定也是这样：广播里传出的永远是权威者的声音，人们都挤在一起，没有半点隐私可言。因此，对于习惯了沉默和独处的人来说，在中国旅行是一次奇特的经历。

我们离北京越来越近，在积雪的覆盖下，结冰的田地和犁沟的轮廓显得更加清晰。铁路旁边的煤场内，人们正用铁镐和铁锹铲着煤堆。积雪并不深——只不过因为风很大，导致有几英尺的地方比较紧实。顺着那个方向，透过如烟似雾的空气向前望，可以看见在这座拔地而起的城市中有许多起重机和吊杆。

***

由于这是一座位于蒙古边缘的北方城市，并且地势平坦、空气干燥，所以北京有着美丽的天空。冬日的空气最为冰冷，却也是天空最蓝的时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的国家称作“天下”，意思是“天空之下的一切”——遇上好天气的时候，天空真是美到不行！它明净得如同一片海洋，却又完整得没有一丝缝隙和波纹，就连一片云也看不到。它无穷无尽、平平整整地铺展开来，变得一天比一天冰冷，可是到了冬日的黄昏，它又将化作一片灰烬。

我心想，再次造访长城的时候，那里应该空无一人吧。约翰逊博士曾告诉过包斯威尔他有多渴望来中国看长城，但鲍斯威尔本人却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成行，他家中还有孩子要照料，怎么去得了中国呢？

“先生，”约翰逊博士说道，“去中国这件事有着重大的意义，你会因此而把孩子教育得更加出众。你的精神与好奇心，将在他们身上投射出无限光辉，他们将永远以有一位曾经参观过中国万里长城的父亲为荣。我是认真的，先生。”

无论如何，这里并不如我想象中空旷，而是挤满了游客。长城上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

这倒是给了我一些灵感。把长城比作“蛇”已经很接近了，但实际上它更像一条龙。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动物（“在他们的等级划分中，龙是仅次于人的生灵”），而且直到最近——八十或一百年前——中国人还相信龙的存在。有很多人报告说他们见过活龙——当然一些龙骨化石也已经陆续出土。龙对他们来说是祥兆，是守护神。凶猛残暴的龙和屠龙者在中国是不存在的，龙是中国最友好亲切且最经久不衰的象征之一。而且，我发现长城和中国龙之间有着迷人的相似之处——长城的形态也很曲折，沿着高低起伏的蒙古山脉蜿蜒向前；它上面那些垛口就像龙脊一样，而筑墙的砖块就好似龙身上的鳞片；它弯弯绕绕，一副保家卫国的架势，从世界的这头不断地延伸，直到世界的那头。

从长城回来的路上，我顺道去北京大学逛逛。这所大学地处市郊，校园环境如同公园一般，有许多松树、一座人造小山和一个美丽的湖，但此时湖水已经结冰。瘦巴巴的学生们两颊通红，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在冰面上滑行，偶尔有人跌倒，他们的耳罩也随着身体起伏摇晃。

这些年轻人穿着嘎吱作响的旧溜冰鞋，脸已经冻得通红，但是神情却很愉悦。为了融入他们，我借了一双溜冰鞋，看着我不断跌倒，出尽洋相，他们开始变得对我非常友好。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你对中国怎么看？美国学生同中国学生相比如何？喜欢吃中国菜吗？会用筷子吗？最喜欢哪座中国城市？他们身上有些傻气，但很讨人喜欢，他们的牙齿都不怎么整齐，手也冻得惨白冰凉。当我问他们有没有女朋友时，他们会转过脸去咯咯地笑。

清末时提出修建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广州至武昌）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汉口至成都）。

威利·罗曼（willyloman）是美国作家亚瑟·米勒（arthurmiller，1915—2005）名剧《推销员之死》（citedeathofasalesman/cite）中的主人公。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1709—1784），英国著名文评家、诗人、散文家和传记作家。

詹姆士·包斯威尔（jamesboswell，1740—1795），英国作家，《约翰逊传》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