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桂林火车站登上了去长沙的列车，车里相当冷清，跟要闹鬼似的。这是一趟老式火车，车厢很陈旧。它刚从广东沿海的湛江开过来——对我来说也是个陌生的地方，将要开往长江边上的武汉。太阳刚刚落山，但天气依然很热。我换了睡衣，开始读《绑架》，后来我睡着了，梦中仍在乘这趟车旅行。

我梦见列车在某个车站停下，四周一片幽暗，全是没有叶子的树。那是一栋大型木质建筑，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有着高高的屋顶和露台。我明知那不是我的目的地，却还是下车走了进去。建筑的墙壁被刷得雪白，棕榈树盆栽摆得到处都是，大厅中间有铁轨穿过——售票窗口附近有两三个站台。这让我感到非常混乱。

因为想在日记里记上一笔，我问道：“这是什么站？”

一个中国男人答道：“你问问这里的人吧。”

我看见了几个工人，他们穿着满是油污的工装裤在铁轨上敲敲打打。我认为他们是黑人，或者是有一半黑人血统的中国人。

他们附近有个人说道：“这个车站是英国人建的。”

那些黑人工人里根本没人会说英语。其中一个人用中文说道：“你问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孔夫子啊。”

我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我走近去观察他们，他们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那些黑人一样，肤色不是很深，苍白的眼睛，目光仿佛能洞穿一切。

此时我意识到自己在这里停留得太久，我的火车就要离开了。我开始惊慌失措，一些游客挡住了我的去路。一位矮胖的妇女出现在我面前。

“您是保罗·索鲁吗？”

“不是。”说完我便从她身旁溜走了。

然而，我走错方向来到了七号轨道，但我的车停的是五号轨道，于是我只能来回地跑。

有一名游客在嘲笑我，另一名则说道：“英国人以孔夫子的名字命名了这座车站。”

我终于在最后一刻赶上了车。此时我从梦中惊醒，躺在摇摇晃晃的铺位上直冒冷汗。时间已经是半夜了。窗边的煤烟和叮当声跟我梦里的一模一样。列车在拂晓前抵达了长沙。这里的街道很宽阔，但现在却是既炎热又昏暗。方先生跟在我身后，一直在小声嘀咕着什么。

“方先生，怎么了？”

“火车！”他说着，然后大笑起来。大清早就听到这样的笑声，真叫人瘆得慌。然后他又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说道：“火车！”

他变得越来越虚弱。

***

在所有中国人心目中，长沙总会与关于毛主席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毛主席的出生地韶山就位于附近。他在这里上过学，教过书。他在长沙领导创建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当时他四处演说，为共产党招贤纳士。长沙是他的城市，湖南是他的故乡。年复一年，只要中国人有机会出游，他们就会虔诚地来到这里缅怀毛主席，韶山往往是他们旅程的最后一站。

方先生不想再谈毛主席，也不想再谈政治，他只想继续干自己的工作——他在北京还有事情要做。他不会明目张胆地表示厌倦了跟着我，因为他没有这么粗鲁无礼，但我知道他已经忍无可忍。这几天我们每次上车，他都要叹息一番，而他在长沙火车站大喊“火车”的样子让我相信，他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他的沮丧反而让我的心情变得格外好。我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一直都想来毛主席的出生地看看，顺便采访一下这里的“朝圣者”们。长沙人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他一生极少犯错误，就算犯错，也都是很小的错误。”叶先生边说边向我展示着位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一尊毛泽东塑像。这尊塑像巨大无比——毛泽东身穿大衣，头戴帽子，正向大家挥手致意。

“你为他感到骄傲吗？”

“当然！”他的语气有些不屑，“他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感到骄傲！”

邵先生说：“大部分中国人都为他感到骄傲，但也有少数人不这么认为。”

“邓小平说他是伟人！”叶先生义愤填膺道。

我提议道：“我们一起去毛泽东博物馆吧？”

“那里关掉了。”邵先生说。

“真的吗？为什么关？”

他们陷入了沉默，而这沉默则意味着：别问了。

“那么去看看毛泽东过去教书的中学好吗？”我问。

叶先生皱了皱眉头说道：“那儿离市区有十公里，开车时可以顺道经过，但我们不能进去，里面不是特别有意思。”

可是人们过去都是来这里朝圣的！

“我建议去湖南历史博物馆，”邵先生说道，“那里有一具两千年的女尸。”

那位夫人一丝不挂地躺在一具灌满福尔马林溶液的透明树脂棺材中，因为腐烂和解剖的缘故，她的面部显得很难看。她身上的肉皱皱巴巴，有点泛白，嘴张得很大。她是汉朝人，死前不久才吃过甜瓜，柜台里还展示着从她的胃中取出的瓜籽。实际上，她整个胃都可以看到——所有的脏器都存放在一个罐子里。中国人蜂拥而至来这家博物馆参观的理由，和我童年上学时去哈佛的阿加西博物馆差不多。在那里我曾见到一个用大罐子封存的大猩猩头颅，它果冻状的双眼已经松弛脱落，浮到了罐内液体的上方，这令我非常着迷。现在想来是多么可怕的趣味。

人们在长途旅行时往往容易低估大城市的规模，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因为旅行者心怀敌意或行事草率，而是因为他渴求心安。面对着一张张毫无魅力可言的冷冰冰的中国城市面孔，我试图把它们想象得简单一些，并努力从中寻找乐趣。长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知道这里有好几所大学和一些技校、医院和医学专科学校——大多数中国城市都是如此配置的，这要归因于中国对于实现自给自足以及发展健康和教育事业的决心。此类项目和院校的建设对于中国人来说迫在眉睫，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非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会沉迷于修建奢侈的机场或高速公路这样华而不实的事业。中国人对于面子工程非常不屑，认为拿别人的援助款做这些事非常可悲，是落后的表现。总体而言，中国人难以理解那些不愿意牺牲的人。这的确让人钦佩，但不断地见到这些乐于奉献的中国人也让人觉得很疲惫。在走访了第二十家医院和第四十所大学后，我决定不再继续。

所以说，长沙有的不仅仅是关于毛泽东的记忆和腌在棺材里的两千年不腐女尸，只不过其他的东西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已。在我看来，这里的旅馆和大学难以区分，而医院和监狱也没什么两样。中国的建筑向来有多种用途，这让人感到苦恼不已，所以几乎没有办法可以将这些地方加以区别。外国人在中国（除了三四个大城市外）最常遭遇的一种情况就是：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房间醒来，看见满是水渍的天花板、破旧的窗帘、表面凹凸不平的暖水瓶和稀巴烂的地毯，根本搞不清自己是学生、客人、病人还是囚犯。

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我在长沙见到了四个来自湖南省旅游局的人，其中一位叫孙兵的先生跟我说：“我们是旅游局销售部的。”于是，我确信情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

“我们要让外国朋友知道，这是一个多棒的省份。”李先生说。

“因为毛主席的关系吗？”

“不仅仅如此，”张先生说道，“武陵源是我们的一大秘密武器。”

“这是另一位政治家的名字？”

“不是，它是一个地区，比桂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美。”

“也是石灰岩山区？”

“当然，但是形态更美，”孙先生回答道，“更有意思，而且规模更大。除此之外还有树林和小鸟。”

“还有少数民族。”陈先生说。

“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孙先生补充道，“综合看来是最具吸引力的。”

我心想，你们继续吹牛吧，我喜欢这样。四个新认识的中国人一起向我推销着他们本省的风景奇观，让我再次想到：中国人这么快就觉醒了。

“人们现在对这个地方还一无所知，”张先生说，“它还是个秘密之地，现在没人去那。”

“为什么呢？”

“因为附近没有旅馆，但已经有一个在建了。宾馆一旦建成，这个地区就会驰名世界的。”

李先生说道：“湖南是个美丽的地方，应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它。我们可以同其他省份一较高下，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缺。到目前为止，人们来这都不是为了看风景，但马上他们就会注意到这个的。”

他边说边领我走到了一张桌子前，我们在那吃了很长时间的午饭。桌上都是湖南菜——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好吃的食物。桌上的菜有青蛙腿、甲鱼、鸭子、肚片、海黄瓜（其实就是海参）、汤和蔬菜，没有米饭和面条：那种食物是给味觉比较迟钝的人填肚子用的。我知道他们在竭尽全力获得我的认可，请“洋鬼子”吃饭的初衷竟然如此单纯，这让我感动不已。中国人有时候做起事情来极不灵活，为了请人帮忙，他们会安排出一桌满满当当的宴席，还是说这才是灵活的表现？无论如何，他们发现自己的办法是奏效了。就算他们不再请我吃一顿青蛙腿，我也很乐意赞美一番湖南的山景。

***

“到目前为止，人们来这都不是为了看风景。”李先生这话千真万确，人们来这里都是为了朝圣。他们以前要向西步行75英里（120千米）才能到韶山，后来——在1960年代末铁路修好之后——也可以搭乘中国最奇特的列车过去。过去，人们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暗喻毛主席出生在这里，这个说法至今仍深得人心。为了纪念毛主席，还有中国人曾给自己取名“韶山”，我就遇到过不只一个“李韶山”。

在1960年代，每小时都有好几趟车去韶山，但现在每天只有一趟。列车早晨六点从长沙出发，三小时之后到达，傍晚再从韶山返回。这是一列老旧的蒸汽火车，行驶的这条铁路支线早已被人遗忘——它的使命其实早已完成。

过去人们经常从长沙步行到韶山，即便定期往返的列车开通后也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红卫兵们和革命者们希望借此来证明自己的热情，也因为毛泽东把长途跋涉当作他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号召大家“练好一双铁脚板”。他认为中国人民都应该有坚硬的脚板，因为如果那支“无名的军队”试图入侵中国的话，大家也许有必要从城市撤离。他们被要求制造砖头，还要挖战壕、沙坑和防空洞。他们还被命令锻炼腿脚，在休息日要徒步20英里（32千米），以便练就一双“铁脚板”（小王告诉我：“最后我得到的只有一脚水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花四天时间从长沙跋涉到韶山，边走边唱《东方红》和《韶山升起红太阳》之类的歌曲，夜晚就在农民家的小屋借宿。他们还会唱一些《毛选》的配乐片段，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歌曲的结尾是一句振奋人心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毛选》中我最喜欢的是一首节奏欢快的歌，我想它一定曾为通往韶山的漫长旅途增添不少活跃的气氛，歌词是这样写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他们在火车上也唱这样的歌，并且还挥舞着旗帜。他们戴着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纽扣饰品和徽章，胳膊上套着红袖章。1966年的某一天，一支12万人的队伍挤在韶山这个小村庄，人们高声唱着歌，手拿“红宝书”向毛主席请安。

二十年后，我乘火车来到韶山，车上空荡荡的，车站也是。月台出奇地长，一个人也没有，铁道两旁也是这样。目之所及，连一个鬼影都看不到。车站很整洁，但这只会让空旷的四周显得更加奇怪。这里到处都很干净，整体是忧郁明净的蓝色，像是刚上的漆，但它已彻底为人所遗忘。停车场没有一辆汽车，售票窗口空无一人。车站上方悬着一幅毛主席画像，宣传栏里用中文写着：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我在村子里四处闲逛，心想应该没什么地方比一辆车都没有的停车场更空旷了吧。然而，我一路却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地方，都是为大巴车而准备的。这些地方面积巨大，上面却什么也没有停。我住进了宾馆，来到几乎空无一人的餐厅，在毛主席的肖像前坐下吃饭。

韶山的人潮已经退却，如今它已成为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小镇——走到哪里都觉得魅影重重，回声阵阵，而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这里其实很漂亮，是郊外度假的好地方，身边到处是迷人的树木和碧绿的稻田，溪水从村中穿过，将一片片荷塘注满。要是在任何别的地方，这样空空荡荡的氛围也许会让人感到沮丧。但是人们不再热衷于此地，却表明了一种健康的心态——他们现在拒绝膜拜政治家，还有比这更健康的吗？再说，能见到的少数几个人也都是来野餐而不是朝圣的。

毛泽东故居位于村子远端的一片林间空地之中。房子面积很大，黄色灰泥墙和颇具湖南特色的设计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大庄园——室内阴凉通风，有一个前厅，可以望见屋外美丽的田园风光。毛泽东于1893年12月出生于此。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有清楚的标示，比如父母的卧室、弟弟的卧室、厨房、猪圈，等等。看得出来，房子的主人家境殷实——毛泽东的父亲是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农民”，善于理财和经营田产。他家的房子空间很大，有一个大谷仓和一个宽敞的厨房。厨房内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母亲用过的火塘（上面放着“请勿触摸”的牌子），它旁边的标示牌上写着：“1921年春，毛泽东在火塘边召开家庭会议，教育亲人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横屋的牌子上则写着：“毛泽东1927年考察韶山农民运动时，在这里召开过小型会议。”

它既不是林肯的小木屋，也不是丘吉尔的布伦海姆宫，更不是保罗·列维尔的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屋子里没什么东西。附近的几个中国人对于这栋房子本身好像并不在意。他们坐在树下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轰响。女孩子们穿着漂亮的长裙，单从这些衣着就能看出她们的不在意。然而，这些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过去众多的游客让韶山成为政治热情的象征，而如今空空如也的景象却又透露出人们的冷淡。在某种意义上，有些东西被忽略起来会比被摧毁显得更具戏剧性，因为它的存在即代表着对于过去的某种改观。

路边有个小摊在卖明信片，但明信片上只有一种风景，就是毛泽东的出生地（那所位于林间空地之中的房屋），同时在卖的还有一些毛主席像章。来中国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张脸出现在商品上，但即便如此，也只是小小的像章而已。除此之外，他们还卖印有“韶山”二字的毛巾和茶巾。

我走进了毛泽东纪念馆中的商店。

我说：“我想买一枚毛主席像章。”

“没有了。”售货员说道。

“那毛主席画像呢？”

“没有。”

“‘红宝书’有没有？或者别的毛主席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