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岩洞样子很怪异，类似迪士尼的风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俗气——上帝这次的作品可不怎么有品味，就像用聚酯材料或者混凝纸浆做出来的。水流不停地下滴，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大块的泥灰岩从洞顶垂下。在地下冒险者的眼中，这里就好比洛杉矶的日落大道或者上海的外滩。人们成群结队地从洞中穿过，脚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打滑，导游则不停地介绍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

“我们把这块叫做‘莲花石’，这块是海螺壳，这块是象脚石——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块是鲤鱼……”

我抛下了蒋先生和方先生，来到岩洞下方的漓江旁边看小船。有些自住船是可以出租的，于是我租了两位老太太的一条船。我们顺流而下，经过了一些多岩而秀美的石山以及几座寺庙。过了一阵子，她们表示不能再往前走了，否则将无法用竹篙把船撑回去。漓江的水蜿蜒向南，先汇入桂江和西江，再流向广州。我问她们有没有到过那么远。

“到过，但不是坐这样的小船。”她们有着含糊不清的广东口音，说起话来像鸭子似的嘎嘎直叫，而且她们的普通话跟我一样糟糕，“我们是坐大船去的。”

“为什么不坐这种小船？”

“坐小船去就回不来喽。”

她的意思是，你无法撑着竹篙从广州逆流而上到桂林。是的，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

然而，有个想法开始萦绕在我心头：我想带一艘折叠式皮艇之类的小船来中国，再到桂林这样的地方把它装好，然后划过一条又一条河流，困了就睡在岸边的树下。这样的方式既可以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这个国家，又可以避开方先生和蒋先生这样的人。要是厌倦了这个地方，我可以伴随着汩汩的水流声穿过某个泥泞的河口，径直奔向中国南海。

艰难地划行了一段时间后，这两位老太太把船停在了漓江南岸的一个渔村附近，打算休息休息。岸边的浅滩上有一些造型简单的像竹筏一样的小船，用六七根大竹子弯曲捆绑而成。除此之外，还有些舢板和自住的船。很多船上都有鸬鹚停栖，这两位老太太叫它们“乌鬼”或者“鱼鹰”。

在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来中国的西方旅行者名叫鄂多立克，是来自意大利弗留利的一名传教士，他曾在书里描述过这种鸟。鄂多立克于1321年离开乌迪内的方济会修道院，到东方旅行了三年，整个旅途中他都光着脚。他坚韧而虔诚，对待自己非常严苛，一路只穿一件粗糙的布衣。

他从沿海城市福州出发，旅行了三十六天之后，到了一家旅社寄宿，旅社的主人对他讲：“如果你要看美妙的捕鱼，随我来。”

那已经是660年前的事了，但中国人至今仍未改变用鸬鹚捕鱼的方式；所以鄂多立克的叙述仍然有效：

于是他领我上桥，我看见他在那里有几艘船，船上的栖木上系着些水鸟。这些水禽，他现在用绳子圈住喉咙，让它们不能吞食捕到的鱼……再把水禽放出去。它们马上潜入水中，捕捉大量的鱼，一当捉住鱼时，就自行把鱼投入篮内，因此不多会儿功夫，三只篮子都满了。我的主人这时松开它们脖子上的绳，让它们再入水捕鱼供自己吞食。水禽吃饱后，返回栖所，如前一样给系起来。

我们附近的一条船上停着十七只这种鸟。有个小男孩正在刷一个泥乎乎的桶，他跟我说这鸟要三四百块钱一只，但两位老太太告诉我真实的价格要接近一千块。不论是多少，一二百英镑已经是一大笔钱了，因此这些鸟必须要真的能够自谋生计。渔民在它们的脖子上套了个圆环，以阻止它们吞食捕到的鱼。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中国人对待动物的方式相当残忍，但他们也很注重实际。他们可以把猪塞进车里带去市场交易；也可以把水牛赶进货运车厢；还可以把几只鸡捆在一起，好让买主方便带回家；但必须对昂贵的鸬鹚悉心照料。我看见一只船上有个男人像抚摸猫咪一样抚摸着一只鸬鹚，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同它玩耍；另一个男人则在给一群鸬鹚喂食，边喂边轻抚它们的羽毛，用鼻子在它们身上蹭来蹭去。

所有这些鸟都如同流亡者一般。它们都属于普通鸬鹚，是如今唯一用于捕鱼的鸬鹚种类。人们在遥远的沿海省份山东抓到它们以后，会把它们装进篮子，再通过货运列车运来此地。

我们又乘着那条自住船继续上路了，我拿起一根竹篙在船的左侧撑了起来。然而，小船不知不觉陷入了一股急流，虽然我的块头比对面跟我搭档的老太太要大上一倍，但我根本无法应对，另一名老太太只好接过手来替我度过难关。当我不再瞎捣乱，她们二人默契而敏捷地把船撑回了城里。

***

再次见到蒋先生是好几天之后的事了，我趁那几天到街上走了走，还去市场转了转（市场上到处是珍奇的鸟类和漂亮的甲鱼，不过都被关在笼子，显得无精打采的）。我搭游船从漓江顺流而下去了阳朔，沿途都是低矮起伏的石灰岩山丘——其实它们不是很有山的样子，倒是更像一个个松果和驼峰，碧绿的河水中有它们模糊的倒影，就好像这些山是直接从倒影中破水而出的一样。船上挤满了自以为是的游客，他们不停地叫嚷着：“要是在这里建所房子多好啊！”“应该把那个叫做‘多莉·帕顿山’！”然而，考虑到这里到处都是奇情妙景，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在浑圆的山丘和一片片竹林间，有孩童在游泳，有男人在捕鱼，还有水牛仰着鼻子在河里淌着水，偶尔它们会没入水中，去扒一扒水底的野草。

即便下着雨，即便游客闹哄哄的，沿途60英里（96千米）的风景仍然是蔚为壮观。游船在阳朔放缓了速度，我的视线如慢镜头般平扫过河流低岸的小镇。岸边的石头栈桥有着古雅的桥顶，穿得五颜六色的中国人正等待着游船载我们上岸。游客们纷纷下了船，小镇立刻喧闹起来，我们被人团团围住——其中有小贩，有商人，也有挥着竹制痒痒挠的老太太。为了这艘船的到来，他们已经等了整整两天，时间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没有游客会在阳朔久留。

满脸皱纹的中国男人身穿黑色长衣长裤，头戴灯罩一样的帽子，鸬鹚稳稳地停在他们肩膀上拉着屎，如果游客想给他们拍照，他们会索要一元钱一张的费用。他们卖的东西多种多样，比如风筝、茶托、围裙、餐巾、扇子和雕花沙拉碗。我被一副手工制造的眼镜吸引住了——就是那种戴起来很像中国学究的眼镜，于是我把它买了下来。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一个银盒和一个老旧的木偶头。这是典型的面向游客的市场，其中大部分商品都是废物，偶尔有一些可爱的手工艺品，以及几个从潮湿的阁楼里拿出来非法售卖的宝贝。中国人讨要起价钱来非常狠，游客们为此惊叹不已。这些人已经孤零零地过了几十年共产主义生活，他们根本没有权利知道自己摊位上那些东西的真正价值，照理说应该有点不了解行情才对吧？然而，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不了解行情的往往是游客。小贩们几乎不会在价格上让步，要是有游客对他们大声嚷嚷，他们会以牙还牙地吼回去。因此，就算这只是个泥泞河岸上的小镇，就算它地处漓江上遥远的弯道，便宜货也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中国普遍存在的事实，也许也正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关键所在。我心想：中国人这么快就觉醒了。

那天夜里，蒋先生突然从我宾馆的一盆棕榈树后面冒了出来，把一个长得跟猴子似的男人介绍给我。

“这是我们的司机。”他说道。

“我姓齐。”那人说话时仿佛带着笑容。但他并不是在笑，只是在自报姓名而已。

“我已经照您的要求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蒋先生说道，“司机会带我们去桃花——‘桃园饭店’”。

司机迅速戴上了一副手套，猛地为我拉开了车门。蒋先生坐到了前排副驾驶的位置。调整了镜子角度之后，司机把手伸出窗外做了个手势——尽管我们身处停车场，目之所及没有任何别的汽车——然后驶向了空荡荡的马路。开了50码（45米）左右，他又停了下来。

“出什么毛病了吗？”我问。

蒋先生先是发出了一阵胖男人般的笑声：“吼！吼！吼！”然后又用一种无聊的口吻补充道：“我们到了。”

“我们根本没必要开车，不是吗？”

“您是尊贵的客人！绝对不能让您走路！”

我早就明白了，中国人几乎见谁都这么说话。每次有人用这样正式又略带谐谑的口吻跟我讲话，我就知道自己又被忽悠了。

进桃园饭店前，蒋先生把我拉到一旁说：“今天我们有蛇汤喝，还有鸽子吃。”

“棒极了。”

他摇摇头：“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太常见了。”

“还有别的吗？”

“进去再告诉您。”

然而，进去之后他们在餐桌旁商量了半天，说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最后蒋先生跟我说：“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餐桌。现在我得走了，司机和我要去隔壁的小房间吃。请坐！不用管我们，您自便！”

同样，这也是个明显的暗示。

“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吃？”我问。

“噢，不行的！”蒋先生说道，“小房间是中国工人吃饭的地方，我在小餐桌上吃饭会感到很自在。”

我心想，有点太夸大其词了吧，但因为这顿饭我又有点过意不去，独自一个人吃好东西会让我觉得自己很自私。

我说：“这么大的桌子呢，一起吃吧。”

“好吧。”蒋先生故作敷衍地答应道，并示意司机跟他一起留下。

叫司机同桌吃饭是很平常的事——实际上，中国人在长途旅行中总喜欢把司机视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赴宴时会邀请司机一起，出游时会与司机同行，而且旅途中的每一顿饭都不会让司机缺席。我觉得应当鼓励这种文明有礼的行为，所以并没有提出异议，尽管这位司机只载着我走了50码。

“这顿饭是特别准备的，”蒋先生说道，“我们有鹤可以吃。可能还有一种叫鹌鹑的鸟吧。还有很多别的，连违禁的东西都有。”

“违禁”两个字并没有再让我感到兴奋，原因是这天夜里很热，同时我认为这个年轻人不大可信，而且自己也不是特别饿。

“我们喝两口吧，”蒋先生说着便倒了三杯酒，“这是桂花酒。‘桂林’就是‘桂花林之城’的意思。”

我们大口喝起了酒，这酒很像糖浆，还有点药味。

食物一波接一波地上桌——种类很多，但份量都很小。也许是觉得它们很快就会被吃光，司机开始不停地往自己的盘子里装菜。

“那个是甲鱼，”蒋先生说道，“漓江里的。”

“那个是违禁的，”他压低了声音说道，“娃娃鱼，非常稀有，非常美味。这种鱼很难抓到，而且是违法的。”

这道菜是用小块的白色鱼肉加上调味汁炖煮而成，味道鲜美至极。司机正忙着用筷子扒来扒去，寻找着最肥厚的鱼片。

蒋先生蹑手蹑脚地靠近我，用中文含含糊糊地说道：“这是麂子，山里抓来的，也是违禁的，里面放了洋葱。”

“麂子是什么？”我问。

“一种吃水果的兔子。”

全世界都知道麂子是一种小鹿，而且被认为是有害动物，在伦敦郊外的高尔夫球场经常可以见到。马可·波罗当年曾在西凉王国发现过一种叫瞪羚的动物，外表和鹿也很相似，他在游记里写道，“瞪羚的肉也颇为可口”，还将干瞪羚的头和脚带回了威尼斯。

我把鸽子、蛇汤、麂子、鹌鹑、鱼肉和甲鱼都尝了一遍。这些东西的味道都很好，但中国的野生动物是如此之少，因此这顿饭让我感到既恐怖又压抑。这些动物在这个国家都濒临灭亡。我总是很讨厌中国人吃珍稀动物，比如熊掌、鱼唇和鹿鼻。我读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老虎数量正越来越少，但中国人却仍在不停地屠杀它们，迷信地拿它们来治疗阳痿和风湿病，这简直让我作呕。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的行为也很恶心。这种吃法只能拿来供骄纵的富人消遣。

“您觉得怎么样？”蒋先生问。

“我喜欢甲鱼烧竹笋，”他继续说道，“麂子肉有点咸。”

“你以前吃过这个？”

“噢，是的。”

“司机觉得如何呢？”我问道，并且试图在心里描述蛇肉、鹌鹑和鸽子的味道。我笑了，心想不论什么时候，人们只要吃到野味，总是会说它们的口感像“鸡肉”。

司机一声不吭，没完没了地往嘴里塞着食物，他猛地把筷子伸向装甲鱼的盘子，夹了一些放进自己的碗里，然后狼吞虎咽起来。吃娃娃鱼时他也是这副熊样。

“他喜欢吃这个鱼。”蒋先生说道。

司机头都没有抬一下。他吃东西的样子就像在荒野中捕食猎物——时不时异常机警地停顿一下，眨眨眼睛，然后就像动物用爪子那样，飞快地把筷子伸向食物，把它们夹起来，迅速放进嘴里。

这些违禁食物吃得我后来有点想吐，那感觉就像一个印度教徒刚吃完牛肉汉堡。我表示要步行回旅馆，但蒋先生试图把我拉进车里，然而我还是挣脱了。再后来，他一边用热情的大笑掩饰自己的羞怯，一边把账单递给了我：200元。

这真是一大笔钱：这个数目相当于这些年轻人四个月的收入，也足够老外买一张从桂林到北京的机票；中国最好的“飞鸽牌”豪华自行车，两辆加起来也不过这个价钱；长城喜来登酒店一晚上的房费都没这么贵。用这些钱可以买到一台好收音机，也足以支付上海一间小公寓两年的租金。在吐鲁番的巴扎内，这么多钱可以买到一个古董银碗。

我把钱给了蒋先生，想看看他会如何反应，但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他这是在敷衍了事。不论受到了怎样的热情款待，中国人总是无动无衷。然而，我坚持要一探究竟。

“司机对这顿饭印象很深吧？”

“根本没有，”蒋先生答道，“他吃过很多次了，哈哈！”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着——我在中国很少听见如此纯粹的笑声。

它仿佛是在对我说：我们经常这样骗老外。

身为老外的我，肯定被他们当作了从某个穷乡僻壤来的浑身毛的大鼻子怪物。在中国人眼中，外国人都是乡巴佬。我们的国家都是挤在“中原王土”边缘的蹩脚小国；我们居住的地方微不足道却又千奇百怪。他们曾以为，为了不被老鹰抓走，我们会把自己跟别人捆在一起。我们有一些社会很奇怪，里面全是妇女，她们盯着自己的影子看就能怀孕。我们的鼻子长得像食蚁兽，体毛比猴子还多，体味闻起来跟死尸一样。我们当中有个奇怪的种族，那些人胸口上长了个洞，只要用杆子从洞里穿进去，一个人就能把另一个人扛着走。如今这样的观念大都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却造就了一些自欺欺人的谚语，其中有的似乎也无不道理。所以，我刚才听到的笑声应当是发自内心的。

都匀，贵州省南部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

马尾，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

《绑架》（citekidnapped/cite），苏格兰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ewisstevenson，1850—1894）创作的历史冒险小说。

此处是对“raccoon”发音的模仿。

编者注：明十三陵方位明确，且有地上建筑。1955年，在历史学家吴晗的组织下开始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挖掘工作。

鄂多立克（friarodoric，1286—1331），又译为和德理，中世纪著名旅行家，著有《鄂多立克东游录》。

弗留利（friuli），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自治区。

乌迪内（udine），位于弗留利大区的一个城市。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66页。

同上，第66—67页。

多莉·帕顿（dollyparton，1946—），美国歌手，以创作和演唱乡村音乐而闻名。

编者注：指清代小说《镜花缘》中描述的靖人国、女儿国、毛民国、穿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