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对于中国西部的铁路来说特别多灾多难，时不时会有牦牛冲进铁轨拦住火车的去路，沙尘暴也经常发生。就在出发前，我从《中国日报》上得知，刚刚发生了二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沙尘暴，有330英里（530千米）的轨道被沙土掩埋。报道用准确的数字描述了当时的惨状：十二级大风肆虐了整整48小时，“风沙大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十万吨尘土倾泻在铁轨上，致使47趟列车延误，整条线路瘫痪了九天，期间疏散的铁路乘客达一万名。风暴中有人受伤，甚至有人失去生命。甘肃和新疆大片区域与外界的联络被阻隔。

然而，全世界都没把它当回事，大部分中国人也没将它放在心上（充其量不过是报纸上一则小小的新闻标题而已），灾后救济工作开展得十分迅速，从这些方面来看，这是一场典型的中国式灾难和救援。在出现死亡和各种破坏后，铁铲被发放到众人手中，于是列车被挖了出来，铁轨露了出来，防沙屏障立了起来——这次用了围栏来代替草丛。整个社会在技术方面也是一团糟（用“电讯”这个词来概括玩具般的电话、摩斯密码和各种杂乱的记号并不合适），但中国人一旦有可能摆脱困境，他们往往会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大革命”期间举国上下都在挖挖凿凿——就像小王告诉我的一样——为了防备战争，每个人都给自己准备了一个洞穴。现在想来，在某种程度上，长城也可以说是他们挖出来的杰作。此外，毛泽东以前经常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这则古老的寓言所传达的精神常常被挖掘者们奉为圭臬——它的重点在于，那位老人一点都不愚蠢，中国人是可以挖平大山的（即便对于“封建主义大山”和“资本主义大山”也是如此。）

道路清理畅通之后，我就朝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出发了。此行我并非孤身一人，他们派了一个又矮又壮的男人跟着我。这人的脸长得像海狮，在中国并不常见。他不擅长说英语，俄语倒是很流利，对我来说那简直是谜一样的语言。他姓方，就叫他方先生吧。我俩同行是我与铁路局讨论的结果，尽管那些讨论实质上更像是“斗争会”。

他们派了一整个代表团的人来到我的酒店，客客气气地要我推迟行程，同时他们又满嘴好话，用“著名作家”“重要人物”和“外国友人”这样称呼来对我进行道德绑架，让我备受煎熬。的确，我太重要了，太尊贵了，所以不可能让我孤身前往西部，他们必须给我安排一个随从。

我对他们说，我经常独自旅行，并且乐在其中。其实我还想告诉他们，如果我真的需要一位旅行伙伴的话，我肯定不会找钟先生这样的傻大个，他笑起来阴森森的，吃东西还很大声，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当时钟先生、方先生、陈先生和我在酒店的餐厅小坐，钟先生先是朝自己的茶水呼了一呼，然后吸了一口进去，在两颊间来回咕噜了一阵，最后终于吞了下去。他吃面的样子更吵更不雅：先把嘴巴缩成一个小圆洞，再吸进去一团卷起来的湿漉漉的面条，同时还发出像狗那样的低吠声。一听见他的喘息声我就想揍他。

到目前为止，方先生还没怎么说过话；陈先生会时不时插两句嘴，为我们提供帮助。

“为什么要有人跟着我，完全没有道理。”

钟先生又“咻咻”地啜了一口他的茶，大声咀嚼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为了给您提供正确的信息。”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找到正确的信息，”我说，“我有旅行经验，你知道的。”

“可您没有在中国旅行过。”

“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六年前我曾沿着yangtzeriver（扬子江）顺流而下。”

“是changjiang（长江），”他说道，他在给我提供“正确”的信息，好像我不知道中国人管这条江叫什么似的。他像所有的书呆子一样，不仅内心顽固不化，还喜欢找茬。

“我还去过peking（北京）和canton（广州）。”

“是beijing和guangzhou。”他一边大声唆着面条一边说。

“钟先生，我说的都是英文名称。在英文里，我们不会用希腊语管希腊叫hellas，不会用意大利语管罗马叫roma，也不会用法语管巴黎叫paree，所以我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什么……”

“我必须跟着您。”他说。

没门儿，我心想。

“我们今晚就出发。”他说道。

我死了还差不多，我暗自咕哝着。

“我会帮助您的。”他又说。

“相信我，你们能提供帮助真是太好了，”我说，“但我不需要帮助。”

他的脸又大又苍白。他笑着对我说：“我可以帮您拎包。”

于是我问他：“你上过大学吗？”

“上过，交通大学，学的是工程学。”

“所以你应该去做别的工作，而不是拎包。”

“我英语很好，可以给您当翻译。”

“我想提高汉语水平。”

“这个我也可以帮您，”他说，“而且您还可以再教我一点英文，给我讲讲文学，讲讲您的国家。”

“我们好像扯远了。”我说道。

“必须有人好好照顾您。”

“我不想要人照顾，”我说，“我就想坐坐火车，望望窗外。”

“哎呀，不行的，”他说道，“我们必须做到最好，我们的责任就是照顾您。我们还可以陪您聊天呢。”

方先生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我可能也不想聊天，”我说，“我就想坐着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钟先生低头把脸埋向他的茶杯，张开他那煞白的双唇，又对着它呼了一口。讨论一开始——事实上是在大家刚刚相互介绍完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怎么喜欢他了，因为他开玩笑时老让我感觉是在训人。当我回去取一些落在房间的文件时，他一个劲地冲我喊：“别走丢啦！别回不来啦！”

“你们提出要照顾我，真的太客气了，但我一个人可以搞定，”我说，“我可能不想同任何人说话，也不想要你们提供任何友好的帮助。”

接着他们三人用汉语进行了一场快速对话，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方先生在说。他那海狮般的脸、悲伤的双眼和下弯的嘴角，深深地把我迷住了。他说话的样子坚定而威严，沉默倾听时看上去又非常睿智。

方先生讲话时，肥胖粗鲁的钟先生继续大口唆着面条啜着茶。实际上，吃面时发出声响就是他的一种回应形式。我觉得他是被骄纵宠溺坏了，从他喋喋不休的样子来看，我猜想他曾经是一名红卫兵。

他淡定地说：“方先生说他跟您一同去。”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讲英语。”

“我也不想围着他转。”我一边说一边想象方先生会怎样严密地监视我。

“他只会安静地坐着。”钟先生说道。

“但不能跟我在一个隔间，”我说道，“因为我想接触新的人。”

“他可以住别的隔间。”钟先生说。

“如果他不跟我说话，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也不跟我住同一个隔间的话，”我说，“那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跟着我。”

“为了保证您过得舒服，也为了表示我们的热情。您是我们的客人，哈哈！”钟先生笑起来跟吼一样，充满了无情和指责的意味。

我说：“方先生是你们部门的领导，他肯定很忙的。他有自己专属的办公桌椅，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他得要写报告。他还有家庭，对吧？有老婆吧？有孩子吗？”

“他跟妻子有个女儿。”

“是吧。所以说，他不跟着我是不是方便多了？我可以雇当地的导游，反正很便宜。”

“也许是的，但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陈先生越来越着急了，他用眼神向我示意：够了，别再说了，就这么定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和这个沉默寡言的小个子男人一起坐火车去呼和浩特。有意思的是，这恰恰可能是我在中国最恼人的一段经历，如果他们不用这样的方式纠缠我，派这个保姆一样的官员来处处妨碍我的话，本来我可以感到很愉快的。

车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了，滚滚的车轮驶过河北境内，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我用汉语问方先生会不会说英语。

“说得不好，”他用汉语回答，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透露自己俄语说得很流利。他以前在北京的一所技校教过俄语语言文学。

“叶甫盖尼·奥涅金，”他说道，“普希金、契诃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

“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我接着说道。他点了点头，补充道：“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

我们互相报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像在进行一场谈话，只不过内容太过简短。由于我小题大做地表示不愿意闲坐着跟人聊英语，他们就派来一个说俄语的人跟我叫板。

我很庆幸来的不是钟先生。我原本不想有任何官员同行，但至少方先生比较温文尔雅。他提出要帮我拎包，然后又说要帮我把它放到行李架上去。我表示可以自己来。他自己的包很小，因为中国人也没什么东西，他们总是轻装出行。方先生的包里除了一本大书，也没有很多别的东西了。

“是普希金的书吗？”我问。他笑了笑，把书拿出来给我看。原来是一本英汉词典，我尝试用它查询了几个比较淫秽的词，但一个也没有找到。我用拇指翻动书页，看见一个词，词下面有定义，还有一句斜体印刷的例句：citebecauseofthecalumniesoftheenemy,luxunwascompelledtofightharder./cite（正是由于敌人的中伤，鲁迅才不得不更加有力地进行了回击。）

到呼和浩特要十二小时，但这是一趟开往兰州的长途列车，所以我们半夜就出发了。路上我们遇到两个欢快的广东人，他们打算去大同换乘太原线。他们说要去平朔的一个露天煤矿，那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煤矿之一。

我在地图上找了找这个地方。

“找不到平朔呀。”

“地图上还没有。”

这是我在中国遇到的又一个难解之谜——他们建设城市的速度竟然超过了地图的印刷速度，而修铁路的速度也快到根本来不及在地图上用黑线标注。

“整个山西省就是一个大煤层。”其中一位先生说道。他是专门搞重型设备的，他说那个煤矿现在有两千人在挖，很快就可以产煤了。

“平朔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可怕的地方，”另一位先生笑着说，“那里地势平缓，经常刮风，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灰，跟沙漠一样。”

他们随身的行李超级多，但他们解释说大部分是食物，因为平朔根本没什么吃的。那地方除了煤，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清晨，他们踉踉跄跄地拖着自己的口粮下了火车，之后不久我们就到了内蒙古境内——窗外是空荡荡灰蒙蒙的一片，低矮的树木看起来有些发育不良，方正的民居是用光滑的泥土建成的，山羊和土狗在地上活动，人们在犁沟里开地砍草，时不时能见到骑马的人。中国有很多地方令人望而却步，内蒙古就是其中之一，它被称作“大草原”，人们总是祈祷着自己不要被送来这里劳动。

过弯道时，我看到了火车引擎——一个硕大的黑色火车头，一边发出响亮刺耳的声音，一边吐着浓烟和蒸汽，就像个带轮子的胖水壶。内蒙古平原上的空气是如此寂静，以至于在稍直一点的路段，从引擎上冒出来的烟会经过我的窗前，弄得我满脸煤灰，要知道，我和车头上的烟囱可是隔着十八节车厢。

炎热的午后被一片金黄色笼罩，地面远端的群山上布满了褶皱，但山上寸草不生，呈现出一片蓝绿色，稍近一点的几处山丘上也只是覆盖了一些青苔。这里一棵树都没有，到处都是犁过的地，但什么都没长出来。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房屋外面都围着一圈土墙。不用说就应该知道这是蒙古族人的聚居点，因为可能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具蒙古特色了。

此时，我发现方先生正沮丧地望着窗外，我有点为他感到难过，于是主动询问了一些他教俄语时候的事。

“我喜欢那份工作，”他说，“但红卫兵时期除外。”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1966年到1972年期间根本没有课给我上，我一直待在家里看书。”

“为什么呢？你被批斗了吗？”

“批斗”是一个专门用语，指的是四五十个人同时对着你大呼小叫，甚至拳脚相向。

“是的，他们说我是一名修正主义者。”他用悲哀的语调说道，“也许他们是对的，因为我不懂马列主义理论。”然后他转向我，继续补充道：“其实他们也不懂。”

“后来呢，你感到痛苦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说。他们太年轻了，什么都不知道。整个那段时期就是一场灾难。”

回忆激起了他愤怒的情绪，于是我走开了。可好奇心又把我拉了回来，因为我不明白，只靠看书的话，他是怎样在家里度过那么多年的。我问他：“你是说，你只是坐在家里，一直翻书？”

他摇摇头，说：“我还得搬运石头。”

那是被迫劳动，他解释道。整个技校都被迁去了一个叫孟津的地方，很远，在河南省洛阳市的北部。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跨越黄河的大桥。

“大部分铁路都是当时下乡的知青修的，”他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修好，关于这些我们又知道多少呢？”

他说自己很讨厌中国现在的情形。他继续说，50年代时日本和中国还差不多，可是到了60年代，日本发展了，中国却落后了：“看看现在差距有多大！”

我并不认同他的分析，但并没有反驳他，而是问道：“你希望中国跟日本一样吗？”

“坦白地讲，不希望。”

我们依然坐在车窗前。远处的群山渐渐退出视野，房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眼前，一堆连着一堆，样子也更难看——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离城市不远了。大北河有一条支流经过此地，但河水早已流尽，只剩一条干涸的河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大呆板的树木，都是内蒙古本地品种，由于与环境完全不相称，要发挥什么功能的话又太过单薄，所以让人老觉得它们像假的一样，不该出现在这里。不论如何，我在中国见到的大部分树木都只是纯粹的象征符号而已。我看见了远处的水塔和烟囱，离它们不远有一团灰色的云，云团之下就是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这里其实算不上一座城市——它就是内蒙古大草原上一个从天而降的屯驻地，里面的每一栋建筑看起来都像工厂。苏联人负责了这里的规划和大部分建设工作，但即便是酒店、旅馆和百货商场这些较新的建筑，看上去也十分可怕。我很怀疑是不是蒙古族人自己把这里搞成这样的，毕竟他们是住帐篷的游牧民族，能对城市规划了解多少呢？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居住在此地的不都是蒙古族人。呼和浩特到处都是穿短袖的汉族人，闷闷不乐地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

“您想看些什么呢？”方先生问。

“我想看看蒙古族人。”我回答。

“时间来不及。”他解释说，蒙古族人都住在崎岖多岩的草原地带，他们称之为“大青山”。在呼和浩特市内你见不到有人骑马、摔跤或者射箭，也见不到成群的牦牛。他们都生活在野外，作为所谓的少数民族，如今他们有这样的权利。

我拒绝了去伊金霍洛参观的提议，中国人最近又把那里的成吉思汗（1162—1227）陵修缮了一番，为的是增强蒙古族人的民族自豪感。他的陵是用混凝土砌成的，就像一个粉刷过的圆顶帐篷，周围什么也没有。

“我想看看当地人怎么生活。”我说。

方先生带我去了五塔寺，那里只有一堆被损毁的佛像。但那地方地势很高，足以俯瞰老城区的房屋，弯弯绕绕的街道，还有清真寺的尖塔。

“我们去那里吧。”我指着一个地方说道。

然而，方先生连哄带骗地把我弄进汽车后，我们却开出了城区，朝王昭君墓的方向驶去了。昭君墓位于一个150英尺（45米）高的人造山体上，一路上方先生都在不停地跟我说，这座假山匠心独运，一定要好好欣赏——他们挖起来多么不容易啊！

“我想到有人的地方去。”我说。

他先带我去了佛塔，然后是喇嘛庙，最后是清真寺。

“这里有多少穆斯林人口？”我问一位头戴无沿边帽的先生。

“几千人吧。”

“他们当中有人去过麦加吗？”

“有一个，”他答道，“去年政府派去的。”

清真寺装修得颇具中国特色，有弧形的瓦片屋顶和朱红的房檐。在主楼正中大门上方的高处，有一张漆上去的钟面——钟面很大，使得整个礼堂看上去就像一座火车站。但那全都是画上去的，就连时间也是。它的时间永远停留在12点45分，没人知道为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溜到楼下，连早餐都没吃，准备从酒店的前门偷偷跑出去，但还没走到门口，就看见方先生急匆匆地朝我走来，一边走还一边出声，那声音简直就跟在嘲笑我似的。现在我已经能区分中国人各种不同的笑了。他们的笑大概有二十种，但没有一种是用来表达哪怕是一丝丝的幽默感的。有的笑是为了缓解紧张，有的是出于尊重，还有很多其实是在发出警告。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停地大笑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而轻快地偷笑则意味着有些东西出了很严重的差错。方先生早上的笑声就像海豹在尖叫，仿佛在说：“站住，别走！”于是，我只好停下脚步。

“保罗先生，您要去哪里？”

“出去走走。”

方先生和他的呼和浩特助手商量了一会儿后，算是正式批准了我的行程。他们驱车100多码（90多米）来到人民公园，然后把我放了出来。这个公园不大，四周都是高墙。公园里有个已经干涸的人工湖，并且四处都落满了灰。我就在这里面逛着。即便是现在这样早的时间，也可以看到一对对中国情侣在拥吻。在中国，除了公园，他们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干这事了。我告诉自己，就不该对内蒙古的城市有太多期待。

出来时，我看见方先生和助手在出口处的十字转门旁边等我。

“逛得开心吗？”

“非常开心。”我答道。

“那现在您想做些什么呢？”

“我想回去洗洗，”我说，“我要刮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