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惊愕地笑了笑，他叫我等一下。他又去找那个呼和浩特助手商量了，而我就站在那，双眉紧锁地注视着这座城市。现在头顶没有云，天空是蓝色的，大地是褐色的，空气中有灰尘的味道，这是内蒙古最平常的样子。

他朝我挥挥手，示意我上车。我们穿过城区来到一个我起先认为是工厂的地方，后来才发现是一家旅馆。整个旅馆里弥漫着剥落油漆和腐烂地毯的气味。他们陪我走进一间房，房里有理发椅和洗脸池。此时一个年轻小伙走了过来，边走边抽动着手里的毛巾。

方先生对我说：“他还小，没什么经验，但他会努力做好的。”

小伙子笑了笑，然后掏出一把杀气腾腾的剃刀，那东西原来一直藏在他的毛巾底下。

“我可以自己来。”我说，然后真的用其中一个洗脸池自己搞定了。方先生又笑了，他的笑容中既透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赞赏，又带有某种被压抑的焦虑。我看得出来，他正在担忧我接下来会要求干点什么。这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在尝试摆脱他和他的助手，最后在一个市场里，我成功做到了。那时候已经是下午很晚，我们所有人（方先生、他的助手和司机）都在一堆蔬菜前看得津津有味，当我发现他们正流连忘返于一堆乱七八糟的紫甘蓝时，就抓住机会开溜了。

我找到了卖鸟的地方，而且时刻都有冲动想把每一只鸟买下来，再把它们放走。中国过去有一个鼓励这种做法的节日，叫“放生节”。中国人都是鸟痴，他们用高昂的价格购买最珍稀的鸟类，把它们养在丁点儿大的漂亮笼子里，或者干脆吃掉。确切地说，这根本不是爱鸟。他们渴望占有鸟类，但并不会珍惜爱护它们。在呼和浩特的鸟市，有人直接把家雀塞进小塑料袋里买卖，而有的买主只用汗津津的手捏着便把它们带走了。我说这样对待小鸟有点残忍，但他们却向我展示，他们早就贴心地在塑料袋上戳了许多小洞。

市场上售卖的有朱雀和老鹰，最常见的则是一种长得像鸻的鸟，脖子上有一圈白毛，翅膀是淡褐色的。可是它一开口，我就知道这不是鸻了。有个卖家把它的名字写给了我，后来我才发现是蒙古百灵。这鸟的歌声如音乐般动听，它本应飞翔在广袤的草原之上，如今却失去自由，被关进了小小的竹笼，多么悲惨的命运。但还有更惨的：法餐中有一道很变态的菜，要把百灵鸟剁成肉酱，涂在烤面包上吃。

方先生后来找到了我，还介绍了几位官员给我认识，他们都是从北京派来的。除了穆斯林外，我在呼和浩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北京来的。这又是一件不受欢迎的差事，不过没人抱怨。我觉得挺奇怪的，在内蒙古待了两天半，竟然连一个蒙古族人都没碰到。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但所有人的解释都一样，他们总是含糊地挥挥手，低声告诉我“在那边”，意思是那些人住在已经枯黄的空旷的草原上的某个地方。

我们就要离开呼和浩特了，候车时我提醒方先生之前达成的协议，两个人不要住在同一个隔间，他说没问题。此时我们身后一阵骚动，只见十五个男人拖沓着脚步陪同一位高官穿过月台，他们在为他送行。那是个满脸严肃的瘦削男人，头戴蓝帽，身穿松垮的蓝色套装。单看那不成型的衣着就知道他是个强硬派——保守派们（在中国经常被称为“左派”）至今仍没有改变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朴素打扮，他的脸上显露出异乎寻常的恐惧，好像在担心有人嘲笑他那随风飞扬的裤腿似的。

下属们纷纷虚情假意地向他表达着热切的关心，这样的方式一般只会换来对方的轻蔑或怜悯——这位官员就丝毫不为所动。在所有的阿谀奉承面前，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当那些人唯唯诺诺地跟他说再见时，他早已背过身去。

我找到自己的隔间，发现这人已经坐在那泡茶了。我看出来，“左派”人士泡茶方式都差不多。真正的强硬派都会随身带一个胖乎乎的旧罐头瓶，同样的茶叶反反复复地泡，几乎从来不换，最后浸胀的茶叶堆积起来，占了半个瓶子。我在中国铁路免费提供的茶杯里放了一小撮绿茶——这人知道茶杯是免费的吗？——然后从开水瓶里倒了些热水，当然水也是免费的。

“嘿，”我说，“您好！”

他点了点头，一言不发。

“您是去银川还是兰州？”

他凝视着我。

“我要去兰州，”我用英语告诉他，“天啊，你是个友好的家伙，但是请忽略我吧——我只打算窝起来看书。”

我读的是盖群英的《戈壁沙漠》，书中讲述了作者1920年代在中国旅行的经历，那时她就靠着一架马车，在突厥斯坦的沙漠里颠簸穿行。

列车缓缓向西开动时，太阳已经变成了红色，逐渐消融在蒙古平原的尘土间。那个穿着松垮蓝套装的男人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我猜他是在内蒙古的包头市下了车。我们沿着黄河的河道行进，起初在内蒙古境内都是大弯道，后来进入刚经历过沙尘暴的宁夏，路就变得直了一些。这地方常年风吹日晒，人口稀少。

蒙古那些植被稀疏的草原和杂草丛生的山峦已经离我们远去，如今环绕着我们的是一片爱尔兰风格的大山，山上散布着成群的绵羊和山羊。所有的山坡表面都坑坑洼洼的，岩石裸露在外，其间镶嵌着山沟、峡谷，以及人工开辟的闸门水道和采石场。这里仿佛在远古的某个时候发生过一场洪水，大水冲走了所有的生命和土地表层的泥土，只留下一片悲壮的荒凉。

平原又回到视线，平整得就像台球桌的桌面。铁轨笔直地伸向远方，蒸汽火车头拉着车身往前行进，它的身后卷起滚滚浓烟。当我意识到这些黑烟在我的脸上和群英女士的书上越积越多，我便关上了车窗。眼前的风景中充满了笔直的线条，我笃定当地人正是受到了这一点的影响，才在建造房屋时使用了许多直角元素，比如平坦的屋顶和方正笔挺的墙壁。如此空旷悠远的环境似乎总让人感到些许忧郁，而且这里每一寸可耕种的土地都已经被翻动过。然而，在这些炎热的田地里我一个人也没看见。太阳在湛蓝的高空上缓缓移动，地面是无穷无尽的浅褐色，一切都显得无精打采。沿途城镇极少，遇见的时候你会眼前一亮，但最终每一个都会让你大失所望，因为你只能见到方方正正的工厂，还有方方正正的房屋。

蒸汽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冒出的烟汇成一条黑色的长龙，伴随着极具辨识度的车轮声和车身摇晃的声音，它带领着我们继续向前穿越宁夏。有一次我从高耸的铁轨上向外张望，看见了一个满是平房和庭院的小镇，像是在拙劣地模仿美国的哪个郊区似的；实际上，它跟我的家乡梅德福很像，只不过这里的房子都是用泥土做的。

餐车内，微风穿过生锈的窗格，发出一阵模糊的低吟。午饭时间到了，我们所有人都把鼻子凑向了饭碗。今天吃的是油腻腻的菠菜、细得像蠕虫一样的猪肉丝，还有几颗不知道叫什么的肉丁。

和我同桌的这位先生姓陆，他要去兰州。陆先生二十多岁，上过大学。也许是因为我们正好在餐车里，他开始跟我讲现在人们的行为有多么贪婪和自私。

“他们说：‘别人都这么干，为什么我不可以？’”

我说：“也许是因为限制放开了，人们有了更多自由。”我还告诉他，书上说暴政一旦有所放松，人们就会更加肆意妄为——有时候突如其来的自由会带来混乱，但并不是因此就要反对自由。

“我不知道，”陆先生说，“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事。即使在形势不好的时候，中国人也会表现得非常有责任感，这样才不会让家人蒙羞，但现在每个人都自私自利的。”

我表示，总体上我觉得中国人特别礼貌，而且乐于助人。

“这取决于他们的年龄，”陆先生说，“‘文革’刚开始时只有十岁到十五岁左右的那些人最坏。他们被夺去了一切，根本就没有童年，没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一点幸福感都没有。现在他们已经三四十岁了，他们感到很愤怒，面对谁都是满腔怒火。他们感到自己被欺骗了。我在兰州认识一个女的，她就跟我说：‘如果市政府不给我分房的话，我就自己找一套强行住进去，我是不会让步的。’我告诉她这么做是违法的，但她表示‘我不在乎’。这并不是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但她已经三十五岁了，在‘文革’期间失去了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

“这趟车上的人并没有那么奇怪啊。”我说。

他笑着对我说：“不久之前我在这趟车上遇到一个状况。当时硬座车厢有个男人躺在了一排座位上，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占了三个人的位置，其他乘客都很气愤。但这人就是不起来，最后他们把乘警找来了，乘警叫他坐起来。

“他不肯，乘警又对他说了遍‘起来’。

“‘你能把我怎么样？’那人问。

“确实，如果这人不配合的话，乘警也不能拿他怎样。但这种事很不寻常，以前在中国非常难得一见。这人的年纪就在三十左右，于是我明白了，他属于所谓‘失落的一代’。有意思的是他真的没有起身，后来乘警也走了。我终究是失败了。此前我还尝试过讲道理，跟那人说‘你只买了一张票，但是却占了三个座位’之类的话。”

“‘我无所谓，’那男人回应道，‘那又怎样呢？’这是他们那个年龄的群体普遍持有的态度。”

“你觉得这事很严重吗？”

“是的，我被吓到了。”陆先生回答。

他问我要去哪，我说打算去新疆，他做了个鬼脸，露出痛苦的微笑。他说自己一点都不想去沙漠，吐鲁番和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

“如果有钱有时间的话，我会去杭州或者苏州。”他说出了中国人的普遍想法，他们总喜欢跟几百万游客挤在同一个地方。“去广州也行。”他补充道——又是一个跟迪士尼乐园一样拥挤的地方。

然而，当我问起“你要上哪儿”时，我遇到的中国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给出的地方是位于长城以外的。

车上有二十多个从北京来的中国大学生，要去兰州参加游泳比赛。他们睡的是硬卧，而且看起来很享受在宿舍般的车厢里一起打滚嬉闹的感觉。他们在技校的住宿环境和这差不多，八个人一间房，到处都挂着晾晒的衣物，人就睡在挨着墙的高低铺上。

列车从宁夏驶入甘肃时，我同他们交谈起来。这些人中有的比较害羞，有的却像小猫一样欢快，还有的则因为我那些好事的问题而向我投来愤怒的目光。我问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相不相信有来生，所有人都坚定地说不信。

“但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有个人说道，而其余人也对他的说法表示附和。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讨论做梦。他们讲述了一些自己做过的梦——关于愧疚，关于被害，关于裸体，关于被人追赶。

“人人都会做那样的梦，”我说道，“我梦见过被一个像巨型土豆一样的怪兽追赶，而且现在我还会梦到自己突然想起来要参加一个重要考试，却没有做准备。”

我们全程都用英语交谈，他们英语说得都很好。实际上，其中有个男孩已经很洋气了（中国式的洋气），他烫了卷发，这在大学生中并不常见。那年夏天，烫发在中国大城市中成为一股潮流，只要有点钱，无论男女都想试一试。出租车司机都留起了列勃拉斯的发型，把头发烫得卷曲蓬松，有的还稍稍染了色。尽管如此，它也没有流行到可以让人视而不见的地步。在上海的凤凰美容美发沙龙和北京的金花烫染店外边，经常能看见有人困惑地把脸贴在橱窗上，观察时髦的小伙子烫头发。

这个烫了头发的学生说他根本不做梦，大概他觉得对于他这样一个时尚的弄潮儿来说，做梦这件事显得太老土了吧。

不论如何，我结束了这个话题，并且离开了他们的车厢。但过了一会儿，当我正望着窗外满是碎石的风景出神，他们当中的一位女生走了过来，跟我说她做过一个让她很担忧的梦。

“我是说，有三个梦，都跟我的爸爸和弟弟有关。”她的脸长得很精致，眼神中透露出焦虑，语气腼腆而坚决。显然，她不想当着所有其他同学的面跟我说这个：“第一个梦，爸爸用棍子打死了弟弟。第二个梦，爸爸把弟弟吊死了。第三个梦，他用枪把他打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爸爸是不是很暴力？”

“非常暴力。”她答道。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六个月前去世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梦的？”

“自从她去世以后。”

“你生活在北京吗？”

“不是，我在北京上学，但我家是农村的，离武汉不远。我们家房子很大，有九间房，在很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也很奇怪，四周都是竹林。你听过竹林发出的声音吗？”

我点点头，风摩擦着竹竿沙沙作响，是世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之一。

“那是一栋老房子，”她接着说道，“我妈妈就是在里面过世的，爸爸和弟弟现在还住着。我爸爸不仅爱动粗，他过得也很不快乐。我很害怕，你觉得我的梦会成真吗？”

我告诉她，也许她是因为自己来到北京学习而心存愧疚。她的妈妈曾经可以限制她的爸爸，而现在她想要保护自己的弟弟。

“我上次见到弟弟，他很不友好。是春节的时候，见到他我很高兴，但他却不愿意跟我一起散步。”

这些事听来都让人沮丧，我想尝试说点别的，但还没开始说，她又开口了。

“我觉得有可怕的事要发生，”她说道，“爸爸会杀死弟弟的。”

实际上我也有同感，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叫她别担心，但是可以早点回家看看弟弟，尝试获取他的信任。

她说：“这个梦告诉我，我必须去武汉工作，这样离家近。”

甘肃的这片地带，全是被轰炸过的景象。但地上的坑坑洞洞和像是被炸开的山谷，其实都是风吹雨淋的结果，大部分其中是风蚀造成的，因为这里是半荒漠地区。黄河水里充满了泥沙，已经快流不动了。山体表面都是面包的颜色，仿佛一碰就碎。

在跟那些学生交谈的时候，我看到方先生一直在盯着我。我知道他是被派来约束我的，我在等待一个时机来摆脱他。但我又有点为他难过，因为无论要写什么报告，他都得说清楚我的一举一动，还有我在车上跟人低声讨论的那些话题，但这个可怜的家伙只会说俄语。他那张海狮般的脸使得他看上去总是很低落。

我找到了他们的一位老师，她姓史，年纪和我差不多。1967年时她还是个学生，主动要求从北京下放到安徽的茶园去参加劳动。她放弃了所有学习深造的念头，采了六年茶叶。

“我觉得就跟美国的‘和平队’一样。”她说。

“不一样，”我说，“‘和平队’的人既天真又没效率，也没有任何压力要求我们加入。但在中国，知青下乡却是在毛泽东主义指导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我是主动要求下放的，”史教授说道，这话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我刚才关于压力的观点，“我希望像农民一样生活。”

“你成功了吗？”我问。1960年代我曾去过非洲，当时我有个模糊的想法，想入乡随俗，和当地人一样住土屋，为此我从“和平队”提供的房子搬去一个非洲小镇，住进了一个有两间房的土屋。然而，这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我的非洲学生们觉得我住土屋有失体面，邻居们也都很怕我。他们肯定觉得，住土屋的老外不是疯子就是间谍。

史教授说：“刚开始挺好的，我们比赛看谁采的茶叶最多。难的不是采摘也不是弯腰，而是你要一直背着很重的包，里面全是茶叶。”

茶园没有电灯，但有条溪流，于是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决定建个水坝，再放个发电机进去。这确实很像“和平队”的某个援助项目——当时外面来的人认为当地农民需要的是一些舒适的家居条件，尤其是果汁。

“我们很辛苦地修了一年，最后水坝建成时，我们特地挑了一个晚上来通电开灯。我记得很清楚，来电的那一刻，我都站起来哭了，我太高兴了，其他人也都喜极而泣。

“工作队的老电工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北京来的男孩和女孩都很坚强的，现在为什么哭了？不过就是简简单单的水坝，简简单单的电力，还有几个发光的灯泡而已。’

“他错了，我们全是自己干的，用我们的双手完成的。就像采茶一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哭。”

我被她的故事感动了，但她拿红卫兵跟“和平队”类比的做法却让我有点恼火。不过，我还是发现二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并且它们出现在同一时代。

她变得沉默了，此前她跟我讲的都是美好的回忆。然后，她又说道：“后来就不一样了。1974年我成为了一名教师，红卫兵会来检查，告诉我们应该教什么东西。他们威逼我们就范，态度很强硬。我当时试图教英语，但他们不喜欢，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毫无用处。就是那个时候，我改变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她是一名英语教师，但她说自己能读懂毛泽东的作品，因为她曾经读过珀西·比希·雪莱。

我不解地问：“你说什么？”

“毛泽东是政治革命家，”她说，“但他也是一名浪漫的诗人，问题就在这。”

在她看来，这位老人是一位穿着宽松长裤的梦想家，他不仅能用鹅毛笔唰唰地在纸上写诗，还能领导满脸阳光的青少年到田里去收割大米和稻谷。这位浪漫的老人，也许同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没什么两样。不过，他倒完全不像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雪莱，与威廉·华兹华斯这个采水蛭的老头也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回忆最近的历史是一件痛苦的事。她也想去美国留学，改变改变生活节奏。

现在已经临近傍晚，窗外湿漉漉灰蒙蒙的。山上的土很松，有许多洞穴，每一片山坡看起来都像史前人类的聚居地。这并不是错觉，甘肃省境内到处都是穴居的人，经常可以看见他们手足并用地攀爬岩脊，进入他们在山坡上挖出的窑洞。

有个年轻人和我一起盯着他们看。我起初以为他是游泳队的一名学生，但他说不是。他从事橡胶行业，是造轮胎的。兰州是中国橡胶制造业的一个中心。

我说，“真有意思”，但他似乎对我的话相当怀疑。他对我笑笑，像是在发出挑衅，认为我根本不可能发现与轮胎或橡胶有关的任何乐趣。

“你们生产contraceptives（避孕套）吗？”我问。

他让我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需要借助手势和一些微妙的描述，但最终他还是听懂了。

“我不生产这些，”他说道，“但在中国我们有这些东西，为的是控制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你知道吗？”

我觉得一个房间住五个人已经是一种控制生育的形式了，但我并没有说出来。在这个既没有任何隐私也没有什么树木的国家，能怀孕生孩子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但这个话题让他想起——就叫他小常吧——他在北京的一次经历。

小常说：“当时我正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个男人拦住我问，‘要不要姑娘？’

“我说不要。

“‘很漂亮的，五块钱。’

“‘不感兴趣。’我说。

“他跟我说，‘我可以在公园帮你找个很暗很私密的角落’，让你单独跟她在一起。’

“我说我不想要姑娘，但我的朋友要不要呢？你知道的，当时我正在接待一群美国来的橡胶商，其中有个人甚至问过我是不是有姑娘可以找。这是禁止的，但姑娘确实是有的。

“‘那不可能，我们不要美国人。’

“我问，‘为什么不要？’

“‘他们太粗鲁了，我这是个中国姑娘，很娇弱的。’

“我叫他再考虑考虑。”

小常咯咯地笑了，也许他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过火了——毕竟，我告诉了他我是美国人。他能给我讲这样的故事，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把事情讲出来，掩盖了真实的自我，其实他道貌岸然中又带着几分轻慢。

皮条客叫他别走开，他要回去找姑娘商量商量。

“他回来以后对我说，‘她愿意跟美国人睡，但要20块钱’。”——他指的是现金。

然后，小常陷入了忧虑。我会不会把他也当作皮条客呢？毕竟，他好像一直在跟这个肮脏的男人讨价还价——拉皮条可是死罪：子弹从后脑勺穿过去，一枪毙命。

于是他很愤怒地说到：“我们必须在中国消灭这种人！”

火车已经缓慢地驶入了山谷深处，前面就是兰州了，远远可以望见黄河两岸烟雾缭绕，蒸汽袅袅。

伊金霍洛旗，内蒙古自治区下辖旗，位于内蒙古西南部。

五塔寺位于呼和浩特市旧城东南部，原名金刚座舍利宝塔，因塔座上有五座方形舍利塔，故名为五塔寺。

麦加，沙特阿拉伯城市，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城。

盖群英（mildredcable，1878—1952），英国女传教士，20世纪初曾在中国山西、甘肃和新疆传教。

突厥斯坦（turkestan），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出现的名词，大致涵盖了现今的俄罗斯、蒙古、中亚各国及中国新疆。

列勃拉斯（liberace，1919—1987），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钢琴家、歌手和演员。

和平队（peacecorps），由美国政府运行的志愿者机构，旨在为其他国家的居民提供技术援助，并促进美国与这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珀西·比希·雪莱（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