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下火车就好比消防演习，前后左右都是气喘吁吁的人在你推我搡。但对所有人来说，旅途本身却可以说是一段慵懒惬意的时光——它就像一个全由中年人参加的睡衣派对，留下的满满都是回忆。我觉得，中国人别无选择地过着最沉闷的生活，他们干着最无聊的工作，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从摇篮到坟墓地的单调过程，而正因为如此，没有比坐火车更让这些人开心的事了。他们喜欢拥挤的车厢，喜欢听人喋喋不休地说话，还喜欢抽烟，喜欢啧啧地喝茶，喜欢打扑克牌，喜欢穿拖鞋走来走去——我也很喜欢这样。一路上我们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窗外的世界在我们的哈欠中擦身而过。

广州是我们旅行团到达香港前的最后一站，我很高兴在车上又见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你看了《中国日报》上的这篇报道吗？”阿什利·雷尔夫问，他递给我一张报纸。

报道的标题是《奇迹手术接回工人断臂》，讲一个服装厂工人几乎全身都被卷进了缝纫机器，导致轧断了一条胳膊。光是读到这里，我的身体就感到一阵因为对阉割情结的焦虑而引起的剧痛，但事情还没完。那个可怜的家伙被火速送往医院，他的胳膊被缝了回去，那真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手术，“现在他正接受治疗，学习如何重新使用手臂”。文章还提到一些工人的手指或脚趾轧断后被重新缝合的例子，他们的手术总是很成功。

我心想，这个社会如此擅长修修补补，真是了不得。一个人不会仅仅因为断掉一条胳膊就断送职业生涯，你可以找到办法帮他接上，再送他回去工作。中国人的发明时代早在一千年前就结束了，现在他们的改装和修补技巧正日臻完美。然而这种修补并非不留痕迹，被打上的补丁往往非常明显——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补丁。他们补内裤、缝袜子、修鞋子。再仔细一想，他们用油漆抹掉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又写上新的标语，也可以说是一种补丁。毛泽东曾多次提到浪费的害处：“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铺张浪费。”在《毛主席语录》中，有一节的标题就叫做“勤俭建国”。

同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时代那种对于修补的狂热已经开始消退，因贫穷而感到自豪的思想如今被认为过于陈腐，邓小平的拥护者们喜欢崭新的事物。现在新衣服这么便宜，所有人都没必要在补衣服上浪费时间。

最新奇的人体修复案例不久以前出现在沈阳。《中国日报》也报道了此事，但新闻标题《移植腿挽救女孩手臂》着实令人费解。

十一岁的孟欣在一次火车事故中失去了左臂和左腿。

为了救她，六名外科医生将她的一部分断腿改造成了前臂，与她的手掌相接合。十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孟欣完成了前臂移植，手臂上的皮肤恢复正常，而接上的手指也恢复了触觉。

她现在能握拳了，左臂也可以摆动了。

我看报纸时，阿什利一直盯着我。我把报纸还给他，对他说：“我看过了，很了不起，不是吗？”

“我说，神秘先生，”他眨巴着眼睛冲我说道，“你是中央情报局的吧？其实你是个特务，但却自称是记者，因为这是很好的伪装。你左闻闻，右嗅嗅，想方设法让别人对你掏心掏肺，然后你就把自己关起来，躲在房间写报告。”他大笑起来，“这没关系，我根本不在乎！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然后，他望着窗外继续说道：“天哪，我真是烦透了这个国家，我已经等不及想回去了。中餐，每天吃的都是中餐。还有，我受够了这些人！”

“你说的是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挺好的，就是个子太小了，”他说道，“我说的是团里的这些人。”

他们都挤在过道里，看着中国在窗外飞驰而过。外面的风景不太好看，工业区在上海郊外延绵了快100英里（160千米），直到火车驶进杭州才消失。马可·波罗曾经提到过杭州，这件事一直让杭州引以为豪。这座城市是旅游者的天堂——湖泊、寺庙、酒店、餐馆、面摊、快照亭，应有尽有。马可·波罗盛赞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把这句话当作广告印在旅游手册上，能起到不小的宣传作用，但即便如此，这地方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惊艳之处。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马可·波罗这样一个无所不谈并且据称走遍了世界的人，在他的游记里从来不提长城，也不提中国人喝茶这件事。

阿什利说团里那些人要把他弄疯了，他把我拉回了现实。那个最讨人厌的男人跟秃头女人威尔玛成了情侣；法国人住的隔间内爆发了一场战争，其中一个人不仅对另一个人采取了法律行动，还加入了维特里克夫妇和韦斯特贝特尔夫妇的美国小分队。瞎子鲍勃因为走路时像脱线先生一样踉踉跄跄，已经摔得鼻青脸肿。里克·韦斯特贝特尔正打算给里根总统写封信，向他控诉中国人口是心非。那对澳大利亚夫妇正感到焦躁不安，当然，想到列车正向广州驶去，他们还是松了口气，因为中国南部离澳大利亚要近一点。贝拉·斯库恩斯又在自言自语，说那个距离最多相当于往返四次卡尔古利。卡思卡特一家已经不受欢迎了，因为有一天很热，他们想喝啤酒又不肯付钱，理由是：“我们已经交过团费了，啤酒应该免费。”他们就为了一块钱（15便士）而小题大做，坐在那里热得浑身冒汗。莫托尔又收集到不少新石头，他那个麻布袋快要拎不动了。基克讥讽地说：“路上怎么没有坟墓？我们今天可是一座坟都没看到！”

“真想把那狗日的埋到坟里去。”阿什利说道。

所有人都是又疲惫又暴躁。我想对他们说，你们需要好好睡一晚上。就像参加学校郊游一样，我们出来得太久了。威尔基小姐在日记中写下“第37天”。

“我们走了一万英里（一万六千千米），”她说，“一万英里啊。相信我，这不是一次野餐。”

这里地处浙江省境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那个古老而永恒的中国——没有时装表演，没人投机倒把，没人追着你问“换钱吗”，也没有人谈论芯片和改革。

窗外大部分是稻田，一排排嫩绿的秧苗直挺挺地立在黑色泥地里。这地方很空旷，几乎没什么树，地势高低起伏，山丘轮廓分明，远处是青绿色的群山。地里种着茶树、水稻和各种绿油油的蔬菜，田间的水沟散发出阵阵臭气，不时还能看到点缀其间的瓦房、布满脚印的土路，还有头戴斗笠耕作的农民，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差不多款式的宽松衣裤。

浙江的山总是覆盖着各种各样的纹路，比如眼前这座括苍山：白色的岩石和绿色的植被大致呈带状交错，山体上的缝隙就好像动物的抓痕，山脊则呈现出凹凸不平的锯齿状。山上没有能遮阴的树，树阴对于农业国家来说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它不利于作物的生长。阳光直射而下，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滋养着大地，将原本荒芜贫瘠的地方变得丰饶多产。树木和棚屋这样常见的事物在这里是那样地不合比例，显得人都渺小了许多。

从播种到培育再到收割，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与粮食有关。那个看起来像是坐在田间的女人，其实是在锄草；孩子们也不是在玩耍，而是在给农作物浇水；再看那个肩膀浸没在溪流中的男人，他并不是在游泳，而是在专心摆弄渔网。这里的土地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生产粮食，粮食从来都不会离开中国人的视线。由于看来看去都是整齐的园地，我的眼睛感到十分疲劳，这让我期待见到一些更加原始的风景。到目前为止，我在中国似乎还没看见过什么野地。经过农民改造的郊外，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吞噬所有的郊野。

他们总是能在饥饿的驱使下想出新的点子。火车在金华停留了一会儿，我看见一辆用来运猪的三层厢式货车。在中国，动物似乎总是被关在只够它们容身的空间里。天气很闷热，火车驶过时，我听见那些猪在架子上呜咽。

窗外远望是一片群山，近处的地势则像荷兰那样平坦，稻田方方正正的，只有狭长的沟壑穿插其间。这样的风景不会随年代改变，地里的人永远是那样装扮，也无法通过观察农具来判断年代。我见到一台打稻机，其实就是用一块草草拼就的木板接在棍子上做成的，老得跟世界上第一台似的。还有他们用的水牛轭、木犁、钉耙和渔网，都是很古老的设计。日落时我们已经行驶了400英里（643千米），但俯身的农民或他们耕种的田地却从来没离开过视线。每一寸土地上都种了东西，但好在是春天，所以即便是眼前这些卷心菜也是好看的。

我开始同一名姓赵的中国男子聊天，他刚去上海看过女朋友，现在正要返回湖南长沙。

“我带她出去下馆子啦，叫了好几个菜，希望给她留下好印象。什么鸡啊，鸭啊，鱼啊，都点啦。花了二十块钱呢！”

这么多钱大概是四英镑左右，我忖度良久：那又怎样呢？他脸上的苦恼，我并不明白。

小赵接着说：“那可是我一个礼拜的工资啊！这下我没饭吃了，那晚我失眠了。”他攥紧了拳头敲打着自己：“二十块呢！当时我心里在骂娘，感觉糟透了。”

“她一定很感动吧。”我说道。

“是的，”他答道，“她是个简单的女孩子，农村姑娘，很淳朴的！”

我们进入了丘陵地带，眼前的风景才有所改变太阳就下山了。我住的隔间里有一对来自澳门的夫妇——男的叫曼纽尔，是葡萄牙人，女的叫维罗妮卡，是中国人。维罗妮卡瘦得皮包骨，一张小男生的脸，一头小男生的短发。她在上铺噘着嘴生了会儿闷气，然后我们大家都睡着了。但我从来都没有真正习惯在一堆陌生人当中睡觉，所以半夜的时候又醒来读《金瓶梅》，并且再次发现书中满是恋足癖和束缚游戏。我抬头瞥了一眼，发现维罗妮卡正从上铺往下盯着我看。

***

黎明时分，天空一片粉红，火车在株洲站停靠，小赵下车了，他要去换一趟车转往长沙。

我跟他告别。他告诉我，长沙城外有一条铁路会经过韶山，毛泽东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小村庄，对此我很是感激。

“以前所有人都会去拜访那个村子，”他说道，“但现在没人去了。”

我心想，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去看看。

小赵很详细地跟我说了路线。列车现在转而向南行进。在远处群山的陪伴下，我们穿过一片片水稻梯田来到衡阳，轨道在此一分为二，一条去广西，一条去广东——这两个地方曾经并称为“两广”。

从离开上海到现在，窗外的风景已经变了很多，不仅仅是地貌（现在我们四周都是陡峭的山丘），土地耕作方式也不一样了（眼前尽是摇摇欲坠、郁郁葱葱的梯田）。这里的人头上都顶着像轮胎一样的大帽子，住的是带门廊的砖房，一栋房子大概可以容纳六家人。有的房屋看起来宏伟雄壮，门廊顶部有立柱支撑，屋檐的排水处有龙形雕刻。

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土地上都种满了东西。梯田边缘长着各种豆子，山坡上都是卷心菜，路边也全是菠菜和别的绿叶菜。大地已经被翻整松动过，到处都是人工开垦的痕迹，那些爬满褶皱的山坡上更是如此。丘陵地貌为垂直农耕提供了可能，就像在平台和架子上种植一样，可以节省空间。这里的树又高又瘦，因此它们能占据的空间少之又少。

“到衡阳了吗？”曼纽尔问。

我说是的。

“在公元前213年提出过‘焚书’建议的秦国丞相李斯，就是在这个地方被腰斩的，”他笑得胡子都立了起来，“有意思的是，他的身子被截成了两半。”

他早就离开葡萄牙了，原本打算在澳门住两年左右，但最后待了五年还没走。他还在犹豫，到1999年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以后，自己还应不应该继续待在那里。他说，在中国内地的见闻令他印象深刻——这是他第一次来内地。然后，他又笑了。

“可能五年之后这一切都会被颠覆的。”

“你对此持乐观态度吗？”

“你知道有个说法吗？乐观的人说的是——什么语言？”

“汉语。”维罗妮卡回答。

“才不是呢。乐观的人说俄语，悲观的人才说汉语。”然后他皱起了眉头，“不对，我觉得是乐观的人说汉语，悲观的人说俄语。不过这好像也不大对。”

我们开始争论。我说：“‘对仆人说英语，对情人说法语，对马说德语’，你听人这样说过吗？”

“还有对洗衣工说汉语。”曼纽尔补充道。

“还有对厨师说葡语。”维罗妮卡继续说。

为了打发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尝试设计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火车旅行路线。这条线路从葡萄牙出发，大致行程如下：布拉甘萨—里斯本—巴塞罗那—巴黎—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北京—上海—香港。

此刻我们来到了郴州，这是一座山谷中的工业城市，四周环绕着陡峭的灰绿色山峰。中午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位于湖南和广东交界处的坪石镇。山上的悬崖峭壁远望很像庙宇，垂直而下的石柱上有凹槽和雕刻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们并未经人之手，只是岩石上天然形成的纹路而已。这里的岩石大如山丘，有的上面还矗立着宝塔。

“‘塔’的英文是‘pagoda’，来自葡萄牙语，”曼纽尔说道，“我们有‘pagode’这个词，是噪音的意思。我猜他们是觉得这样的建筑总是发出噪音吧。”

他还说，“普通话”的英文“mandarin”也是从葡萄牙语来的——来自“mandar”（负责）这个词；而日语的“arrigato”（谢谢）则来自葡语的“obrigado”（感恩）。

我走到餐车，在一个中国人身边坐下，因为这样就听不到基克发牢骚了（此时此刻他肯定在说：“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吃一大块牛排……”）。列车正穿越一片低矮的丛林，但即便在这样的地势中，那些纤瘦的树木下方仍然种满了水稻和玉米。我心想，中国没有古树吧——至少我一棵也没见过。

车上的伙食不怎么样，但为了给吃饭找点乐子，我想出了一个做法：我决定每天选出一道菜作为当日最佳。在这之前，我稀里糊涂地吃了太多天。这是一趟广东的列车，饭菜总是湿答答黏乎乎的——蘑菇、鸡肉、酸酸甜甜的鱼，还有油腻腻的蔬菜。今天的最佳菜品，我选了鳗鱼。

吃饭时，我回想起六年前和一个中国年轻人一起用餐的场景——那人既浮夸又自大，父亲是一名很有地位的官员，他也就是所谓的高干子弟。

我同他谈论政治，他总是反驳我，还说：“我是普罗列塔利亚中的一员，但你不是，你是布尔乔亚。”

我对同桌吃饭的朱先生讲起了这件事。

“‘普罗列塔利亚’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向他解释了一番。他摇了摇头，说：“不不，我属于更高级一点的阶层，我是白领。”

我们谈起了外国人，因为餐车里全是外国游客。朱先生说我们跟中国人不一样，所有的老外都很容易激动。他还说我们嗓门很大，而且很好骗。

中国人常说“老外好骗”，我们还就此进行了讨论。他觉得这个说法没错，可我坚持认为这是他们洋洋自得和自欺欺人的心态在作祟。这句话简直没有半点正确之处，但我目前还没碰到一个打心底里就不信这事的中国人。我告诉他，大多数老外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是接受的，因此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误解。“请想想中国的自大和那种人类的凝滞的自满”，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束语中是这么写的。

稍晚一些我们来到了英德市，布满褶皱的群山下，可以望见一片片荷塘和郁郁葱葱的竹林。也许你会误以为这就是最原始的风光，然而并不是：竹笋是拿来吃的，竹子用来编制篮筐和建造房屋，而且那些荷花也并非野生——人们种植它们，是为了获取根茎。用这些根茎可以做出我心中的又一道最佳菜品：蜜汁藕片。

在我们的行进途中，旁边有一条铁轨整天都在施工，这是一条全新的重载铁路，一直通到香港，是为了迎接1997年而专门修建的。

我坐在窗边，透过淅淅沥沥的小雨向外望去。一个男孩正骑着水牛回家，火车的声音吓得地上的猪四处逃窜，三三两两地躲到了香蕉树下。这里真是草木兴盛，铁轨旁的杂草穗子抽得老高，不停地摩擦着前进的列车。一丛丛深绿色的竹子出现在眼前，妇女们忙着劈柴，男人们则正在房屋的木头框架上涂泥造墙。蓝桉树的皮正在剥落，橘色黏土形成的悬崖下方，有一群水牛在活动。广东是个很潮湿的省份，它的一大特点就是看上去永远不知疲惫：这里土地丰饶，一切井然有序，到处生机勃勃，我见到的每样东西都有明确的用处，每个人都有清晰的目标，我感到眼睛很累——因为就连一丝的随意或者偶然也见不到。火车在到达广州的前几分钟停下了，一只大蜻蜓盘旋在车窗附近。在广东的苍翠草木间，一只中国蜻蜓在那里闪着微光，多美好的画面。

车厢里很热，有三十多度，而且湿度很大。我讨厌火车到站，因为这意味着我不能再穿睡衣了。广州的雨下得很厉害，骑车的人披着塑料雨衣在瓢泼大雨中穿行。这里的交通状况和商业氛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卖收音机和电视的商店，有用广播收听香港摇滚乐的出租车司机，还有各式各样奢华的大酒店，比如白天鹅宾馆，中国人经常跑去看它大堂里的瀑布，再比如拥有1147间客房的花园酒店，它是中国最大的酒店，还比如中国大酒店（它的口号是“服务当代商务精英”），广告上写着“我们的牛排远近驰名……肉质鲜嫩多汁，来自以玉米喂养的上等肉牛，从美国和新西兰空运而来……美味就是我们的招牌”——为了取悦老外，中国人这样做也太过火了，因为其实他们所有人都觉得一顿饭如果只吃一大块经过简单烹饪的肉，不仅显得野蛮粗鄙，而且毫无滋味，只有游牧民族才会这么吃。

我遇到的人对广州都谈论得不多。他们喜欢聊香港，讨论它在中国政府治下将会发生怎样的剧变。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倒是广州如今正紧跟香港的步伐，在大多数方面它跟香港已经没什么两样。

广州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充分认识到，按照香港的方式来赚钱捞金才是最重要的事。同时，他们也会对政府一本正经的宣传加以嘲讽。有一条标语叫作“向前看”，被写在了广州大大小小的宣传栏上。可是，“前”和“钱”这两个汉字虽然写法大相径庭，却有着相同的发音。所以在广州，这条标语还暗含着一切向钱看的意思！

***

到了广州，有些中国人问我想看什么。我说：“人民公社怎么样？”结果他们听了以后，笑得差点没背过气去。中国人笑，很少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它通常代表着别的意思，比如“哈哈，我们有大麻烦啦”“哈哈，你不该那样说的”，或者“哈哈，我这辈子从没感到这样痛苦过”——但这些广东人是发自内心地在笑。来广东参观人民公社的想法实在荒谬至极，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公社！邓小平早就正式宣布人民公社的尝试失败了，难道我不知道吗？现在大家都自力更生，难道我不知道吗？

我说：“我六年前来过广州，还去参观了城外一个大型人民公社。大家都说那是个模范公社，搞得很成功。那里有工厂，有稻田，有果树，在发展罐头工业。我还进到一位女士家里，看到她家有收音机、电视和冰箱呢……”

“整个公社里就只有她有这些东西！都是唬人的，就是要给你留下好印象！”

“我只想知道那里现在什么样了。”我说。

“解散了，现在都是个体户。”

个体户的意思就是：每户家庭自力更生，或者全家一起做生意。

“这样有效果吗？”

“有啊，比以前好多啦。”

“所以如果我再去那，问人们过得怎么样，他们会回答‘太棒了’。”

“没错。”

我问：“那我怎么知道他们这次是不是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而胡说呢？可能也是唬人的呢。”

“不不不，”这个中国人答道，“现在人们都会跟你讲真心话。他们再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但是他们曾经对我信誓旦旦地讲，我见到的那个模范公社搞得很好呢。”

“那你当时希望听到他们说什么？”

这是个好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老外面前贬低自己呢？尤其是，这样做还会让自己很没面子。

“那个公社规模很大，”我的中国朋友说道，“以至于如果要见委员会主任，得搭火车去才行。”

“这是夸张的说法吧？”

“是的，开个玩笑。”

因为一些无趣的理由，我没能重访当年那个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因此也就无法与1980年来时的见闻作比较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去那位女士家参观，她有一台落满灰尘的大电视（上面还盖着一块红方巾——如今用布做的电视机罩在中国仍然很流行），我就听她高谈阔论，说这里简直是工人的天堂，后来我还跑出去，看孩子们在绿色的溪流旁边给白色的鸭子喂食。但我发誓，只要一有机会，我肯定会回去看看，而且会仔细观察它的变化。

这些年广州的变化很明显。首先要说的就是现在城里到处都是游客。其中有些人年纪已经很大了，看起来老态龙钟的。他们表示很期待去长城看一看。

“长城有轮椅通道吗？”他们相互打听着，“会有坡道吗？有残疾人停车位吗？有没有残疾人专用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