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虽然真的很难把老实本分的人写得妙趣横生，但却很容易把鄙俗不堪的人写得令人难忘，有时甚至可以相当精彩。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具体的人物——比如上海快线上的这个大屁股男人和他的对象，还有北京火车站附近所有拉客的人，他们总是对游客死缠烂打，不是叫你住旅馆，就是拉你上出租车，或者要你去饭店吃饭。中国已经放松了对商业广告的禁令，但这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根本不满足于张贴广告牌或告示。他们喜欢跟人私下接触，有人硬拉着中国本地游客喋喋不休，有人抓着刚从偏远的甘肃过来的乡下人纠缠个没完，有人冲着扩音器大喊大叫，有人拿着横幅在自己面前挥舞，就连火车自己的广播里都在放着刺耳的广告歌曲和台词。为了更完善地研究中国人的种种习惯，我选了《金瓶梅》这本艳情小说来读，我在北京时，总听见有人低声窃语地谈论它。这本书自明代起就一直被查禁，然而这几乎就是最高级别的推荐了。从开头的几页来看，这是本非常残忍的小说，而且其中充斥着生动的性描写。它简直是我在上海快线上的完美读物——也许它要陪伴我整个中国之旅也说不定，因为它足足有两千页那么厚。
这个小胖子和他那皮包骨的老婆就睡在我上铺。他把整个空间都占满了，他老婆跟一片木刨花似的蜷在他身旁。她又瘦又单薄，皮肤跟刚刨出来的木头一个颜色。他们俩絮絮叨叨，不停地亲嘴。这男的是新加坡人，女的是香港人；男的看起来挺聪明，属于新兴的程序员一族，这种人没什么幽默感，一旦将自己与机器连通，就开始变得像个主机——他那个大屁股，看上去还真像是半边控制台。那女的身体一直在抖，还咯咯地笑。她笨兮兮的，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做饭，虽然在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地方长大，却连英文都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那胖子愿意为她付账，还买些小玩意儿送给她。那男的姓丁，总是把他那张堆满横肉的脸凑到她面前去。
第四个人——就在我对面，隔着折叠桌和热水壶——是个老太太，大约七十来岁，她的全部行李只有一个小塑料购物袋、一篮苹果和一个装着半瓶湿茶叶的罐头瓶。她拧开瓶盖，拿起水壶往里加满热水，然后用嘴吹了吹，小口地喝起来。
我的上铺，那名华裔男子一直对着他老婆低语，而他老婆也在不停地窃笑。
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我曾打算写一个惊悚故事，讲一个可怕的老太婆，眼神特别不好，她有个放荡的女儿经常跟男友在椅子上鬼混，她压在男友膝上的画面，就好像一只甜瓜杵在尖刀上。而在他们鬼混的时候，老太婆总是坐在房间另一端不停地诅咒，而且一直以为自己制造的气氛很恐怖。
事实上，看到上铺的小丁以后，更让我想起了正在读的《金瓶梅》。别人告诉我书里有很多含沙射影的地方和微妙的描写，可是我怎么不觉得？在我读过的小说中，这是性描写最露骨的之一。
“吃糖吗？”上铺的胖子问我，说着就给了我一些中国巧克力。
已经临近午夜，他却还在大口灌牛奶，并且不停挑逗他那个骨瘦如柴的老婆。都那么晚了还如此活跃，我真是惊讶不已，不禁开始猜想他们是不是出来度蜜月的。
为了表示友好，我接过来几颗糖，但我对面的老太太没要。她看起来哭丧个脸，却并没有不高兴。有些中国人眼睛浮肿，双唇忧伤地紧闭，整张脸看起来悲痛欲绝。有时候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就会想象他刚才一直在痛哭。但其实不是的，他的脸本来就长那样，也许是广东人吧。那个老太太就是这个样子。她躺下来睡觉，此刻已经睡着了，面色苍白，动也不动，好像死了或者快要死了一样。
年轻女子擦着天花板跨到了自己的床铺上，她那个小胖老公也跟了过去，结果她又大笑着跳回我上铺。不会这样折腾一晚上吧？他们的衣服都很紧身，中国人也都已经开始这样穿了，过去三十五年中他们都被迫穿松垮的套装，这样做也许是一种反抗吧。
“你可以不关灯，”他说，“我们没事的。”
但那时我已捧着书昏昏欲睡了。我又看完了一章，被那些粗暴的内容弄得瞠目结舌，于是我关掉了隔间里的灯。
只听见砰的一声，那男的又把自己砸进了他老婆的床铺。
***
黎明时分我们离开山东，那里正是我手上这本艳情小说的故事发生地。
离开山东以后，我们穿越大运河来到了徐州市（以前叫铜山），在月台上我看见一个老太太拖着厚厚的小脚痛苦地走路，那双畸形的脚曾经被当作性感的象征。
在清晨昏黄的光线中，我们到达了徐州站。自打一个月前离开伦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绿色景观——田间的水稻快要成熟了，路边的小树枝繁叶茂，高大的白杨迎风招展。这里地处中国东部平原，以前聚集着许多人民公社，现在到处是小农场，放眼望去全是种满了包菜的菜地，近一点的地方还能看见一头头大黑猪，用它们的蹄子稳稳地立在地上。我看见水洼和溪流，农民用拖拉机或牛犊在田间耕作，有人用扁担挑着两篮重物；白鸭在水中嬉游，肥鹅拍打着翅膀，穿蓝色衣袍的小女孩骑在水牛背上；吃过早餐的庄稼人倚着筑堤小憩，就像弗拉芒绘画中那些喝醉的农民一样。还有一头怀孕的黑母猪，由于躯体太沉重，它只能缓缓地挪动，肚子摩擦着农场灰扑扑的地面。
有些稻谷已经成熟，有人正在收割。如今中国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有史以来粮食出口量第一次超过了进口量（他们一般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们为此感到骄傲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转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过去几年，庄稼人开始穿上鲜亮的衣服，他们也因此在耕田和收割时变得非常显眼。然而，你还是会时不时地把田里那些一动不动的东西当作稻草人，结果却发现是某位同志正倚坐在铁锹上，或者正伸出双臂练习武术或太极。
几小时后火车驶进了蚌埠，这是一座位于安徽省中部的铁路枢纽城市。列车需要在此停留一小会儿，因为有电影正在蚌埠火车站取景，拍的是一对青年男女跟我们车上的某位乘客告别，看起来可能是位恼人的亲戚。有一大群人聚在旁边围观，摄制组人员和铁路警察挣扎着想把那帮人转移到镜头之外。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发生，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电影拍摄，连警察也是如此。没人推推搡搡，也没人忿忿不平。这样和谐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我确信，除非他们有个厉害的剪辑师，否则最后画面中除了两名正在跟人告别的演员外，肯定还会出现两千名在一旁目不转睛围观的中国人。
所有的镜头都只拍了一次。当上海快线驶出蚌埠站时，拍摄也结束了。
我们又见到了绿色的田野。我可以肯定，这次来同上次相比（六年前我曾经沿长江顺流而下），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次来时正值隆冬，到处都黯淡无光。那时候在我看来，中国的风景中似乎只有雨水、浓烟和尘雾；泥泞的道路上，是一栋栋快要倒塌的房屋；人们总是将双手插进衣袖取暖；墙上到处都是毛主席肖像。每当我问人问题，他们不是千篇一律地回答“也许吧”，就是反问我“你是这样想的吗”。
六年过去了，现在是春天，一切都太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农业非常密集，所以此时全国到处都是春光灿烂的。人们在地里耕种、锄草和收割的情景，没法让人不感到乐观。整个国家比以前更加青翠葱郁，显然也更加欢快和充满希望。这并不是幻觉，而是一个全新的甲子。如果说人们看上去有些焦躁，也许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中国一个甲子意味着六十年之久。潘翎有一本写中国近况的书，开头便介绍了“甲子”在中国的含义，接着她才开始讲述具体事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成立，1981年6月，他们走完了第一个甲子，开始进入新的周期。”同样是在1981年6月，邓小平被推举为头号领导人（除中央军委主席外，他并无其他实际头衔），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西方人蜂拥而入。现在虽然只过去了几年，成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能比经过西化的事物更加引人注目了。
十一点刚过，乘客们纷纷涌向车厢过道，挤占在车窗前。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我们就要跨越长江了。长江的英文是“yangtzeriver”，音译回来应该是“扬子江”，但这个词现在几乎没人使用，中国人并不这么称呼它，他们管它叫“长江”，长长的江。跨越长江是件大事，因为它被视为中国的赤道，是南北方的分界线。在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是不同的。中国人说：北方人骄傲、霸道、爱吵架，他们性格很冷漠，热衷于政治，爱吃面食；而长江对岸的南方人则友好而健谈，时常沾沾自喜，他们皮肤黝黑、邋里邋遢，很有生意头脑，物质至上，喜欢吃米饭。
我们到了南京，这一段长江的江面很宽，水流缓慢，看上去呈棕褐色。横跨在江上的大桥是有名的地标，因为修到一半时苏联人撤走了，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可能自己完成修建。然而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如今在中国现代工程的壮举中，真正令人赏心悦目的极少，但这座大桥却始终是其中之一。雄伟的桥身之下，可以看见在江上航行的船只，从舢板到独木舟，再到帆船和汽轮，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从中几乎可以看出中国船舶发展的全部历史。那些汽轮是“东方红”舰队的，他们从重庆出发，要去上海，全程要航行1500英里（2400千米）。
我继续读着《金瓶梅》，书里面杂糅的风格、细致的描写和污秽的内容都让我惊叹不已。五百年过去了，中国仍将它视为禁书，实在是太可惜了。说真的，如果能允许中国人读这本书，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了解肯定会深刻得多。我不认为这种东西能够摧毁他们的道德，相反，在带来真实刺激感的同时，它还能揭露事实，给人以启发。
在中国，这本书就如同幽灵一般，所有人都听说过，却没人亲眼见过。我觉得即便它公开出版，人们的看法也不会被颠覆，因为禁令早已使它臭名昭著。在西方，只有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时，人们才认识到那本书原来是多么荒唐和不值一读。无论如何，比起《闪闪的红星》或者《红军不怕远征难》之类的书，还是《金瓶梅》更适合在火车上读。
我们到了丹阳城外，但四周没什么人，有辆拖拉机沿着陡斜的道路直冲而下，撞上了我们的火车。我们来了个急刹车，车厢里一阵骚动，有人开始议论，“这是哪儿？”“到站了吗？”“不，出事了，我觉得死人了”。因为怕火车随时开走，没人敢下去看个究竟。一名铁路官员把无绳电话插进轨道旁的插座内，向我们详细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仔细地听着。
“他说拖拉机撞坏了，我们应该叫警察来，但没人受伤。他说是那些农民的过错，可是在没有搞清楚责任之前，我们不能走。”
撞毁的拖拉机就在铁轨旁边，离我们的车不远。来了一群人，都是现场调查员，忿忿不平地望着车窗内这些比他们富裕的旅行者。接着出现了一队带着对讲机和笔记本的铁路工作人员，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很久。在中国，每当有事故发生，人们都要去弄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到底该谁负责？或者说，谁该为错误买单？这场事故中有个男人受伤了，但在讨论了20分钟以后，他们觉得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让火车滞留，这可是中国速度最快的长途火车，除了补充燃料之外它是不停站的，从北京一直开到上海。农民应该为事故负责，是他们让拖拉机撞上火车的。至于那名伤者，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胖子小丁追着他的瘦子老婆上了她的床铺，拿裤脚在她面前甩来甩去。她用牙齿夹住他的脚踝，一口咬了下去，他嚎叫起来。他们玩得正起劲。对面的老太太发出一阵阵轻微短促的鼾声，他儿子走进来望着她，并没有把她叫醒，只是听到鼾声时笑了笑。
为了让小丁不再胡闹，我问他来中国都干些什么。
“每半年我就会来一次，”他说，“我是做生意的。”
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在多伦多上过学。对于自己从加拿大回来的决定，他一直相当后悔。他认为这就是自我牺牲：“李光耀把新加坡经济给毁了，现在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八。我本来可以留在加拿大，赚很多钱的。”
我说，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而新加坡这样繁荣的小岛却开始衰落，海外华人又开始回到中国了，真有意思。
“这地方不行。”小丁说着，猛地把拇指伸出了窗外。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所指。“中国人，”他说道，“花了太多钱买那些他们无法使用的高科技设备。他们有两万八千台电脑，然而却没几个人会用，真正在运作的只有十分之一。他们买东西只是为了占有，给他们长脸面，然后东西就放在那落灰。”
“你的意思是，他们有一种原始的自尊感，这导致了不理性消费，”我说道，“但我却认为，中国人非常节俭——他们投资和消费得都不够。他们经常有点自欺欺人、得过且过，觉得任劳任怨是种美德。”
“当然，他们很勤劳，尤其是农民，”小丁说道，“他们能养活自己，这是好事。”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他扫视四周，见老太太睡着了，就悄悄地说，“是他们观念有问题。”
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道：“他们太落后了。他们就是农民，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谁？”我问。
小丁笑了笑。他说的是我和他吗？他并没有回答。
不一会儿，老太太的儿子过来把她叫醒。我们快到上海了。
***
上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临江城市，远远望去是灰褐色的，看起来就像纽约的布鲁克林。川流不息的人群，时尚的街头生活，让本就习惯热闹的中国人爱上这里。中国成功的时尚设计师大都在上海工作，如果你鹦鹉学舌似的发出“yifushengluolang”这样的声音，上海人立刻会明白你说的就是“伊夫·圣罗兰”（yvessaint-laurent）这个品牌。我来到这里时，正好遇上法国杂志《世界时装之苑》（citeelle/cite）的一名编辑在街头巷尾徘徊，她打算以“时尚革命”为题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正在寻找素材。后来我还见到了与她同行的中国男人，他告诉我，这位法国女士对上海女人的着装品味印象非常深刻。她拦住她们，给她们拍照，问她们从哪里买衣服。大部分人都说是在街边自由市场买的，或者是按照在西方杂志上看到的图样自己在家缝制的。即使在“文革”时期，妇女们去工厂上班时，也会在松垮的蓝色工装里面穿上鲜艳的毛衫和花边衬衣。通常她们开工前会在洗手间里聚聚，相互比较藏在里面的毛衫。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见识过的外国人都要多——既包括侵略者也包括友好的访客，这座城市可以包容多种语言。这里曾经是政治上最为教条的地方（“反对资本主义”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样的革命口号曾经大行其道），也是资产阶级色彩最为浓厚的地方。每当中国要发生变革，它首先会出现在上海；每当中国面临冲突，上海也是呼声最高和最为激烈的地方。这里极具生命力，即便像我这样讨厌城市的人，也能够发现上海精神并且欣赏这里的氛围。它不像广州般世俗，却也不那么精致，而且在最炎热的月份，拥挤、嘈杂和臭烘烘的环境也会叫人喘不过气来。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嘈杂，偌大的城市整夜都不得消停，汽车喇叭声、警报声、垃圾车的轰隆声、人们的叫喊声以及垂死的喘息声此起彼伏，与纽约的背景音如出一辙。北京正在向上发展，不久后那里将会高楼林立；而上海则是建在泥地上的城市，它不断地向周边扩张，已经蔓延至浙江的湿地。他们把钢桩压进这种松软的泥土中来加固地基，这里整天都能见到打桩机在工作，我的窗外就有一台——于是我的生活节奏便被一种粗暴蛮横的噪音所主宰。中——国！中——国！我呼吸、走路和吃饭的方式都受到了影响：双脚随着它的节拍收放，勺子也随着它的节拍起落。中——国！中——国！我还按照这样的节奏吐字说话，写字时会有规律地停顿，就连刷牙时都发现牙刷在跟着打桩声摆动：砰的一声过后，还会传来半声回响，中——国！这台机器每天早上七点就开工了，直到晚上八点还在敲敲打打。这在上海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几乎每个街区都有机器在工作，到处都是铁砧敲击地面的锵锵声：中——国！
为了避开拥挤的交通和人群，我钻进了街边的小巷子。然后我意识到，对于这座城市充耳的噪音、无处不在的打桩机以及它亢奋的精神，如果抱怨太多就会显得不大厚道，因为第一次来上海时我觉得这里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儿朝气。可是，为什么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呢？就连街边小巷也是人头攒动，到处是临时摊位、自家房屋改造的门面，还有建在贫民窟里的集市，原本供人行走的道路上，也挤满了修鞋的、修自行车的和做木工活儿的。
我朝外滩方向走去——这是上海的一条临江步行道，沿途见到一堵围墙后有座尖顶建筑，于是我找到入口走了进去。这里是圣若瑟教堂，我看见一个身着破旧短衫和拖鞋的男人，如此不讲究的装束让我起初以为他只是个门卫，谁知竟然是这里的牧师，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既虔诚又警觉，说起话来温和而不失机敏，中国的基督教徒大体都是这个样子，虽然要遵守的戒律很多，却不会用心记住多少。这座教堂曾经被毁坏，墙上涂满了各种标语口号，后来它变成了放机器的仓库，而院子则成为停车场。
“圣事。”神父指着闪烁的烛光说道，然后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神圣的主，就在会幕之中。
我问他这样布置是何用意，今天有什么仪式吗？
不，他答道，然后领我去了教堂后头，那里摆放着一具贴有白色纸质十字架的棺材。他说，明天将会有一场葬礼。
“我觉得你很忙——来教堂的人非常多。”
“噢，是的，上海有五所教堂，周日基本都挤满了。”
他邀请我去参加弥撒，出于礼貌我答应了。但我知道我不会去的。作为一个异教徒，我没有理由去那。有的西方人在自己国家从不去教堂，到了中国却喜欢往教堂跑，以此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实在让人气愤。所以我在中国不进教堂，但有时如果看见草地上有只鸟，我会跪下来，惊奇地望着它在那里抽搐。
几天之后，有次散步时我来到了人民公园。那天是周日，我决定去看看在北京听说的事情是真是假。据说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和上海的人民公园，会专门有一块地方留给想要说英语的人。这事看来不假。他们管那地方叫英语角，占地有半英亩，树下有很多中国人在用英语交谈。最初是几个还说着革命前时代英语的老人（他们上过教会学校），每逢周日就聚在公园里相互交谈，为的是不让自己的英语退步。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些想学英语的中国年轻人会过来很尊敬地向他们请教。1979年时这还是一个比较随意的活动，一般只有一小时，但到了1986年就变成了每周日的固定活动，而且要持续一整天。中国人在这些事情上很容易形成惯例。并没有人颁布法令说要成立这个英语角，它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并且发展得非常正式。要知道，英语可不是新中国的官方语言。
人民公园里大概有两百个中国人，他们站立的姿势和说英语的声音让我觉得他们好像一群鹅。有的人是来练口语的，有的人是来交友的，但我发现其中许多人其实是来寻求建议的，这些人不是想找英语方面的工作，就是想申请说英语的大学。在上海，讲英语的人已经构成了一种亚文化群体，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这里认识了二十四岁的勒罗伊（leroy），他就是在人民公园学的英语，已经坚持来这里五年了。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1981年，当时有个男的问我‘what’syourname?’（你叫什么名字？）我答不上来，那时候完全不会说英语。我感到非常挫败，于是决定学英语。后来我买了一些书，每周日都会过来。”他英语说得很好，但我还是有个问题：他的英文名是怎么来的？他叫勒罗伊多久了？
其实这很好解释。英语刚进步没多久，这个名叫李仁的年轻人就开始叫自己勒罗伊。他告诉我，在毛泽东时代，英文名是资产阶级的表现，但随着英语的普及，现在它又重新流行起来。他们选名字的理由显而易见：一个名叫甄丽的女孩可能会选珍妮（jenny），朱兰和朱利安（julian）的发音相近，而一个姓陈的人可能会叫约翰（john）。勒罗伊有个朋友名叫李兵，他选了宾利（bingley）做自己的英文名，这听上去像是英国国会中某个托利党成员的名字。有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兰博（rambo），接下来几个月我遇到了好几个塞尔达（zelda），还有一个林戈（ringo）。我不禁得出结论，这些中国年轻人正通过这样的方式远离自己的文化。在几年前，要是你戴着滑稽的帽子和墨镜招摇过市，跟人说自己叫比尔（bill），别人会以为你正在接受惩罚。然而，在英语角却经常能见到这样的人。
勒罗伊是大学生，在一家纺织厂当工程师，每个月赚80元钱，但他的目标却是去新开张的喜来登酒店当培训生——做什么都行，这家酒店位于上海市郊的华亭镇。上海有31家大型酒店，但华亭喜来登被认为是最佳之选。
“你被录用的机会大吗？”
“我已经得到一个职位了，总共有400人申请，他们从中选了20个。但你知道的，在中国辞职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获得批准才可以离职或者调动岗位。我在喜来登每个月能赚250元，但领导不会放我走的。”
“那太糟糕了。难道你就不能为此做点什么吗？”
“唉，他说他儿媳妇需要一份工作。他知道我的父亲是个工头，如果我父亲能帮她找到工作，那么领导就会放我走了。要是不行，我就只能待下去。”
他今天来英语角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想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所以这里不但是英语角，还有点儿“麻烦角”的意味。
他同所有自学成才的人一样有着专注的精力，并且还在不断学习。他说他对非洲很感兴趣。
我很好奇他有多了解非洲的最新情况，于是问他上沃尔特的新名字叫什么。
“布基纳法索。”他回答。
“它的首都是哪里？”
“瓦加杜古。”
“太棒了！”
他说自己落下了很多东西，需要迎头赶上，因为在“文革”期间花费了太多时间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我请他具体讲讲。
“多数时候学校是停课的，但有时也开一些课。我们会去学校批斗这个，批斗那个。我们批孔子，批老子，还批老师。如果老师不好，我们就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让他们写悔过书。干完这些我们就回家了。那就是在浪费时间，但我并没把这当一回事。”我试图想象一间教室里如何挤满戴红帽子的小野兽，以及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孩怎样恐吓他们的老师。当然，汉语中“批斗”这个词，可以委婉地表达很多意思。有位来自复旦大学英文系的女士，由于被红卫兵批斗过，现在需要依靠拐杖才能走路——她当时提倡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但那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对她拳打脚踢。然而时代已经变了，在1986年春天举办的上海莎士比亚戏剧节上，她刚作为指导老师和学生一起排演了《无事生非》。
对中国人来说，学英语的好处就是可以找到新的渠道，来接触到许多官方禁止的出版物。很多书籍中文版虽然被禁止，但英文版却可以获取。勒罗伊说他读过《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我表示很惊讶，因为董教授告诉我，奥威尔的书是“内参”，仅供内部传阅。但勒罗伊并不知道这个，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书被翻译成了中文，因为这些译本是禁止流通的。
他对《金瓶梅》这本经典的艳情小说也有所了解，但他并不知道学者是可以读到这本书的，或者说实际上这本书已经传阅开了。在他看来，这本书是口头文学传统的一部分，里面有许多在人们低声窃语中流传的淫秽故事。
我问他，上海哪些变化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他回答说，着装方式的改变是最显著的，但人们的观念也变了很多——不论是对自身的思考，还是对未来的预期。他说我应该去自由市场看看，尤其是现在有些工作能让人们在家就赚到钱，比如裁缝、修锅和补脸盆什么的。此外，还有人在家开课，教人学习英语、音乐或者服装制作。你花20元钱就能跟一位老裁缝学做衣服，每周上两次课，总共要学两个月左右。要在以前，可是一点学裁缝的理由都找不到，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就是工厂生产的那种蓝色棉布套装。
“但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现在都有工作了。以前你要是没有工作，就得待在家里。政府什么也不给你，你只能找父母要钱。现在每个人都能找点事情做，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在祝福他能够顺利去喜来登上班后，我继续往前走，想看看他刚才说的在家工作的事是不是真的。大部分人的确都在忙忙碌碌地做些什么，或者说是在赚外快——缝衣服、补锅、修鞋、修伞、卖自制的衣服。在1980年代以前，这种自由职业是闻所未闻的。与此同时，自由市场也非常活跃，沿街有各种小商贩兜售蔬菜、鸡蛋、宠物食品、时钟、旧手表、旧眼镜以及他们捕到的各种小鸟。
此时上海正在演一部血腥的复仇电影，片名叫做《无腿先生》。宣传海报上，轮椅上的男主角无腿先生正用步枪朝着仇人的脑袋射去。中国人都在四处乱转地抢票，他们说票很难买。在中国，所有的电影都很受欢迎，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动作片——《第一滴血》最近上映时，中国所有的影院几乎都场场爆满。
有个戴红袖章的老头正在人行道上责骂某个人，我走近一打听，才发现原来这人是“反吐痰小队”的成员，当时反吐痰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很支持这样的运动，但中国人吐痰却远不及他们清嗓子那样让人难受：他们猛咳一下，500码之外都能听见，跟雨季时下水道排水的声音如出一辙，而吐痰只是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煞风景的结果而已。
公园英语角的后方充满了节日的俱乐部氛围，我在那里认识了秦医生，他说自己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我对他说，在我印象里中国是没有精神病医生的——当然也没有大学设立心理学系。这里有精神病医院吗？“五年前批准设立了精神科的学位，我就是那个开始学的，”秦医生说道，“在那以前没有精神疾病专科。如果有相关症状的病人被送过来，一般会用针灸治疗。”
“你们能用针灸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吗？”
“不能，而且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在上海医学中心实习，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但现在我们有一套非常好的医疗体系，中国现在也有了很多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他们都是老先生，从德国和美国留学回来的。”
“你们一般怎么治疗病人呢？”
“我们用药呀，给他们吃药，还跟他们交谈。发生暴力的情况不多，但我们有很多抑郁症患者。我们百分之七十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些工厂里的医生会把病人转送过来，给我们治疗。”
我问他有没有遇到过妄想症患者。
“不是很多，这在中国不常见，我在诊所只听说过三个这样的病例。”
“美国的幻想症患者老觉得自己是乔治·华盛顿，而其他地方的患者则总是自称希特勒或者拿破仑。要是中国人得了这种病，会说自己是哪个伟人呢？”
“皇帝、毛主席，或者玉皇大帝。”
在我同秦医生说话的时候，一位先生走过来问我：“你说德语吗？”
“jawohl。”我答道，为了让他高兴，我还跟他胡扯了一会儿。他德语讲得很好，他说自己1930年代曾在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当过信差，德语就是那时候学的。
此时有一小群人把我们围住了。“说英语！”有个人要求道，而另一个很困惑的中国人则问道：“你们在说什么语啊——是法语吗？”没过多久，那里就聚集了二十来人听这位老先生说德语。
“如果你们想留在这，就必须说英语。”有个一本正经的中国男人说道，还抓着老先生不放手。
为了息事宁人，我开始用英语问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姓曾，让我猜猜他的年纪。我说：“大概七十岁吧。”
“我是1906年出生的，”曾先生说道，“我记得我老爹讲，当时‘皇上还在位’。他还给我讲那个老太婆的故事，就是她在背后控制皇上，”——他说的是慈禧太后——“那真是个老妖婆呀。”
“曾先生，您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
“很简单的呀。我老爹告诉我‘不要抽鸦片’，所以我从来没抽过。那时候每个人都抽的呀，然后他们就病恹恹的。但我却很壮实，心肺特别好。”他用胸腔吸了口气，然后呼了出来，“还有一个蛮不错的理由，如果我抽鸦片，我老爹会把我的腰打断的。”
我说道：“您老几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那您觉得什么时候最好？”
“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老好的啦，每个人都蛮开心的，世界终于和平了。”
“就是这个原因吗，仅仅是因为和平？”
“不光是这个。我有两个女儿，解放前大家都觉得女孩子没用，人人都想要儿子。但是解放以后我就不用担心了，两个女儿也不用再因为这个难为情了。我给你讲讲我太太吧。”
“讲吧。”我回答道。曾先生说起话来像个老顽童，身旁的这群中国听众个个都探身向前，想听听他究竟在讲些什么。
“在我一岁左右，父母就给我定了娃娃亲，是同村的一个小姑娘。二十三岁时，我终于跟她结婚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太太，最会做好吃的了。她会做面条，会做鱼丸，最会做的是饺子。我现在还记得那些饺子的味道，真香呀。”他舔了舔嘴唇，围观的中国人都大笑起来。他注意到自己已经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但并没有失去镇定：“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
我表示想看看，然后曾先生就把手伸进他随身的塑料袋里摸来摸去——那里面有一瓶中国米酒和一堆饼干、一把梳子、一些药丸、一根发黑的香蕉和一份脏兮兮的报纸。他找照片的时候，那群围观者都把头伸了过来。
当曾先生掏出照片，人群中传来一阵猛烈的倒吸气声和嫌恶的嘘叹声。他挥舞着手中的照片，上面是一具躺在棺材里的女尸，苍白的小脑袋从缎袍的花边领口上露出来。此外还有一些枯萎的花朵、一个香炉，以及一张印有死者枯槁面容的遗像。
“她是个好妻子。”曾先生骄傲地说，然后他对着照片笑笑。当他四处展示照片时，那些中国人扮着鬼脸纷纷离开了。
关于生男生女是否一样的问题，我在上海遇到的其他人也有所争论，而且很明显中国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超生的人会受到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是倾向于要男孩。你总能听见有人窃窃私语，说有许多刚出生的女婴就像没人要的小猫那样被丢弃。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在婴儿出生前就查出了性别，从而导致堕胎率上升——我没能成功获得关于堕胎的统计数据，但这些数字是相当庞大的。任何一个妇女随时随地都可以堕胎，这被视作一种对于国家的责任。我敢打赌，被打掉的胎儿中，女性数量肯定多于男性。我把这样的看法告诉了一些在上海遇到的中国人，他们也承认非常有可能。
***
桑晔是《北京人》的合著者之一，在北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到了上海一定要去郊外的闵行工业区看看，那里离市区大概有十五英里。
“作为一个旅行者，你会有新发现的，”他说道，“在闵行，乡下来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工厂的工人。他们过去住棚屋，现在都住高层公寓了。问题是他们的习惯还没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还在房间里养鸡养鸭。”
他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多帕奇居民楼里的景象：厕所臭气熏天，楼道里满是牲畜，干草叉立在墙边，一群猪慢悠悠地上上下下。
“他们还保留着乡下人的一些其他习惯，”他说道，“每到晚饭的时候，住在村子里的人都喜欢到处转转，看看亲戚们都吃些什么。在公寓楼里这样做就很不方便。人们进电梯以后要一层一层地停下去拜访他们的亲戚，为此电梯工每天都觉得很困扰。”
最后他说：“闵行虽然乱糟糟的，但是很有意思，还没有游客去过那。”
就算只为了这一个理由，我也要去看看：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猪群和鸡群，还有难以描述的厕所。于是我找了一天去闵行，但见到的一栋栋楼房却让我感到失望。那里没有一栋六层以上的楼房，而中国有法律规定，只有六层以上的楼房才必须安装电梯，这样的规定简直没有道理。闵行就是一个没什么特色的大型乡镇，大概有三万人居住，有一家发电厂、一些工厂和商店，还有一个小型市场。可是去哪里找那些猪和鸭子呢？
我徘徊在楼房后那些普通的道路上，什么特别的也没看见。有人骑车，也有人走路；有上下班的工人，也有进出学校的学生；有买东西的人，也有在楼梯上气喘吁吁的老人；当然肯定还有人在想：这个老外在看什么呢？
我遇到的一个男人说，这里正在建一家合营玩具厂，主要生产“火柴盒汽车”。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很有趣。他说还要建一家化妆品工厂，百事可乐也在考虑来这里开一家瓶装工厂，我试着控制自己不要打哈欠。
我说：“听说这里的公寓有点与众不同。”
他似乎不大明白我的话，但他说，如果我想看的话，可以去他家看看。
中国人历来都是如此好客。旅途中我很早就发现，他们总是那么友好，没有半点戒心。偏远地方的人则更是如此：他们渴望与人交谈，为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好奇我如何看待中国发生的变化，并且非常坦诚直率。他们甚至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请进。”他对我说道。
这是个两居室，屋里弥漫着蔬菜的气味。除了卧室，还有一个大客厅、一个洗手间和一间厨房。五个大人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里。这些人都来自我前不久坐火车刚经过的无锡，到1959年闵行建区时才迁过来。
他们就在当地工作——两男三女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房间都放着两张床、几个五斗柜、几张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房间很整洁，窗台上还摆着一些盆栽，但是一本书也没有。
见到我评论电视，他们就把它打开了，此时在放一部牛仔电影——格里高利·派克和奥丽维亚·德哈维兰主演的，有中文配音。我们看了一会儿电影，他们给我泡了茶，然后我们聊了聊闵行。
“有人跟我说现在闵行还有人养鸡养鸭。”
“没有了，我们现在不养鸡，也不养鸭。”
其中一位女士对我说：“那你们在美国还骑马呢。”
“只是骑着玩儿的。”我答道。他们不是很相信我。他们觉得美国到处都是牛仔，而我则暗自以为他们在闵行还养猪养鸭。
“所以你不会‘马上走’咯。”
他们在跟我玩笑，中文里的“马上”，是“快点”或者“着急”的意思。
“我现在得马上走了。”我答道。
就这样，我离开了闵行。这个地方有些无趣，但却相当体面——是桑晔错了。可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肮脏不堪比整洁有序更有意思呢？
***
有天我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姓王的人，他很时髦，看上去挺年轻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是同一年出生的——都属蛇（但小王用的词是“小龙”，这是中国人对蛇的别称）。他非常友好，肚子里装满了故事，所以我老去找他，通常是一起在锦江饭店吃午饭。他有着敏感的灵魂，但又有讽刺挖苦的本事。他说他去过美国，觉得没有比走在旧金山的街道上更开心的事了——他暗示自己很渴望移民美国，但并没有对此喋喋不休，也没有向我请求帮助。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他的穿着打扮也是与众不同的：淡黄色法式夹克配浅蓝休闲裤，手上有一块金表，脖子上绕着一圈链子，还戴着一副昂贵的太阳镜。
“我喜欢鲜艳的衣服。”他说道。
“‘文革’的时候你能这么穿吗？”
他笑了笑，说：“当时真是一团糟！”
“你有没有被批斗？”
“我被抓起来了，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抽烟的。我发现，抽烟能为你争取思考的时间。他们把我关进一个房间。可是只要我点着一根烟，一口接一口地抽，我就有时间想想应该怎么回应他们。”
“后来你怎么说的？”
“说了不正确的话！然后他们叫我写文章，自我批评！”
“讲讲那些文章吧。”
“他们给我定好了题目。比如《我为什么喜欢查尔斯·狄更斯》《我为什么喜欢莎士比亚》。”
“我觉得，他们是想让你写为什么不喜欢他们。”
“他们才不相信，”他说道，“他们把我划成了反动派。所以，我得写我为什么喜欢他们。这太可怕了，每天从单位回来，晚上还要写六页纸，然后他们还要说，‘你写的是狗屎，再去写六页’。”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给文宣队拉小提琴，拉来拉去都是一样的，什么《东方红》《毛泽东思想万岁》，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是这种，而且下雨了还要拉。我说：‘不能拉，小提琴会散架的。’他们不知道小提琴是用胶粘成的。于是我就在雨中拉啊拉，然后它就散架了。但是他们又给了我一架，‘除四害’的时候命令我去树底下拉，为的是赶走停在树上的麻雀。”
除了麻雀，其他“三害”指的是蚊子、苍蝇和老鼠。
“真荒唐。”我说道。
“我们还在淮海路上刷油漆，这更荒唐。”小王说道。
“你们是怎么刷一条街的？”我问道——淮海路是上海的主干道之一。
“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我们都刷成了红色，”小王说道，“是不是很荒唐？”
“最后刷了多少？”
“三英里半，”他回答道，此时他想起一些别的事情，笑了起来，“可是，还有更荒唐的事。去单位上班的时候，我们经常要给大门口的毛主席肖像请安。我们手里拿着红宝书，大声念着‘毛主席万岁’，向他敬礼。回到家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人们还会做一些东西来表达对毛主席的敬意，比如织个毛主席徽章，或者绣个五角星，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单位的特别纪念室里——那个房间也被漆成了红色。那都是为毛主席做的。如果他们想证明自己非常忠诚，还会佩戴毛主席像章，连别针都要别进肉里。”
“红卫兵们一定忘不了这个吧。”我说道。
“不光是红卫兵——虽然每个人都谴责红卫兵，但每个人又都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现在这么尴尬，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崇拜毛主席，自己也做过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荒唐的事。我知道有个银行家被派去抓苍蝇，他必须把苍蝇打死，然后把那些小尸体装在一个火柴盒里。每天下午都有人过来数那些死苍蝇，他们会说：‘才117只，还不够好，明天必须有125只。’然后第二天他们的要求又会提高，你明白吧？政府那时候说，要打仗了。‘敌人就要来了——要做好准备。’”
“哪个敌人？”
“帝国主义——苏联、印度、美国，是谁都没关系，他们要来打我们，”小王说着转了转他的眼珠，“所以为了备战，我们不得不造砖头。每人每月要造90块砖，可是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得帮他们做。我从单位回来以后，要先写《我为什么喜欢西方音乐》这样的文章，然后再造砖头，每个月得交出270块砖，而且他们还不停地问我的洞挖得怎样了。”
“你的洞？”
“就是关于‘深挖洞’的指示，也是为了备战。如果发生战争，每个人都该有一个防空洞用来避难。所以红卫兵时不时就来敲门，问我们：‘洞挖在哪里了？’”他说上海到处是防空洞（“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当然它们从来没有派上过用场。我叫他找一个带我去看看。在南京西路1157号，我们找到了这个位于地下的拱顶室，它就像一个废弃的地铁站，现在变成了一家冰激凌茶座。最吸引我的一点在于，这里显然已经成为当地青年男女约会的好地方。放眼望去全是一对对的中国小年轻，一方单手托着另一方的后脑勺在深情地拥吻。讽刺的是，这个由狂热偏执的红卫兵于1960年代修建的地方，如今不仅成为了这些孩子约会和亲热的场所，还得了个“同昌咖啡馆”的名字，由政府所有和经营。
有一天，我跟小王说起路过苏联时的经历，提到那边生活资料如何匮乏，导致他们经常对外国人纠缠不休，要买他们的牛仔裤、t恤、运动鞋等。
“在中国从来不会这样。”我说道。
“是呀，”小王说，“但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大概三年前，我在上海一家饭店里遇到个苏联芭蕾舞演员。我去看过他的演出，跳得太棒了！这个舞蹈演员很帅，我认出他了，他对我笑了笑。然后他指了指我的运动鞋，又指了指他自己。他想要那双鞋，我知道他是这个意思。那双鞋很贵，耐克牌的，花了我五十元呢。但我不是那么在乎钱的，后来我们就站在一起比了比脚的大小，正好合适。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说，但我能看出来他真的想要那双鞋。”
“你卖给他了吗？”
“我送给他了，”小王说，因为这件事情的琐碎，他皱起了眉头，“我很同情他，他只是想要一双鞋而已。在自己的国家连这样的鞋都买不到，我感到很悲哀。我脱下鞋给了他，然后自己赤脚走去了办公室！他真的很高兴！我心想：回到苏联之后，他肯定会经常想起这件事。他会说：‘有次我去中国，遇到一个中国人，我想要他的鞋子，然后他就送给我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在中国，你想要什么都能买到。食物、衣服、鞋子、自行车、摩托车、电视机、收音机、古董……”
“还可以看时装表演。”
“电视上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放时装表演，”小王说道，“上海就是以这个著称的。”
我问他老人们怎样看待这些发展——就在几年前，这个国家还在批判外国的腐朽堕落，人人都还穿着松垮的蓝套装，可如今高级时尚已经可以在这里展示。
“老人们喜欢中国现在的生活，”小王说道，“他们真的为此感到很兴奋。几乎没人不喜欢，以前让他们觉得太压抑了。”
几天以后，我正好有个机会来看看他说的是否属实。我收到邀请，要去一位刚退休的政府官员家里做客——中国人一般用来自法语的“干部”一词称呼这些官员。这人名叫宁柏洛（音译），今年已经六十七岁了。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是从新四军队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的。1940年到1949年期间，他在队伍中负责组织政治活动以及为军队筹集粮食和资金，先是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又参加了解放战争。他记忆中最遥远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次在上海，因为深夜错过了横渡黄浦江的小轮，被一个日本兵用棍棒毒打，说他那么晚了还待在外面。之后不久他便加入了抗日组织，后来又从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