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很惊讶，如此体弱的人竟然会远离家乡出来冒险。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自信满满，对一切充满了好奇，我真佩服这样的勇气。

还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已经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一样，拥有了许多高级酒店。酒店里应有尽有，宾客们甚至无需迈出大门：大楼装有空调，在楼内的不同地方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活动，绚丽多彩的衣服和地毯，以及五花八门的餐厅，而其他设施也都一应俱全。这就是中国现在真实的生活，酒店已经成为一大旅游景点，毫不逊色于任何寺庙或博物馆。

人们来广州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听过最有趣的是七个骨瘦如柴的小年轻，他们专程从香港过来打保龄球。

我并没有嘲笑他们。对我来说，保龄球就像炮弹一样，可以不经思考地将它们扔进漆得锃亮的轨道，然后看它们把那些瓶子砸得东倒西歪，好像也挺有趣的。那天下午非常炎热，广州真是座喧嚣的大城。

我徘徊在保龄球道旁边，但没有打球。在这里我遇到一个叫巴顿的美国人，他是搞石油的，一直负责监督石油钻井工作。是外海油井吗？他并没有告诉我。他为人相当谨慎，实际上这样的作风很像中国人，弄得跟怀疑我在从事什么工业间谍活动似的。

巴顿来广州四年了，之前他在波斯湾工作，他讨厌那个地方。然而，他也讨厌中国——虽然其他油井实现了一些盈利，但他的勘探井却迟迟没有带来回报。况且现时油价简直低得不值一提，他的成本必然会越来越高。他给我讲了一些我从不知道的事：中国其实是个产油大国，机动车辆太少导致他们石油过剩（发电厂和大部分火车都依靠燃烧本国煤炭来供能），他们还向美国出口原油和汽油。（汽油和烟花是中国对美国输出得最多的商品。）

尽管如此，石油开采计划的不断缩减，意味着巴顿需要在现有的生活模式下削减开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住在香港，以前全家每个月要相聚两次，现在改成每月一次了。巴顿说，这虽然很困难，但却是必要的。

“我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我需要这份工作，我需要钱——所有的鬼佬都需要钱。”

大多数生活在这里的老外都以“鬼佬”自称。这个词出自中国南部方言，代表了一种香港式的自嘲，意思是“洋鬼子”。

“我收到了一份新加坡的工作邀请，”他说，“也是和石油相关的。或许我该接受它，可是那地方制度太严了。我受不了李光耀，他们可以追随他，但无论如何我都要跟着邓小平走。”

巴顿笑了。他的笑声圆润浑厚，仿佛一个喉咙里有痰的老烟鬼。

“知道我们叫李光耀什么吗？有点良心的希特勒。啊哈哈！”

作为一个同样认为“哈利·李”有问题的人，我觉得他的描述既恰当又好笑。当然，他郑重其事的样子也把我吓了一跳。

其实我也可以跟巴顿讲讲我经历过的“中国采油故事”。那是1968年，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请了一群红卫兵来坎帕拉演出。他们当中有演杂技的、拉手风琴的、玩杂耍的，每个人都戴着红袖章；但将晚会推向高潮的是一出讲述采油故事的红色芭蕾舞剧，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部黑龙江省的大庆市，那是中国最寒冷和荒凉的地方之一。

乌干达夜晚的热浪滚滚，他们却在舞蹈中模仿着冻伤和体温过低的样子，钻开一层层冰面和岩石。最后他们精疲力竭地倒地，所有人几乎都要放弃了——因为找不到石油。

红卫兵们一直在对着他们慷慨陈词（他们舞动着，跳跃着，挥舞着双拳），到最后他们差不多要放弃开采时，一名红卫兵掏出红宝书，开始念毛主席语录。他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章中选了一些来读。

他露出又大又方的牙齿，高喊道：“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这鼓舞了扮成起重工和钻井工的舞者们（他们手上戴着厚绷带似的露指手套，脚上还裹着破布）。毛泽东思想激起了他们的斗志，随着合唱声“伟大的舵手……最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的响起，钻井工们又重新开始工作，最后终于发现了石油，而且是一口巨大的喷油井。整个舞台的灯光和背景与剧情配合得很巧妙，舞台上方的毛主席肖像在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熠熠生辉。石油！毛泽东思想万岁！祖国繁荣！为人民服务！排除万难！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这里的石油工人通常都是满脸疲惫的美国人，他们背井离乡，拿着丰厚的薪水，要努力供孩子念完大学。

会展中心是交易中国商品的大型市场，广州一直以此为豪。在这里我遇到一位牢骚满腹的香港人，他姓谭，那几天正在广州走亲戚。他爱自己的亲人，也非常忠诚尽责，但他不喜欢中国人民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我原以为他是个谦逊低调的人，但他言谈间却全是指责和谩骂。

“‘文革’让中国停滞了近三十年，”他说，“这也是如今我们商品水平低下的原因。”

我表示，有一些商品在我看来做得很不错，比如自行车、扳手和地毯。而且，尽管他们制造的电器看起来又丑又危险，但是珠绣包、螺丝刀、罐头食品和织物都是物美价廉。

“光做这些东西是不够的，”谭先生说，“他们自以为了解世界，但他们一无所知！”

由于带着些广东口音，他的话听起来更是多了几分讽刺意味：他们一无所机！

“现在，每个人都跟从前不一样了。”我说。

“表面上是不同了，但本质还是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根本没变。”

这是中国人民口中的“香港同胞”所特有的怀疑态度。这样的态度在广州表现得最为强烈，因为在所有的汉语词汇中，“广州”给人的感觉和“香港”最为近似。焦虑是容易传染的，广州的大部分人都在怀疑——并且是有理由地怀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寻摸着从什么人身上可以找到答案，然后我遇到了一位美国银行家，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最有发言权。虽然他才到达广州一个半小时，但他以前就来过这里。这个人名叫亚瑟·弗列格尔，说什么话都像在推销商品一样，听起来很有说服力——至少他把自己给说服了——以至于让人感到有些不真诚。但他是如此地热血沸腾，我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

“别去想那些酒店，别去想那些友谊商店和礼品店，也别去想那些餐馆和保龄球馆——所有和旅游相关的东西都不要去想，”弗列格尔说道，“它们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这样可以赚点小钱，但赚不了大钱。”

“但是中国人正在尝试吸引更多游客。”我说。

“别提这个了，这只是其中一个细节。他们想要的是外国投资，所以你看——看看其他方面，比如石油、工业，还有合资企业。想不想知道一个有意思的数字？我在香港的银行要跟大概200家合资企业打交道，你猜得到其中目前正在运作的有多少个吗？——我指的是，那些真正投入运营的。”

我表示猜不到。

他竖起两根手指，说：“只有两个，这是全部了，而且这两家谁也没赚到钱。”

“可是大家都在谈论合资企业。”

“他们只是在装腔作势而已。大部分企业都把高层人员撤走了。他们在中国的高管工资很高，但是又一直不赚钱。所以他们就把高薪的美国佬叫回去，换成某个叫左伊·陈（joechen）或是什么的香港人——你知道的，一般都是中年人，穿棕色西装，手上拎个塑料公文包。他们一喊‘加油，左伊！’，那些人就开始往前冲，直到碰到一堵墙，踉踉跄跄地回来。他们又喊一声‘加油，左伊！’，那些人又会继续往墙上冲。但这有什么关系？每年只要给他们发两三万美金就够了。现在都是这样的家伙在干，年薪六位数的高管已经没有了。”

为了打压一下这位弗列格尔先生的气焰，我表示中国人似乎对于经商特别自信。

“我不是在说他们——我讲的是投资者的信心好像正在消退。这就是为什么未来三四年至关重要了。很多公司都已经撤离，他们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空想家。他们想赚钱，如果赚不到钱，他们就走。中国市场正处于大规模扩张阶段，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很多回报——因此没有理由让人寄予厚望或者吸引大规模投资。泡沫是会破裂的，而且一旦破裂，这里就会变成地狱。五年之内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事会不会发生。”

我觉得这人说的话挺有趣的，因为他完全没有政治意识——他既务实又冷静，一心想着怎样用最快的方法来挣钱。这让我开始想象，中国或许有很多这样的人。

有些中国人已经开始盗墓了。中国南部有许多大墓豪冢，因此文物走私也成为当地最猖獗也是被判罚得最多的罪行之一。他们挖出各种盔甲、兵器、罐子、铜器、银器和饰品，再运到香港。从1984到1986的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警方就破获了一百多起走私案件，追回文物两万多件，其中不仅有家族财产，还有从湖南的汉代和唐代陵墓中盗取的各种物品。在某些案件中，还存在近似于中世纪的那种破坏行为——带有虎纹的汉代弦琴和长笛被盗墓贼们肆意践踏，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图案“不吉利”。整个衡阳县有六十多座陵墓被养猪者破坏，陵墓的砖块被他们用来砌猪舍。然而，大多数文物最终还是沦为了走私品。

这些价值连城的走私品通常都被藏在船舱或者运送大白菜的卡车内，很快就送往香港。它们的最终流向十有八九是香港，因为这些东西从来不会在中国内地买卖。

不论价值高低或年代远近，古董在中国内地几乎都是不允许交易的。买卖年代超过150年的古董就算违法——也就是说，最多只能买到晚清年间出产的劣质仿品。然而，在香港却可以买到唐代的青瓷、明代的碗，甚至古代的陶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物件，并且香港古董市场目前的繁荣状况前所未有，因为走私活动极其猖獗。

“中国人现在知道古董的贵重了，”一位古董商告诉我，“他们过去把东西卖给国家，现在再也不卖了，因为国家出的价钱太低。他们的态度变了，人人都在参与买卖，人人都在挖宝贝。他们想再找到一座西安城，再挖出一批兵马俑——但这次他们要偷偷带去香港——你会在荷里活道和猫街的古董店里见到它们的。最不可思议的东西我都见过了——在v&a博物馆你都见不到的，我没有开玩笑。他们又凿又挖，偷遍了大大小小的坟墓。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是这样的。”

***

要想形容中国不是什么样子，其实非常容易。如今在这里已经看不到狂热的工人和农民成群结队地高喊口号，也感受不到浓厚的政治氛围。这个国家建设得不是特别好，实际上有些楼房的粗劣程度是我从未见过的。它的城市并不光鲜，甚至很多农村看上去都是支离破碎、皮开肉绽的。这里没有井然的秩序，充满了吵闹与喧哗。它已经摆脱了过去的样子——在广州尤其如此。这一点显而易见。

然而，要讲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却是件很困难的事，但倘若能理解它的纷繁复杂，那么也许就会有点希望。可是当时的情形却令我发狂，因为我只能坐在那看广州的雨下个不停，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后来我碰到了一大堆装腔作势的人——可能在广州这种人比别的地方更多，因为这里有更多外国游客——于是我想：我还是闭上嘴，把这些都记下来吧，我会继续穿越中国的，我要跟随火车走遍这个国家的角角落落，我要去它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去它最炎热和最寒冷、最干燥和最潮湿、最空旷和最拥挤的地方。这是我唯一的办法，在那之后我就会有清晰的思路了。

离开广州的前几天，我遇见一位女士，她说自己来过广州很多次。她当时也要走，不过去的是另一个地方。这位女士名叫丽莎·帕卡德，在香港生活。这十几年来她一直在陆陆续续地造访内地，如今已经厌倦了。她四十五岁左右，看上去挺有开拓精神，由于在文化和商业方面都有广泛的兴趣，所以一直很忙碌。而且，她看起来拥有不错的人际关系。

她说现在同以前不一样了，我表示赞同，问她是否记得这些变化具体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哪一年？”她笑道，“我都记得具体是哪个礼拜。邓小平当时发表了一篇讲话，每个人都积极响应了。中国人最擅长解读讲话，他们知道他讲的东西很重要。那是1984年的某个礼拜，从那之后，一切都变了。”

她语气酸溜溜的，于是我回应道：“可是后来他们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

“我并不这么认为，”她答道，“我讨厌这些变化。现在他们想要的都是些小玩意儿，比如彩电、相机、手表、录音机、冰箱和摩托车。他们贪得无厌，内心开始变得非常扭曲，彼此间不再有信任，他们会说谎了。以前你用过的刮胡刀片，他们都会还给你，你还记得他们那时怎么说的吗？‘噢，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自己有刀片。’多么诚实，多么耿直，多么中国！”

我说那其实是红宝书中毛主席的指示而已。毛泽东提出军人要服从三大纪律（对党务工作者也是同样要求），分别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此外，他还提出了许多别的要求，比如“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不打人骂人”和“不调戏妇女”。

丽莎接着说道：“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必须把握时机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自由体制才建立了几年时间。然而，他们也知道中国历史上不乏发生剧变的时期。没有人预见过现在的时代，同样也不会有人知道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他们就这样疯狂。他们仿佛觉得明天一切都会结束，所以伸出两只手拼命地抓。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的回答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起码还有某种信仰——那是一种理想主义和共同奋斗的精神。‘共同奋斗’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说法，体现着某种团结一致的思想，而如今这种思想已经销声匿迹。他们不再友善，不再礼貌。我觉得他们已经迷失，他们的结局会很可怕。”

丽莎·帕卡德的话非但没让我垂头丧气，反倒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旅行之中。不管怎样，我烦透了这场雨。听说内蒙古从来不下雨，而遥远的甘肃开满了藏红花。于是我计划了一条很长的火车旅行路线，打算穿越中国最西部的几个省份——由于这个计划过于宏大，我不得不向铁路局求助。他们并不相信我，但同时又表示如果我去北京的话，会跟我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他们说，我需要得到许可。

同行的团友们就要永远离开中国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走了，比如维特里克夫妇和韦斯特贝特尔夫妇，他们带走了许多纪念品（漆器、地毯、筷子、铜器、扇子），卡思卡特夫妇也已经回到了滨海贝克斯希尔。

基克和莫里斯还没有离开白天鹅宾馆的酒吧。基克说：“我要是跟家里的那些家伙讲，我遇到过一个秃头女人，他们肯定不信。”

他咯咯地轻笑着，那笑声总是在提醒我，他的脑袋里有一块金属片。然后，他眯缝着眼睛朝我看过来。

“我可是个水兵啊，”他说，“我们见什么都激动。”他在广州还遇到个年轻的日本女人——那时她宾馆的房门敞开着，他恰好经过，于是就开始跟她胡扯。基克已经六十七岁了，但回忆起这场艳遇的时候，他的神情却温柔了许多——那只是昨天的事，就发生在宾馆四楼。

“真的很棒，”他说道，“我们只相处了六小时，但她给我的爱，比我在十五年婚姻里获得的还要多。”

莫托尔在一旁看着，他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一路上他都没有交到朋友，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他问我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我告诉他：我要北上，去进一步了解中国。

“那边会有更多坟墓，”他说，“还有更多筷子，更多宝塔。你到底想干什么？”

“试着了解这个国家。”我说道。

“你要坐火车去吗？得坐好几个世纪吧！”

“这样我会很有成就感。”

莫托尔大笑起来。我觉得他不是很聪明，但其实我也没跟他说过很多话。我只记得他因为出去找石头而消失了多少次，我还曾经对他收集的那一袋东西大为惊叹。他最宝贝的是一块来自长城的砖头，一直在想到广州火车站的时候能不能顺利把它偷运出关。

这些游客中，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我感到惊讶。我认识到，如果不是和他们坐火车同行了一万英里，我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其中任何一人。在伦敦时我曾暗地里对他们品头论足，但与第一印象相比，他们所有人都有更好的方面，也有更糟的方面。现在我已经对他们无可指责了，因为他们都证明了自己不过是普通人而已。莫托尔一向独来独往，只对石头情有独钟，然而这次他也让我大吃了一惊。我以为他目不识丁，所以一直没拿他或者他那袋石头当回事。

他问我：“你知道《远行》吗？”

我表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问他是不是指一些中国观光团，经常带人去热门景点的那种？

“是威廉·华兹华斯的诗，”他答道，“我在学校的时候读过。”

“噢，是那个《远行》啊。”

莫托尔扶了扶眼镜，开始朗诵道：

脚步沉沉，前路艰难，

酷暑沙尘，风咆雨哮相伴，

漂泊的商人肩负重担，脊背弯弯，

远行的旅人哟，笑得真灿烂……

天啊，我心想，我竟然自始至终都对这位老兄不屑一顾！

然而，说起旅行者总能自得其乐，我当天就决定离开广州。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想，为什么中国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刻板印象，人们很难摆脱关于它的想象，因而也难以看清真相。我们常常以为去了阿拉斯加就能找到圆顶冰屋，去了大溪地就可以看人穿草裙，去了非洲就有阔嘴厚唇的乌班吉人，中国的情形与这些不完全相同，但有点类似。西方人个个都喜欢道听途说，这导致他们对中国的想象虚假而不真实，所以不足为信。同样，也不能认为中国到处都弥漫着贫穷的气息。在这个面纱被不断揭开的国度，走在它最稀松平常的街头，总有场景能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尽管如此，这里却有许多美丽的昆虫，我对它们的喜爱与日俱增。

脱线先生（mr.magoo），由美国联合制片公司（upa）于1949年创作的著名动画形象。

括苍山位于浙江省台州市。

编者注：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的行刑之地为咸阳。

编者注：pagoda的词源是波斯语butkada，即but（偶像）和kada（住所）的复合词。

编者注：英语中的mandarin一词原指中国官僚，来自葡萄牙语中的mandarim（早期拼写为mandarin），词源学家认为这是东南亚的葡萄牙殖民者借用自马来语的menteri（朝臣、部长），而马来语menteri一词来源于古印度梵语的mantrin（部长）。

普罗列塔利亚为“proletariat”一词的音译，意为无产阶级。

布尔乔亚为“bourgeois”一词的音译，意为资产阶级。

徐迟译：《瓦尔登湖》，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第321页。

哈利·李（harrylee）是李光耀早年使用的英文名。

坎帕拉（kampala）,乌干达首都。

荷里活道（hollywoodroad）和猫街（catstreet）都是香港售卖古董的集中地。

v&a博物馆，全称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andalbertmuseum），位于英国伦敦，以美术品和工艺品收藏著称。

滨海贝克斯希尔（bexhillonsea），位于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的一个海滨城市。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获得“桂冠诗人”称号。

编者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佩戴唇盘的非洲妇女被带到欧美，在马戏团和杂耍表演中展出，她们被称为“乌班吉人”。但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从地图上随机选择的，乌班吉河（ubangiriver）是非洲中部刚果河的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