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历难道不会让你痛恨日本人吗？”

“不会，”他回答，“我们恨的只是他们的头头。”

中国人的谴责永远只针对高层领导：下属总是无辜的。“文革”之后，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方式克服了深重的罪恶感。这一阵跨越十年的恐怖之风，曾经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而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称为“四人帮”的四个恶魔。对于任何恐怖行为，没有哪个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名义负责——没人审判他们，而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叫嚷之外，我也从未听过任何人揭露他们的丑行。

宁同志（我认为应该这样叫他）瘦骨嶙峋，有着一张酷似鲍嘉的脸，两颊刻着长长的皱纹，他说话时舌头会不时地抵住牙齿，吐字模模糊糊的，这点也和鲍嘉一样。很容易看出来他是个强硬派，就是那种既严厉又刻板的官员，他了解1930年代的穷困，也知道这个国家此前经历了怎样的阶段才有了现在的繁荣。而且，他还在穿蓝色套装。他简直是跟我谈论发展问题的最佳人选。

尽管他本人有一副苦行僧的外表，但按中国的标准来看，他的公寓却非常大——有四间宽敞的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客厅。按照中国的惯例，每个房间都放了床。宁同志和他的太太、未出嫁的女儿、儿子、儿媳以及两个孙子都住在这里。

他太太端给我一碗炒米做的小糖块：“你会喜欢的，这可是蒙古美食。”

那东西不仅粘牙，咬起来还嘎吱作响，跟美国卖的即食脆麦片一个味道。这种麦片包装盒背面的广告一般都这么写：“好吃又好玩的甜点，孩子吃完还想要！！！”

我一边剔着粘在牙上的残渣，一边跟他说，要是他参加过新四军，他肯定听过或唱过《黄桥烧饼歌》。

“我太太会唱这首歌。”宁同志说。

我告诉他们，我在北京见过这首歌的曲作者章枚，还跟他一起讨论了爱国歌曲，歌曲中日本人都被称作鬼子、淫贼、强盗和恶魔，等等。

“我个人对日本人一点也不反感，”宁同志说，“我也不反对他们来中国做生意。但是日本社会带有军国主义色彩，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除此之外，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很多共同之处。”

我跟他说自己六年前来过中国，那时候很不一样，没什么贫富差距，好像大家都一样穷。我问他：“有些人现在越来越富裕，甚至有一小部分人特别有钱，你会不会为此感到不安？”

“你听说过瓜子大王吗？”

小王给我讲过瓜子大王的故事。有个农民过去一贫如洗，他知道中国人喜欢嗑西瓜子，于是就开始做些小买卖，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他雇了人，买了地，赚了好几百万；再后来他被指责剥削工人，政府向他征很重的税，最近他放弃了所有财产，又回去过农民的生活了。这个故事被当作道德寓言写成了剧本，并且在政府的支持下搬上了舞台，戏的名字叫《傻瓜的长征》。

“他就是个傻瓜，”宁同志说，“但富裕是没有问题的呀，我们的目标就是带领大家富起来。”

“那么腐败的情况呢，有没有行贿受贿？”我问。中国有个词叫“走后门”，指的就是幕后交易。

“当然有，当人们过分在乎钱的时候就危险了，”他说着伸出一根瘦削的手指，“人应当控制钱，而不是受钱摆布。”

我们谈论了腐败问题。正好有个现成的例子可以说：有个中国商人因为受贿和贪污公款，被上海的一个法院定了罪。他的女共犯被判了长期徒刑，但他却被执行了死刑。

“他在香港有关系。”宁同志说道，仿佛这件不光彩的事可以解释一切。

“你觉不觉得因为偷窃就判死刑，有点过重了？”

听了我的话，宁同志大笑起来。他的牙很黄，手指甲也是，而且很久没修剪过。“如果金额超过一定数量，情节就严重了。不管是谁，贪这么多都是要判死刑的。”

“所以你觉得不应该废除死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宁同志回答，“杀人要偿命，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他犯的罪跟杀人一样重。”

如此跳跃的逻辑，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现在劳动改造这样的惩罚方式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流行了，我特别想知道宁同志对死刑怎么看。

我说：“我个人认为应该废除死刑。”

“为什么？”他问。

“因为这很野蛮，而且起不到作用。”

“几个礼拜以前恐怖分子在柏林炸舞厅的事情，你们会怎么处理？”

“如果你是想问会不会判死刑，那么是不会的，”我回答，“不管怎样，难道你们不区分政治暴力和刑事暴力吗？我们来设想一下，这些人，管他们是谁，假如是巴勒斯坦人。那就是一支解放军，不是吗？”

“我们会认为他们在柏林搞恐怖主义活动，”宁同志说道，“那是犯罪，但武装斗争，”他用了这个用来专指人民战争的词，“是另外一回事，是合法的。”

我们回到钱的话题，宁同志表示，在这个进步的新经济中，赚钱效应非常明显，不大可能出现经济困难的问题。政府管理劳动力，保护工人，向富人征税，在总体上对所有商业行为实施监管。他说物价上涨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有时候“通货膨胀率（inflation）”达到了两位数——他居然用了个英文术语。然而，大家的工资也在不断上涨。他太太在老家无锡认识一位搞制图工作的女士，每个月可以赚300元。这算很高的工资了，但其中大部分来自奖金，因为她非常高产。

“所以，宁同志，你是个乐观主义者。”

“当然！”

“你难道一点危险的趋势都看不到吗？”

“是有一些，但我们正在想办法应对。政府已经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计划。看看那些标语和宣传画，苏州河附近有一张大字报……”

改革开放以后，各项限制都放松了，于是开始出现各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精神文明建设”计划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的。它于1985年开始，“五讲四美”活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人的口号一说就是一大串。

“五讲”的内容都与日常行为有关，包括讲礼貌、讲文明、讲道德、讲秩序和讲卫生，目的是纠正一些已经滋生的陋习。对于“五讲”无法纠正的陋习，可能需要靠宣传“四美”来改善，具体指的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和环境美。

向我介绍“精神文明建设”计划的人是宁同志。我挺喜欢他的，对他印象很深。他了解国际动态，对陌生人也很友好。他之所以对我如此宽容，显然是出自一种姑妄听之的心态——内心深处他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但他没有贪婪或嫉妒之心，一点都不爱慕虚荣。他也没有盛气凌人，虽然同我有争论，但我却因此而敬重他。

然而，后来我听见宁太太跟他吵得很厉害，之前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她对他说：“如果对现在的政策有什么批评或疑问，我们自己说说就行了，不要跟老外提这个。”

***

在中国，一直有个难题。如果有什么地方风景特别好看，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然后美景就被人群毁了。如果哪趟火车开得特别快，比如北京到上海的快车，每个人都想去坐，于是车上就很难有座位。中国的餐馆也一样，好馆子总是挤满了人；旅馆也是如此，提前预定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如果你总相信自己还有一线希望，有时别人还会嘲笑你：中国人会采取极其粗鲁的方式把你挤开——他们的手肘可是相当锋利。

这样的难题在上海也无法避免。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上海有许多人行道，很适合漫步观光，对行人来说这是件美事。所以人人都跑出来散步，然后街上就挤得水泄不通。

然而，如果你能像中国人一样努力地往前挤，还是有可能靠两条腿走遍上海的。人类生来害怕肢体接触，但中国人早把这种恐惧克服了。人群虽然会减缓你前行的脚步，但我觉得怎样都好过挤上海的公交车。

我听从宁同志的建议走去了苏州河，看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字报（旁边就是关于“四美”的宣传内容）。然后我又走远了点，去了码头，那个地方乱糟糟、滑溜溜的，所有人都忙个不停，有很多货栈和储藏室，中国人管这些叫仓库；此外还有一些小型室内工厂，里面有铁匠、锁匠、装配工和绕绳工在劳动。接着我来到了上海海员俱乐部，这是一栋庄严的建筑：柚木地板、装饰台灯、凹槽飞檐，还有一个可供使用的台球厅。这栋古老而雄伟的大楼，虽然墙面已经被烟灰熏黑，却仍然散发着忧郁而隽永的魅力。

大楼内部陈列着一些纪念品和船员的日常用具，比如手套、麻绳、太阳镜和拖鞋等，墙上还贴着政治标语以及关于中国士兵在越南作战的宣传材料，我把这些说明文字都记了下来。一张照片上，五名战士正斜视着几丛灌木，照片下方写着“‘英勇的六连’将士在老山保卫战中取得胜利”。

我喝了点啤酒，然后继续往前走，边走边想：就是那些人让我们在越南问题上难堪的吧？

我继续走着，穿过外滩的一座金属大桥，它就位于曾经的百老汇大厦跟前，横跨通向黄浦公园的那段苏州河。外滩至今还矗立着许多1920年代的老建筑，在我的想象中，世界上某些城市要想兴旺发达，就只能大规模地模仿过去的风格——或者说只能迎合人们对它的预期（就好像一个人长得高，就必须去打篮球一样），上海就是这样的城市。

公园门口牌子上记载了它的一段历史：

这座公园曾经由公共租界的警察看守，当时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令人感到痛上加辱的是，帝国主义者于1885年在公园门口挂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感，最后终于迫使帝国主义者撤走了牌子。

还有一处介绍可以说明公园的受欢迎程度：

每年入园总人次超过500万，节假日的游客密度可达3人每平方米。

这样利用人流量来做宣传，在中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西方人在拥挤的地方会感到压抑，但中国人却是哪里人多就去哪，只有最值得去的景点才会吸引几百万人。

然而，这可吸引不到我。我继续往前走，在离外滩较远的一栋建筑里歇了歇脚。楼内很凉爽，墙上嵌有彩色玻璃窗——玻璃上的人物很像伯恩—琼斯作品中的少女，她们旁边分别注有“真理”“智慧”和“谨慎”的字样，这让它看上去不像是一所教堂，而像是一家银行或者会计公司。门厅上方是一个圆形拱顶，下面立着几根黑玛瑙石柱，地板是黑色大理石铺成的。

我沿着那条街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上海市外办，此前我已同宣传处主任王厚康先生和他的助理钟小姐约好在此见面。

“这所房子很漂亮。”我在庭院中说道。

“这里以前是一个资本家的住所。”

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与20个国家合资开办了164家企业。我表示很惊讶，但并没有多问，因为我聪明的大脑已经猜到其中大部分肯定都还处在讨论阶段；如果我问王先生有多少企业已经开花结果的话，肯定会让他尴尬的——已经投入运营的合资企业其实很少。

由于一整天都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我问道：“你觉得中国人以后会有私家车吗？”

“极少数人会有的，但不是为了图享受，而是为了做生意。我们想要做的，是生产汽车，然后卖到国外去。出口市场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我问他，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有哪些变化让他感到震惊。“杂志更加丰富多彩了——更开放、更生动好看了，可以这样说。还有就是文字作品。”

“关于政治的吗？”

“不是，是两性方面。以前人们从来不写关于性的东西，但现在他们会写。”

钟小姐说道：“有时候这让人很尴尬。”

“人们现在敢于用故事来表达自我了，”王先生说，“以前他们不会这样。现在人们还能参与自由讨论，不会因为说了某些话就被贴上‘右派’‘反革命’或‘资本家’的标签。”

“所以再也没有人叫别人‘纸老虎’啦？”

“‘纸老虎’还是有的，它更像是一个哲学概念。”王先生答道。

之后我们又聊到了钱的话题。他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拿我来说，1954年的时候每个月赚92块钱，1979年以前就没涨过工资。”

“但是那些年你工资没变，物价却上涨了？”

他笑了，可是我的话并没有什么好笑的。中国人的笑有很多种，而他的笑是在告诉我：你问得太多了。

还是聊聊服装吧，这个话题不会引起争议。

王先生说：“解放后人们很喜欢穿朴素的衣服。他们把蓝军装和蓝帽子当作革命的象征，穿上身就觉得自己像革命者。那种衣服既结实又便宜，给人很简朴的感觉，让大家看起来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他们现在不穿了呢？”

“不久以后，有些人开始想穿更鲜艳的衣服。可是他们又害怕，因为那时候流行一种说法，如果穿鲜艳的衣服，就会被划入资产阶级。”他又笑了，这一次他仿佛是在说：这说法，连我自己都不信。他接着说道：“他们还记得那些带着剪刀出门的红卫兵，要是你的袖口太宽或太窄，他们就给你剪掉。要是你头发留得太长，他们就给你剪短。”

“你觉得这样的事还会再发生吗？”

然后我眼前就浮现出一堆红卫兵，他们手里拿着长剪子，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沿着南京路一路往前，边走边寻觅哪里有肥大的衣袖或者飘逸的长发。他们挥起长剪子，开始不停地剪，剪，剪！我意识到，一个狂热的青少年，手里要是握着一把剪子，简直比端着步枪的士兵还可怕。

王先生说：“我觉得肯定不会了。”

“你好像很确定。”我说道。

“是的，因为‘十年动乱’”——他用了现在这个比较委婉的说法——“走得太极端了，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影响是如此恶劣。如果只是件小事，那么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可是它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我们全都记得。我可以跟你说，没人希望它再来一次。”

***

在一个人能说出的所有话之中，“我不知道”恐怕是最聪明的一句，但在中国谁也不会经常这样说，老外尤其如此。然而，这事在上海有个例外，那便是美国总领事斯坦·布鲁克斯。这个人目光沉着冷静，不习惯做预测，也不喜欢泛泛而谈。他的家乡在怀俄明州，从1970年代起就断断续续地来中国工作，当时巨人毛泽东仍然威震四方，还在左右着所有决定，因此布鲁克斯的同事们大都变得唯唯诺诺的。

“我叫他们‘凡是党’，”布鲁克斯先生说道，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凡是”二字，“他们认为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已经为加入‘凡是党’付出了代价。”

我告诉他，中国的变化让我感到惊讶——不仅是服装和交通这些表面上的变化，还有更实质性的，比如他们怎样谈论政治、金钱和未来，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旅行。五年前他们才有了旅行的自由，而现在哪里都能见到他们——实际上，很多人希望去国外旅游，然后再也不回来。

“有些人的签证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办，”布鲁克斯先生说，“他们去美国学习，后来在那边找到工作就留了下来。”

“你肯定已经猜到了中国会有所变化，”我说，“但你想过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从来没想过，”他回答说，“我不知道。看得出来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启，我们从没想过会这样。”

“难到没有政治学家做过这样的设想或预判吗？”

“我认识的人里面是没有的。如果他们算得上政治学家的话，显然他们没有预见现在的情况。每个人都为现在感到惊讶。”

他还认为，既然没人料到现在的状况，那么也不可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看法也非常合乎情理。

“我们现在见到的中国正处于一段不稳定的时期，”他说，“没人可以拍着胸脯说出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密切关注，祝他们一切都顺利。”

然而，我在领事馆跟大家共进晚餐的时候——餐桌上共有十二人——中国学生留美不归的问题又冒了出来。

“不好意思。”一位瘦削的老先生边说边清了清嗓子。这人是潘教授，以前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

听到他这样说，大家立刻安静下来。随后他突然放低了声音，每个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我的几个孩子都见过我被红卫兵羞辱，”他用一种温和而理性的口气说道，“他们选择留在明尼苏达州，你能怪他们吗？”

然后他就变成了桌上唯一在吃的人，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叉起了几根芥兰，全然不觉自己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还一直和左边那位女士说个不停。

“我在监狱里关了六年，从1966年到1972年，”说完他笑了笑，“但我跟朋友们讲，实际上没有六年那么久，只有三年——因为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我就睡着了，我梦见自己的童年，梦见我的朋友们，梦见夏天，梦见家人，梦见鸟语花香，梦见我读过的书，还有以前所有快乐的事。只有醒来的时候，我才会回到监狱。我就是这样坚持过来的。”

他低下头吃自己叉子上的食物，大家又是一阵沉默。

潘教授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王后学院，1930到1939年期间在英国居住。他的口吻中带着一点腼腆，但这却更加彰显出他的睿智，每当他要说什么惊人之语，总会先轻声笑一下。他看起来大概七十五岁，我感觉虽然监狱生活使他苍老，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应该说，在中国看到以前的政治犯时，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他们经历过孤独困苦甚至辱骂虐待，但似乎从未因此而变得脆弱。相反，他们变得更加坚强，他们对关押者表示不屑，他们不仅信念坚定，而且对此直言不讳。

潘教授在这方面是个典型，但他给人的印象却不会因此而减弱。他轻声笑了笑，说：“美国人没理由惧怕中国人，一点理由都没有。在这世上，中国人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权力和金钱。美国是最有权也是最有钱的国家，所以中国人永远都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他言辞中显然带着深深的嘲讽，那是一种凄凉的绝望。接着，他又咯咯地笑了起来，他把毛泽东称作“老人家”，还重复了一些布鲁克斯先生对我讲过的话。

“我们在监狱里必须读《毛主席语录》，”潘教授说，他露出了亲切的笑容，“有时候他们还让我们背诵，你要是说错一个字，卫兵们就会很生气，你就得从头来过。除了这个，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整天坐在石头地面上，像牲口一样。我渴望上床睡觉，在梦里回到过去。”

有人问：“教授，您犯了什么错？”

“我吗？噢，我错在不该听收音机，听美国和英国的广播。”

晚饭过后我送他回家，他住得不是很远，这真是个愉快的夏夜。

“你刚才讲的那些屈辱的往事……”

我不是很清楚该如何开启对话，但他知道我在问什么。他说：“1966年9月的一天夜里，我家来了40个红卫兵。40个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进屋——是冲进来的，对我进行审判，可以这么说。他们开了场‘批斗会’来批斗我——你知道批斗吧？所有人都在我家不走，一待就是40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训斥我，质问我，最后给我定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反革命’。那是犯法的，然后我就进了监狱。”

“后来是怎么判的呢——我的意思是，判了多久？”

“多久都可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这是最糟糕的。”

“40个红卫兵，太吓人了。他们还在你家待了六周多！他们当中有你认识的人吗？”

“有啊，其中一些是我的学生，”他又那样子笑了笑，继续说道，“进门之前还在那的，但是他们进去以后却不见了。”

***

在街头行走时我常路过上海杂技场，那是一栋离市中心不远的圆顶建筑。我感到很好奇，于是进去看了场表演。而在表演过后，我想了解的东西更多了，因为我不仅看到了翻筋斗、小丑表演和柔术，还看到有人用嘴叼着一根筷子稳稳地撑起了一整套十二件的餐具。

刘茂友先生在上海文化局负责管理杂技演员。他起初是上海图书馆的一名助理，但当时，借书对任何人来说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图书馆即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也没几个人。图书管理员能做的，也仅仅是看管书架而已。因此他抓住一次调岗的机会进入文化局，并于1980年陪同上海杂技团首次访问美国。

“我们把杂技当作一种剧场表演，因为它也有艺术和戏剧的成分，”刘先生说，“它包括三种：杂耍、魔术和马戏。”

我问他，杂技在中国是怎么兴起的。

“解放以前，所有演杂技的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活动的。他们走街串巷，靠卖艺为生，街头或者任何空旷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表演场所。但我们想把他们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当然，中国几千年前就有杂耍艺人了。到了唐朝，杂技的发展达到巅峰，艺人可以自由表演。”看到刘先生说得如此激动，我接着问他对唐朝怎么看。

“那是中国最好的时期，”他说道，“所有的艺术在唐朝都得到了蓬勃发展。”

关于上海文化局的事，我知道这么多已经够了，但他还在说个不停。

“解放以前，他们演杂技只是单纯地做动作，没把它当艺术，”他说道，“可是除了调动身体之外，他们还得用心去表演。这就是我们开办培训中心的原因。我们不希望演员脑子里空空的，所以晨练后他们还要学习数学、历史、语言和文学等。”

他说1986年招人时有三千人报名，他们从中挑选了三十个。那些人都很年轻，最小的十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四岁。刘先生说文化局看重的不是技巧，而是潜力。

“我们还有马戏表演，”他说，“而且还有个动物训练学校。”

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我憎恶与动物表演有关的一切。我从没见过哪个驯狮者是不该被狮子攻击的。要是看到一条小杂种狗穿着裙子，戴着花边帽，纵身飞跃铁圈，我会咬牙切齿，恨不得折磨它的人（就是那个浑身金光闪闪的家伙）得狂犬病。

“刘先生，给我讲讲你们的动物训练吧。”

“解放前我们只训练猴子，现在猫也可以表演了……”

“家猫吗？小猫咪？”

“是的，它们可以耍把戏。”

我遇到的有些中国人认为，猫猫狗狗之类的动物是感觉不到疼痛的。它们生来就应当为人所用——受训，做苦力，被杀掉和吃掉。

“猪和鸡也可以。”刘先生补充道。

“小鸡也会表演？”

“不是小鸡，是大公鸡。”

“大公鸡会做什么？”

“它们会单腿站立——也可以说是单手站立。还有一些别的动作也挺有趣的。”

天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让呆头呆脑的大公鸡来干这些滑稽的事，但我有一种感觉，那些鸡肯定被绑起来不停地受到摧残，直到掌握动作要领。

“那么猪呢？”我问。

“猪并不是经常参加表演，但它们能立起来，用两条腿走路……”

他的话让我意识到一直以来是什么在困扰着自己。他口中的一切都让我想起《动物农场》，而一想到这实际上是一本寓言小说，我只会觉得刘先生描绘的画面更加可恶。书里写到的农场即将遭到压迫的情景仿佛生动地出现在我面前。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造成了大家的恐慌和混乱：一头猪正站着用两条后腿走路。奥威尔继续写道：

不错，是一头猪，那是尖嗓。他走得很笨拙，好像还不怎么习惯用这样的姿势支撑自己笨重的身躯。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完全保持身体平衡……过了一会儿，从农场住宅的房门里走出来一长队猪，个个都用后腿走路……

我还沉浸在思考之中，此时刘先生继续道：“我们还有狮子和老虎，还有中国唯一一只会表演的熊猫。”

他说团里的动物和演员们经常参加巡回演出，有时甚至要远赴美国，很多演员都在美国工作过。1985年，他们与美方达成合作协议，同意派遣中国杂技演员加入玲玲马戏团，一次性服务一到两年。第一年他们派了15人过去，而1986年以外派形式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杂技演员则有20人。

我问刘先生，当时财务上是怎么安排的。

“我不是很清楚，”他说，“但是玲玲兄弟会给我们钱，然后我们给演员发工资。”

“玲玲兄弟给你们多少钱？”

“每人每周200到600美元不等，具体要看演出情况。”

“那你们发给演员多少呢？”

“大概100元。”

只有20英镑左右。

我想知道，人们这种甘愿被当作出口商品的心态能维持多久。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不会太久：就在我与刘先生谈话的那一周，他们的一个舞狮演员在纽约消失了，过了好几个月也没人找到他。

***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我试着搞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讨厌大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噪音、灰尘和不停的奔走——我实在受不了路上拥挤的交通和气急败坏的人群，以及人们被推来搡去的感觉——也因为有太多人来来往往，在这些地方工作甚至死去，而就在他们故去的地方，如今又会有另一些人在生活，想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虽然在我的印象中荒野总是同无知联系在一起，但置身于这样的城市，我却无法不觉得自己身边有鬼魂出没。

在中国的城市，我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我不停地想，这个地方也许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吧，然后就吓得肩膀直哆嗦。中国官方禁止讨论鬼神这样荒唐的事，所以中国人拒绝谈论这个话题，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的恐惧之感才愈发强烈。同样地，中国允许人民信教，但前提是不得公开谈论它。然而，中国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这是党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在复旦大学听说了一些可怕的故事。乍看之下，那里根本不像学习的地方。从外望去，只觉得它像一座中国工厂：同样是低矮的树篱和锋利的栅栏，同样是黄色的围墙和有人看守的大门，同样是落满灰尘、尚未完工的建筑一栋连着一栋，还有工房一般的教师宿舍以及附近的小平房——裁缝店、洗衣房、菜摊、肉铺、面馆和自行车修理行。它有着典型中国工厂区的随意外观，似乎是谁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既没有明确的布局规划，也没有充足的经费，建设时则能省一毛是一毛。

然而这个印象是有一点误导性的，因为树篱和围墙之内其实绿树成荫，一切都井然有序，甚至可以说是小憩或沉思的好地方。

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但是她性格有些腼腆，1949年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她又在麻省理工获得了博士学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聪明才智、教育背景以及在物理学领域的原创研究非但没能帮到她，反倒成为使得她被人诟病的历史污点。她离开上海，到一家工厂去劳动，白天组装收音机，晚上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毛泽东思想谱成歌曲，要谢博士唱。难怪如今在她寓所的墙上，挂着一幅引人注目的书法，上面的“劲松”二字仿佛某种理想主义者的格言，勉励人们像松树一样，即使面对狂风也要屹立不倒（“劲”字充分地展现了激烈对抗的场面）。这幅字出自国务院前副总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之笔，此人以思想特立独行而著称。

尽管上海挤得快要爆炸了，但它却是一个真正的城市。虽然我觉得这里闹鬼，但这却只能让它更具城市气息。港口的船舶、骄傲的市民、海上的空气、林立的高校，这些都让我想起波士顿。我原本打算在此留待几日，但有一天我碰到了维特里克夫妇和韦斯特贝特尔夫妇。他们前一天才到上海，隔日就要离开。

“我们要去广州啦，”里克说，“跟我们一起走怎么样？要坐36小时的火车，沿途的风景肯定美到不行，听说广州特别棒。”

我心想这是搞什么鬼，但还是答应了他们。

弗拉芒（flemish，又译作弗兰德斯），在历史上泛指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荷兰的部分地区。弗拉芒画派出现于15世纪早期至17世纪，题材多为宗教故事或当地农民生活场景，代表画家有扬·范·艾克（janvaneyck）、杰罗姆·博世（jérômebosch）、彼得·勃鲁盖尔（pieterbruegel）和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paulrubens）等。

潘翎（lynnpan，1945—），华裔女作家、海外华人研究专家。出生在上海，童年时随家人移居海外，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曾居住在马来西亚、英国、日内瓦、赫尔辛基、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现居上海。代表作有《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citesonsoftheyellowemperor:thestoryoftheoverseaschinese/cite）、《海外华人百科全书》（citetheencyclopediaofthechineseoverseas/cite）等。

托利党（tory）是活跃于17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政党，是保守党的前身，现今保守党有时仍被称作托利党。

兰博（rambo）是史泰龙电影《第一滴血》（citefirstblood/cite）中的主角，该片曾在1980年代风靡一时。

上沃尔特（uppervolta），一个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缘的内陆国家，1984年时改名为布基纳法索（burkinafaso），首都是瓦加杜古（ouagadougou）。

德语，意为“是的，当然”。

多帕奇（dogpatch），美国旧金山一个衰败的老工业区，1970年代开始被逐渐改造成为现代社区。

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peck，1916—2003），美国著名演员，曾于1962年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奥丽维亚·德哈维兰（oliviadehavilland，1916—2020），英国著名演员，曾于1946年和1949年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亨弗莱·鲍嘉（humphreybogart，1899—1957），美国著名演员，曾于1952年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编者注：指“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1937—），安徽省怀远县人，号称“中国第一商贩”。

指位于上海外滩苏州河汇入黄浦江口附近的外白渡桥，它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铆接的桥梁，也是当今中国唯一留存的不等高桁架结构式桥。

伯恩—琼斯（edwardburne-jones，1833—1898），英国画家、图书插画家、彩色玻璃和马赛克设计师。

斯坦·布鲁克斯（thomasstanbrooks），1983至1987年期间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傅惟慈译：《动物农场》，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