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列车员总是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帽子歪歪斜斜，脚趾头还伸出凉鞋一大截，但这都无关紧要，重点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向我们展示的，官僚式的暴躁和冷漠。他们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老百姓不穿制服，遇事相当灵活，也许还愿意和你做点交易。这样的人存在于“自由市场”（对新兴集市的称呼）里，而不在中国铁路上。

半夜守在大同车站门口的那个女人声色俱厉，像极了刻耳柏洛斯。往兰州方向的火车还有三分钟才出发，但她就已经砰地关上了入口大门，并且还上了挂锁，留下一堆士兵和许多其他迟到的人，紧靠在栅栏边，眼睁睁看火车开走。更加无礼的是，她把检票口上方的灯也关掉了，让我们所有人陷在一片黑暗当中。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如果没有进站，她是绝不会放我进去的。接着没过多久，她又砰地关上门，在我上车的时候，留下更多迟到者在一旁望车兴叹。这不仅仅是冷漠无情，官僚体制往往带有许多虐待狂的意味。

临近午夜时分，我在卧铺车厢中找到自己的铺位，也没去管身边都有谁（好像有个女人？），就直接入睡了。第二天清晨五点半，中国官僚又卷土重来，她猛地敲开门，把灯打开，找我们要毛毯和床单。我转过身去，试图回到刚才的梦里——当时我正在微风中穿越刘易斯湾。这个列车员和面点师傅一样戴白帽子，系白围裙，她用手指戳了戳我的屁股，吼我起床。

“这趟车要七点一刻才到！”

“起来，我要收拾床铺！”

“我要睡觉！”

我对铺的一位青年男子告诉我：“他们叫你从床上下来，因为要叠被子。”

“那么着急做什么？我们大概还要两小时才到。我想睡觉。”

列车员抓起了毛毯，我知道她也想用蒙古列车员那样的伎俩，一把就将铺盖从我的身边抽离。

我并不精通中文，仅仅会一些日常用语，于是我对那个年轻人说：“帮我个忙吧，把我说的话翻译给她听。如果他们这样急于把活儿干好，就叫他们先去打扫厕所。厕所太恶心了，昨晚我都不敢用。地面不干净，窗户也是脏的，暖瓶里也没有热水。收拾床铺就那么重要吗？”

他摇摇头，不想翻译。他知道，而我其实也清楚，如果早点把铺盖叠好，那么一到北京站，他们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就算用额外的时间来叠被单也拿不到加班费。嗖的一声，她把我的铺盖抽走了，只留下穿蓝色睡衣的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瑟瑟发抖。

“我不能跟他们说这个，”年轻人说道，“他们不会听的。”

他的意思是，这会让他们难堪的，毕竟他们只是在做分内的工作而已。这个年轻人姓彭，正在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想借此来提高英语。对待看书的人，我总是很温和的，但我跟他说那本书对他的英语不会有什么帮助。他二十七岁，是大同本地人，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一名秘书，他说她是个单纯的女孩儿，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他。他说他们现在还没有孩子：“政策只允许生一个，所以我们想再等等。”

北京的天空渐渐亮了起来。我立刻清楚地看到，这个曾经向四处胡乱扩张、带着乡土气的首都，正在变成一座高楼林立的城市。街上到处是又高又大的起重机，这种重型机械有二十层楼那么高，形状就像倒过来写的“l”字。我数了一下，在到达北京站之前，总共见到了六十架。人们在用它们建造新的公寓、塔台、酒店和写字楼。我见到了立交桥和新的隧道，大部分道路看起来都是新修的，有些街道上还比较拥堵。整个城市比以前更大、更吵，而且也更加明亮和繁荣，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曾目睹过它单薄的岁月。当然，同时我也想起了苏联的阴郁、蒙古的贫乏和波兰的戾气，那些自我否定又贪得无厌的人民，那些粮食短缺的窘况，还有那些破破烂烂的汽车。北京正经历着转变，仿佛只是有人简简单单地发出了一项“建设城市”的命令。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种全新的氛围，如此繁荣的景象，出现还不到五年时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毫无疑问，这座城市正在崛起。

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出租车，新的建筑，干净的街道，鲜亮的衣衫，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它不像一个供人居住的城市，反倒像是为游客和商人这样的来访者服务的。在建的有九家酒店，还有更多餐馆和百货商场，但没有剧院和公园。有的新学校专教外语，也提供旅游方面的课程。较大的新学校中，有一所专门培训出租车司机。有的影院又重新开放，但没有配备新的乐队。北京已不再是那座封建皇城，它开始变成一处旅游胜地。在这样一片旧貌换新颜的景象中，最令人忐忑的，便是随处可见的外国银行家和会计师。

有人说任何热衷于盖新楼的国家，也同样热衷于将旧房子推倒，这也许是真的。过去一千多年，北京城四周一直围绕着精美的高墙，城楼上有雄伟的圆柱和城门，看起来像城堡一样。1963年，为了腾出地方来盖一些难看的公寓楼，人们把城墙推倒了。然而，并没有人因为它的拆除感到悲哀。以前北京居民区的房子大都是四合院，就是那种带围墙的传统中式复合建筑，大门呈圆月形，门后是屏风，院内的屋舍错落有致。可如今这些院落大部分也都不见了，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小旅馆和民宿正在或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巨型酒店，北京现在有三十多家价格昂贵的酒店，假日酒店和喜来登长城饭店不过其中两家。整个城中只有紫禁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连中国人自己也知道，如果他们把这个也拆掉，那么谁都没有来北京的理由了。最近在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离毛泽东纪念堂不远的地方，新开了一家肯德基餐厅，这实在是有悖于中国人对此地的崇敬之情。

中国的历史层层交叠，现在总要抹掉过去的某些东西，这点在路边已经显露无疑。大字标语不是被刷上了丰田汽车广告，就是变成了牙刷和手表广告牌。新的汽车、电脑海报或商标名称之下，总能看见残留的标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样的标语太多太显眼，人们除了重刷之外别无他法，但往往刷过之后，那些大字仍然若隐若现。现在北京的商业广告牌和海报如此之多，也许正要归因于那些标语——并不是广告牌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它们可以遮住那一个个6英尺（1.8米）见方的汉字。

我问小彭，为什么要涂掉那些字。

“政治色彩太浓了。”

“那样很糟糕吗？”

“不太务实。”

有一首十九世纪的中国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当年口中洋鬼子，今日必称洋先生；

旧妇别时泪满襟，新人进门笑开颜；

世事人心皆无常，只道风水轮流转。

由于事先已有所安排，并且只有指定的酒店才能接待外国人，我住进了燕翔饭店，房费是每晚160元。小彭去了他说的中国旅馆，那地方没有正式名称，但有门牌号码，一晚上只要三块钱。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论是餐馆或商店，还是博物馆门票和展览入场券，或者公交车、出租车、飞机和火车，他们奉行的都是双重标准，对于中国人和老外是分开定价的。一般来说，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多付三四倍的钱。但海外华人则属于另外一类，一个自出生起就生活在波士顿的华裔美国人，就算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被当作是外国人。商务人员和官方访客又是另一类，可以享受某些特权。

阶级分类如此复杂，很难让人不觉得，迟早还会引发矛盾。小彭说，“也许会吧”，因为100元每月的人均工资还是太低了，奖金又不稳定，新中国正面临着它成立之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

“但我希望它不要发生，”小彭说道，“我觉得革命的破坏力太大了。”

“可是如果当初中国不革命，你现在的生活会很不一样。”

“也许会更好，也许会更糟。”他说。

我问他：“但是，你难道不认为自己经历了一段有趣的历史吗？”

“只是一点点吧。中国的历史太长了，‘文化大革命’几乎不算什么。”

诺拉·沃恩在小说《寄庐》中曾经写道：

我问这是什么战争，春歌的丈夫答道：“这不是战争，只是一段过渡期而已。如果足够了解中国历史，你就会明白的。在我们四千六百年的历史中，每逢改朝换代，都会有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短则六十年，长则一百年。”

小彭没有当过红卫兵，他今年二十六岁，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时他才十来岁。但他曾经拒绝参加红卫兵，这让他在当时不太受欢迎。

“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敬爱，我得参加游行活动，但我的心根本不在那里。大家觉得戴红卫兵袖章是很光荣的事，如果能当上红卫兵团的领导，那就最好了。”

“你们学校的领导是谁？”

“一个叫卫东的男孩，他自己改的名字，因为有‘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知道所有的口号，还要我们也一起喊。那段时间真的很奇怪，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革命的状态。”

“卫东后来怎么样了？”

“我偶尔还能见到他。他完全变了，现在是一名教师，有几个孩子，就是个普通劳动者。那是最糟糕的事情，太艰难了。他没什么钱，得不到别人尊重。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演讲了，也没有口号可以喊。没有人因为过去的事情责怪他，但现在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理他。”

“你不觉得‘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什么成就吗？”

“完全没有，而且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真的很信任周总理，所以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那件事是真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悼念他，都是自发的。但我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天安门广场上全是人，每个人都感到很迷茫。”

“你们到什么时候才不再感到迷茫？”

“直到邓小平上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小彭说。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短暂的过渡期，这也许只是其中一段。”

“我希望时间长一些。”小彭说道。

***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包柏漪都要比她的驻华大使丈夫出名得多，她的小说《春月》是美国的畅销书，中国正在把它改编成电影。她的丈夫叫“温斯顿·洛德”，一听就是个贵族名字，而且更像某类女性小说中的人物，但不大可能出现在包柏漪的小说里。有人称赞说，她的小说精准地刻画了处于中国历史时代变迁之中的家庭，这一点不假。故事发生的背景，正是包女士所亲历的时代。她在中国出生，在美国成长并接受教育，最近又以大使夫人的身份回到中国，这些经历似乎都很好地呼应了小说中的内容。

我提前不到一天才告知她来讯，但她竟然为我安排了一个十六人的午餐会。见到她时，我才知道根本无须为此惊讶。在我看来，她从未对谁说过不。

她身材苗条，有着典型中国美人的端庄相貌，皮肤如丝绒般光滑洁白，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优雅，用时尚杂志的话来说，简直是倾国倾城。她的神情既机敏又怡然，仿佛事事都称心如意，又或许她自己并无所求，却常常有人慷慨相助。漆黑的头发被她盘成一个紧紧的发髻，用簪子固定在脑后。她身穿时髦的白色夹克和短裙，里面用条纹衬衫打底，脚蹬一双细高跟鞋；脸颊两侧别着一对大大的白色珊瑚耳环，看起来像是由法贝热设计的耳机。她是那样急于让我感到轻松，但我却立刻紧张起来。

北京的五月潮湿闷热，但洛德夫人的精力却异常旺盛。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热情中体现出某种自信，不管说中文还是英文都是如此。她个性活泼，笑声清脆爽朗，为了引我注意或强调重点，她经常会用手戳戳我的胳膊，敲敲我的膝盖，或者拍拍我的肩膀，中国人可没有这样的习惯。如果别人这样做，肯定会遭人厌烦，但洛德夫人反倒让人变得兴高采烈。我喜欢这位光彩照人的女士戳我的胳膊。

谈话间，她讲到制定计划非常重要，拍拍我说：“这就像挑选合适的对象一样……”

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我从来不认为婚姻是刻意的选择。它是另一码事：两个人相爱了，就在一起了，不用管未来是好是坏。但她似乎特别理性，在这一点上她显然非常中国，我猜她肯定一辈子都在思考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她跟我说，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心想肯定有很多女人讨厌她，因为大多数人都想变成她那样——魅力非凡、成就颇高，被众人当作皇后来追捧。她说她已经四十七岁了。可是她看起来只有三十五岁上下，而且——因为有些中国人的脸不会随时间变老，这个样子也许可以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聊到了出版的事。她在事业上很顺利，已经出了两本书，而且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她来北京才六个月，本打算写一部新的小说。然而，由于要打理使馆内务、安排菜单、管理佣人、接待客人和照料家人，她变得有点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主妇。她说，为了让自己有条不紊，她在坚持写日记——或许就是为了出版而写。

“我发现自己坐在邓小平旁边，或者有人正介绍我认识某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于是我想：‘必须把这个记下来！’你说，这些是不是很重要？”

“是挺重要的，但大家读日记，是为了发现一些琐事和八卦。我的建议是，把什么都记下来，不要修改也不要增删，尽量自然一点。”

“你就是那样做的吗？”她边说边翘起二郎腿，然后蜷起身子将膝盖抱在胸前，一副怀疑的样子。

“只有在旅行的时候我才写日记。”我答道。我并没有告诉她，其实我觉得日记对于小说写作来说是致命的，它会让你试图记住所有的事情。

“因为旅行实在太有趣了吗？”

“不，因为旅行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非主流的自传形式。”

此时，一位女士没敲门就进来了，她说客人都到齐了。

“他们都是党员！”洛德夫人神秘兮兮地说。她得意洋洋的，那么有谁不是党员吗？这个国家有十亿人口，但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有4400万，仅占4.4%。

来客都是作家和学者，其中大多数人都出过国，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面对西式菜单（先是汤，然后是大虾和炖肉）或刀叉时，他们个个都表现得落落大方。

我问身旁的女士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i’dliketokeepanopenmind.（我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她用英文回答。她的口音非同寻常，那不仅仅是流利的英语，而且是上流社会讲的英语，语调很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校长。她的声音让人想起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的院长，而她本人的样子也很像英国人赞不绝口的那种“女学者”。因此，当听说她在北京大学教书，并且主要讲亨利·詹姆斯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

她说她感到很愤怒，因为詹姆斯作品的中文译本都太糟糕了。

“当卡斯帕·戈德伍德对伊莎贝尔说‘等着吧！’他们居然翻译成了‘等一会儿’，就好像他马上就会回来一样，你明白吧。这真的让人很难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问她政府会不会干涉她的教学——毕竟直到最近外国小说还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毒瘤（“糖衣炮弹”）。

“政府不怎么管我们，我们可以自主安排工作，和‘文革’时期很不一样了，”她一边说着，优雅地剥掉蝴蝶虾的尾巴，“那时校园里有很多喇叭，一直响个不停。”

“你讨厌那样吗？”

“刚开始的时候是的，后来我觉得那简直太无聊了。那是‘文革’中最糟糕的事情，无聊至极。你每天早上都会被吵醒，广播里超级大声地放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刷牙的时候，牙刷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连洗脸盆里也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处都可以看见那样的标语，而且大部分人都很讨厌它们——真的很侮辱人。我已经被烦透了。”

她低声用英文和我说着这些，语气中疲态尽显。不过接着她的声音又大了起来。

“但大家也都无能为力。”

萧乾在旁边安静地听着，这位老先生已经年逾古稀，1939到1945年期间他曾在英国留学。那时候由于“二战”的关系，他没法返航回国。但他说，正是因为在英国度过了一段战争岁月，他才看到了英国最好的一面。他脖子上系着一条类似校友领带的东西，于是我向他求证。他说没错，那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领带，他当时就在那里念英文。

我对他说：“我觉得中国人好像没有打领带的习惯。”然后我又跟他讲了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法国人的故事。1960年代的所有暴力和动乱，有没有改变他的思维方式呢？我这样问他。“有的，”他回答，“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打领带了。”

萧先生说：“现在人们开始打领带了。出国的话，肯定还是需要领带的。”

他告诉我，他最近去了趟新加坡。

“我在那教过书。”我说。

“新加坡是个经济奇迹，”他笑着说，然后补充道，“也是片文化沙漠。他们除了钱，什么也没有。他们的寺庙在我们看来跟玩具一样。这个国家无足轻重，甚至好像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总理李光耀虽然是东方人，却总是以西方人自诩。但他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他在政治上就非常推崇儒家的家庭观念。在新加坡，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是可以减税的。这就有儒家思想在里面，挺好的。”

“我的学生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欺负，”我说道，“如果他们学习英文或者政治学，那么他们就拿不到奖学金。政府只资助念经济或商科的学生，认为这些才是赚钱的专业。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些告密者。说来也奇怪，要是有谁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被揭发。”

“现在新加坡人很希望和我们做生意，”萧先生说道，“但他们的政府太严厉了，总是监视和监听，搞得人民很害怕。”

我问：“可是中国跟它比，差别很大吗？”

“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他回答，“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你们管这些能监听你声音的机器叫什么？”

“窃听器？”

“没错，我们没有窃听器。但是在新加坡，任何人开口前都会在桌子下面摸一摸，看看有没有窃听器在监听。”

他没有喝酒，但其他人在喝，一杯杯红酒下肚，他们的脸开始变红，并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萧先生旁边的一位年轻男士问我来中国打算做什么。

“就是坐火车，四处看看。”我告诉他。

“你是要写报告吗？”

“根本不是。”我回答，然后告诉他我的座右铭：像狗一样咧嘴傻笑，然后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他说那也正是他喜欢干的事情。实际上，他有点效仿斯特兹·特克尔的做法，一直在走访国内的许多地方，用录音带记下人们的回忆。他将采访文稿整理成书，不久即将出版，书名叫做《北京人》。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关于中国铁路的问题想问他——他自称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名字叫做桑晔。

我和他说，我特别期待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火车，那可是中国境内最长的火车路线，途中要穿越大山和沙漠，总共需要四天半时间。

“他们叫那趟车‘铁公鸡’。”他说道。

他解释说“铁公鸡”是吝啬的代名词，因为“吝啬的人一毛不拔，就像铁公鸡一样”。它还可以用来指毫无用处的东西，中国有句谚语说“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和西方人口中的“白象”是一个意思。此外，这个词还玩了点文字游戏，取的是“铁路”“工程”和“机车”的首字谐音。

说到“吝啬”，这趟车的确名副其实，因为直到最近，这条故障频发的铁道线路仍在由新疆地方政府管理。事实上，新疆幅员辽阔，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然而，自治区铁路局地处偏远，既不愿放弃对铁路的管理权，也不能好好维护它。虽然比起“铁公鸡”这个词本身，我更想了解这背后的故事，但这样的叫法确实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上车去看一看。

用完午餐，洛德夫人请我对大家说点什么。正式的中国宴会都要有一些简短的发言穿插其间：开始时，主人要致欢迎词，然后客人要表示感谢；接着，席间大家开始相互说些冠冕的客套话和祝酒词，到最后宴会往往戛然而止。没有人逗留徘徊，没有人坐在你身边瞎吹胡侃。我参加过的所有中国宴会都是在悄无声息中结束的。

我说了一小会儿，向大家表示感谢，然后坐下。然而，洛德夫人却不停地给我制造话题。我之前不是来过中国吗？我难道不该讲讲这次和上次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于是我又起身，向大家坦言即使是在六年前，人们也很不愿意谈“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这样做比举止不端还要恶劣：它会招来横祸，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它是政治行为，没人敢做。就算有人真的谈起，也都是用很委婉的说法，就像英国人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称它“最近发生的不快”。然而，如今人们可以大方地谈那疯狂的十年，他们不再简单地称之为“文化大革命”，而是经常在前面加上一个“所谓的”来修饰，或者直接管它叫“十年浩劫”。人们能够用批判的态度谈论这件事情，肯定是件好事吧？

“你就只注意到了那么多吗？”洛德夫人问道，她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我说游客和商人似乎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对于比他们贫穷得多的中国人来说，这些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沮丧。

“我们从来不会认真对待外国人，”桌子末端的一位客人说道，“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老外好骗’。”

“我觉得这句话很危险。”我说道。

洛德夫人问：“为什么‘危险’？”

“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洛德夫人说道：“中国人并不知道酒店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会进去。”

“我们进不去，”那位女学者说道，“可是也没有人真的过来拦你。前几个月我去了一个大酒店，那里面有保龄球场，还有迪斯科舞厅和书店。但我没有外汇兑换券，所以什么也买不了。”

有人说道：“我觉得这种不让中国人进旅游酒店的规定很快就会改掉的。”

洛德夫人说：“有朋友告诉了我特权的事情，这当然有问题。我的中国朋友都有些悲观，但我是乐观的。我觉得一切都会继续得到改善，而我也想提供些帮助。我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拥有的太多了。”

我告诉他们：“诡异的是，我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场动乱发生在1960年代，当时我正在非洲，而中国正试图在非洲产生影响。我看过《毛主席语录》和《北京周报》，感觉自己也像个革命者。”

“我以前有本《毛主席语录》，”一位男士说道，“我把它收起来了，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我想可能是丢了。你不是真的读过吧？”

为了证明自己，我开始背诵“红宝书”中的句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调查问题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问题就是解决问题。”在中国旅行时，我经常会想起第二句话。

大家一阵长吁短叹。

“他让我们回到了三十年前。”有人说。

“如果你到北大校园里去，可以看到一尊毛主席塑像，”一位学者告诉我，“但现在这样的塑像已经不多了。那尊塑像底座上原来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名字了。”

我并没有立场告诉他们，他们同党中央的思想已经脱节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最近（1986年9月）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来参加午宴的这些人，都属于中国存在已久的士绅阶层。他们比较特殊，时常受到猜疑和排挤。尽管举足轻重，但没有君王同他们相处时能真正感到自在。实际上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曾设法挫了挫他们的锐气，他把他们送到农村去，以此来改造他们。“如果你自以为很聪明的话，那么就可以开始动手往手推车里铲猪粪了”，到了晚上，那些被下放的知识分子还要学习马列著作。

“对这间房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宁愿自己的孩子做个清贫的学者，而不是有钱的商人，”洛德夫人告诉我，“事实就是这样。”

我想对她说，在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国家，选择做商人还是知识分子绝不是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但我知道这样很无礼。显然，洛德夫人请来的这十六位根正苗红的知识分子，并不能代表广大中国人民，他们西化程度很高，喜欢喝咖啡——这可是在中国最难见到的饮品之一，而且餐后还能留下来再聊一会儿。

董乐山教授最近翻译完成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事实上他就是在1984年翻译的，看起来真是一段完美姻缘。他还把库尔特·冯内古特和索尔·贝娄的作品译成了中文，但我想跟他谈谈奥威尔。

他说：“我觉得那是本非常阴郁的小说。”

“你会觉得它很熟悉吗？”

“你说的是才过去不久的中国吧，”他眨了眨眼说道。

“那为什么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写它呢？”

“我们还在试图理解它，这是个非常痛苦的主题。”

有一类专门写“文革”的作品，叫做“伤痕文学”，因此“痛苦”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中国有位非常受欢迎的作家叫冯骥才，他写的几乎都是“文革”的事。

“人们读《一九八四》的时候也许会想起这件事。”我说。

董教授谨慎地侧过头来说：“但是大部分人读不到它，这本书是限制阅读的——是内参……”

“限制阅读”指的是将它归入某种类别的书籍，仅供值得信赖的读者使用。普通百姓是不能阅读内参的，他们还有一个词叫做“内部”，用来指那些不能跟外国人提起——或者至少不希望在他们面前谈的东西。但我几乎感受不到中国人的戒心；他们什么都谈，而且往往直言不讳。

董教授还在谈《一九八四》，以及为什么只有知识分子才可以读它。“这种书要经过特别许可才能读，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他说书店和图书馆都有一个“内参”室，这种内容大胆且颇具煽动性的材料就放在里面，需要有经过核准的“通行证”才能进去阅读。但他说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可以读到这些书，因为一旦有人把它买走，大家就可以相互借阅。其实，限制此类书籍流通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这些顽固不化的学究们并不习惯于借书给那些凡夫俗子，认为后者读过以后可能形成错误的观点。

有趣的是，尽管听到了这么多解释，但八个月之后，在中国南部的港口城市厦门，我走进一家公共图书馆，找到了一本董教授翻译的《一九八四》。我问图书管理员，这本书是否可以自由借阅，她回答说：“当然可以。它好在哪里呢？”

董教授说，真正奇怪和危险的书是那些情色经典，比如《金瓶梅》那样的书，书名的意思是“插在金瓶里的梅花”，本身就有点性暗示的意味。这本书写于明代，也就是十四世纪，早在一百多年前西方人就可以读到它的译本了。艾支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翻译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之一。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荒淫的年轻商人的生活，以及他各种各样的风流艳事。

“你真的觉得那本书有害吗？”

“对我来说并没有。”董教授用一种孤高的口吻答道，“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它非常有害。你知道的，中文并不是那么直白，经常会有很多暗示。《金瓶梅》就是这样。它里面根本不明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去想象。我觉得确实应该限制阅读。”

我问董教授现在都忙些什么，他说自己最近编了一本英文短语手册，收录的都是一般中国人在英文字典中找不到的短语，比如“沃特·密提主义”和“阿尔奇·邦克心态”。

他问我在做些什么，我说刚完成了一本小说，写的是不久的将来。

“没有人写中国未来的事情，我们几乎从不畅想未来。我们有一些科幻小说，但没有关于未来的作品。”

“难道没有人想过，就像奥威尔那样，通过写未来的事来表达对当下的看法？”

他告诉我：“我们有个说法叫做‘借古讽今’。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曾经北京有个市长，写了个剧本来讲明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人们当时非常震惊。‘你在讽刺毛主席！’他们说。然后那个市长很快就被撤职了，从此消失不见。”

“那他真的讽刺了吗？”

“当然了！”

客人差不多走了一半，留下来的那些人想谈谈宗教。我说这不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但我可以试着回答他们的问题。美国人信教吗？为什么斯坦贝克和福克纳的作品中总是带着点宗教的意味，但是现在的作品里却都不见了呢？他们熟知许多英美作家，但是一听到他们提起英文书名，我就知道他们可能读的是译本而不是原著，比如他们把狄更斯的《双城记》和《艰难时世》分别说成“astoryabouttwoplaces”和“difficultyears”，把霍桑的《红字》说成“theredletter”，把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说成“angrygrapes”，等等。我推荐他们读辛克莱·刘易斯，我才在火车上读过他的书。然后我询问了他们自己的写作情况。

“我们厌倦了政治，”一位青年作家说道，“我们的作家向来都只写政治。人们认为中国作家很痴迷这个主题，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想写点其他的东西，可是需要找到受众。”

我表示，他们要想找到受众，并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政治和政客的主题都太乏味了：“如果你们写点其他的东西，会有很多读者的。”

“但是我们得让第一读者满意。”另一个人边说边竖起一根手指。

他们认为审查制度针对的是下层社会而不是知识分子，这在我看来多少有些虚伪，但我并没有质疑他们的逻辑，因为怕吓坏他们。我说，亨利·米勒的书直到1960年代才在英国和美国解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官司纠纷也就是1960年的事情。西方的开明也不过如此。

“我们在进步，”一位学者说道，“我们刚出版了一系列凯恩斯经济学的书。”我说可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他们，就像大卫·赫伯特·劳伦斯对于我们一样，然后我试着想象了一下供方经济学理论怎样被禁止，怎样被视为黑暗和恐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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