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要是看到外国游客，我们肯定会说‘美国人真老’。”在北京的时候有个人这样告诉我。他说得没错：那时候只有老人家才去中国，因为又贵又费时间，如果想去的话，等到退休以后有钱有闲了会好一些。可是现在，大家都跑到中国来。他们当中有大款，也有穷游客；有来混吃混喝的，也有骑行者和旅人；有考古学家，也有想学中国功夫的人。到了北京他们都要去参观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和友谊商店。这些地方我上次来的时候已经去过了，那时我觉得它们很有意思，当然也很大。然而我这次来中国，是为了发现一些平常不大引人注目的东西。

我决定去王府井大街上那家大型外文书店，看看能否买到董教授编的英文短语手册。我没有找到那本书，但营业员给了我一本《英文新词难词词典》。我翻到“b”打头的部分，发现里面收录了“balled”（捏成球形）、“ballup”（滚成球；钻孔堵塞）、“ballsy”（大胆的；勇敢的）、“ballahoo（sic）”（一种快速航行的纵帆船）和“banged”（重击；发出巨响）这样的词，又翻到“shit”（大便）这个词条，看见有个例句是“ifeelshittyinmybody”（我觉得好讨厌），这个说法在美国口语中才出现不久。其实书里面的大部分词都是“methyloxalate”（草酸甲酯）和“sulphurdioxide”（二氧化硫）这样的化合物名称及其中文对译。

有个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正捧着一本仔细阅读。

“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用处，”他说，“因为我经常翻译的是音乐理论，但这里面大都是科学词汇。有很多估计你也不认识吧。”

“有些看着比较眼熟。”我回应道。

他叫章枚，是个音乐家，擅长包括钢琴在内的多种乐器，同时他也作曲和指挥，不久前他成为了一名音乐教师。他说他还会唱歌，唱的是男中音。他演奏中国古典音乐，也会唱舒伯特、威尔第和汉德尔的作品，他说舒伯特的音乐“很悲伤”，而他“个人最喜欢”的是汉德尔。他也喜欢史蒂芬·福斯特，说他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

“听《美丽梦中人》的时候，我总有想哭的冲动。”我说。

“我更喜欢汉德尔。”章老说道。他身材矮小单薄，驼背得很厉害。可是当我说要去散散步，他提出要跟我一起。他已经七十五岁了，虽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老，但走起路来却灵活矫健。他说他刚从北京站把儿子送走，他儿子要坐火车去巴黎学习声乐，并且中途不打算停留。我说：“路上要花九天时间。”但是章老说：“他是卧铺，可以睡觉，真幸运。”

我问他政府是否反对西方音乐。他说不反对，现在和那时候不同了。后来我发现中国就此类事情出台过一些官方指令，比如1977年3月7日就颁布了一项法令，不再禁止演奏贝多芬的音乐。

章老从未正式学习过音乐，他说：“我是自学成才的。抗日的时候我参加了新四军，领导一个四十人的合唱团。我们的任务就是鼓舞士气，那时我也写歌和谱曲。”

我请他举个例子。

“有次在江苏黄桥镇，我们打赢了一场重要战役，为了表示纪念，我写了《黄桥烧饼歌》。”

他解释说，那是根据当地人赶制烧饼的故事创作的一首爱国歌曲。士兵上战场前，大家用烧饼来给他们送行；得胜归来后，又烤制了更多烧饼来迎接他们凯旋。

我问：“你没有写歌来控诉那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吗？”

“噢，有的，”章老答道，“我们在歌里给他们取了各种名字，鬼子、强盗、淫贼，因为他们到处奸淫掳掠。如果你提到‘淫贼’这个词，大部分人马上就会反应过来你说的是日本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他们是恶魔吗？”

他笑了笑。“我们叫他们鬼子，他们太残暴了。不，这还不够准确，简直十恶不赦。”

我喜欢这位老人。我问他饿不饿，他说饿了，但他的肠胃很不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去餐馆里点了一大堆吃的。这顿饭总共花了33元，但其实我们吃得很少。他用人民币结了账，然后我给了他等额的外汇兑换券，这东西就像硬通货一样。

他说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家粤菜馆，而他自己是广东人。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无意中听见四个广东人在说他们的账单——他们吃掉了35元。

“一顿饭吃掉那么多钱，他们肯定是做生意的。”他说道。然后他上前去问那几个人是不是商人，但那些人告诉他，他们就在附近的一个政府机构工作。

“时代在改变。”他说。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可以领取各种各样的退休金和补贴，每月总共可以拿到271元。他说他觉得自己过得很不错。

日本人曾侵占中国的土地，同他们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如今来观光的日本游客竟如此之多，我问章老对这件事怎么看。“我们把什么都忘了，最好都忘掉。不管怎样，毛主席说过，大部分老外都是好人，只有少数几个是坏蛋。”

“我很好奇，如果毛主席看到北京现在的情况，他会说些什么。”

章老答道：“他应该很感兴趣，当然也会感到惊讶。”

“他可能并不喜欢这样。”

“他必须喜欢呀，事实会告诉他的，他不能否定事实。”

他说的话和大部分人告诉我的一样：1957年之后，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变得不一样了，很容易受林彪和“四人帮”的误导。

我问他是否对中国发生的这些变化表示乐观。

“是的，”他说，“现在情况好多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钱花，但如果我们勒紧裤腰带，我想过不了几年就会看到一些成果的。”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邓小平去世了，中国可能出现不好的变化吗？”

“不会的，他已经选好了接班人。”

“那么，你觉得什么问题都没有吗？”

“人口过多是个问题，交通也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很多汽车了。我们必须对此加以管控。但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做得不错，比如农业。”他说，他喜欢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历史很长，但有着明确的阶段划分。当前时代只是其中一个极其微小的片段，也许要经过很多年，我们才能对其加以评判。这让我想起曾经有人问毛泽东怎么看待法国大革命，他回答说：“现在还言之过早。”

我们沿王府井大街走着，章老给我讲了一些他在战时的故事。1946年4月，陈毅首长同一位美国将军举行高级会晤，他那时担任过陈毅的翻译，但他已想不起美国将军的名字。刘少奇也出席了那次会议。

“那位美国将军送给陈毅首长一盒骆驼牌香烟，给了刘少奇一些巧克力，拿给我一箱军粮。”

“‘这里是山东，’陈毅首长当时说，‘我们有很多果树。你们可以鼓励美国人来这里开一家罐头加工厂，我同意这么做。’然而他们并没有接受邀请。”

“然后我把他们都惊呆了，我上前去同那位美国将军握了手。美方的翻译根本不敢同陈毅首长握手。后来这些来自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人对我说：‘同志，你可是相当进步啊。’”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说。”

他是个善良的人，临别前他对我说：“刚才那家餐馆的菜不是很好，但我喜欢和你交谈。你要是再来北京，就到我家来，我给你准备些真正的中国美食。”

从火车里往外看，北京是很让人印象深刻的：它是一座正在崛起的城市，起重机随处可见，工人在建筑的梁架上穿梭，打桩机敲得地面怦然作响，仿佛在喊：“中国！中国！”

可是当我离得近一点，在它们周围走了走，却发现这些新公寓楼看上去非常不稳固。有的房子就像放大版的儿童积木，有的则像某种用一间间三居室套房模块拼起来的巨型建筑模型。他们采用这种预制的方法，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砖一瓦地从平地上砌起一栋建筑，它的窗户会摇晃，门框会不够方正，墙体也会凹凸不平，所有的一切都像是手工做出来的，友善一点的建筑师管这叫做“民居风格”。

“没人知道它们能撑多久，”一个在北京的美国人告诉我，“最后可能会像香港的那些建筑一样，那些用唾液和锯屑造的楼房，一年左右就倒塌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问。

“因为那些楼大部分都是香港人过来盖的。”

当然，有些楼房已经开始发裂了。它们不仅外观不协调，墙体开裂，污迹斑斑，而且已经开始倒塌，可是它们完工不过七年之久。

我走进一栋高楼四处观望，在九楼与一位郑先生聊了起来。他说此时此刻这里一切都很好，但他言语间有些迟疑，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

“一直都很好吗？”我问。

“夏天不大好，”他回答，“北京的水表安得太低了，所以水压很不好，供水只能到五楼。但我们这栋楼有十五层高，五楼以上的人只能用桶提水。”

干旱和水资源短缺严重困扰着北京，他告诉我说，过去六年的降雨量远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估计今年情况也不会太好。（结果，雨水没怎么落下来，楼房却不停地往上冲。）

郑先生说道：“拿洗澡来说吧，就跟英国1930年代的情况差不多。这些房子里都没有热水，要是想洗澡，得自己用水壶烧水，然后倒到马口铁澡盆里去。虽然很不方便，但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过的。”

可是游客可不这样，新兴的富人阶级也不这样，比如出租车司机和某些商人。1980年时北京只有三家出租车公司。但现在有230家，出租车总数达到了14000辆。它们全都由政府或官方机构掌控，但出租车司机却能够游刃有余，因为乘车的基本都是老外，他们用外汇兑换券付账。

自由市场允许所有人经商并保留所得收益。这是邓小平的改革举措之一，但也是工人经常忿忿不平的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要求更高的奖金，并且对通货膨胀怨声载道。在自由市场中，街头商贩很容易就能赚到普通工人五倍的工资。我随便调查了一下北京各类市场中的小贩和商人，发现他们每个月可以挣500元到700元，足够买“三大件”的了。

一个女商贩告诉我：“过去，人们想要的是自行车、收音机和煤气灶；现在，‘三大件’指的是电冰箱、录音机和彩电。”

有些市场是由退休工人经营的，不过他们只是想在白天找个不错的去处而已。“我一直对旧珠子和茶壶很感兴趣”是他们常说的一类话，感觉他们就像在跳蚤市场上卖东西一样，想必任何来自科德角的人都不会对这种心理感到陌生。他们喜欢谈论自己收集的那点儿奇特的破烂，由于可以领到退休金，他们并不真的以此为生。有的生意人会在同一个地方经营好几年，专门兜售花鸟鱼虫，但他们显然不是此类。在中国大部分城市，花鸟市场都位于特定的地点，也许几百年来都没有变化过。

我觉得拿跳蚤市场来打比方真是恰如其分，事实上很多人正是这样称呼它的。在一个小摊上我看见了一杆鸦片烟枪，长度大概有18英寸（45厘米），枪头是银制的，烟嘴是玉做的。

“这是个真正的老物件儿。40块钱，绝对物有所值，买了吧。”

“20块。”我说。

“跟你说，如果你不是跟这个中国人一起来，我会在纸上写‘120’，然后告诉你‘爱买不买’。”

“好吧，25。”

他假装没听见我说话，接着讲道：“这杆烟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烟嘴。想不想看看它有多厉害？”说完他就拿起烟枪敲了敲桌面，“过去的人骑马的时候，就把这个挂在身边。要是遇到贼，或者遇到别人攻击，就用这个来敲对方的头。就这样，把它当棍子用——嘣！嘣！”

“30块。”

“这枪头可是纯银的，都有一百年了。我一辈子都在收集烟枪。从前我在鞋厂工作，现在退休啦！这烟枪也不是非卖不可，但看在您是外国朋友，我愿意给您行个方便。”

“我最多给你30块。”

“同志，这可是古董，可以收藏的。这烟枪啊，还可以当武器用呢，买了吧。”

“好吧，35块。”

“成交，它是您的啦。要包起来吗？”他边说边取出一张废旧的《人民日报》，包在烟枪外面卷了卷，“这报纸可是一举两得，现在拿来包东西，回去以后还可以看。”

我本来是要去澡堂的，因为顺路才去那个自由市场逛了逛。因为之前听郑先生说他们洗澡多有不便，于是我四处打听，得知北京到处是公共澡堂——大约有三十家，都由政府补贴。这是中国最便宜的东西之一：每人只收六毛钱，而且还提供一块肥皂、一条浴巾和一个床位；他们允许你在那待上一整天，你可以到雾气腾腾的浴池里去洗个澡，然后休息休息。

我找到的这家名叫“兴华园”，从早晨八点半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很多来这的人都是刚到北京，在漫长的旅途劳顿后，他们希望自己在亲朋好友面前看起来整洁一些，当然，他们也不希望因为洗澡之事给对方增添麻烦。

床位是一个个的小隔间，裹着浴巾的男人们有的在休息，有的则四处晃荡，跟人说着话。这很像被人们当作社交场所的古罗马浴场，这些刚出浴的中国人，一个个被热气熏得红彤彤的，慢悠悠地摇晃着自己的身体，相互大声却友好地聊着天。这里也提供单人间，但比普通价格贵一倍。

我想象着古罗马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浴场会是什么样子（隔壁有一家女子澡堂），它对于旅行者和家里无法洗澡的居民来说多有用啊，它多像个俱乐部，多让人愉快啊。

***

几天以后，我正沿街走路，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凑过来跟我说哈喽。她紧随我的步伐走了大概30码（27米）后，忽然挽起了我的胳膊，然后我们就那样继续往前走，跟老夫老妻似的。

一直是她在带路，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我根本毫无头绪。

刚开始的时候她一把抓住我，而且抓得特别紧，让我以为她可能是个瘸子，但她的步伐却相当矫健。“我们要去哪？”我问。她神秘地笑了笑，继续带我往前走。经过友谊商店时，她引我进去，走到门口后，她便开始搂着我。我们先看了看椅子，她说：“这些看上去很舒服。”然后又看了看餐具，她又说：“难道他们就没有便宜点的东西卖吗？”直到此时，她还一直搂着我不放，有点新婚燕尔如胶似漆的感觉。这事情看起来真是让人愉快。要是遇到熟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问：“请问您贵姓？”

“姓马，”她答道，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汉语中“马”的同音字特别多，人们甚至为此创作了一首十九个字的绕口令。

接着我们又一起看了看茶叶。他们不卖薄荷茶——实际上，连听都没听过。“我从来没尝过那种茶。”马小姐说。

也许我应该叫她马太太吧，因为片刻之后她就放开了我，跑上前去跟一个年轻的中国男子拥抱。他见到她时一点都不惊讶，我猜他们早就约好了见面。但她遇到问题在于，作为一名普通同志，她觉得自己走进这家商店时会遭到阻拦，除非有个外国人同行。

让我不解的是，她刚才对我表现出来的感情看起来十分自然。瞬间我就被抛之脑后了，她连头都没有回一下。我刚才正要去见一位姓陈的中国教师。见面后我对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事，他说道：“那些保安有时候对我们极其严苛。”

尽管如此，这也困扰不到那些绞尽脑汁想要换钱的人。他们时常潜伏在游客的住所附近，纠缠着老外把手里的硬通货兑换成当地货币，而他们提供的汇率要比官方规定的高出百分之二十。他们总是悄悄地走上前去，用不标准的英文问道：“shanshmarnie?（换钱吗？）”

我对陈老师讲，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却一点也没有提高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几年以前人们谨记的还是“为人民服务”，现在怎么变成了“换不换钱”？

陈老师说，正是“文革”让人们开始了一场混战，那是一场政治动乱。

他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好地教导我们，永远不要盲从。”

我问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是否让他感到屈辱。

“说得没错——屈辱。那么多红卫兵跑到农村去，在那里结婚，他们不愿再当知识分子，当上了农民。现在他们回不来了，但他们想回来。回来的话，会很丢脸的。”

“你当过红卫兵吗？”

“当过的，”他脱口而出，“一周在学校上三天课，然后跟农民学习三天，放假就读《毛主席语录》。我们收割水稻，还在田里插秧。幸运的是我当时年纪比较小，并没有很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我就当玩游戏一样，但它并非儿戏。”

“过去，”他说，“知识分子和学者没什么好名声。没人真的想上学，只有稳当地当上了干部才有发展。人们要么选择当工人，要么就做农民。”

“现在的人想要做什么呢？”

“现在，政治意识不再是别人评判我们的依据了，人们开始对教育狂热起来。这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改变。”

“但这些当过红卫兵的人，还有因为‘文革’而流离失所的人——他们肯定没有学上吧。”

“不是的，”陈老师说，“有一大批人都在上夜校。”

***

当时我正想离开北京去上海，然后随心所欲地坐火车到中国各地转一转。然而，由于受到陈老师的启发，走之前我临时决定去夜校当一段时间老师，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看看他的话是不是属实。我教课的地方叫做北京孙中山业余学校，位于北京市中心一所高中内，校园面积很大，在夜色中显得阴沉沉的。我负责讲英语课，这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科目。但是对这里的三千多名学生来说，他们还要学习业务方法、打字、会计和计算机科学等科目。听说有一个计算机老师是美国来的，但我并没有见到他。

教学楼里头阴森森的，当我看到昏暗的灯光下，有那么多学生在刻苦学习，顿时觉得有点头晕眼花，透不过气来。教室的照明条件很差，粉笔划在黑板上吱吱作响，摇晃的课桌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破破烂烂的课本上沾满了油污，字典的很多内页已经快要脱落。这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只有八岁，最大的有七十四岁。他们所有人白天都要工作，有的人拿固定工资，有的人则在自由市场里摆个临时摊位，卖录音带、玩具，或者从广东贩运过来的服装。广东的服装造价很低，在成本的基础上有百分之三十的利润空间，但即使如此，它们的价格还是很便宜。

我用的教材叫做《现代美国英语》。

“能上我的课你们简直太幸运了。我不仅是个现代美国人，而且还说英语。”我这样说道。他们觉得这样的说法有趣极了。

我是来给包小姐代课的，她是这里的常任教师。最近她母亲的高血压犯了，正在北京首都医院接受治疗，医院附近就是烤鸭店（因此也有人叫它“病鸭店”）。

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来学习一篇关于医疗的课文。

“美国的医疗费用真是高得吓人。”课文里这样写。

“不好意思，”林小姐问道，“‘glaucoma’是什么意思？”（glaucoma：青光眼。）

“不好意思，”赵先生问道，“‘bluecross’是什么？”（bluecross：蓝十字。）

“不好意思，”李先生又问道，“几个礼拜之前，你们的总统下令轰炸利比亚。你赞同他的做法吗？”

我告诉他，我个人是不赞同的，并且解释了原因。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表示认同。他们说其实并不是这样，然后紧张地笑了笑，却没有继续解释。

每天，学生们都在黄昏集合，睡意沉沉地在闷热且布满灰尘的教室里待上两小时，然后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回家的路。

教完规定的课程后，我向他们发表了一番临别感言。

“有人总跟你们说上夜校是好事情，”我说道，“但他们自己却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就回家，吃饭，打盹儿，听收音机。你们这些学生正在做的，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明明疲惫不堪，却还坚持在晚上学习。疲劳的状态下是很难记住东西的。别人都在休息。又上夜校，又工作，就像做两份工一样。”

这些话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点点头，鼓励我继续往下说。

“你们可能会感到气馁，觉得自己来夜校学习太辛苦了，”我说，“但请相信我，其实每个人都很辛苦。做这件事情是需要勇气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也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你们如果不是坚强的人，就不会来这里。我祝你们一切顺利。”

他们轻轻地鼓掌，但由于我们待得太晚，看门人着急锁门，就过来把他们赶走了。也许在我的字里行间，这些夜校生的形象显得有些模糊，他们如同幽灵一般，迫切地期待着有一天能现形于光明之中，然而又没有任何恶行或罪过可以使他们暴露于众人的视野之下。除了肯定他们的价值，鼓励他们尽一切所能在中国的茫茫人海中寻出一条出路，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要把老实本分的人写得妙趣横生，总是困难的事。

刻耳柏洛斯（cerberus），希腊神话中有三个头的地狱看门犬。

刘易斯湾（lewisbay），南极洲的一个海湾。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twain，1835—1910）的小说。

诺拉·沃恩（norawaln，1895—1964），美国女作家，她根据自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写成了小说《寄庐》（citethehouseofexile/cite）。

包柏漪（bettebaolord，1938—），美籍华裔作家，其丈夫温斯顿·洛德（winstonlord）曾在1985—198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

法贝热（fabergé，1846—1920），俄罗斯著名金匠、珠宝设计师，以制作精巧的复活节彩蛋而闻名，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

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cheltenhamladiescollege），英国著名女子中学，在全球享有极高声誉。

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16），英裔美国作家，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著称，被认为是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代表作有《一个美国人》《贵妇画像》《鸽翼》《使节》《金碗》等。

亨利·詹姆斯小说《贵妇画像》（citetheportraitofalady/cite）中的男女主人公。

萧乾（1910—1999），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作有《尤利西斯》等。1939年，萧乾在伦敦大学任东方学院讲师，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3年，他放弃学业，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成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斯特兹·特克尔（studsterkel，1912—2008），美国口述史权威人士、作家、广播人，曾获普利策奖。

桑晔，旅澳历史学者。1984年，桑晔与张辛欣合作创作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叙》，1985年初同时在五个文学期刊推出，外文译本多达八种。

“白象”（whiteelephant）在英语里指价格昂贵但没有实用价值、华而不实的东西。

董乐山（1924—1999），著名翻译家、作家，美国文化研究学者。

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代表作有《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等。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1922—2007），美国作家，黑色幽默代表人物之一。

索尔·贝娄（saul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获得者。

冯骥才（1942—），“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有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小说《三寸金莲》《炮打双灯》等。

艾支顿（clementegerton，1852—1922），英国翻译家，其英译本《金瓶梅》（citethegoldenlotus/cite）于1939年首次出版。

沃特·密提主义（waltermittyism），指英雄式的幻想症，典出美国作家詹姆斯·特纳（jamesthurber，1884—1961）短篇小说《白日梦想家》（citethesecretlifeofwaltermitty/cite）的主人公沃特·密提（waltermitty）。

阿尔奇·邦克心态（archiebunkermentality），指面对社会压力时执拗、自以为是的心态，典出1971年美国情景喜剧《全家福》（citeallinthefamily/cite）中的人物阿尔奇·邦克（archiebunker）。

编者注：此处应指吴晗（1909—1969）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此剧被批斗，在狱中自杀身亡。海瑞作为明朝著名清官，并非“名不见经传”，可能是本书作者不了解中国历史之误。

编者注：1959年，毛主席提出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响应号召写了《海瑞罢官》，后被姚文元污蔑为“毒草”。

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1902—1968），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愤怒的葡萄》（1939）以美国大萧条时期为背景，反映的社会问题引起强烈反响，于1940年获普利策小说奖。

福克纳（williamfaulkner，1897—1962），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等。

《双城记》和《艰难时世》原著英文名分别为“citeataleoftwocities/cite”和“citehardtimes/cite”。

《红字》原著英文名为“citethescarletletter/cite”。

《愤怒的葡萄》原著英文名为“citethegrapesofwrath/cite”。

亨利·米勒（henrymiller，1891—1980），美国“垮掉派”作家，代表作为自传性三部曲：《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1961年经过一场诉讼，《北回归线》才得以在美国出版。

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economics），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avidherbertlawrence，1885—1930），20世纪英国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书中直白的性爱描写而遭禁，英美等国直到60年代初才解除禁令。

供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即西方国家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的时期，它的理论核心是减税理论。

章枚（1912—1995），原名苏寿彭，作曲家，曾任中国音协上海分会主席、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译室主任、外国文艺研究所顾问等。

舒伯特（franzschubert，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民，同时也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最后一位巨匠。

威尔第（giuseppeverdi，1813—19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有《茶花女》《阿依达》《弄臣》《奥塞罗》等。

汉德尔（georgefriderichandel，1685—1759），德裔古典作曲家，后来入籍英国，以创作巴罗克风格的歌剧、清唱剧、赞美诗和管风琴协奏曲而闻名。

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collinsfoster，1826—1864），美国民谣作曲家。下文提及的《美丽梦中人》是他代表作之一。

科德角（capecod），又称鲟鱼角，是美国麻萨诸塞州南部巴恩斯特布尔（barnstable）县的钩状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