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哥哥姐姐充当代理父母和榜样的角色时，你就不会面对许多规则和惩罚，并能享受他们的保护。你也会最终更早地去冒险，因为你不用模仿成年人仔细考量后再做选择，只需跟随其他孩子就行。
即使父母的角色没有下放给哥哥姐姐，父母往往对长子更严格要求，而对于后出生的孩子要求越来越松。随着父母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经常放宽要求，而且最小的孩子没有很多杂务要做，因为他们的哥哥姐姐都做了。当罗宾森加入了一个街区帮派，由于长期盗窃和入店行窃被抓时，罗宾森的母亲并没有惩罚他，而是多次冲进派出所，说警官对他儿子太苛刻。“他应该免受惩罚，”传记作家玛丽·凯·林格（marykaylinge）写道，“因为他一直……被娇生惯养……毕竟杰基是我们家的小宝贝，他从未承担过像他哥哥姐姐一样的责任。”
我们可以从《每日秀》的共同创始人利兹·温斯特德的成长经历中看到父母角色的转变。《每日秀》是第一个用喜剧模式来挑战现有媒体呈现新闻方式的新闻节目——它看起来像新闻，但是又用滑稽的方式去模仿。“我们通过成为他们而取笑他们，”温斯特德写道，“以前从没有人这么做过。”
温斯特德生于明尼苏达州，父母非常保守，他是家中5个孩子中最小的，因此温斯特德比她的哥哥姐姐享有更多的自由。“我都要骑到我父母头上去了，因为他们老了。我有很多的自由空间，所以我不再询问是否被允许做某事。我独自一个人乘公交车，夜不归宿，他们去休假并把我一个人留在高中。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忘了说‘你不能这样做’。”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尽管不会游泳，她的母亲却忘记提醒她掉入湖中的后果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害怕。简单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不计后果地去做任何事情，”温斯特德解释道，“所以现在，我将挑战生活看成是勇敢而不是战斗。因此，这种明显的父母监督的缺失结果使他们由于我的胆大包天而感到苦恼。”
温斯特德在很小的时候就努力突出自己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如她的哥哥杰恩（现在是一位市长）回忆道：“全家人一直在说话，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必须说话声音更响亮。”10岁时，温斯特德质问她的天主教老师为什么狗和犹太人不能上天堂。12岁时牧师告诉她，她不能成为一个祭坛男孩，她对牧师提出质疑，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祭坛女孩，还给主教写了一封信来说明其想法，她的父母也不反对她的这种想法。即使反对她的价值观，她的父母仍然继续支持她。多年以后，当她公开表示支持堕胎，她无意中听到父亲说：“至少我的女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不掩饰她自己是谁。”
家里的孩子越多，越小的孩子所面对的规则越宽松，并且可以逃脱其哥哥姐姐无法逃脱的事情。“我来自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有9个父母。”笑星吉姆·格菲根开玩笑说，“如果你是一个大家庭中最小的，到你十几岁的时候，你的父母一定已经疯了。”
我们可以用家中最小的孩子所获得的不同寻常的自主性和保护来解释许多创新者的冒险行为，而这种养育方式其实可以培养任何次序出生的小孩的逆反行为，只是在最小的孩子身上最为常见罢了。有趣的是，萨洛韦发现，相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来说，预测独生子女的性格更难。他们就像长子一样，在大人的世界里成长，并认同他们的父母；又像幺子一样获得了很好的保护，这使得他们“很容易成为激进分子”。
出生顺序的证据凸显，给孩子自由对于使他们变得具有创新精神十分重要。但这样做的危险之一是，他们可能会用这种反叛的自由使自己或他人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任何时候出生的孩子都被鼓舞去创新，那又是什么决定了这种创新性会被引导到哪个方向呢？我想了解为什么杰基·罗宾森放弃了帮派生活并成为一个民权活动家——什么因素决定了孩子在利用他们的自由时，是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物还是反社会的人，是积极主动的人还是消极被动的人，是创造性的人还是破坏性的人？
这个问题是社会学家塞缪尔（samuel）和教育研究者皮尔·欧琳纳（pearloliner）一生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他们对在大屠杀中冒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进行了一项首创性研究，比较了与这些英雄在同一个镇上生活但却没有帮助犹太人的邻居。这些英雄人物与旁观者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似的教育背景、职业、家庭、邻里关系以及政治和宗教信仰。他们在儿童时代同样叛逆——这些英雄人物也同样可能因为不服从、偷窃、撒谎、欺骗、挑衅以及没有遵守命令而受到父母的惩罚。他们与旁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父母处罚不良行为以及表扬良好行为的方式。
伟大的解释
几年前研究人员发现，孩子在2～10岁期间每隔6～9分钟就被父母敦促改变其行为。正如发展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hoffman）总结的，这“就相当于孩子每天要学50项纪律，而每年就有15000种”。
当大屠杀的救援者回忆其童年时，他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受到一种独特的纪律训练。欧琳纳发现，“解释（explained）是大多数大屠杀救援者喜欢用的词语”。她说：
大屠杀救援者的父母与其他父母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通过论证、解释、建议的方式来弥补伤害、进行规劝或提供建言。……论证传达出一种尊重……这意味着他们相信，如果孩子们对某事有更好的理解或知道更多，就不会做出不适当的行为。这是一种对听众的尊重，表明他们相信听众有能力理解、改善并取得进步。
与此相比，论证只占旁观者的父母教育孩子手段的6%，但救援者的父母用这种方式教育他们孩子的比重为21%。一位救援者在谈到母亲时说：“当我做错事时，妈妈总会指出来。她从来就不会惩罚或训斥我——她试图使我真正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
这种理性的教育方式也是未做出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的父母以及创新者的父母的共同特征。在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特雷莎·阿玛比尔发现，普通孩子的父母平均给孩子制定了6项规则，包括做功课和睡觉的具体时间表。而极富创意的孩子的父母给孩子制定的规则平均还不到一个，他们往往“强调道德价值观而非具体规则”。
如果家长确实认为应该制定许多规则，那么他们如何解释制定规则的原因就十分重要了。最新研究表明，如果父母通过大吼或威胁惩罚来强制青少年执行规则，孩子就会抗拒。如果母亲制定这些规则的同时也清晰理性地说明为何这些规则十分重要，青少年就不太会去违反，因为他们内心已经接受了这些规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唐纳德·麦金农（donaldmackinnon）将美国最具创意的建筑师和一批技术精湛但没有创新精神的建筑师进行比较，最后发现，创新者的突出特点是他们的父母在执行规则时会加以解释。他们会列出行为准则，并根据一系列是非观原则解释这些准则的基础——诸如道德、诚信、尊重、好奇心以及毅力等。但是他们“把重点放在发展孩子的伦理道德”上，麦金农写道。最重要的是，培养出极具创新精神的建筑师的父母给孩子自主选择价值观的自由。
解释确实造成了一个悖论：它使孩子更加遵守规则，也会使他们更加叛逆。通过解释道德原则，父母鼓励子女自觉遵守符合重要价值观的规则，并质疑与重要价值观不符的规则。合理的解释能使孩子养成与社会期望一致的道德观。当规则不清楚的时候，孩子们更多地依赖于内在的价值观指引，而非外在的规则。
有一种解释方式在强调纪律时尤其适用。当欧琳纳研究大屠杀救援者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时，他们发现，这些父母在解释“为什么某种行为是不恰当的时候，往往会参照这些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也就是说，旁观者的家长更侧重于强调遵守某项规则是为自己着想，但救援者的父母则鼓励孩子去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带来的影响。
强调对他人的影响，引导孩子关注个人行为可能对他人带来的伤害，从而引起孩子对他人的同情心。这还可以帮助孩子们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在给他人造成伤害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使他们感到内疚。就如艾尔玛·邦贝克（ermabombeck）所说，“在催人不断付出这点上，内疚感是天然的一剂良药”。同情和内疚的双重道德情感激发人们纠正错误，并在未来表现得更好。
强调给别人带来的后果同样也会激励成人。为了鼓励医生和护士在医院更频繁地洗手，我和同事戴维·霍夫曼在放肥皂和洗手液的附近贴出了不同的标语：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医院各科室的一位成员暗中计算了医疗专业人员与每个病人接触前后洗手的次数，与此同时，一个独立的研究小组测量洗手液和肥皂的使用量。
左侧的标语根本没起任何作用，右边的标语则效果明显：仅仅是提到了“病人”而不是“你”，就使得医疗专业人员洗手的频率增加了10%，也多使用了45%的肥皂和洗手液。
人们为自己考虑时会用结果逻辑：我会生病吗？医生和护士都会迅速回答“不”——我在医院待很长时间，不经常洗手，但我不太得病，所以这事可能不会影响我。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往往对自己的免疫力过于自信。但为患者考虑则引发出恰当性逻辑——像我这样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使我们从成本—收益平衡的计算转向对价值观的思考：我有专业知识和道德义务去照顾病人。
明白了自己的行为会如何影响到其他人，是杰基·罗宾森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作为一个社区帮派的头目，罗宾森往汽车上投掷脏东西，从窗外向房里投掷石头，偷窃高尔夫球并且将其转手卖给玩家，并从当地的商店偷窃食物和生活用品。在一次犯罪后，警长用枪口对准他，把他带到监狱。一个名为卡尔·安德森（carlanderson）的修理工看到该团伙的行动后，把罗宾森叫到一旁。“他让我明白，如果我继续与这群人为伍，就会伤害到我的母亲。”罗宾森写道，“他说随波逐流并不需要胆量，勇气和智慧在于我们愿意与众不同。我非常惭愧，以至于没有告诉他，他说的是多么的正确，但他所说的话打动了我。”想到自己的行为会给母亲带来怎样的影响，罗宾森不想让母亲失望了，他就离开了这个团伙。
不受待见的人：为什么名词比动词好
假设父母已经决定给孩子自由去追求创新，那需要怎样做才能形成孩子的是非观呢？价值观不仅是通过孩子做错时家长如何回应而形成的。在对大屠杀中救援者和旁观者的研究中，当欧琳纳询问他们从父母那里所学到的价值观是什么时，救援者提到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价值观的可能性是旁观者的三倍。救援者强调，父母“教会了我尊重所有的人”。虽然旁观者也有道德价值观，但他们将其适用于一些具体行为以及同一组织团体内的成员——在学校里要注意听讲，不要与同学打架，对邻居要礼貌，对朋友要诚实，要对家人忠诚。
道德标准也有部分是通过孩子做了正确的事后父母所说的话而形成的。在你最近一次看到孩子做了好事时，你是怎么回应的？我猜你可能称赞了这种行为，而不是孩子本身：“这样做非常好”“这样做很棒”。似乎通过称赞这种行为，你强化了这种行为，所以孩子会学着不断重复它。
但心理学家琼·格瑞斯（joangrusec）主持的一个实验显示，结论不能下得这么快。孩子在与同伴分享了几颗弹珠后，其中一些随机获得对他们行为的称赞：“你把弹珠给了那些可怜的孩子，这样很好。是的，你做了一件很好的并且有益的事。”其他人则受到对他们人格的赞扬：“我猜你是一个喜欢在别人有需要时帮助别人的人。是的，你是一个非常善良并且乐于助人的人。”
人格受到赞扬的儿童后来变得更慷慨。受到人格赞扬的儿童中，45%的人在两周后捐出了自己制作手工的材料以鼓励医院里生病的孩子；而行为受到表扬的儿童中只有10%捐出了自己的东西。当我们的人格受到表扬时，我们就会内化它，使其作为我们身份的一部分。我们不再认为自己只是参与了一个孤立的道德行为，而是开始形成一种作为有道德的人的更加统一的自我概念。
在孩子开始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关键时期，赞美人格似乎具有最强有力的作用。例如在一项研究中，赞美人格提升了8岁而非5岁或10岁孩子的道德行为。10岁的孩子可能已经形成自我概念，以至于一个评论并不能影响他们的认知；而5岁的孩子又太小，以至于一个鼓励的评论并不能起到实际的作用。而在身份认同感正在形成之时，人格赞扬会留下最持久的印记。
但即使在非常年幼的儿童中，赞美人格也可以产生瞬间的影响。心理学家克里斯·布莱恩（chrisbryan）主持的一系列巧妙的实验中，当3～6岁的儿童被要求成为帮手而不是带来帮助时，他们收拾积木、玩具和蜡笔的可能性提高22%～29%。虽然他们的性格还远未形成，但他们希望获得身份认同。
布莱恩认为，人格赞美对于成人也是有效的。他的团队在短语中换一个词就能将欺骗减少一半：他们说“请不要成为一个骗子”，而不是说“请不要欺骗”。当别人让你不要欺骗时，你可以在欺骗的同时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当有人告诫你不要成为一个骗子时，欺骗的行为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不道德与你的身份紧密相关，这使得欺骗行为缺乏吸引力。欺骗是一个用结果逻辑计算的孤立行为：我可能侥幸逃脱惩罚吗？而“成为一个骗子”唤起了自我意识，引发恰当性逻辑：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基于这一理论，布莱恩建议家长、教育工作者、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多考虑用名词。他认为，“不要酒后驾车”可以改进为“不要成为一个醉驾司机”。
当我们把重点从行为转到人格时，人们在评估选项时就会有所不同。原本人们用结果逻辑询问这种行为是否会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而现在他们用恰当性逻辑代替——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行动。用一个大屠杀救援者十分感人的话来说：“我觉得犹太人因为信仰或宗教选择而受到迫害是不可理解，也是不能接受的。就像是去救某个溺水的人，你不问他们信仰什么神。你只是去救他们。”
为什么父母不是最好的榜样
如果我们能向孩子解释行为对他人所产生的后果，并强调正确的道德选择是如何表现出良好的品格的，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极大的自由。这会增加他们以道德的或创造性的行为来表达其创新性的概率，而不是用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当他们长大后，他们的目标往往不够高。
心理学家佩内洛普·洛克伍德（penelopelockwood）和基瓦·昆达（zivakunda）要一组大学生列出他们在接下来的10年中希望实现的目标，他们提出的目标非常普通；另一组学生被要求先阅读报纸上一篇关于优秀同龄人的文章，然后再列出自己的目标。结果表明，后者的目标要比之前一组高很多。树立一个榜样会提升他们对自己的期望。
榜样对孩子长大后如何表现自己的创新性有重要的作用。当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数百名三十出头的女性被要求列举对自己生活影响最大的人，绝大多数提到她们的父母和导师。17年后，心理学家比尔·彼得森（billpeterson）和阿比盖尔·斯图尔特（abigailstewart）检测这些女性对于做出变革、为下一代创造更好条件的热情程度。其中希望做出改变的动力只有不到1%是来自于父母的。在追求创新性的女性中，她们17年前并不是主要受到父母的影响，而是受到导师的影响——想要改善世界的动力有14%来自导师。
要鼓励孩子形成强大的价值观，存在的矛盾是家长必须有效地限制自己的影响力。家长可以培养孩子创新的冲动，但在某种程度上，人需要在其选择的领域中找到自己获得创新性的榜样。在喜剧界，利兹·温斯特德从喜剧演员罗斯纳·巴尔（roseannebarr）身上汲取灵感——无论是她在舞台上的才华还是在台下对妇女运动的支持。当温斯特德在公众面前发表她叛逆的政治观点时，她的父亲打趣说：“我搞砸了，我把你抚养成了一个有想法的人。但我忘了告诉你，你的想法应该是我的想法。”
要想鼓励孩子的创新精神，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介绍不同类型的榜样以提升孩子的志向。杰基·罗宾森承认：“如果不是两个人对我产生的影响，我可能已经彻底成为了少年犯。”一位是向他解释他的行为是如何伤害他母亲的机械师，另一位是年轻的牧师卡尔·唐斯（karldowns）。唐斯注意到青少年是被父母强迫去教堂的，导致许多人中途就逃跑了，于是他做了一些非常规的改变——他在教堂举行舞会并建了一个羽毛球场。许多教会成员提出抗议，要求坚持过去的传统，但唐斯坚持了他的想法。唐斯为了吸引儿童而愿意挑战正统，受到他的启发，罗宾森自愿成为一个主日学校（sundayschool）的老师，并且下定决心为他人提供帮助，就如唐斯为他做的一切。
在棒球运动中，罗宾森遇到了他的另一位导师，道奇队的总经理布兰奇·瑞基。他打破肤色障碍招募了罗宾森入队。瑞基叫罗宾森到他办公室时，罗宾森已经26岁了。瑞基曾到处寻找跑得快、能投球、击球命中率高的黑人球员，在他找到一组有同样非凡能力的候选人后，他开始评估他们的性格，以建立一个新黑人联盟的幌子邀请他们见面。选中罗宾森后，瑞基就鼓励他在跑垒道上冒一些风险——“狂野地跑，偷掉他们的裤子”，但是敦促他在赛场外要更加谨慎：“我希望球员有足够的胆量在赛场外不要受人挑衅。”
找到合适的导师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能通过一个很容易的途径找到——历史上伟大的创新者的故事。人权倡导者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yousafzai）因阅读阿富汗平等主义活动家米娜的传记以及马丁·路德·金的事迹而受到震撼，而马丁·路德·金是受到甘地的启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rolihlahlamandela）也是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虚构的人物可能会成为孩子更好的榜样。长大后，许多创新者发现他们在自己最喜欢的故事中找到了第一个榜样，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往往在追求独特成就的过程中锻炼了创造力。伊隆·马斯克（elonmusk）和彼得·泰尔都选择了《指环王》（ithelordoftherings/i）——一个霍比特人为了毁掉有危险魔力的戒指而进行冒险的史诗故事；谢丽尔·桑德伯格和杰夫·贝索斯两人都青睐《时间的皱纹》（iawrinkleintime/i）——故事中一个小女孩学会了改变物理规律并进行时空穿越；马克·扎克伯格偏爱《安德的游戏》（iender’sgame/i）——故事讲述的是一群孩子拯救地球以免受到外来的攻击；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提到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这是一本关于一个樵夫主动改变自己命运的书。
他们可能本来就都是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儿童，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沉迷于这些故事中，但也有可能是这些故事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梦想。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显示，如果儿童故事强调原创性成就，下一代的创新者就会更多。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跟踪从1800年到1950年的美国儿童故事中主人公做出的独特成就。从1810年到1850年，美国儿童读物中的创新主题上升了66%，在这之后的1850年至1890年，申请专利的速度也飙升了7倍。儿童读物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价值观，也有助于培养这些价值观：当故事强调原创性成就，20～40年后的专利申请率通常会飙升。正如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总结的：“在学校，儿童需要时间沉浸于他们想象的成就中，这有助于新发明的诞生。”
与传记不同的是，在虚构的故事中，主人公可以做出以前从未有人做出的行动，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现代潜艇和直升机的发明者从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itwentythousandleaguesunderthesea/i）和《征服者罗比尔》（iclipperoftheclouds/i）中获得启发。最早的火箭是一位科学家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s）的小说中获得灵感而发明的；一些早期的手机、平板电脑、gps导航仪、便携式数字存储磁盘和多媒体播放器的发明，是由于发明者看了《星际迷航》（istartrek/i）中人物所使用的类似装置设计而成的。当我们在历史与小说中发现这些创新性的图像，结果逻辑就从我们脑中淡去了。我们不再过分担心如果失败了会发生什么。
毫无疑问，下一代创新者将会从《哈利·波特》系列中汲取灵感，这套书充满了原创性成就——哈利·波特是唯一可以打败伏地魔的巫师，他与朋友赫敏和罗恩学会了独特的法术，发明了抵御黑暗魔法的新方法。我们看到，当故事的主人公获得成功时，孩子们的精神获得极大振奋；而当他们失败时，孩子们都垂头丧气。罗琳不只是给一代儿童提供了创新性的榜样，而且其小说中也蕴含着道德意味。最近的实验表明，阅读《哈利·波特》能改善孩子对边缘群体的态度。当他们看到哈利和赫敏由于没有纯正的巫师血统而受到歧视时，他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少数群体会表示出更多同情和更少偏见。
当孩子强烈认同表现出创新精神的英雄时，这甚至可能改变他们选窝的方式。在兄弟姐妹中，在哥哥姐姐填满了传统领域的工作后，后出生的孩子往往更有创新精神。但是无论出生顺序如何，当我们有了振奋人心的创新榜样时，他们会扩大我们对新地盘的认识，而这可能是我们之前从没考虑过的。在我们最喜欢的故事中，主角可能会通过走不寻常的道路来激发我们的创新精神，而不是因为传统渠道关闭了才进行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