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他还在三垒平静地站着整理帽子。而现在，他正飞快地从场地的一边冲向另一边，从垒包旁边跑开。他已准备好了要在本垒抢占先机。
他是棒球场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他以前也打过这个位置。他曾4次将其球队领入世界系列赛，但4次都输给了纽约洋基。这一次，他希望结局会有所不同。这是总冠军争夺战的首场比赛，也是他第5次对抗纽约洋基，他的球队在第8局以6∶4落后，两人出局。他面临一个两难境地：他应该指望队友让他上垒，还是孤注一掷，试图盗本垒？
盗垒是所有棒球中最危险的动作之一，它使球队得分的概率增加不到3%，而要成功做到这一点，你通常需要滑到垒板，这可能意味着与垒手发生痛苦的身体冲撞。盗本垒的风险更大——与试图盗二垒或三垒时投手背对你不同，此时投手已经面对本垒板了，便于直接投球。投手只需掷球让球在空中飞60英尺，而跑者需要脚踏实地地跑90英尺。因此从本质上讲，你要跑得比球还快。而且，即使你认为自己可以成功盗垒，与盗其他垒的冲撞相比，盗本垒中受伤的概率会翻两番。
在整个2012年赛季中，只有3名球员试图盗本垒。虽然棒球创纪录的盗垒王瑞基·亨德森（rickeyhenderson）一生中盗了1400多个垒，但其中只有一个是盗本垒。职业生涯中盗垒第二多的是娄·布洛克（loubrock），但他938个成功的盗垒中没有一个是盗本垒的。
但是这个人与众不同。在现代棒球中，他盗本垒的次数是最多的——19次。在近一个世纪以来，除他以外，只有两位球员盗本垒的次数达到过两位数。
他曾两次领导球队盗垒，但如果你认为他之所以盗垒是因为速度快的缘故，那你就误会了。他已经36岁，早已过了巅峰时期。由于伤病，他已经错过了三分之一的常规赛。6年前，他在一个赛季就盗了37个垒，而最近两个赛季他盗垒的总和还只是当时的一半。他的头发是银色的，体重也增加了，体育记者称他为“灰发胖老头”。他的击球顺序在过去排第四，而现在已下降到第七。明年他将退役。
他的速度已成为历史，但他一生都在别人停滞不动时采取行动，现在也不准备停步。他等待合适的机会向前冲。正当他滑进本垒时，捕手也出手企图碰到他，这时一切都悬而未决。但是裁判做出决定，他安全上垒了。
最终，要逆转比赛这1分还是不够，已经终局了——他的团队第一场比赛就输给了纽约洋基，但他的努力仍然具有象征意义。一个运动史学家说，盗本垒使他的团队在“心理上有巨大的提升”。他本人也注意到这一点：“不知是否因为我盗了本垒，球队获得了新的动力。”他们在本次世界系列赛上不断获胜，最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总冠军。
几年后，反思他所留下的遗产，一名记者写道，他企图盗本垒“的确是他在棒球生涯中所做的第二大胆的事情”。
他做的第一大胆的事，是打破肤色的壁垒。
要想成为创新者，我们必须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当我们离经叛道去颠覆由来已久的传统，我们永远不能确定自己一定会成功。就如记者罗伯特·奎伦（robertquillen）写道：“进步总是伴随风险。你不能一只脚放在一垒上，同时又去盗二垒。”
从1947年杰基·罗宾森成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第一位黑人球员那天起，他就得勇敢面对选手中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拒绝和他一起打球或故意针对他，对手故意用钉鞋攻击他，他还收到了恐吓邮件和死亡威胁。他后来又成为一家大型美国公司的第一位黑人副总裁，以及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棒球播音员。在面临情感、社交和生命的风险时，是什么给了他勇气来反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坚决的态度？
通过调查喜欢盗垒的棒球运动员的家庭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线索。在现代棒球比赛中，自从引入了162场比赛的赛季，只有10位运动员在两个不同的赛季分别盗了70个以上的垒。请看表6-1，你是否发现了一种模式？
为了确定为什么有些棒球选手比别人盗更多的垒，历史学家弗兰克·萨洛韦（franksulloway）和心理学家理查德·兹维根哈夫特（richardzweigenhaft）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研究。他们选定了400多位从事职业棒球的亲兄弟，使他们能够比较同一个家族的不同个体——他们有着一样的dna和相似的成长环境。他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生顺序预示着哪个兄弟会盗更多的垒。
弟弟盗垒的次数是哥哥的10.6倍。
从整体上说，弟弟未必是更好的球员。例如在平均击球率上，弟弟没有任何优势。对比同样作为投手的兄弟，实际上哥哥在控球上略占优势：他们往往有着更多的三振以及更少的四坏球情况。关键的区别是他们倾向于冒险的程度。由于弟弟尝试更多的盗垒，弟弟被触身的概率是哥哥的4.7倍，可能是因为他们敢于采用紧贴本垒的站位方式。但是，他们不只是承担更多的风险，他们成功的概率也更大——弟弟成功盗垒的概率是哥哥的3.2倍。
事实上，由于其风险偏好，弟弟们甚至更少打棒球。在针对8000多人的24项不同研究中，弟弟参与高伤率运动的概率是哥哥的1.48倍，这些高伤率运动包括足球、橄榄球、拳击、冰上曲棍球、体操、潜水、高山滑雪和跳台滑雪、滑大雪橇和赛车。哥哥则首选安全的运动：棒球、高尔夫球、网球、田径、自行车和划船。
当弟弟们选择打职业棒球时，他们往往会打破常规打法。如果我们考察当代棒球史上3名盗本垒的佼佼者的统计数据，我们就会知道他们至少有3个哥哥。被称为“现代盗垒之父”的杰基·罗宾森，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盗垒数排名第2的是罗德·卡鲁（rodcarew），他在5个孩子中排名第4。除了对时机的敏感把握，卡鲁说：“这还需要一定的紧张感。”他解释说，为了盗本垒，“我不能有任何害怕受伤的恐惧感。而我确实也没有，因为我觉得自己能掌控这一切”。排名第3的是保罗·莫利托（paulmolitor），他把盗本垒称作“一种勇气游戏”。他是8个孩子中的第4个。
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上面所列出的盗垒排名中。在两个赛季分别至少盗垒70次的10位选手中，有一半至少有4个哥哥姐姐，7位至少有2个哥哥姐姐。这7位盗垒冠军所在的家庭中平均有6.9名儿童，71%的兄弟姐妹的年龄超过他们。
较小的孩子不只是更有可能在棒球运动中冒险，在政治和科学领域也有差异，这对社会和知识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专家弗兰克·萨洛韦分析了20余次重大科技革命和突破，从哥白尼的天文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邀请百余名科学史专家针对近4000名科学家的立场，以极端支持主流思想到极端倡导新思想为区间，进行了评估。随后，他又追踪了出生顺序在预测科学家是否会在维护现状或拥护一个革命性新理论中起到作用。在每个案例中，他都对一些因素进行了控制——人口中的后出生者多于第一胎，社会阶级、家庭规模和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结果。
同长子相比，后出生的科学家们有3倍以上的概率认可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些思想在当时被认为是激进的观点）。在哥白尼发表了他的日心说50年后，后出生的科学家认可哥白尼理论的概率是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的5.4倍。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并公布支持日心说的发现后，该比例下降到1∶1。由于该理论已不再激进，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也同样接受了这一理论。
最能说明后出生的孩子可能天生就叛逆的证据可能要数萨洛韦关于人们对进化论的回应的分析。他分析了达尔文公布其著名的发现之前——在1700年至1859年，数百名科学家是如何回应进化概念的。达尔文以前，117个后出生的科学家中有56个相信进化论，而103个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中只有9个相信进化论。而达尔文公布他的发现16年后，后出生的科学家比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支持进化论高出的概率从9.7倍降为4.6倍。随着这种思想逐渐获得科学证明，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更容易倡导这一概念。
我们假设年轻的科学家可能比年长科学家更容易接受叛逆的想法，随着年龄增加，人会变得保守起来。但是显然，出生顺序比年龄更为重要。萨洛韦写道：“一个80岁的后出生的科学家比一个25岁的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更容易接受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之所以成为历史事实，只是因为在总人口中，后出生的人与第一胎出生的人的比例是2.6∶1”。
总体而言，在接受重大科学剧变方面，后出生的人是第一胎出生的人的两倍。萨洛韦指出：“这种差异是偶然产生的可能性远远低于10亿分之一，后出生的人在愿意支持激进创新方面，通常领先第一胎出生的人50年。”当他研究31次政治革命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支持激进革命方面，后出生的人是第一胎出生的人的两倍。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长子，我最初对这些结果感到沮丧。但是，随着我深入学习了关于出生顺序的研究，我意识到，这种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必将创新性归功于后出生的孩子。通过采用父母通常主要针对后出生孩子的育儿方式，我们可以将任何孩子都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本章考察创新性的家庭根源。家中后出生的孩子有什么独特之处？家庭规模对此有什么影响？养育方式又有哪些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不适用于这些模式的案例——在盗垒排行榜上的三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具有反叛精神的长子，以及服从一致的幼子？我将用出生顺序研究作为一个引子，来审视兄弟姐妹、父母和榜样对我们承担风险、反叛而非遵守规则的倾向带来的影响。为了了解为何兄弟姐妹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相似，我将介绍杰基·罗宾森的成长过程，以及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喜剧演员的家庭情况。你会从中知道，是什么决定了孩子的叛逆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为何告诉孩子不要撒谎是错误的，为何我们的表扬方式是无效的，为何我们给他们看的书是错误的，以及那些从大屠杀中冒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的援救者的家长，可以教给我们什么。
生而反叛
1944年，在罗莎·帕克斯在蒙哥马利公交车上做出历史性举动的10多年前，杰基·罗宾森——后来担任陆军中将，由于拒绝坐到公共汽车后排而受到军法审判。“司机喊道，如果我不坐到车的后排，他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罗宾森回忆道，“而我大声告诉他，我并不在乎他给我带来的麻烦。”他也用类似的理由解释他在世界系列赛首战上对本垒的冲刺。罗宾森解释说：“我突然决定要有所突破。在我们落后两分的情况下，盗本垒并不是最好的棒球策略，但我突然决定去做并且成功了。我真的不关心自己是否能够成功。”
“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这样的表达揭示出杰基·罗宾森是如何处理风险的。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杰出教授吉姆·马其（jimmarch）认为，当我们大多数人做决定时，会遵循结果逻辑——哪种行动会产生最好的结果。但如果你和罗宾森一样不断挑战现状，用与众不同的方式行动，则是采用了恰当性逻辑——在类似情况下，像我这样的人会怎么做。他们不会向外看周围的人去试图预测结果，而是向内看自己的特性。你的决定立足于你是谁——或者你想成为谁。
当我们使用结果逻辑，我们总能找到不去冒险的理由。恰当性逻辑则让我们摆脱束缚。我们更少地思考如何确保获得想要的结果，而更多地遵照内在感觉：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如何做。出生顺序会影响你所选择的逻辑。
多年来，专家们总是吹捧长子的优势。他们认为，得益于父母一心一意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家中最年长的孩子通常都会获得成功。有证据表明，长子更可能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在荷兰则更容易赢得全国和地方选举。他们似乎也最有可能上升到企业的高管地位：一项对1500多位企业ceo的分析表明，43%的人是第一胎出生的人。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马可·贝托尼（marcobertoni）和乔治·布鲁内洛（giorgiobrunello）进一步研究了出生顺序对职业成功的影响。通过几十年来对欧洲10多个国家4000多人进行的追踪调查，他们发现，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长子比后出生的人起薪高14%。受益于更好的教育，他们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
然而当他们到了30岁，这种最初的职业优势就消失了。后出生的人薪资增长更快，因为他们愿意更快、更频繁地跳槽到更高薪的企业。两位经济学家写道：“长子比后出生的人更怕去冒风险。”并指出，后出生的人也更容易出现酗酒和吸烟等不良习惯，他们购买退休账户和人寿保险的可能性更小。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解释说：“后出生的人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更差，学校里的成绩更差，厌恶有声望的职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力欠佳。相反，后出生的人可能发现长子所关注的权威性和一致性是令人厌恶的。”
虽然出生顺序的说法开始获得一些认同，但它的科学性在过去几经沉浮，并且如今仍然存在争议。出生顺序并不能决定你是谁，它只会影响你将来以某种方式发展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既有生物因素，也有你的生活经验的影响。为了孤立出生顺序的影响，这个研究本质上是混乱的。因为你不能进行随机实验或控制性实验，许多研究只能停留在不同家庭的兄弟姐妹间的比较，但更严谨的比较应该是在家庭内部的。此外，对于如何处理诸如半血亲的兄弟姐妹、异父母的兄弟姐妹、被收养的兄弟姐妹、死去的兄弟姐妹，以及住在同一个家庭中的表亲等对象，研究者之间并没有达成共识。对出生顺序进行研究的专家对于许多结论表示强烈反对。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检查这些证据，并分享我认为什么最有可能是正确的看法。在我检查数据时，我发现出生顺序比我预期的能更好地预测个性和行为。
在一项研究中，人们按照学校成绩和叛逆程度对研究对象及其兄弟姐妹进行了排列。结果发现成绩好的人中，长子的概率是后出生的人的2.3倍。而在叛逆者中，后出生的人的概率是长子的两倍。当被问及他们一生中所做的最叛逆或标新立异的事情，后出生的人回答更长并且描述的行为更为叛逆。数以百计的研究都指向了同样的结论：虽然长子往往更强势、更加勤奋，并更有雄心，但后出生的人更加愿意冒险并愿意接受原创思想。长子倾向于维护现状，而后出生的人倾向于挑战现状。
对于后出生的人更倾向于冒风险，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与孩子如何处理与兄弟姐妹间的竞争有关；另一种则认为与家长养育孩子的不同方式有关。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出生顺序，但我们可以影响出生顺序发生作用的方式。
选窝（nichepicking）：不争之争
看过很多兄弟姐妹，你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性格上的巨大分歧并不存于家庭之间，而是存于家庭之中。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并不比出生就分开并由不同家庭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同样的情况也存于非孪生兄弟姐妹之间，一起长大的孩子并不比不一起长大的孩子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总结道。“而领养的孩子们也并不比路上随机凑在一起的两个人具有更多相似性。”这也适用于创新性。成年后，虽然由相同的父母抚育长大，但领养的孩子在墨守成规程度或承担风险倾向等方面与父母亲生的孩子一点都不像。
选窝的概念可能有助于理解这种神秘现象。这个概念源于内科医生、心理治疗师阿弗雷德·阿德勒（alfredadler）的著作，他认为弗洛伊德所强调的父母的养育并不能解释子女在人格发展方面的关键影响。阿德勒认为，由于长子一开始是家中的独子，他们首先认同他们的父母。当弟妹出生后，长子面临被“废黜”的危险，所以通常通过模仿他们的父母来做出回应：他们强调规则并维护自己对弟妹的权威，这就为后出生的孩子反叛做好了铺垫。
面对直接与哥哥姐姐在智力和体力之间进行竞争的难度，后出生的孩子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脱颖而出。“‘成为成功者’的地盘很可能是对长子开放的，”萨洛韦写道，“一旦这块地盘被拿下，后出生的孩子就很难在同一块地盘上有效地与哥哥姐姐进行竞争。”当然，这取决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差距。如果两个孩子只有1岁之差，后出生的孩子也许足够聪明或强壮，可以获得自己的地盘；如果他们直接相差7岁，这块地盘会再次向后出生的孩子开放，他们就不用直接与哥哥姐姐竞争了。在棒球界，年龄相差2～5岁的兄弟比年龄相差不到2岁或超过5岁的兄弟更有可能打不同的位置。杰基·罗宾森曾在大学参加赛跑，但却无法击败他的哥哥麦克，他哥哥比他大5岁，并且曾在奥运会上获得200米短跑银牌。最终，罗宾森选择通过不同的项目崭露头角。他赢得了全国大学生体育联赛跳远冠军，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足球、跑步和棒球比赛中获得荣誉。
出于好奇选窝现象是否可以在其他家庭中观察到，我转向喜剧世界。喜剧的核心是叛逆的表演。有证据表明，相较于一般人，喜剧演员往往更具创新和叛逆精神——他们在这些方面得分越高，就越能获得专业上的成功。毕竟，人们大笑是因为玩笑偏离了预期或以一种无伤大雅的方式违背了神圣的原则，使不可接受的变成可以接受的。要挑战人们的预期并质疑核心价值观，喜剧演员必须承担可能的风险。要做到这一点而又不得罪观众，他们需要创造力。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就意味着要放弃稳定的、可预测的职业。吉姆·凯瑞（jimcarrey，著名喜剧演员）的父亲考虑过表演喜剧，但最终选择了当会计，因为这是一份更安全的工作。正如杰里·宋飞打趣的：“我从来没有一份工作。”
根据我们对选窝理论的了解，我怀疑后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喜剧演员。由于年长的孩子也许已经占据了更传统的职业，因此年幼的孩子可能选择变得比年长的孩子更加有趣，而不是努力地比他们更聪明、更强大。与其他的才能不同，让人发笑的能力不依赖于年龄或成熟度。你的家庭越大，你突出自己的机会便越少，你也就越有可能选择幽默作为自己的地盘。
伟大的喜剧演员更有可能是后出生的人吗？为了找到答案，我分析了2004年喜剧中心（comedycentral）列出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位喜剧家。这份名单包括的都是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喜剧演员，他们以挑战社会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而知名，其中包括乔治·卡林（georgecarlin）、克里斯·洛克（chrisrock）、琼·雷乌思（joanrivers）和乔恩·斯图尔特（jonstewart）等。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长子和幺子的数目应该是一样的。但当我考察这100位创新型喜剧演员的出生顺序，发现其中44人是幺子，只有21人是第一胎生的。这些人所在的家庭平均有3.5个孩子，但他们中却有近一半是幺子。平均而言，他们成为幺子的实际概率比随机情况下的概率平均高出48%。在有兄弟姐妹的喜剧演员中，幺子的比例比预期的高83%。在随机情况下，这么多伟大的喜剧演员都是幺子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二。
当我转向这些幺子，我发现他们的哥哥姐姐通常都在传统的行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colbert）是家中11个孩子中最小的，他的哥哥姐姐从事的职业有知识产权律师、国会候选人和政府律师等。切尔西·汉德尔（chelseahandler）的5个哥哥姐姐分别是机械工程师、厨师、会计师、律师和护士——所有这些职业都要获得教育认证并可能获得稳定的工资。路易斯（louis）的3个姐姐分别是医生、教师和软件工程师。吉姆·格菲根（jimgaffigan）的5个哥哥姐姐都是企业主管——3个是银行高管，1个是百货公司总经理，1个是运营主管。梅尔·布鲁克斯（melbrooks）的3个哥哥分别是化学家、书店老板和政府官员。
选窝理论有助于我们揭开兄弟姐妹并不十分相似的奥秘：后出生的孩子主动寻求走不同的道路。但这不仅仅是孩子想要努力脱颖而出这么简单。尽管他们努力寻求与哥哥姐姐保持一致，但基于出生顺序，家长们对他们的养育方式确实有所不同，这就使得他们的性格更加大相径庭。
父母管得越来越松
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乔克指出，长子成长于成人的世界中，而如果你有更多的哥哥姐姐，你就会花更多的时间从其他孩子身上学习。假如杰基·罗宾森是长子，他就会主要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但由于有5个孩子要供养，玛丽耶·罗宾森（mallierobinson）需要工作，结果就是罗宾森的姐姐威拉·梅（willamae）扮演了“小妈妈”的角色。威拉·梅给他洗澡、穿衣、喂饭。当威拉·梅去幼儿园，她甚至说服了母亲让她带着弟弟一起去上学。3岁的杰基·罗宾森整整一年每天都在玩沙子，威拉·梅时不时把头伸出窗外以确保他没事。同时，罗宾森的哥哥弗兰克随时准备在打架时保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