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露西·斯通（lucystone）的记忆已经淡去，但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其他人比她对妇女选举权运动所付出的努力更多。1855年，她坚定站在妇女权利的立场上，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追随她的脚步。为表示敬意，他们称自己为“露西·斯通们”（lucystoner）。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露西·斯通们”的联盟中包括了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earhart）、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st.vincentmillay）和艺术家格鲁吉亚·奥基夫（georgiao’keeffe）。在今天可以称得上是“露西·斯通们”的女性有碧昂丝·诺尔丝（beyoncéknowles）、谢丽尔·桑德伯格、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jessicaparker）和spanx内衣公司的创始人萨拉·布雷克里。
露西·斯通是美国第一位在结婚后不冠夫姓的女性。这只是她的众多创举之一：她是马萨诸塞州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作为美国第一位全职就妇女权利发表演讲的演说家，她动员了无数的支持者，并将众多对手转化为自己阵营中的同盟者。她成为少数敢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的女性之一，更不用说她就妇女权利发表过的演讲了。她领导全美代表大会。她创办了全国最重要的女性报纸《女报》（iwoman’sjournal/i）——这份报纸发行了达半个世纪之久。后来，妇女参政论者嘉莉·查普曼·凯特（carriechapmancatt）成功领导妇女选举权运动，这场运动使第19条修正案成功出台，赋予女性选举权。用她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女报》的话，如今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成功是无法想象的”。
1851年，斯通创办了女权大会，但她直到最后一天才走上主席台发表演讲：“我们希望自己不仅仅是社会的附属品。”斯通宣告，呼吁女性向州议会请愿要求获得投票权和财产权。这一演讲成了女权运动的导火索，斯通的话越过大西洋，传到英国，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和哈里特·泰勒·穆勒（harriettaylormill）受其启发，出版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著名文章，这些文章鼓舞了英国女性选举权活动家们。
在美国，受斯通的演讲影响最大的或许是罗切斯特的一位教师苏珊·安东尼（susanb.anthony）——斯通的言论促使她加入了妇女参政权运动。两年后，那个时代中另一位伟大的妇女参政主义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cadystanton）给安东尼写了一张著名的纸条，上面提到她对斯通的评价：“没有女性可同她相提并论。”
在接下来的15年里，斯通、安东尼与斯坦顿合作，成为妇女参政权十字军的著名领袖。但是远在认识到她们的共同目标——女性获得平等的投票权之前，她们的联盟就土崩瓦解了。
1869年，安东尼和斯坦顿切断了与斯通的合作，组织了自己的妇女选举权组织。之前的盟友成为对手，相互间进行残酷的斗争。她们各自出版自己的报纸，各自进行请愿和筹款活动，并各自向立法机构游说。历史学家让·贝克感叹道：“这一分裂导致妇女选举权运动付出更多的精力，参与人数更少，组织能力受到限制。”这也加深了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即女性不适合政治生活，促使报纸把重点聚焦于“母鸡间战争”的故事，而不是女性选举权运动这一伟大的事业上。安东尼策划了一场阴谋，将斯通组织中的领导者挖走，安东尼和斯坦顿对斯通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以至于她们在写选举权运动历史时没有提到斯通的组织。这一行为甚至让斯坦顿的女儿都感到十分震惊，为纠正这一遗漏，她单独写了一章说明斯通付出的努力。三位领导人对同一事业都有着同样深刻的热忱，为什么最终却以如此激烈、破坏性的冲突终结？
本章讨论的问题是：创新者如何形成联盟来推进自己的目标，以及如何克服那些阻碍联盟获得成功的障碍。从实质上看，大部分改变现状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发起对多数人进行挑战的运动。联盟是强大有力的，但它同时又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严重依赖于成员之间的关系。露西·斯通与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之间的冲突使选举权运动中最重要的联盟分裂，几乎导致了运动的失败。本章对她们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叙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企业家是如何努力说服他人给她的想法一个机会，让一部差点没机会制作的电影成为一部轰动性的迪士尼影片，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崩溃的原因。从这些事例中，你会发现建立有效的联盟需要在崇高的美德和务实的策略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在此过程中，你会明白为何唱《啊，加拿大》（加拿大国歌）可以帮助我们结成联盟，为何共同的策略可能比共同的价值观更具影响力，为何美国西部各州比东部和南部各州更早赢得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胜利，以及为何与敌人而不是友敌合作更加明智。
关于联盟的组成方式，“金发姑娘理论”（goldilockstheory）是一个核心观点。发起运动的创新者往往是联盟中最激进的成员，他的思想和理念对于那些追随者来说太过狂热。要与持反对意见的群体组成联盟，我们最好要缓和激进的行为，尽可能保持冷静。然而，要吸引盟友加入事业本身，我们需要传递一个适度缓和的信息，它既不太热也不太冷，而是恰到好处。
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
我们以为共同目标可以将不同群体的人结合在一起，但现实是，它们常常是导致群体分裂的原因。据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心理学家朱迪思·怀特（judithwhite）称，认识这些裂隙的关键是水平敌意（horizontalhostility）这一概念。尽管拥有一个基本的目标，但激进群体经常会贬低那些更随主流而行的群体，认为他们是骗子和叛徒。正如弗洛伊德在一个世纪前写道：“在大体上基本相似的两个人中，正是他们之间细微的差别会形成他们之间的陌生感和敌对的情绪。”
怀特注意到这种水平敌意无处不在。当一个聋哑女性赢得了美国小姐的桂冠，聋哑活动家们并不是将她视为开拓者，为她欢呼，而是表示抗议——因为她用口头发言，而不是使用手语发言，所以她不算是真正的“聋哑人”。当一个浅肤色的黑人女性被任命为一所大学的法学教授，学校的黑人学生协会却表示反对，理由是她的肤色不够黑。一个激进的环保人士会蔑视更偏向主流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认为它是一个“受生态盈利驱动的无意识的怪物”，并“不断对绿色运动的完整性带来威胁”。为了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敌对心态，怀特对许多不同的运动和少数群体中出现的水平敌对现象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十分有趣。
在一项研究中，纯素食主义者和普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己所属的小组成员和其他小组成员进行评价。纯素食主义者对普通的素食主义者表现出的偏见比后者对前者的偏见多出近两倍。在更极端的纯素食主义者的眼里，普通的素食主义者只是崇拜者——如果他们真正关心素食主义这一事业，他们不会吃诸如鸡蛋之类的动物性食品。在希腊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最为保守的党派的成员对与其类似的党派的评价比对进步党的评价要差，而最为自由的党派的成员对进步党的评价比对保守党的评价更为严厉。东正教犹太教徒对保守的犹太教女性的评价比对根本不信和不过宗教节日的犹太女性的评价更差。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条很明显的信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你会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虔诚，你对一个群体的认同感越深，你就越努力地寻求将自己同那些可能会对你所属的群体带来威胁、有着更温和价值观的团体区别开来。
正是这种水平敌意，导致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同露西·斯通发生分裂——安东尼和斯坦顿更为激进，斯通则更为主流。1866年，由于安东尼和斯坦顿同一个有名的种族主义者乔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francistrain）合作，斯通与她们之间的关系出现裂隙。崔恩支持女性选举权运动，因为他认为这有助于削减非裔美国人的政治影响力。斯通对她们与崔恩合作并且允许他为女性选举权运动提供资金支持而感到十分愤怒。
由于安东尼和斯坦顿反对第15条修正案，即赋予非裔美国人投票权，三人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她们与斯通划清了界线——如果女性没有获得投票权，其他少数群体也不能获得投票权。她们的立场是激进的，不仅因为它缺乏灵活性，而且还因为她们试图接近赞成第15条修正案的自由派选民。斯通对废奴主义者的事业更加同情。在平权大会上，她试图建立起黑人活动家与安东尼和斯坦顿之间的桥梁，宣布她支持继续维持联盟：
也许两者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偏离中间原则，为一方辩护，我们就会失败……女性有诸多的委屈，黑人也有数不清的委屈……我祈求上帝让第15条修正案得以通过，并希望它在每一个州得以实施。如果有人可以摆脱那个可怕的深渊，我的灵魂会倍加感激。
安东尼和斯坦顿认为斯通支持黑人获得选举权的做法是对女性事业的背叛。她们违背了她们共同合作的承诺，并宣布在接下来一周，即1869年5月，建立自己的全国妇女选举权组织。斯通和一群同事发表公开信，呼吁建立更全面的组织，但是无济于事。到了秋天，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建立自己的组织。20多年来，两个组织保持着距离，在一些情况下独立行事，有些事上则有交织重合。
随着妇女选举权运动出现分裂，露西·斯通需要新的盟友，安东尼和斯坦顿也一样。她们都在一个意想不到的组织中获得了支持——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wctu），这一组织形成的初衷是为了打击酒后暴力的行为，因为醉酒的男人经常虐待自己的妻子，使家庭陷于贫困之中。与妇女选举权组织截然不同的是，wctu极度保守，其成员往往是有着很强宗教信仰和传统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女性。然而不知何故，wctu同妇女选举权组织形成的联盟几乎在全国每一个州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两者间合作的原因很明显：由于妇女选举权运动逐渐对立法产生影响，反妇女选举权的组织正在形成，抵制她们的工作，造成妇女选举权组织的成员减少。截至19世纪80年代初，斯坦顿和安东尼组织的成员数量大大下降，仅有100名成员。与此同时，wctu的成员数量增长十分迅速，从1874年的几千人增长到1876年的1.3万人，到1890年，人数超过了10万。在全国最大的妇女组织的支持下，妇女参政主义者得以获得重大进展。但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wctu会同意与妇女参政主义者合作？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斯科特·维尔特姆斯（scottwiltermuth）和奇普·希斯进行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他们随机分配三人一组中的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下听加拿大国歌《啊，加拿大》。在控制条件下，在播放歌曲时参与者默读歌词。在同步状态下，他们一起齐声演唱这首歌曲。在不同步状态下，他们也大声唱了这首歌，但不是在一起合唱——每个人听到的是不同的节奏。
参与者以为研究人员正在对他们的歌唱进行测试，但这其实是个障眼法。唱歌之后，他们被转而进行另一项看似不相关的实验。在这一实验中，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独享一笔钱，或与小组其他成员共享这笔钱。由于之前唱歌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所以理论上应该不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但事实上，这的确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在寻求同我们价值观相同的群体建立联盟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共享战略战术的重要性。近日，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吴思克·郑（woosekjung）、布雷登·金（braydenking）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萨拉·索尔（sarahsoule）跟踪了不同社会运动之间结成的不同寻常的联盟——例如环保主义者和同性恋权利活动者之间，妇女运动与和平运动之间，一个海洋基地和一个美国原住民部落之间。他们发现，共同的策略是不同组织之间建立联盟的一个重要指标。即使他们关心不同的事业，也会因为使用相同的策略而对彼此产生亲近感。如果你花了十年时间参与抗议和游行，就很容易对另一个采取同样方式的组织感到亲近。
露西·斯通认识到，共同的目标不足以使一个联盟发展壮大，她指出：“对于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和手段，人们会产生分歧。”斯坦顿方面则指出：“方法的差异是造成组织分裂的‘重要原因’。”斯通致力于在州一级竞选，而安东尼和斯坦顿则希望通过联邦宪法修正案；斯通允许男性加入她们的组织，而安东尼和斯坦顿则认为只有女性才可以加入；斯通力求通过演讲和会议的方式带来变革，而安东尼和斯坦顿则更倾向于用对抗的方式——安东尼进行非法投票，并鼓励其他女性效仿。
与wctu形成联盟的妇女参政主义者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方法，这使得两个组织找到了共同点。在wctu成员组建当地wctu俱乐部的同时，露西·斯通建立了选举权俱乐部。两个组织都长期进行游说和出版工作，于是她们开始一起游说，并在州议会前发表演说，出版文章和发行图书，举行公开选举权会议，并召开集会和辩论。在妇女参政主义者和戒酒活动家的共同说服下，有几个州允许了女性参与投票。在这一过程中，妇女参政主义者发现了一个获得盟友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位年轻且富有远见的企业家身上得到最佳诠释，这位企业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方法，让她的反对者愿意倾听她的意见。
温和的激进分子
2011年，一个名叫梅雷迪思·佩里（meredithperry）的大学四年级学生注意到一个非常基本的技术不足。她现在已经不需要通过电话线来拨打电话或用网线来上网了，过去一切要用到有线的地方如今已经使用无线，除了一件东西。坐在宿舍中，她仍旧被她的设备中最古老的一个部件连接在墙上：充电电源。要使用手机和电脑，她必须把它们接上电源线。她希望能够进行无线充电。
她开始思考什么东西可以通过空气放射能量。电视遥控器的信号太弱，无线电波的效率太低，x射线又太危险。然后，她偶然发现有一种装置，可以将物理振动转化成能量。例如，把它放在火车下面，就可以获得火车产生的能量。虽然让人们聚在火车附近充电是不现实的，但她意识到，声音可以通过空气振动传播。那么她是否可以用无形无声的超声波使空气产生振动，并将振动转化成无需电线的电能呢？
她的物理学教授说这是不可能的，超声波工程师也这么认为。一些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告诉她，把工夫花在这上面是在浪费时间。她的这个想法不久之后在一个发明竞赛中获奖，但有一位记者向她发出挑战，让她在仅仅四周后的数字会议上演示她的模型。她当时只有概念支撑，但还没有可以运作的原型，因此她面临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她需要资金来造一个样机，但她的想法过于激进，因而投资者想先看到一个样机。作为一个技术初创公司中的单独创始人，她却没有工科背景，因此她需要盟友来推进她的想法。
三年后，我在谷歌主办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佩里。在她从马克·库班（markcuban）、玛丽莎·梅耶（marissamayer）和彼得·泰尔的创始人基金（fundersfund）中获得7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后，她的团队刚刚完成了第一个功能样机。它可以在比有线更远的距离给设备充电，且充电速度更快，两年内可以投入市场。截至2014年年底，她的公司ubeam已经积累了18项专利和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佩里在台上就座，坐在一起的还有著名说唱歌手史努比·道格（snoopdogg）、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这一席人中，佩里是唯一一个获得观众起立鼓掌的人。关于产品能否良好运作尚存争议，但她已经克服了最根本的障碍——证明这一技术的可行性。“现在在公司工作的每一个人当初要么认为它不可能实现，要么非常怀疑。”佩里说。
佩里面临的是创新者在挑战现状所做斗争的一个最难模式：打消潜在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怀疑。她最初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她联系了几十位技术专家，但他们很快指出她的想法在数学和物理上存在的缺陷，表示根本不会考虑与她合作。因此，即使她主动提出用后付款的方式聘请他们也根本就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觉得可能永远都见不到那张支票。
最后，佩里想出了一个挑战所有传统智慧的方法：她干脆不再告诉专家她试图创造什么。她不再对她创造无线充电的计划做出解释，只是提供她想要的技术规格。她过去说：“我想创造一个能够通过空气放射电力的传感器。”而新的说法则掩盖了她的目的：“我正在找人设计一个符合这些参数的传感器，你能完成这部分吗？”
这个方法奏效了。她说服了两位声学专家设计了一个发射器，另一位专家设计了一个接收器，并让一位电气工程师来构造电子装置。“在我头脑中，它们已经成为整体。最坏的情况是，有人会起诉我，”佩里承认，“但是鉴于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我没有别的办法。”不久，她同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建立了合作，用数学和模拟从理论上论证了其想法是可行的。这足以为她吸引第一轮投资以及一位之前持怀疑态度的才华横溢的首席技术官。“当我给他展示了所有的专利，他说：‘哦，可恶，这居然真行得通。’”
在西蒙·斯涅克（simonsinek）一次很受欢迎的ted演讲和他的书籍中，他认为，如果我们想激励其他人，我们应该从说明为什么开始。如果我们告诉对方想法背后的愿景、引导产品的宗旨，人们就会对此趋之若鹜。这是一个极好的建议——除非你是在进行一项挑战现状的创新。当呼吁道德变革的人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会面临与根深蒂固的信念发生冲突的风险；同样，当富有创意、不墨守成规的人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可能会违背人们对可能性所持有的共同观念。
研究人员德布拉·迈耶森（debrameyerson）和莫林·斯卡利（maureenscully）发现，要想成功，创新者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变成温和的激进分子。他们相信与传统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和不同寻常的想法，但他们已学会了采用不那么令人震惊、更吸引主流观众的方式去陈述他们的信念和想法，从而淡化他们想法的激进程度。梅雷迪思·佩里是一个温和的激进分子：她通过掩盖其想法最极端的特征，使一个原本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变得可信。当她无法说服技术专家同她一起做一个大胆的尝试时，她通过掩盖她的目的，劝服专家们采取一些尝试。
将重心从为什么转移到怎么办，可以帮助人们变得不那么激进。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当研究人员让那些持有极端政治观点的人解释为何他们偏好某些政策时，他们变得更加坚持己见，因为解释为什么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确认他们的信念。但是，当研究人员让他们解释他们支持的政策是如何运作的时候，他们变得更温和。思考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欠缺，并发现自己的一些极端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为了组成联盟，创新者可以把自己真正的愿景藏进“特洛伊木马”，来调和自己的激进主义。美国海军中尉约什·斯坦曼（joshsteinman）有一个宏伟愿景，即在硅谷成立一个中心，以使军队向外部技术敞开。他知道，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激进而笼统的建议来从根本上改变海军的创新方式，必然会遭遇阻力。所以，他先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建议，向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jonathangreenert）上将展示了一些可以用于空中实时更新的新技术。这激起了格林纳特上将的好奇心，于是他问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海军少将斯科特·斯特尼（scottstearney）将问题抛给斯坦曼，询问军方应该如何看待技术未来。“这时候，我们的机会来了。”斯坦曼回忆道。他回答：“先生，未来将会是软件的未来，而不是硬件。我们需要在硅谷中拥有一个美国海军的实体。”
几个月后，其他下级军官也提出了软件的重要性。之后，海军作战部部长发表了演讲倡导这一理念，这一理念也在五角大楼中传播了开来。过了不久，美国国防部部长宣布在硅谷成立一个使馆。斯坦曼利用的正是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cialdini）所说的得寸进尺法（foot-in-the-doortechnique），一开始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以确保在提出大的要求前能获得接受。通过以温和的要求而非极端的要求作为开端，斯坦曼获得了同盟。
如果人们拒绝缓和他们的激进观点，联盟往往会土崩瓦解。这就是始于2011年的反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2011年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这一运动，但它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塞尔维亚活动家斯尔加·波波维奇（srdjapopovic）惊奇地发现，正是这场运动持有的极端定位疏远了大部分的潜在盟友。他认为，这场运动的致命错误是以“露营”这一激进策略命名，很少有人觉得这个策略有吸引力。他认为，只要组织简单地将自己重新命名为“99%”，它可能现在仍然存在。“占领华尔街”这个名称暗示，“只有当你放弃了你在做的一切事情并占领了什么，你才算加入这个团体中”，波波维奇写道，“占领只是和平抗议的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它趋向于只邀请特定类型的人……如果一场运动——始终会是艰苦的战斗，想要获得成功，要吸引一些不是很热心的参与人”。“99%”这个名称更加包容——它邀请所有人参与进来，并用自己喜爱的策略展开行动。通过让这一运动的名称显得不那么激进并拓展行动策略，它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主流民众的支持。
在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带来了恶果。当安东尼和斯坦顿于1867年与种族主义者乔治·弗朗西斯·崔恩合作时，斯通写道，崔恩对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支持“足以让那些还没有被说服的人彻底反对我们的运动”。她的丈夫警告安东尼，该联盟将“对妇女和黑人选举权运动都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但是安东尼并没有放弃她激进的想法——如果妇女无法获得表决权，黑人也不应该获得。她与崔恩在整个堪萨斯州共同参加竞选，并接受了他的资金来创办一份要求选举权的报纸。当斯通质疑她与崔恩合作玷污了平等权利协会的声誉，安东尼辩护道：“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这只是你在羡慕嫉妒和憎恨，因为我有报纸，你没有。”斯坦顿站在安东尼这边，支持她与崔恩合作的决定：“接受魔鬼的援助是正确和明智的，”她说，“只要他没有怂恿我们去降低我们的标准。”
这一联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堪萨斯州本有机会成为第一个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州，但提案最终却未获通过，黑人投票权的提案也是如此。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两个失败应该归咎于与崔恩结盟。几年后，当斯坦顿和安东尼组织了自己的协会，她们仍然没有从过去吸取教训，而是拒绝缓和她们的极端立场，坚持认为任何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成为朋友。斯坦顿又与激进分子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woodhull）结盟，给妇女选举权运动蒙上一层阴影，让这一运动变得更为激进。伍德哈尔是第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女性，过去曾做过妓女和江湖郎中，主张性自由，宣称她拥有“不可分割、合乎宪法和自然的权利去爱我所爱，根据能力决定持续长久或短暂，根据个人喜好决定是否每天改变所爱”的权利。
妇女选举权的反对者将伍德哈尔的立场作为证据，认为这场运动真正关心的是滥交，而不是投票权。大量成员退出了安东尼和斯坦顿的组织，导致这一组织甚至无法凑够开会的人数。即使是支持妇女参政权的立法者，也建议妇女参政主义者将关注点放在选举权上。妇女参政主义者指出，伍德哈尔的竞选“是让别人不敢加入我们行列的最有效代表”，并“使运动倒退20年”。这一联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批评”，安东尼的传记作家后来写道，之前的批评同这一次批评相比，就如同是“与夏天的阵雨和密苏里州的龙卷风相比”。
在与伍德哈尔保持联盟的过程中，斯坦顿仍然没有认识到缓和激进主义的价值。由于忽视了内部和外部人士对联盟看法的巨大区别，她推开了斯通和其他许多过去和潜在的盟友。她的错误在管理学研究者布雷克·阿什福思（blakeashforth）和彼得·瑞根（peterreingen）进行的一项新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们发现，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对于联盟的代表人物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对于内部人士来说，联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组织最核心、与组织联系最紧密的人。对于妇女参政主义者来说，这显然是斯坦顿和安东尼。但对于外部人士来说，组织的代表人物是持有最极端观点的人，那就是伍德哈尔——她的个人绯闻给要求选举权事业蒙上阴影，疏远了许多对女性投票权这一温和想法持开放态度，但对女性性独立的激进想法持反对意见的人。由于外部人士用安东尼和斯坦顿的结盟者伍德哈尔来评价妇女参政权运动，斯通别无选择，只能将她的组织同她俩的联盟进一步疏远。
与敌人而不是友敌结盟
在《教父》第二部中，迈克尔·柯里昂（michaelcorlrone）建议：“要亲近你的朋友，但更要亲近你的敌人。”但对于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的人，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放在一个从积极到消极的连续区间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会支持我们，而我们最大的敌人在努力对付我们。但研究表明，我们需要绘制两个独立的坐标轴：一个用于描述关系积极的程度，另一个则用于描述关系消极的程度。除了完全积极和完全消极的关系，我们还会有积极和消极混合的关系，心理学家称它们为矛盾关系，即我们所知道的“友敌”，这种人有时会支持你，有时会伤害你。
斯通与斯坦顿和安东尼两人的关系就是充满矛盾的，她们既是盟友也是对手。一方面，她很敬仰斯坦顿的智慧和安东尼的勤奋，并且她们之前有过富有成效的合作；另一方面，斯通反对她们“疯狂的朋友”和“狂野的联盟”，因为它们威胁到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声誉。而安东尼和斯坦顿曾经欺瞒斯通，在没有她允许的情况下将她的名字签在一个赞扬种族主义赞助者的广告上。斯通曾在1869年的秋天致函斯坦顿，提出“同各界朋友积极合作，比单独行动要好”，并向她保证自己的组织“永远不会成为你的敌人”。然而在斯通组织的成立大会上，安东尼设计了一个“政变”把斯坦顿选为主席。当在斯通邀请安东尼到讲台上讲话时，安东尼却在讲话结尾指责她试图“废除和粉碎”她的组织。
1872年，斯坦顿与斯通进行接触，要求和解，敦促她“既往不咎，让所有人为我们面前的任务而共同奋斗”。于是斯通做出了一些和解的举措，在她的报纸上分享了斯坦顿的文章和言论。然后，安东尼又来信提出“合作进行一个系统性的竞选”，邀请斯通去罗切斯特“作为一个伟大女性解决我们共同应对的问题”，但斯通拒绝了。
现在来看，我们很容易判断斯通拒绝她是一个错误。如果她当时接受了邀请，这一组织可能会更早获得投票权。但是如果你就矛盾关系对我们的压力水平的影响进行研究，你会发现斯通的拒绝中蕴含的智慧。
为了发现最有效的处理矛盾关系的方法，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管理学教授米歇尔·达菲（michelleduffy）领导了一项对于警察的调查，主要研究他们受到亲密同事的伤害和支持的频率，以及他们的压力水平和缺勤情况。不出所料，消极关系令人紧张。当警官感到自己被最亲密的同事伤害，他们对工作的投入就会减少，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休息，缺勤也更加频繁。
如果暗中使坏的同事有时也会支持你，情况会怎样呢？结果是，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而是更糟。同一个人既暗中使坏也表示支持，结果使得警察投入工作的时间越少，缺勤的时间越多。消极的关系不令人愉快，但是是可以预测到的：如果一个同事总是伤害你，你可以与他保持距离，并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当你面对的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你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思考这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信任。正如达菲的团队解释道：“应对易变的人，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和应对策略。”
在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中，心理学家贝特·乌奇内（bertuchino）发现矛盾关系实际上比消极的关系还要糟糕。一项研究表明，要应对更多矛盾关系的人压力更大，更抑郁，对生活更加不满。在另一项研究中，要求老年人评价他们与人生中最重要的10个人的关系，然后完成两个引发焦虑的任务：在没有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发表演讲和参加一个数学小测试。评价中的矛盾关系越多，他们在进行这两项任务时心率上升得越快。
露西·斯通明白与具有矛盾关系的人结盟的风险。1871年她写道，最好“不要与那些人联手……他们之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美国研究专家兼传记作者安德烈·摩尔·克尔（andreamoorekerr）指出，斯通“无法预测或控制斯坦顿和安东尼的行为”。让·贝克也说，斯通“希望她的组织不受斯坦顿和安东尼势力‘可怕梦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