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被“一体化”了吗？这促进了国家团结和经济复兴。德国必须终止内部分裂，团结一心。

犹太人被抵制和驱逐了吗？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越轨行为，类似于伴随任何一种革命而发生的行为。此外，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少。

简而言之，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人们不能轻易下判断，要给它们机会来证明自己；有失才有得，好处中总会掺杂些坏处。毕竟，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城镇就被统一起来了，经济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没有什么比火把照亮的冲锋队队员闪亮的面孔和旗帜的剪影更具有说服力了。纳粹党正在发挥决定性的领导能力，他们统一、专注、无私而且有决心。

而实际上，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内部腐化堕落。起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社党的抵制就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反抗的领导者是旧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威廉·施潘瑙斯身边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诺特海姆第一个成为纳粹分子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以及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负责人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恩斯特·吉尔曼的领导，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暴力行为、破坏和专制方式，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些有悖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

施潘瑙斯—沃格—芬茨拉夫的“理想主义者的阴谋”一直在酝酿中。早在1932年，恩斯特·吉尔曼领导下的几个纳粹分子就已经变得难以驾驭了。针对他的主要抱怨是他对党派成员粗鲁，而且不体谅他人，他还保护了明显挪用党派金钱的诺特海姆纳粹女性组织领袖（其中有一次是给她自己买长筒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一年，因为吉尔曼的粗鲁行为，许多诺特海姆人不想要加入国社党。

整个1932年，理想主义团体变得越来越不满。同时，吉尔曼开始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主要包括一些性格粗鲁暴力的人，比如赫尔曼·登茨勒和奥古斯特·乌德。这两个独立的纳粹团体各自在诺特海姆发展，但是吉尔曼占据上风，因为恩斯特·吉尔曼是地方小组领袖，能够通过呼吁国社党的专制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1932年12月，第一场风暴来临。几名理想主义者团体的成员要求审计地方小组的财政。吉尔曼明显滥用了很多党派资金。他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还是只是因为疏忽而丢失了，不得而知。但是筹款已经收到，并且没记入账簿；入党费被中饱私囊，并且申请表丢失了；积累了大量难以解释的债务。起初，吉尔曼还在安抚。他需要理想主义者团体，因为他们是筹款的主要收入来源。1933年1月，理想主义者威胁，如果不对财政不当行为进行解释，他们就要中断捐款。吉尔曼被迫采取行动。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虚张声势，谎话连篇，开除了几个理想主义者团体成员，同时作为让步，他撤销了对纳粹女性组织领袖的保护并且开除了她。吉尔曼也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好了应对措施：他清除了党派的纪律委员会——调查和仲裁委员会有主见的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以支持他的人填补了这个职位。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拥有了一个可靠的武器，可以应对他决定的进一步的开除行动。

然而，这些并没能修补好裂缝，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仍旧处于分裂的危险中，就在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消息传来，所有的内部争吵都被抛诸脑后，纳粹分子为了2月和3月的重要任务而团结起来了。在此期间，吉尔曼实际上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出于热情的精神，理想主义者主动提出新的竞选捐款。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高峰让吉尔曼能够要求新成员支付更高的入党费用。他的财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同时，吉尔曼利用自己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在城市中以工作的形式大批地分配恩惠，取代那些在城市雇员大清洗中被开除的人。其他的恩惠还包括他要求司法部长让一个想要成为律师的人免试就当上律师（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位申请者之前因为考试委员会对纳粹分子有偏见而被拒绝了），他还要求提高希特勒青年团中高中生的分数。很多纳粹分子日益依赖恩斯特·吉尔曼，也变得越来越害怕他。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将城市议会变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机构，还塞满了参议院。所有的抗议都被威胁制止了。

2月和3月，吉尔曼也试着与异议分子修复关系。作为和好的表态，他撤销了对一些申请者的阻拦，并且开除了那些“在我背后煽动及试图解除我职务”的人。正如他对国社党全国登记办事处所说的，异议分子已经屈服了，他们“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实际上都是受到一个特殊成员的妻子的煽动。还有些人，如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曾经在纳粹主义被禁止的时候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推广纳粹主义。此外，沃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吉尔曼一同在军队中服役。是时候发挥仁慈之心了。

但是不同意见只是蛰伏起来了。4月，财政问题再次浮现。为了清偿最后一笔债务，吉尔曼任意地提高成员会费，对所有成员征收特别评估税。同时，理想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其他问题。吉尔曼利用他作为副市长的地位将城市合同分配给他的亲戚朋友们。《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以威胁的方式强迫人们订购该报。“捐款”是向商人敲诈勒索来的。市政府中的专制方式日益令人恼火。对理想主义者最糟糕的是，纳粹革命并没有创造出期望中的乌托邦式的人民—社区，而是创造出了腐败和野蛮的一人独裁。理想主义者的反抗再次兴起。

4月末，因为一次事件，这种反抗爆发出来，当时恩斯特·吉尔曼被一位年长的党派成员奥古斯特·德林公开指责说谎。地方小组领袖的回应是殴打60岁的德林，于是德林骂吉尔曼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臭小子”。之后，吉尔曼要求由他小心翼翼重建起来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以公开辱骂地方小组领袖并且伤害党派形象及破坏党派纪律的名义开除德林。

整个事件激怒了党派内的反抗分子。5月，冲突变得普遍，6月，吉尔曼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行动开始针对沃格、芬茨拉夫、施潘瑙斯和前任（不合作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所有人都被开除出党。大区领袖被告知在诺特海姆发现了反对派阴谋。城市议会被迫通过决议：它申请地方学校当局将芬茨拉夫从诺特海姆调走；城镇参议院被要求开始抵制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各级政府机构被告知沃格被解除市议会议长职位。

威廉·施潘瑙斯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保持着警惕。几乎在吉尔曼开始采取镇压阴谋的行动的同时，施潘瑙斯就向大区领袖递交了一份由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进行的全面调查报告。施潘瑙斯认为大区当局会仔细核查他的指控，因为他的党员编号是整个区域内最小的几个之一。他也确信一旦国社党高层官员发现了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开除吉尔曼并且将“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归还”给城镇。

然而，国社党的高层官员认识到了施潘瑙斯所不知道的事情——恩斯特·吉尔曼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像吉尔曼完全信任他在诺特海姆的处事方法一样，大区领袖信任吉尔曼。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德国所创立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在变得稳固。唯一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像吉尔曼这样的统治者。其他想法只存在于像施潘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永远都不会和纳粹主义创建自己的方法相容。

按照施潘瑙斯和芬茨拉夫的要求，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于1933年7月初在诺特海姆审理了针对他们的诉讼。被告都被判无罪，所有人都恢复了党员身份。换句话说，对吉尔曼的控诉都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些指控涉及违反公共和纳粹党法律，吉尔曼本应该被剥夺职位。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只是被口头警告，并且被允许按照旧方式行事。这让威廉·施潘瑙斯确信他想进行清除的愿望是痴心妄想。他仍旧是国社党成员，因为他坚持认为领袖自己某天将会采取行动。沃格最终被调离诺特海姆，不过并没有失去地位。施潘瑙斯继续网罗不满者，收集针对地方小组领袖的证据。但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了，他的朋友们也吸取了教训。

恩斯特·吉尔曼接下来的行动牢牢地强化了这一教训，他在接下来的几年对党派中的反叛分子进行了一场仇杀。他一直号召调查并且审判席尔洛和德林。他让芬茨拉夫在诺特海姆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芬茨拉夫是一所城市学校的校长，而且住在城市所有的一所房子内。当芬茨拉夫最终在其他地方获得一个职位的时候，吉尔曼安排其他城市的纳粹官员抹黑他的名声，从而阻止他得到工作。因此，任何公然反抗地方小组领袖的人都明白了，无论他们的理由是否正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后悔。

这些问题远离诺特海姆的一般民众。人们听到了谣言，但是争斗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内。因此，诺特海姆人依旧认为国社党是统一和专注的。对许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威廉·施潘瑙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存在仍旧让他们相信纳粹主义有另外一面，一旦“最初的越轨行为”结束，该党就会专心致志于有建设性的、有成效的工作。再一次，和获得权力之前的时候一样，国社党就是所有人的一切。

不管怎样，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人有多信任国社党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经过了最初六个月的掌权，纳粹分子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城镇。市政府和警察都在纳粹分子的控制下。潜在的抵抗被粉碎了。社会交往的中心被分散或者破坏。公众被组织起来，进行定期的庆祝活动。有很多恐怖行为的例子，并且通过社会强化传播开来。城镇已经成为顺从新独裁主义者的工具。纳粹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