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支持政府的是那些脆弱、无知并且不聪明的人。

——威廉·戈德温：《探讨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

在纳粹统治的前半年，诺特海姆经历了一场革命。其主要内容是恐怖行动、专制统治、不懈的宣传、重建社交生活和经济复兴。其全部影响是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改变了城镇的基本结构。虽然六个月看起来时间很长，但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刻就发生了，因为就算将所有革命要素区分开，放在这里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是混杂在一片混乱之中的。某天会出现逮捕事件，第二天又会举行大型的欢呼游行。城市雇员遭到了清洗，“劳动服务”团队在肩上扛着铁锹去工作。首先是古老的歌唱俱乐部不复存在了，之后出现的是冲锋队军乐队。闪耀的黑白红旗，焚烧书籍，响亮的无线电演讲，佩戴纳粹标志的学生，穿着靴子的冲锋队队员将一个男人拖入监狱，伴随着嘶哑歌声的火炬游行，牧师为元首祈祷，关于盖世太保的流言，用锤子修缮房屋，有节奏地高呼“万岁！”——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里，到1933年夏天为止，城镇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纳粹分子手中，完全不可能逆转这个进程了。

诺特海姆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为此投了赞成票。国社党掌权之前的那些年，这就是所有人的一切。因此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几乎并不清楚纳粹分子真正做了些什么，除了他们以某种方式让事情变得更好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少数国社党成员和一些城镇中的社会民主党真正期待他们所得到的。因此，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城镇中人对引入纳粹独裁的反应如何？

当然有些人只是利用纳粹革命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正如几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这种期待的人。希特勒一掌权，城镇的一个酒吧就安装了一台无线电，之后宣传说能在这里听到所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而且啤酒价格便宜。整个3月和4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每天都有出售纳粹旗帜的广告。城市银行敦促诺特海姆人以将自己的钱存入储蓄账户的方式来帮助这场伟大的革命。甚至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都毫无掩饰地为五金店做广告，声称自己是“诺特海姆县资格最老的党派成员”。

许多人也认为需要通过加入国社党来保护他们自己。在一些情况下，社团领导或者工匠大师会加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待在执行委员会了。其他人想要工作保险。市长彼得斯试着加入国社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商保罗·哈恩瓦尔德也是这么做的——这两人都不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都有要保护的东西。还有些人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怖行动而加入。导致成员突然涌入的一个官僚主义原因是3月初吉尔曼开始坚持要求每个冲锋队队员也必须是党派成员（他说，“根据保险条例的要求”）。加入国社党的高峰开始于2月，就是宣布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那些摇摆不定或者唯恐损害自己的利益而退缩的人现在都递交了申请。1933年1月，诺特海姆大约只有100个纳粹分子在缴纳会费。3月，纳粹地方小组暴增至差不多400人。3月中旬出现了真正的成员洪流。这次1933年3月的潮流高峰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旧的纳粹分子将新来者视为“maerzgefallene”，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双关语，即“3月受惠者”（marchfavors）和“3月受害者”（marchcasualties）。

国社党收到了太多的申请，以至于他们宣布5月1日之后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这样一来，就要清理现有的积压。这在4月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冯·德·舒伦堡记得4月20日在纳粹的县总部看到大量装满申请表的篮子。到5月1日为止，接近1200名诺特海姆人加入纳粹党。几乎有20%的城镇成年人登记了。

并不是所有新成员都是因为信奉纳粹思想而加入的。纳粹控制各机构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他们的领导者成为国社党成员。县长冯·德·舒伦堡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两人都非常质疑纳粹主义，都是因为被要求才加入国社党。还有些人加入是因为他们将成为国社党成员视作个人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有两个教师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自信地认为加入纳粹党的话，他们就能确保自己获得晋升。还有些人加入国社党只是出于顺从的愿望，即随大流，正如下面的故事所说明的：

雨果·施皮斯曼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直到3月国会选举，他都犹豫不决。我记得他经常问我的意见：他应不应该加入纳粹党？我常告诉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没什么帮助。纳粹选举成功的第二天，我看到冲锋队举行了一场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后是满脸笑容的雨果·施皮斯曼。他一边走着一边冲我挥手并且大喊道：“我已经做了！”

许多人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而被迫加入国社党。正如某个人所描述的：“有些妻子常说的话就是：‘想想你的家人！’还有些妻子竟然会出门买褐色衬衫并且让她们的丈夫穿上。”其他人声称他们原本一直想要加入纳粹党，但在申请时，受到桑尼旅馆所有者写给恩斯特·吉尔曼的“我是自由的”这一矛盾信条的干扰而未能如愿。许多这样申请加入国社党的人实际上被地方小组领袖拒绝了，还有些申请者被告知他太冷淡了，或者明显是个投机主义者，或者之前反对纳粹，或者仅仅是因为吉尔曼个人不认可他。还有些人当时加入国社党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该党，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该党，他们认为纳粹主义需要一群正派人士，这些人将会从内部引导革命走上温和的道路。

因此，至少在献身程度上，新成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一旦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就被困住了。他们现在受党的纪律约束，必须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帮助。党的组织（从单元组织和片区到最小的单位）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未来并没有得到保证，相反，他们变得更不安全了，因为如果他们被驱逐出国社党，他们就会被打上标签。那年春天，很多人被驱逐出党：因为拖欠会费，因为对该党的“片区管理人”无礼，或者因为完全难以解释的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通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个人带来糟糕的麻烦。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提到驱逐那些被认定为没价值的人时，吉尔曼记性很好。因此，“3月受害者”发现加入国社党增加了而不是消除了个人焦虑。他们不太可能抵制纳粹政府的要求。而且，他们的良知受到了彻底的损害，因为作为该党成员，他们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承担了责任。

如果说许多加入国社党的城镇中人仍旧是半信半疑的，那么也有很多没加入的诺特海姆人是新体制的热情支持者。基本上，市民们热衷于游行和庆典，对纳粹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感到高兴。他们的感觉就是内部分裂结束了，真正的领袖现在即将来临。正如一个工艺大师所说的：

我不同意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在试着做些事情。主要是人们再次获得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学会了再次识别生活中的目标和内容。

纳粹革命的很多概念和口号都吸引着诺特海姆人。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荣誉和复兴的观念非常有吸引力。充满活力、有目标并且明显有明确方向的城市政府对公民意识拥有吸引力。最后，人民—社区的概念令人着迷，虽然其神秘的内涵意味着阶级划分的终结。中产阶级尤其被这种“阶级应该终结并且只有德国人”的观念所吸引。就市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而言，这似乎很棒，而这是结束阶级战争的源头和原因，并且和概念本身一样重要。社会党人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努力是自命不凡层面的例子。纳粹的吸引力是爱国主义和仁爱。当社会民主党发出威胁时，国社党则唤醒了“位高则任重”的品德，其关注的是外表而非现实。这完美地迎合了诺特海姆人的情感需要，他们因现存的阶级结构而沮丧不已；他们因希望创建一个人民—社区，且实际上不用牺牲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然，诺特海姆人对革命的许多内容半信半疑。有些人，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只是因为纳粹分子属于低阶级才接受他们。正如玛利亚·哈贝尼希茨的丈夫所说：“只是一个下士如何领导国家？”还有些人对逮捕、消灭反对者、破坏社交生活，尤其是新的反犹主义的暴力行为感到不安。但是有对这些内容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

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暴力而被粉碎，工会是因为暴力而被解散的吗？他们是一群傲慢的制造麻烦者，完全是自讨苦吃。

是否有逮捕和搜查住所？看看那些被发现的武器吧！根据之前的记录，马克思主义者很明显在密谋使用暴力。

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扼杀了，只有国社党是合法的党派吗？德国的主要问题一直是无意义的政治冲突和党派分裂。任何想要代表的人都可以加入国社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