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救世主会来救我们，

没有上帝，没有恺撒，也没有护民官。

如果想要从痛苦中解脱，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版本

嘴唇裂开、脑袋受伤、参差不齐的割伤和绞痛的肿块是“公投日打斗”的结果，但它至少有一个有利影响。它们清除了暴力氛围，满足了双方中暴脾气的人。8月9日之后差不多三个月再没发生肢体冲突事件。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紧张都缓和了，因为这场运动所产生的指责和怀疑的后果仍旧存在。公投三天后，《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控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作为投票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允许选民在投票间中随意乱写选举标语。城市议会调查了这一指控，发现指控不实，《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随即取消了指控并且进行了道歉。接着，《人民报》发出了相对温和的回击。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在辩论中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人民报》的冷嘲热讽，不如说是因为一个会进行毫无节制攻击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即纳粹每周发行的时事通讯《听！听！》，第一期于8月初发行，每月66芬尼。每一期都包含着各种各样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内容，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参议员职权范围内的城市运作状况，其中最重要的是“红色”健康保险办事处。手段就是《人民报》所熟练使用的那种反问句式，比如：“健康保险办事处怎么能派三个人和一台车去参加会议？他们不能省钱么？”

《人民报》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议员马纳身上，因为他和纳粹合作，致力于解散普鲁士议会。《人民报》指责马纳上了纳粹的当，选举当天，公民协会的公用车队被纳粹党人用于树立自己的威望了。它还指责马纳为《听！听！》所写的文章以及将公民协会金库中的资金转移到纳粹手中。这是摧毁马纳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最终成功了。

另一个公投运动所产生的痛苦影响是忽视了每年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公共集会只在一所学校中举行，集会厅里只坐满了2/3的人。《人民报》抱怨道，只有极少数人大概是出于对共和国的忠诚才出席了集会。晚上举行的火炬游行只有国旗队和自由工会的成员参加。《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责，因为社会党人坚持让国旗队带头游行，所以其他俱乐部和工会都不参加了。

还有其他的迹象表明“公投日打斗”的不良影响。在城市议会接下来的会议上，社会民主党要求为工人急救协会提供每年25马克的补贴。诺特海姆已经资助了红十字的志愿急救协会，但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威胁说如果议会不通过他的议案，他就要限制对该协会的拨款。公务员党无奈地帮助社会民主党压过了公民协会，补贴议案通过了。

钢盔团也采取了预备性措施。9月，一场以两名党外人士为主角的集会上，一名钢盔团领袖宣称德国将会发生一场内战，“在布尔什维克人和国家反对党之间”，而且“不会存在中立派”。第二天早上，诺特海姆钢盔团青年部进行了“防守运动”练习。一周后，1000名钢盔团成员试图在诺特海姆进行同样的活动，但是警方担心有麻烦，就禁止了该项活动。这时，《人民报》激动地报道：“星期天早上，一些钢盔团成员在诺特海姆公园练习扔手榴弹，他们将之称为‘体育运动’。而凌晨2点，他们唱着歌在街上游行。警察会对此采取什么措施吗？”

随着第一缕秋风扫过德国北部平原，这些问题被搁置一旁了，因为又一个萧条的冬天迫近城镇了。失业数据随着季节而变化，在冬天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到10月为止，每周有9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来诺特海姆的就业办事处。城镇中有418名失业者。这一人数并不比去年的同一时间更多，但是1930年10月时，城镇中有2/3的失业者仍旧有固定的失业补助，而到了1931年10月，只有1/3的失业者有补助；剩下的人领取紧急救济金或者福利救济金。这种重大变化是令人绝望的。

申请去制糖厂工作的人数量众多。《人民报》报道称，一个过去20年来每个丰收季都在制糖厂工作的人被拒绝了，因为他拥护共和政体。这名工人说，就业主任告诉他如果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必须改变政治派别。

就在失业者日益陷入困境时，出现了通过私人慈善机构来缓和这种情况的尝试。1931年10月，诺特海姆所有的慈善组织（纳粹分子和钢盔团除外）决定建立一个共同金库。这个“辅助联盟”包括路德派、天主教派和犹太慈善团体，以及包括“社会主义工人福利”在内的左派组织和包括“祖国的女子俱乐部”在内的右派组织。它也得到了诺特海姆县长和市长的支持。辅助联盟着手组织街头募捐，并分发食物、衣服和燃料。到11月为止，共募捐了1350马克。除此之外，商人们捐赠了衣服，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承诺会每周派送食物。城镇中的犹太商人是捐赠最多的人。自由工会组织了福利晚会，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入场费用是每人75芬尼。人民合唱团和城市乐队带来了音乐。各种各样的当地喜剧演员进行演出，工人体育协会也表演了节目。辅助联盟只从这项活动中就赚了350马克，工人福利协会也举行了自制圣诞礼物售卖活动，收益全部用于帮助失业者。到1931年11月27日为止，有250名失业者申请帮助。他们也要求从自己的阶级中选出四名代表来监督援助分配情况，但是被一致拒绝了。

在全体努力下，煤炭经销商为所有失业者降低了褐炭砖的价格，诺特海姆面包师行会将面包价格降低了8%。促使面包师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人民报》无情地攻击了他们的定价政策，将其与邻近城镇的价格进行了不利的对比。1931年12月降价之后，《人民报》并没有喝彩，只是指出现在面包房的面包价格和消费者合作社的价格相同。因为诺特海姆的面包师“为纳粹做宣传”，因此即便没有更低的价格优势，工人们也被建议去合作社的商店里买面包。

城市也帮助减少了失业人数。1931年2月开始，免费的“人文”电影在一所公共学校上映。城镇在第二个秋天开始为年轻的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还把城市拥有的几英亩园地租给失业家庭。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天，贫穷的失业者获得了每月以低于正常价格30芬尼的价格来购买一袋煤炭的资格，这样他们每月最多能买200磅煤。

尽管有这么多的措施，大萧条还是更严重了。1931年有六家公司破产，是1930年的两倍，1931年12月城镇中最大的一家公司——一家纸袋厂倒闭了，准备从诺特海姆搬走。冬天结束的时候，诺特海姆有704名失业者。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有超过13000人，这就意味着每天有2000人徒步穿过诺特海姆，到旧军营营房。似乎是为了让经济形势创造的苦难更加完整，大自然增加了灾难。1931年1月，鲁默河洪水泛滥，对铁路轨道北部区域的工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在旧军营营房为流离失所者准备的紧急住所也被洪水冲毁了。诺特海姆县的全部损失估计有25万马克。

银行业也开始出现收缩的迹象。随着前年夏天实行银行假日，城市储蓄银行的账户损失了5万马克。这其实还不到总数的3%，但是足以让议员马纳要求公民协会成员将钱存在城市储蓄银行中，“尽管有恶意的谣言”，但银行是绝对安全的。他要求对人了，离开银行的这些人有很大一批账户，每个账户都超过500马克。1931年年底，城市议会、县长和12个经济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告诉诺特海姆人不要把钱藏起来，而是要放在银行里，这样才是安全的。尽管并没有在新闻上报道，但是这种方法奏效了；到1932年年底，不仅很多账户重开了，而且又开了许多新的小账户，以至于城市储蓄银行在大萧条的三年中实现了净增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1/4的人在城市储蓄银行有超过100马克的储蓄账户，这还不包括放在诺特海姆其他银行的钱以及投入股票和债券的钱。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除了在心理上。

为了进行有效的煽动，纳粹党人开始利用日益严重的大萧条。公投结束之后，又开始了旧式集会。8月末，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主角是前军队军官和前共产主义者，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朝着巨大的胜利前进了一大步！红色恐怖！”一周后，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演讲的题目是：“对年轻人的谋杀。”这之后不久，纳粹党人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关于戏剧的演讲：“国家社会主义正在试着拯救德国艺术，再创造属于德国的艺术。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舞台团将会表演戏剧‘毒气506’……”尽管有“著名的演员；低廉的价格”这样的噱头，但是出席率依旧不值一提。很明显的是，城镇只能承受这么多的“夜晚活动”，因为9月晚些时候，纳粹党人参加了由钢盔团举行的活动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10月，纳粹党人开始致力于城镇所关注的经济事务。第一周举行了一场题目为“冬天将会带给我们什么？”的演讲。两星期后，首席纳粹党经济理论家戈特弗里德·菲德尔来到诺特海姆，发表了题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金融和经济政策”的演讲。他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到“1910年代圆顶”，包括许多对纳粹党的经济项目感兴趣的中产阶级。他们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是“并不是富有成效的自由经济的国有化”和“有组织的经济领导”。不管怎样，这是纳粹党最有成效的集会之一。

纳粹党在1931年剩下的时间里进行的都是相当普通的活动：戏剧、慕尼黑政变的每年庆祝活动、福利音乐会和圣诞晚会。唯一的群众集会是在11月26日举行的，主角是普鲁士议会成员，他指责社会民主党应该为现在的经济困境负责，并且承诺如果纳粹党掌权，他们“不会使用软弱的手段”。

纳粹党也不仅利用大萧条进行政治宣传。1931年秋末，他们开办了赈济处救济失业者。赈济处坐落在一家罐头公司以前的工厂，这家公司于1929年破产了；其所有人免费提供了场地。希特勒和民族主义党派于1931年10月结成联盟——所谓的“哈尔茨堡阵线”。因此，在地方层面上进行更紧密合作的途径打开了，赈济处是纳粹党—钢盔团的联合事业。这个联盟和辅助联盟是竞争对手，纳粹党试图让人质疑城镇中总体上的救灾工作：

100年来最糟糕的冬天！省和国家都拒绝帮助！只有所有人都关注这种强烈的需求时，德国人才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多地付出。以国家反对派为代表的人民中的大多数，只有团结在一起，所有人团结一致，才能控制住不幸。只能捐款给拥有我们卡片的代表。

钢盔团（阵线士兵联盟）

国社党，诺特海姆县

赈济处获得了足够多的捐款，到12月中旬的时候，每天能救济200人，包括40个家庭、20个单身人士和数名冲锋队队员。大部分食物都是农民（有时是从他们那里强取的）以及诺特海姆的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捐赠的。纳粹党声称他们只向能拿出食物的人索要，而且不会针对政治派别分发食物，但是至少有一个工人因为“左翼”身份而被拒绝分发食物，《人民报》声称只有失业的纳粹党人才能得到救济。

1932年年底，纳粹党的赈济处分发了12000次晚餐，但是福利活动并不是赈济处唯一的功能。有一些房间是专门留给冲锋队队员的（在1932年初，“哈尔茨堡阵线”崩溃后，钢盔团被排挤出去了），工厂成了诺特海姆冲锋队的总部和“营房”。工厂投入使用不到两个星期，纳粹党旗就飘扬在了最高的烟囱上。因为纳粹党被禁止在普鲁士展示党派标志，《人民报》很快就要求警方对此展开行动。然而，警方什么都没做，直到1932年春末冲锋队短暂解散，警方才命令将旗帜降下来，但是只持续了几天而已。在一个充满标志的国家中，诺特海姆上空持续飘扬的纳粹党旗一定会被视作让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确信纳粹党是未来政党的另一个步骤。

1931年年底，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回顾了这繁忙的一年。他们的集会数量并没有比前一年更多，但是他们的角色改变了。首先，国社党可以利用前年选举的国会代表的共同资金，用于地方集会。1931年出现在诺特海姆纳粹讲台上的国会代表不少于5名，除此以外还有普鲁士议会主席和该机构的纳粹党国会领袖。对于一个有1万人的城镇而言，有丰富的可选择的演讲者资源，尤其是也包括戈特弗里德·菲德尔在内，在普通大众的眼里，他是最高的纳粹党领袖。而且，国社党开始向诺特海姆市民强调军国主义理想。这一年，他们准备了三名前军官作为演讲者，举行了五次准军事游行。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纳粹党集会的规模。纳粹党在1930年只租赁了一次“1910年代圆顶”；1931年他们用了不少于10次，每一场都是真正的群众集会，大约都有1000人。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也举行了14场集会。换句话说，几乎每场集会都有很大一群观众。最后，1931年也见证了纳粹党“夜晚活动”的开端：像政治盛会一样，但是有不同的吸引力，节奏变化上明显不同于通常三到五小时的演讲。

当人们发现1933年之前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实际成员只有60人时，纳粹的活动记录变得更令人震惊了。这些活动得到了县中很多党派成员以及很多同路人的援助，但活动核心有严格限制。一旦运动受到了大批人追捧，有限制的核心就不是一个限制因素了，1930年年中的诺特海姆很明显就是这样。有很多党派成员就住在城镇外面。诺特海姆周围的乡村地带依旧是纳粹党成员最强大的来源地，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包括了那些没有自己地方小组的县成员。1931年，瓦尔特·施泰内克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据他自己所说是春天的每个夜晚）将包含15名以上成员的地区转变为独立的地方小组。到1931年12月为止，诺特海姆县有23个地方小组。当年8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地方小组从184个变为82个，因为新的地方小组蒙受了损失（再加上其他人搬走了或者不再缴纳会费了）。纳粹党中有很多农民，所以，施泰内克向大区汇报说，秋天的时候诺特海姆县的活动必须因收割而终止。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因为信仰而成为纳粹党人的；警方有证据证明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是受到联合抵制的威胁才被迫加入纳粹党的，农场工人也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加入纳粹党或冲锋队，将会被开除。农民们也为他们雇用的帮手支付会费。因此，有很大一群外来者可以协助城镇中地方小组的活动。而且，很少诺特海姆人会质疑城镇中缴纳会费的成员这么少。城镇中的人都认为纳粹人数众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就年轻的方面而言，这是相当正确的。诺特海姆高级中学的学生们被纳粹强烈地吸引住了。绝大部分公开进行的活动都是由冲锋队中的年轻人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来完成的。一位诺特海姆的希特勒青年团前成员仍旧清楚地记得绘制纳粹党旗、写人行道和墙上的标语以及分发宣传单和小册子。尽管纳粹党依靠口头语言，但是他们也分发印刷品，尤其是在选举时期，比如向诺特海姆的几乎每栋房子投递党派报纸、攻击性的宣传单和参加他们集会的免费门票。尽管希特勒青年团被安排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所进行的很多活动都不是直接与纳粹有关的。一名前成员这样描述1933年之前的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

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不是受到了来自父亲或其他人的压力——我自己独立决定加入，只是因为我想要加入一个男孩子的俱乐部，在这里我可以为了民族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希特勒青年团有露营、远足和团体会议。1930年我加入青年团的时候是诺特海姆的第九个人。这里有来自各个阶层的男孩子，不过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的。并没有什么社会或阶级差别，这是我最支持的。直到后来才出现了直接或明显的政治教化——在希特勒掌权之后。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虽然没有努力招纳新成员，但是发展速度很快。我认为大部分男孩子加入这个团体的理由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是在寻找一个能够和其他男孩子一起进行激动人心的活动的组织。这也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正派的男孩子们想要摆脱来自国外的不良影响。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政治因素并不是男孩子们加入青年团的主要原因。我们确实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讨厌社会民主党，但是这都是普遍的，并不是特殊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很高兴，而且感觉自己很重要。

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增加到了75人。

与希特勒青年团相对应的女性团体是“德国女孩联盟”，对10岁到18岁的人开放。诺特海姆分支是由纳粹党卫军领袖赫尔曼·登茨勒的妻子克莱尔领导的。尽管这个组织强调实践活动，比如急救训练，但它也被用于宣传工作：女孩子们在游行中和公众集会中列队。到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的德国女孩联盟有92名成员，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城镇中的居民。

纳粹也有专门针对女性的组织，是1931年年初建立的，开始时有22名成员。其中大部分的成员是纳粹党人的妻子。内部争吵不断是诺特海姆女性附属机构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女主席迈耶夫人的个性，因此这个组织从没有发挥过作用。尽管她不受欢迎，但是迈耶夫人得到了恩斯特·吉尔曼一意孤行的支持，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33年年初，他最终罢免了她，是因为她的领导地位所引起的骚动已经威胁到了他自己的地位。

诺特海姆纳粹组织真正的主力军是“风暴部”：冲锋队或者“褐衫队”。并不是所有的党派成员都是冲锋队队员，也不是所有的冲锋队队员都是党派成员，虽然有些人是重叠身份的。在诺特海姆，1933年之前，冲锋队队员不超过50人，不过在大多数城镇人看来，他们的人数比这多三到八倍。每当纳粹党举行公众集会时，他们总会从乡村叫来冲锋队队员负责保卫工作，这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冲锋队每天大部分的日常工作也是由这些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人所做的。每当他们来城镇时，他们就会聚在赈济处或者诺特海姆的纳粹总部（在宽街上的一家酒吧），除了喝酒和谈论政治，他们还可以做任何任务。有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冲锋队队员每周五晚上在卡特莱拍卖大厅接受军事训练，拍卖大厅的所有者让他们免费使用场地。经常能在街上看到他们，他们通过辱骂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对其他人大喊“希特勒万岁！”而让自己变得显眼。因此，这里看起来好像有比实际人数更多的冲锋队队员。

冲锋队队员有很多事情要做。许多纳粹集会都是在他们的保护下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活动都需要他们参与保护，包括音乐会或者娱乐活动。张贴海报也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还要进行宣传。冲锋队也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要么是因为无聊，要么是因为野兽般的精力。因此1931年，两个冲锋队队员爬到一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里，在他家的门上画了纳粹党旗，还写下了如下的话：“在这个标志下，你将会流血，你这头红色蠢猪。”诺特海姆人很快就看到了墙上或者电线杆上的标语，“让犹太人滚出去！”或者“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这些也是冲锋队的非正式工作。

如果冲锋队没什么事情做，他们就会设法说服潜在的亲纳粹分子。纳粹党会紧密关注那些来参加他们集会的人，之后就会努力说服这些人加入纳粹，为纳粹作贡献或者至少为国社党投票。

许多冲锋队队员都是粗野的人，有些人至少之前是共产主义者。诺特海姆的工人很可能痛打了他们，而且，冲锋队的训练经常造成无政府主义暴行。冲锋队还总是把武器藏在他们的制服中。皮革肩带是可拆卸的，带扣增加了重量。许多冲锋队队员会随身携带金属棍棒、指节铜环或者钢刀。最后还有一种巧妙的武器，是一端开口的短管子，里面有一个连接着钢球的弹簧。短管握在手里，弹簧和钢球组合成武器。旋转的时候，钢球会被弹簧弹出来，利用延伸长度来攻击，整个精巧的装置可以灵巧地放到口袋里。这群粗鲁、全副武装和烦人的冲锋队队员大部分来自诺特海姆外，他们是城镇中暴力行为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