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党举行游行活动时，诺特海姆人经常看到冲锋队队员。报纸通常会支持他们的演习指令。但是冲锋队队员决定不只要成为好的游行战士。1931年，《人民报》已经报道称经过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人能听到军事演习的声音。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在附近的森林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演习，之后举行了“演习舞会”。1932年年底，他们开办了训练课程，冲锋队在一所废弃工厂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搬离了赈济处。总而言之，到1932年年底，主要是由年轻的农民们的儿子组成的冲锋队发展成了强大的工具：受过良好训练、装备精良并且有庇护；英勇的、遵守纳粹党的钢铁纪律。在第三帝国初期，人们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许多冲锋队队员是失业者，买不起冲锋队的制服。纳粹的解决方法就像他们的财务安排一样，有独创性、灵活性而且是分散化的。制服可以通过赊账来购买；更为常见的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当地党派成员会被要求捐款；对于他们而言，“供养”一个特殊的冲锋队队员无疑是令人高兴的。诺特海姆富有的纳粹党人或许还会供养五到六名冲锋队队员。这些钱绝不会来自城镇外，而冲锋队自己筹到的钱（无论是在街上还是集会上）都必须移交给纳粹党的地方小组，它负责冲锋队的所有费用。就像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整体运作一样，冲锋队全部由当地资源提供资金援助。地方小组并不是从国家的国社党那里获得钱，而是被要求自己筹钱。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为自己的运营而使用的钱来自各种各样的手段。整个筹措资金的核心就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纳粹主义的支持、狂热的自我牺牲的成员结构和许多有小商人背景的纳粹领袖的不择手段的行为。
固定的收入来源是每个成员支付的会费，每人每月大约1.4帝国马克。其中的30芬尼交由地方小组保存，剩下的交给大区（大区转而要将其中的一半交到慕尼黑的全国总部）。每月固定汇款的要求使得纳粹党的每个层级都热衷于精确记录成员数量，也使得上一层级会根据成员数量来收取钱款。任何一名纳粹党人，如果三个月没交会费，就会被自动驱逐出党——这是目前为止出现成员高流动率的主要原因。新成员也必须支付0到3马克不等的“入会费”，主要是根据其个人收入决定。除此以外，还会定期评估成员们对“各种运动的捐款”，每人最多可达15马克。例如，1933年39名加入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成员总共支付了202马克，包括会费和入会费。有两人没有支付入会费，有六人分别支付2马克，剩下的每人支付3马克。他们的竞选捐款总共97马克：一人支付了15马克，两人支付了10马克，13人没有捐款，剩下的每人捐款1到3马克。
经常还会要求成员们进行特别捐款。国会选举的时候，每人必须额外多支付1马克。1931年3月，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每个党派成员都必须分摊10马克的《州报》费用，这样大区都能有日报了（当然，每个纳粹党人也被期望着能够订阅）。接下来的一个月，每个成员都固定分摊了购买希特勒青年团固定设备的费用。这只是国家和地区领袖正式索取的费用，还有很多地方领袖要求的相似的、非正式的费用。一切都基于纳粹党人应该为纳粹的事业做出牺牲这一想法。简言之，纳粹党成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剥削。
而纳粹党的运作方式非常商业化：预付现金是地方小组能从大区得到每一样东西的规则，从成捆的印刷宣传品费用到演讲者的费用。甚至发给向地方小组捐款的城镇人民的收据也不是免费的。有一种积木是用不同的颜色对从50芬尼到5马克的金额进行编码，大区向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索要印刷费用、邮寄费用，并且会严格核算售卖的收益。
地方小组对其自己的运作费用同样吝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人们都会被要求支付纳粹发给他们的传单和宣传册的费用。在每一场集会上，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都会针对每200人支付1马克的保险费，用于保护他们自己免于可能产生的损害诉讼。所有的诺特海姆县和地方小组官员都是免费的志愿者；唯一支付的薪水是给一个打字员的每月45马克。党派的办公室位于宽街上的一家酒吧，租赁费用是每月25马克。但是他们也把接待室转租给了一个小商人，他在这里售卖纳粹的明信片、文具和贺卡，他每月向地方小组支付10马克。当地方小组必须签订如法律代理这样的外部服务的合同时，他们会向提供服务者提出一个礼貌的建议，让他考虑将应得的费用转为竞选捐款。他们几乎不会错过任何节省或赚取几芬尼的机会。
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群众集会：从售卖入场费到演讲结束后的募捐。通常情况下，会根据城镇的偏好精心筹备集会；从收益角度来看，这些集会可以和同一时间在美国中西部举行的复兴集会相比。当然，纳粹党非常清楚他们在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举行群众集会的娱乐价值。他们也发现，当集会请来著名的演讲者时，他们的收益足够再举办一场，而再举办的这场就可以获得纯利润了。入场券和捐款通常可以达到每人1马克，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两场满座的集会明显能获得超过1000马克。当然，结果很少会这么顺利，经常会出差错（比如晚上会下雨）。即便是身处大萧条的环境中，许多纳粹领袖依旧有获得大笔资金的想法。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区宣传部就如何举办集会制订了详细的规定，他们列出了所有事项的清单，从刊登广告到利用冲锋队。甚至有一个典型的脚本，里面写着在会议各个环节要使用的实际言辞，空白处还写着城镇和演讲者的名字，等等。典型的集会总是包括筹款环节。备忘录的附录是一个冗长的部分，内容是对演讲者的实际照顾和供养：他必须有安静的时间，因此不能总是参加“娱乐活动”或者社交活动；付给他的费用不能是集会上筹集的小硬币；必须严格执行他的日程表，这样他能最大限度地进行演讲；总体上而言，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对他的精心照顾将会获得同等的回报。纳粹集会不仅为本场集会付出，它们所资助的其他宣传活动会增加今后集会的出席率。到1931年为止，纳粹党成了一种“金字塔俱乐部”，只要可以保持住势头，他们似乎就可以无限制地增加收益。
尽管地方领袖并没有自己保留由集会和其他资源产生的收益，但有收益就意味着这些资金之后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地方上的招新活动，而成功地建立起对纳粹主义支持的领袖将会在纳粹统治集团中获得晋升。大区在印刷关于地方小组的征召材料方面孜孜不倦（当然，必须预付现金）。有些指导方针和宣传册子是关于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幻灯片和电影，在集会上派发或者塞进邮箱里的传单，以及贴在公告栏上的海报（根据党派中的宣传专家所说，红色是最受人喜爱的颜色），还有贴在墙上和篱笆上的涂胶贴纸。有很多的主题和内容，所以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联系来满足特殊的需要。还有些关于如何为“夜晚讨论会”写个人邀请函的建议，甚至分列出了举行一场群众游行所需的费用明细。地方小组越是举行有收益的集会，就越能购买征召新成员和支持者的宣传材料，而反过来又可以召开更多的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回报就是成员队伍的壮大以及越来越多的纳粹选票，这两方面通过确切的统计资料就可以证实。在整个纳粹运动中，增长有助于增加负责领导人的荣光。成功很容易衡量，失败也一样。所以，不仅有持续举行活动的压力，还有关于何种活动会发挥效用的持续反馈。这种持续强化的系统是1930—1933年期间希特勒运动的力量日益强大的主要原因。
这一系统的关键即整个过程中的基本因素，是适合群众集会的方法，要有合适的演讲者，要针对地方的利益和关注点。而且，就到场人数和贡献而言，要立即衡量出哪些是有效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重复利用那些有效的主题和演讲者了，同时可以放弃无效的组合。如果纳粹党人发现没必要自下而上地资助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自我调节的宣传机制了。
运行这一系统的负担公平地落到了地方小组领袖和纳粹办公室的身上（虽然专门的宣传材料和主题是由国家纳粹党总部设计和制作的）。而大区领袖几乎没提供任何实际的指导。地方上的纳粹党人和大区领袖之间大部分的通信都是关于宣传（获得地方上需要的演讲者和印刷给地方分支的材料）、钱（主要是汇出的费用是否正确，有时是关于债务的）和组织（证实成员都有谁，确保所有地方党派的位置都有合适的人）。至于其他的，大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领袖的精力和能力，只要他们能挣钱，能增加成员和投票数，几乎就会给他们完全的行动自由。
在诺特海姆，纳粹的努力受到了两名官员的指导：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直到1932年年末他仍旧是名义上的地方小组领袖；以及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副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是城镇中纳粹党的实际运作者。吉尔曼理论上是施泰内克的下属，实际上他们地位相等，因为施泰内克并没有时间管理城镇中的日常运营，因此不得不让吉尔曼进行自由管理。吉尔曼极度独断，又渴望权势，他充分利用了和施泰内克的这种现状，从1930年开始作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实际领袖运营整个组织。
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在1929年6月加入纳粹党，当时正值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复兴时期。他属于下层中产阶级，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农具销售商，当年他刚刚搬到诺特海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好酒，他在酒上花了很多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最终死于酒精。他总是坐在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行李寄放处，喝着自带酒瓶中的酒，给工人们讲着粗俗的笑话。他也为纳粹事业奉献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忽视了他自己的生意（反正因为大萧条，他的生意也衰败了），1933年他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诺特海姆的第一任纳粹领袖鲁道夫·恩斯特于1930年春天被解职之后，施泰内克接受了县领袖的职务，结果证明这是成功的。管理县组织是一项逐渐繁重的任务，但是施泰内克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应对，这得益于他的商人背景。只是从1932年年末开始，在紧张的状态下，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他虽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总是尽力和冲锋队队员们开玩笑。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总是会悲叹曾经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旧式私人集会。他虽然做事冷酷无情，但并不是一个粗鲁的人，甚至他的对手都认为在粗鲁的外表下，他有颗热心肠。
恩斯特·吉尔曼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矮矮胖胖的，有着金色头发，脸色红润，浅灰色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又固执。提及他时最友善的话语就是他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同代人”，这至少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反应，包括瓦尔特·施泰内克。吉尔曼也有在其父亲的五金店工作的经历，不过他的兄长卡尔实际上管理着生意。他的另一个兄弟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恩斯特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受伤了。实际上，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迷失在他作为军官参加那场战争而获得的痛苦中，他很可能轻视了他从战争中带回家的同胞们。他冷酷、愤世嫉俗、粗鲁、无情而且残忍。他对做生意从不感兴趣，但是很有成为管理者和政治家的天赋。成为纳粹变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他于1922年加入纳粹党，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诺特海姆的市长。也许是因为诺特海姆长期忽视了纳粹党人，所以吉尔曼也经常忽视城镇中人。他酗酒，一喝酒脾气就变坏了。他最常见的情绪就是生气，甚至会发展成大发雷霆。在纳粹统治终结了很久之后，诺特海姆人一回忆起他那通红的脸和讽刺的语言还是会感到恐惧。吉尔曼缺乏其他的情绪，着迷于野心抱负，他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主要发展动力。
尽管恩斯特·吉尔曼从1922年就成了纳粹党，早年期间也是城镇中的领导者，但是他离领袖地位依旧很远，直到1930年，他才接管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副领袖的职位。一般不为人所知，甚至一些城镇中的党派成员也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就将冷酷和强劲的个性强加给了组织。他成功地将城镇变成了纳粹大本营，因此于1932年11月受到了大区领袖奖赏，他被正式委任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到那时为止，在城镇的国社党成员中，他也有很多敌人。对于那些不是纳粹党的人来说，恩斯特·吉尔曼就是纳粹主义粗暴、不良的那面。
“在诺特海姆有两群纳粹分子，”一个前公务员说，“正派的和粗俗的。结果，粗俗的一方胜出了。”这是很多诺特海姆人的感觉，即便是投票给国社党的人也是心绪复杂。但是这里有像威廉·施潘瑙斯一样的纳粹党人，实际上有许多令人尊敬的诺特海姆人都是纳粹分子：一家城镇旅馆的老板、高中的理事、大约三名教师、雪茄厂老板、市集广场上一家电影院的老板、县法院的两名法官和铁路董事会的几名高级官员。当然，住在诺特海姆县的主要纳粹党人是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贵族、地主，而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放弃民族主义，转而加入纳粹党时，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头条新闻。
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主义另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该党的反犹太主义。针对犹太人的社会歧视在城镇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犹太人是融合在各阶级界线中的：两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属于上层阶级的圈子和俱乐部，中等收入的犹太人属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属于社会主义团体。虽然以笑话的形式或者普遍厌恶的表达来表现抽象的反犹主义是广为流传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情只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如果说纳粹的反犹主义对城镇人有任何吸引力的话，那就是它的形式非常抽象，而作为一种遥远的理论，它与诺特海姆真实的犹太人日常生活无关。诺特海姆的国社党认识到了这点，因此，除了形式上以外，并没有在宣传中增加反犹主义的内容。（主要的例外是冲锋队用粉笔写下或者大吼出来的口号，农民和手工匠商店中的一些吵闹的员工接受了这些口号。）诺特海姆人之所以会被反犹主义吸引，是因为他们被纳粹主义吸引了，而不是其他的原因。许多投票给纳粹的人只是忽视了该党的反犹主义或者将其合理化了，就像他们忽视了纳粹运动中其他不愉快的方面一样。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有很多。有个人和他的妻子被“社会”原因感动了：“我们认为普通人本应该有更好的生活，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我们是少数有积累的人，因为我的生意很成功。”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校长主要是受到反共产主义的激励。他于1932年加入纳粹，很快就陷入了与恩斯特·吉尔曼的“腐败行为”相关的斗争中，在第三帝国建立后，他被迫离开了城镇。战后，他写道：
1925年，我从柏林来到了诺特海姆，我在柏林已经住了30年，每年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回柏林待几个星期。我在柏林观察到了很多在小城镇中没被注意到的事情——或者说是较次要的事情。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危险、共产主义的恐怖，他们这群人破坏了“资产阶级的”集会，“资产阶级”党派完全无可奈何，纳粹是唯一能用反恐怖破坏恐怖的党派。我看到了“资产阶级”党派在处理经济危机时的彻底失败（有六七百万人失业，国家银行的损失高达15%）。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反犹太主义在柏林有另一面，绝大多数纳粹党个人并不讨厌犹太人，许多人有犹太人朋友，但是他们担心犹太问题：绝大部分犹太人虽然已经准备完全被同化，愿意成为百分之百的德国人，但是仍旧坚持忠于他们的犹太伙伴（这些人大多来自波兰和俄国），这些伙伴帮助他们，推动他们前进，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仅在贸易、银行、剧院、电影、报纸等行业占据位置，而且整个经济和关键位置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还包括医生、律师等。（犹太人参与政治的直接影响被纳粹党人高估了。）许多人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危险。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希望纳粹知道。如果他们早就猜到纳粹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没有一个人会加入纳粹党。
其他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更简单：因为看起来纳粹会胜利，而他们想要从中获益。众所周知的一个案例是高级中学的一个教师在纳粹掌权后获得了晋升。还有一个开印刷厂的人因为商业原因而加入：
正处于大萧条期间，生意不佳。纳粹曾经让我的父亲捐款，但是他拒绝了。结果，他丢掉了生意。因此，他加入了纳粹党。但这又导致他失去了其他客人，他对整个形势感到气馁。按照他自己的选择，他很可能不会加入。
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绝大多数加入纳粹党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要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激进方式。当然，人们也想要一个努力的、敏捷的、清楚的领导者——他们对国会政党政治中一直存在的政治冲突感到厌恶”。
而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是半信半疑的。“我之前的经历证明国社党的队伍中充斥着无能者和破产者。”这是保守的诺特海姆县长的意见（他后来改变了想法）。“1933年之前纳粹党中主要是破产者——都是穷人、小偷，以及道德和财务上的破产者。”另一个后来加入国社党的人说道。当然，社会民主党都同意这种意见。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知道纳粹掌权后真正会做些什么。即便是犹太人也不知道纳粹党所说的真正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缺乏信息所造成的。任何经常去参加纳粹集会，或者读过他们的宣传册，或者看过在墙上用粉笔写的口号的人本应该认识到国社党粗俗、暴力的那一面。通过阅读纳粹在诺特海姆发行的出版物《听！听！》，当地人应该立刻就能发现这一点。其中的每篇文章都在嘲讽个别人，之所以具有可读性，就是因为其中的嘲讽形式非常多样。讽刺和粗俗的语言是规则。这份报纸没有一期包含积极的想法。该报的主编是个骗子。
通过《人民报》的专栏，诺特海姆人可以了解到一系列关于纳粹分子都是什么人的观点。但诺特海姆人不必通过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来听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劲头十足，总是口口相传。《人民报》的故事试图证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都是荒唐、粗鲁、唯利是图和野蛮的。如果一个送货男孩在试图行纳粹礼时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人民报》就会报道。如果冲锋队队员将纳粹党徽贴在墓地的墓碑上，新闻标题会是“纳粹对死者的敬意”。《人民报》相信绝大多数纳粹党人都是小偷，它总是报道这样的故事：“b——《听！听！》的作者……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栋梁，他刚刚因诽谤省长诺斯克被判刑三个月，现在又背叛了他的女房东，偷了她的钱。另一个纳粹也被证明是个常见的骗子。谁会是下一个？”
除了将纳粹分子看作愚蠢的、粗鲁的和贪婪的，《人民报》还将他们描绘成暴力和品行不端的。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建立起了这种形象：一个4岁的男孩被他的纳粹党继父打伤住进了诺特海姆医院；一个16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抢劫他的祖母时射伤了她；最不堪的是，临近村镇的一个纳粹木匠企图强奸一个已婚妇女，当时她正在城镇教堂中打扫圣坛。另一份报纸没有报道这类事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编辑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却对纳粹主义有好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这些新闻太粗俗了；即便是必须报道这类令人讨厌的事件，他们也会避免提及当事人的名字，而是使用其个人职业和姓氏的首字母来代替。能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读到的有关纳粹最糟糕的报道就是他们因违反制服禁令而被监禁，或者《听！听！》因诽谤而被镇压（都是经常发生的）。到1932年年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编辑愈发反对纳粹，但他也是一个谨慎的商人，不想失去发行量或者广告宣传，因为有很多人投票给纳粹。
因此，除非诺特海姆人相信社会党人的新闻，否则的话，他们几乎没什么机会得到关于国社党的不利意见，而这些新闻很可能只是给那些已经成为社会党人的城镇人看的。纳粹党人的性格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已经表现得足够明显了，即便是投票给他们的人也是半信半疑，但事实仍旧是几乎没有诺特海姆人真正意识到纳粹掌权后会做些什么。诺特海姆人主要认为当时的形势糟糕，而纳粹是一群年轻又有活力的人，他们一定能改变现状。
唯一能正确理解到纳粹威胁的人是社会民主党人。1931年8月公投后，社会民主党人不怎么活跃。10月，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县的游行，12月，举行了一场有600人参加的公共集会。演讲者试图证明布伦瑞克的纳粹—资产阶级联盟对中产阶级是不利的，但是他唯一的建议就是中产阶级应该加入社会民主党。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大事件是反共产主义电影的上映。
但是，公共集会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所做的唯一工作。那一年，社会党人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七场成员集会，在县里举行了63场。资金来源于会费以及一些公共集会的少量入场费。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萧条这年的收入是1841马克；支出是1762马克，组织了三次孩子们的远足旅行，向贫穷家庭分发了206份圣诞包裹，向老年人分发了67份包裹，工人们的妻子们制作了350件衣物。这带来了2125马克的收入，支出了1859马克，这种努力让社会民主党派在城镇中领先于其他私人的社会福利组织。“社会主义女性团体”这一年举行了50场集会，成员增加了130名。“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举行了85场集会，展映了一些电影，在党派工作之外，他们还举办了一场“亲子晚会”。“社会民主党孩子们的朋友们运动”拜访了35个孩子，确保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对社会民主党而言，政治几乎成了副业。
1932年是德国民主政治的最后一年。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确实有了危机感。其中的一个迹象就是针对纳粹—民族主义党派的“哈尔茨堡阵线”，他们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决定，即将所有反纳粹的群体合并为一个组织，命名为“钢铁阵线”。在诺特海姆，一个代表所有工人组织的新的执行委员会于1月末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场群众集会。大厅里挤满了人，许多人只能站着。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国旗飘扬着，国旗队的军乐队演奏着，两个工人合唱团演唱着。他们展映了一部卡通片《在第三帝国》。有四名演讲者，包括德佩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演讲内容主要是强硬的反纳粹，不过也有个人强调了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和纳粹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三周后，另一场群众集会主要是指责国社党，并且预示“钢铁阵线”将会取得胜利。在2月16日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县全体大会上，全体成员一致认为纳粹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并且这是与希特勒“决一死战”的一年。
从1932年开始，纳粹分子也将运动推向了高潮。1月25日，他们举行了一场“大型军事游行和音乐晚会”，还有体操表演，演讲者是一名冲锋队指挥官。“1910年代圆顶”直到凌晨一点都挤满了人。就在第二天，他们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有三名演讲者，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和普鲁士议会议员。五个小时的演讲是关于农业、中产阶级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的。
纳粹分子并没有忽视诺特海姆的宗教诉求，他们得到了恐惧社会民主党的路德派的支持。据说，去年秋天，一个来自汉诺威的牧师提醒虔诚的信徒要提防社会民主党，他将社会民主党描述为“从根本上反教会”的人。他的演讲得到了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的支持，他指示聚集起来的牧师与“布尔什维主义”战斗。1932年2月，在诺特海姆路德派堂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另一个牧师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后的主要推动力是无神论和“自由思想意识”。社会民主党只是忽视了这些指责，而纳粹分子则转而利用了这些内容。1932年2月12日，他们请来一位牧师在城镇的一家旅馆发表演讲，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观众是精心挑选的“传教士、教会长老、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演讲者宣称德国的基督教受到了魏玛宪法的冲击，他直接将矛头指向布尔什维主义。他将纳粹的目标描述为“具有民族性的、有组织的、敬畏上帝的人”。至少有一位牧师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纳粹激进的计划会导致“全国性的偶像崇拜和大规模的仇恨”。但是“演讲者激烈地否认，观众们热情地鼓掌”。
民族主义也得到了发展。2月12日，“1910年代圆顶”里挤满了人，来自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用了两小时时间攻击“泛欧洲”运动。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桑尼旅馆举行了类似主题的集会，一个退役的陆军中将在集会上描述道，如果没有国内的叛徒在背后捅刀，德国军队本将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9名钢盔团青年部新成员宣誓加入，集会以演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宣誓效忠于黑白红的帝国旗帜结束。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次成功。自从8月公投以来，《人民报》一直在无情地攻击公民协会的议员马纳。议员在市政府中的管辖范围是诺特海姆的啤酒厂。1931年年末，《人民报》的报道称一直有传言说啤酒厂的会计员挪用了公款。社论激动地质疑：“难道议员马纳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管吗？”几个月后，整个事件清楚了：自1924年以来，会计员盗用了9万马克。《人民报》激动地问道：“没有审查过账簿吗？议员马纳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挪用公款了吗？什么时候能举行公开听证会？”几周后，《人民报》喜不自胜地报道称会计员是德国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和议员马纳一样。
议员最终因《人民报》接连的攻击而陷入了绝望。实际上，每次公民协会召开会议时，他都会抱怨这份报纸，并且试图阻止诺特海姆的商人们去这家报纸上刊登广告。他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国社党成员，并称自己是超越党派的（“代表市民的、中立的”）。他在1932年2月26日召开的公民协会全体大会上说道，啤酒厂会计员已经偿还了所有挪用的公款，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起诉他。这次说明之后，议员马纳宣布他再也忍受不了《人民报》的攻击了，于是决定辞去公民协会的主席一职。他的同伴们都站在他这边，之后也试图重选他，但是他拒绝继续担任主席。他脱离了战斗；之后不再发表任何演讲，不再活跃了。
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安抚《人民报》。只要马纳依旧担任参议员，对他品性的攻击就继续着。4月，有指责称啤酒厂向附近城镇的纳粹冲锋队学校提供免费的啤酒。8月，《人民报》指责称，对啤酒厂汽车的修理有差错，但是啤酒厂仍旧向车厂主支付了1000马克。1932年12月，马纳被指责雇用了“有双份收入的人”做城市工作，而不是那些失业者。
对诺特海姆人而言，这些内容读起来有趣，很有可能也增加了《人民报》的销量。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投票。但是主要的影响是败坏了政治的本质，破坏了信任的基础和相互尊重，没有了这些，民主政治将无法取得成功。政治变成了诽谤和影射，最终人们会对整个进程感到厌恶。人们开始期待着超越狭隘的党派群体的强人出现。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这种情感，虽然他们大大加剧了党派间的唇枪舌剑，但是他们也率先提出“政治家”就是要尽可能地利用各种轻蔑和讽刺的语调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