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的宣传对人性中的卑鄙完全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库尔特·舒马赫博士（社会民主党）：国民议会演讲，1932年2月23日

对于社会党人而言，纳粹党人只有在试图进行武装政变的时候，才是一个威胁。严肃的政治是一种理性的呼吁和积极的结果。因为国社党看似两者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不能构成政治威胁。纳粹党的宣传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它持续给社会民主党钉上了两个标签：“马克思主义者”和“远离人民的当权者”（bonzen，大概就是“依附于政客的人”，暗示着腐败）。这些标签当然是互相矛盾的，很难想象狂热的激进分子同时会舒服地贪污。但是有效的宣传并不需要符合逻辑，只要它能激发质疑、蔑视或憎恶就行。这两个词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对中产阶级有影响，而且它准确地总结了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

尽管社会民主党使用的表达方式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并不是。因此，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双重阻碍，当社会革命是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时，它并不愿意成为革命性的党派，而另一方面，它的革命传统注定了只能寻求或者接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社会民主党捍卫民主制实际上就意味着捍卫现状，而绝大多数的诺特海姆人都认为现状就是国耻和经济崩溃。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是他们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相处时最严重的障碍。城镇的阶级结构和中产阶级对社会的憎恶导致了如下情况：诺特海姆人怨恨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阶级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意识的反射。与个别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的城镇民众承认他们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人，但是一般仍旧不信任社会民主党。

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联盟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城镇中一直是右翼占据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经常受到右翼的压制。尤其是1930年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分子似乎下定决心要削弱社会民主党，并且愿意支持纳粹党人来完成这件事。对于诺特海姆的工人而言，城镇的商人们看起来都是纳粹分子。从传统、组织和意识形态来看，工人们认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冒着失去其主要支持者——工人——的风险来吸引中产阶级呢？如果社会民主党放松其一贯的激进主义，那么共产主义者将会吸引持不同政见者。所以，社会党人和温和的中产阶级都不愿意为和解而努力。

随着大萧条的加深，让中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疏远的不再是激进主义，而是激进主义的诘问特征。没人相信社会党人真的在尝试进行基本的经济改变。许多人责备社会民主党人（在经济事务上）做得不彻底，同时憎恶他们的社会结构和“调整”目标。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无法阻止中产阶级聚集到国社党的旗帜下，因为纳粹党被称为真正的激进分子。宣扬对民主或者共和国的忠诚是不够的。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显然认为没有理由来回应这样的呼吁。削弱纳粹党的方式不应该是盲目的反对，而应该是安排有足够吸引力的计划，以此在中产阶级的内心中唤醒那些纳粹党能够唤醒的希望。

相反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专注于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而且是从武装起义的角度来看待纳粹党的。因此，无论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多么努力，他们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对抗纳粹党的方式。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多来自家庭背景，而不是代代相传的坚定不移。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父亲一直在城镇的铁路调车场工作，在世纪之交前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还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了社会党人。因此，普通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无意识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就像普通的美国工人必然会加入工会体制一样。纳粹主义在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知道这件事，而投票数据也显示出来了。诺特海姆的工人们并没有加入或者支持纳粹党，反而是以极度反对纳粹主义而闻名。当一个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妻子询问他所反对的纳粹主义的威胁时，他这样回答道：“我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失去自由。”

这种冷静的决心是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特征。他们并不是引人瞩目的人。从工会干事、消费者合作社主席再到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其他职务，他们在等级和职位上一路晋升，凭借的是自己的能力和认真，而不是超凡魅力的品性。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个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在常规工作之后的劳累时间里，有抱负的社会党人领袖会将自己年轻的精力投入学习经济学、历史或者社会福利法律中。那些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蔑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容易就表现得像“远离人民的当权者”，他们当然不是革命者。

三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在他们安静的同仁中脱颖而出——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和市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是国旗队领袖，不仰慕他的人称他为“野蛮和轻率的人”。他个子矮，但很威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遭遇了毒气攻击，因而声音变得嘶哑而微弱。尽管他的正式职业是医院检查员（也就是调查城镇医院中的保险收款员），但他本质上是政治家。此外，他和国旗队队员一起工作，还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和其他工人组织担任职位，他是城市议会的议长，县议会的代表。他易怒而好战，因粗暴而与许多人都很疏远，但是他非常受工人尊敬，在战斗中很冷静。

他的助手，同时也是国旗队青年部的领袖——弗雷德里希·哈泽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修长，非常孩子气，说话时的声音清晰而动人。他曾经想成为歌手，并且接受了声乐训练，但是后来放弃了，成了县政府中的一名职员。县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弗雷德里希·哈泽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可以为国旗队工作，不过，1932年，一个保守派人士成为县长，这样的情况就结束了。弗雷德里希·哈泽的脸上闪耀着诚实、谦逊和亲切；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喜欢他。

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真正领袖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他也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地方和县组织的主席。他是诺特海姆城市政府的评议员，县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他也是汉诺威省议会的代表，以及其下设12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于许多人而言，他就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化身。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并不是工人。他在旧城区中心拥有一家烟草店。他长得很帅，有着茶色头发，面色红润。保守派县长冯·德·舒伦堡将他描述为“具有极高的天赋，但是崇尚暴力；他还将这种暴力的性格灌输到了整个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

议员库埃尔富尔特是那种少见的、完全党派化的人。他能说出那种特别油腔滑调的政治空话，而且能够成功地让这些话听起来直率而真诚。他有着极强的自信、勇气，并且镇定自若（他在战争中的履历很优秀），但也会运用精练的抨击和斥责。具有这些品质的他很善于判断人的性格，他相信理性和热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这只是在模糊的未来，而且在并没有什么争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接受了他本来的样子——彻底的政治家，而城镇中的工人们却将他理想化了。最后，他还拥有两个特质：完全献身于民主政治，拥有广泛的常识。他非常适合领导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超级社会党人联盟。他的对手讨厌他，也会对他表示吝啬的赞赏。很少人会低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

这就是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是城镇中唯一的民主制捍卫者，也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唯一堡垒。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没能通过考验。然而，他们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勇气或者不够高尚。

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1月和2月积极努力过后，不再试图为了与纳粹党竞争而举行集会了，不过在诺特海姆县，他们举行了16场公共集会，而纳粹党举行了8场。纳粹党在城镇中保持着更强的煽动节奏。3月的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不同类型的集会，一场“带有戏剧表演和德国舞曲的冲锋队征召新人晚会”。这场集会五天后，又一个名人被邀请来发表演讲，吸引了800名观众：“（国会议员）埃德蒙·海内斯，斯德丁女性谋杀审判中的……第一被告。”20世纪初，海内斯参加了高度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团，在一场私设法庭的审判后，他“处决了”一个“叛徒”，在右翼法官进行的审判中，他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次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根据《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当海内斯讲他射杀受害者的经历时，观众们都欢呼起来，之后还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集会在掌声、欢呼声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中达到高潮。

与这种杀人狂形成对比的是，纳粹党决定接下来激起民众对传统犹太人宰杀牲畜方法的反对。于是，他们就这一主题组织了一次演讲，以彩色幻灯片的方式，由汉诺威阻止虐杀动物协会主席主讲。在演讲中，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公开表示他们反对这种做法。

《人民报》很快就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党人高喊着‘残忍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宰杀方法是20世纪最大的文化耻辱’”，而他们自己也“一直说着‘人头将会落地’”。但是很明显，有些人重视了纳粹的指控，《人民报》也贡献了一篇长文，为他们指控城镇中屠宰场的拉比残忍地对待动物进行辩驳。文章中也指出“纳粹分子经常在屠宰场周围闲逛，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粗鲁无礼”。这产生了影响：主管屠宰场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控告最开始指责“诺特海姆的屠宰场残忍地宰杀动物”的纳粹报纸，而诺特海姆的参议院对两名纳粹党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再对犹太人粗鲁无礼，将会被禁止进入屠宰场。

在此期间，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也继续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两周一次的半公开“夜晚讨论会”，目的是教化新成员并征召新人。话题包括“我们的计划”“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内容，讨论会的领导者是如恩斯特·吉尔曼那样的地方纳粹党人，平均每场有85名出席者。到4月末为止，地方小组的成员上升到191人，但是与之前一样，这些成员大部分都来自诺特海姆县，而某个单独的村镇一达到最小数量的15名成员就会分离出去形成自己的地方小组。因此，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而城镇中心居民的成员数量却在缩减。不过，这已足够他们举行经常的集会、散发传单和进行游行示威了。

接二连三的煽动将其他党派吸引到了活动中来，尤其是民族主义党派，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相似的呼吁方式来获得纳粹党那样的成功。早在2月，“钢盔团”（他们在地方上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关系就像冲锋队与纳粹的关系一样）就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集会，主题是“冯·亨宁·奥夫·舍恩霍特阁下”。几乎和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他集会一样，这场集会在城镇中最好的旅馆桑尼举办，不收入场费。（这家旅馆的所有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演讲者除了攻击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外，还宣称希特勒是“民族主义思想的鼓手”，“俾斯麦是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有30名新成员加入了钢盔团。一个月后，德国国家人民党举行了一场以民族主义党派的国会议员为主角的集会。三周后又举行了一场钢盔团的集会，这次是以电影来吸引观众。接着，公民协会在3月的时候举行了一场露天集会，议员马纳在集会上抨击《凡尔赛条约》，并且预言当内部团结起来的时候，德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现场的乐队引导群众，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

共产主义者也很活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第一次游行和集会。他们租赁了骑术大厅用于召开集会，这个大厅很大，但并不是真正的会议大厅。来参加共产主义者集会的还不到100人。

诺特海姆被如此多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包围着，以至于很难想象任何近似于共同政治行动的事情。然而，1931年3月，即将发生的一个事件证明共产主义者、纳粹党人、民族主义党派和人民党派是能够携手合作的——至少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方面。

魏玛德国的民主政治堡垒是普鲁士邦，在德国特有的联邦制中，普鲁士邦占据着德国3/5的人口和土地。普鲁士邦由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进行统治，前者汲取了罗马天主教在莱茵兰各省的力量，后者获得了鲁尔、西里西亚、柏林和汉萨同盟中各港口城市的支持。只要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控制着政府，民主制度就是安全的。

渡过了大萧条的第一个严冬之后，纳粹党和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支持，如果举行选举的话，他们能够终止联合政府的多数派。然而，要举行选举，普鲁士的国会就将被解散，掌权的联合政府拒绝这样做。《魏玛宪法》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签名请愿，就可以进行公投，而如果公投票数足够多，就可以不管国会内的政府多数派而强制解散普鲁士国会。

纳粹党提出了这个想法，共产主义者很快就支持他们了（遵循着共产国际扭曲的想法，即认为打败社会民主党是主要目标）。民族主义党派、汉诺威的圭尔夫党派和人民党派也承诺会帮助，不过至少还有一个诺特海姆的人民党派领袖拒绝加入这个纯粹消极的策略。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混乱随之发生了。公民协会也参与了；议员马纳解释说他们虽然是为了地方政治而存在的，但是，在普鲁士政府中发生的改变应该也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请愿活动中，纳粹集会放慢了速度，请愿活动吸纳了他们大部分的力量。为了发挥作用，这项活动需要实际收集签名；宣传还不够。不管怎样，纳粹党至少还是找到时间来举行一场盛大集会，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办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在解散普鲁士国会中的立场，以及，结束失业”。演讲者是前普鲁士公务员，他现在是纳粹党在国会的代表。在请愿活动中，公民协会的集会规模更大，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议员马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专政”。他希望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能在请愿书上签名，“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

社会党人对请愿活动很担心，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纳粹的高压手段。选民们的家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没有准备投票箱，选民们必须公开回答“赞成”或者“反对”。《人民报》指责纳粹党正在利用请愿名单来抵制那些不签名的商人。社会民主党特别担心在某些诺特海姆县偏远村庄中的纳粹威胁。后来进行公投的时候，《人民报》指出在某些诺特海姆县的村庄，投赞成票的人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要少。

社会民主党对此的回击是增加了国旗队的活动。3月24日，在请愿活动开始前的一周，国旗队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集会。德佩是主讲者，他拼尽了全力。他认为慕尼黑政变中的希特勒是懦夫，他评论了纳粹的政治暗杀，谴责杀人犯海内斯，海内斯是在纳粹党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讲者。两天后，100名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进行了穿过整个县的35公里游行，随之又在市集广场举行了演讲。几天后，据称国旗队增加了22名成员，驱逐了一名纳粹党的间谍。

在签名请愿活动中期，4月10日，国旗队又进行了一场示威游行。大约200名国旗队队员参与了游行，由一支军乐队领头。游行队伍直接穿过山坡上的住宅区，两次停留在公民协会办事处的前面呐喊示威。背后暗含的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对保守派同纳粹党勾结的愤怒。在市集广场，德佩发表了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称为针对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的“煽动性演讲”。另一场演讲是在市政厅举行的，为了庆祝西班牙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国旗队正在制造自己的存在感。

《人民报》也指责纳粹党正在违反制服禁止法令，并且督促政府重申针对褐衫队的禁令。汉诺威省的社会民主党省长诺斯克禁止参与政治集会的人乘坐卡车或者公共汽车，因为好战分子（尤其是党卫军）经常被带到政治集会上，他们比地方部队更易于发起街头战斗。诺斯克也——在私人理论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禁止除了官方海报之外的其他海报使用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