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与日俱增的紧张感还是难以避免地导致了暴力行为。4月8日，两名纳粹党人和四名国旗队队员发生了一场打斗，纳粹党人的下场很惨。一周后，《人民报》报道称，一名纳粹党人殴打了一名国旗队队员的妻子；他威胁说如果警方不提供更多的保护，就会自行处理。在请愿运动的高峰时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两名年轻的纳粹党人虐待了一名女性社会民主党人，而两名国旗队队员撕扯掉了一位女士外套上的纳粹徽章，这位女士是纳粹女性附属机构的成员，还有一些国旗队的青年部成员们嘲笑去教堂的孩子们。《人民报》否认了后两件事。

运动的氛围也导致《人民报》进行广泛的宣传。4月1日，《人民报》报道称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牧师的儿子获得了奖学金，而奖学金本来是给高级中学中贫穷但有天赋的学生的。《人民报》指出一个牧师每个月赚800马克，而一个失业者每月最多只能赚60马克；该报还邀请读者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结论。两天后，《人民报》指出有三份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出现在诺特海姆县图书馆的桌子上。《人民报》发表社论：“这种颠覆分子的报纸怎么会出现在公共图书馆？”

如果说社会党人正在到处见到纳粹党的话，那就是因为在请愿活动中，中产阶级和纳粹党勾结在一起了。1931年4月19日，所有支持请愿活动的团体参加了一场群众集会。正式发起人是钢盔团，晚间的主讲人是其青年部的成员。但是集会的支持者主要是参加请愿活动的所有政治党派（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及诺特海姆的几乎所有右翼组织：县农业协会、泛德意志联盟、德国军官全国协会、储蓄存款联盟、德国学徒协会，最后是公民协会。“1910年圆顶”挤满了人。钢盔团准备了一支来自邻近村庄的乐队，还有一支诺特海姆自己的军乐队，而纳粹党还组织了冲锋队小分队。主讲人一直在咒骂“不信神运动”，他所指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之后他又继续说道，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是一个介乎于“罗马和激进分子”之间的联盟。集会结尾，他们热情洋溢地歌唱了《守望莱茵河》和德国国歌。

签名集会仅仅持续了两周，证明了纳粹党强大的组织能力，纳粹党是请愿活动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在前十天，诺特海姆几乎有1/5（1275人）的合格选民签名了。后来，纳粹党人投入了更多的力量，最后四天几乎收集到了同样多的签名，总数达到了2246，占城镇中选民的1/3。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所收集的签名足够举行公投了，最后确定下的日期为1931年8月。

当然，许多诺特海姆人签署请愿书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收缩现象。4月2日，商业和私人银行的诺特海姆分支营业所永久关闭了。一周后，大萧条期间最不幸的灾难降临到城镇中的中产阶级身上：企业银行破产了，这是地方上的资助合作银行，也是下层中产阶级的骄傲。1931年4月9日，银行宣布破产，不过直到1933年才进行清算，这引发了相当多的怨恨。企业银行破产并不是因为总体上的经济形势，而是糟糕的管理，尤其是利率政策造成的影响。债权人的集会争论激烈，这件事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纳粹党人宣称破产是因为《凡尔赛条约》和政府的共和政体形式，而社会民主党人愉快地指出银行董事会是由民族主义党派和纳粹党人组成的，并且罗列了导致银行破产的各种重大错误。1933年之后，纳粹党默认是管理不善的原因，对银行的前经理提起了法律诉讼。

城镇中大约15%的小商人受到了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一人因此事而宣布破产。其后，许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

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活动更加激烈了。4月7日举行了一场诺特海姆家庭主妇俱乐部的集会，主讲者控诉“经济的美国化”，反对百货商店、消费者协会和对外出口。他劝告女性只买小经销商的商品。在包罗万象的宣传中，纳粹党人承诺会援助小商人，但是直到太平时期到来，商人们依旧被迫为纳粹事业捐款。到1931年4月末为止，《人民报》指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并没有付清账单，而且已经没钱支付了。《人民报》警告商人们不要允许国社党赊账，它还暗示说纳粹党人经常以抵制活动来威胁商人们，从而赊账或者敲诈捐款。至少有一个诺特海姆商人之后证明了这种指控。

商人们是最不能遭受大萧条之苦的人；到1931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就业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2000人——是前一年秋天的两倍。其他工人们遭遇了减薪和缩短工作时间。城镇的雪茄工厂（有250名雇员）四个月来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减少。《人民报》在报道诺特海姆县一个10岁小男孩死于农业机械的意外事件时，顺带指出这个男孩挣的钱比他父亲还多。在这种情况下，1931年的一个星期五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时，几乎没有工人丢下工作去参加。游行规模小得可怜，只有三面红旗和一个写着“我们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的标语牌。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演奏了几支曲子，而这就是全部了。

总体上而言，在请愿活动之后政治活动减少了，不过纳粹党人试图继续施压。5月2日，他们请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发表了一场演讲，吸引了260人；几周后，他们举行了有600名冲锋队队员参加的游行示威、一场音乐会，并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集会。大约900人出席了集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之为“国社党最伟大的成功之一”，而唯一玷污了“这种成功”的实际上是纳粹党人认为增加了趣味的一件事：在游行活动中和一些国旗队队员短兵相接。早在6月，他们就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其他的不同活动，包括音乐会、戏剧表演、演讲、抽奖活动和舞会。这也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650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活动，不过“戏剧表演”中只包含冲锋队队员痛打共产主义者的场景。四周后，普鲁士议会的主席代表纳粹党在诺特海姆讲话，一周后，为了符合轻松的夏天氛围，冲锋队乐队在诺特海姆外的一个旧城堡废墟上举行了音乐会。

民族主义党派也放松了。5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征召新成员的晚会，钢盔团在这次晚会上招到了10个新成员，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活动就是1931年夏初举行了一场6月花园聚会，为了纪念他们国家指挥官的50岁生日，同时还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和其他娱乐活动。只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让保守派很困扰。5月，议员马纳指责社会民主党使用福利办事处的资金来放映他们的宣传电影给领取抚恤金的人员观看。马纳立即被社会民主党领袖控告了，并且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一则广告，说明：（1）他并没有真的提出指控；（2）他带着深深的懊悔收回前言；（3）他会支付所有的诉讼费用。

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速度也放慢了。6月初，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活动，而在市政厅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弗雷德里希·哈泽详述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不幸遭遇，强调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繁荣起来。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被驱逐的意大利反法西斯者马里奥·科菲教授。一大群人听他谈论“血腥又可耻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演讲的题目是“纳粹标记的国度”。一些纳粹党人出席了，但是没人试图说些什么。

几天后，诺特海姆涌入一群“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他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大会。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利用它们的存在发起了游行，并在市集广场上召开了集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的游行很壮观，他们穿着蓝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唱着歌，举着鲜红的旗帜。另一件令人高兴的插曲是一周后，也就是6月15日举行的“工人运动会”活动。工人运动俱乐部和城市乐队以及国旗队的军乐队一起游行，之后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体育竞赛项目。晚上，有一场火炬游行，人民合唱团演唱了歌曲，还有一场关于社会党人引入体育运动的演讲。这天结束的时候，大家高呼着“德意志共和国万岁！”并且高唱着《国际歌》。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尝试了更多的低调宣传，它派遣了一辆带扩音器的卡车，在诺特海姆内穿行，只进行一些口号宣传，主要是轻松的、非政治性的内容。1931年6月，大萧条减轻了；诺特海姆的失业人数降到了8000人，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

然而，随着炎热的夏天逐渐过去，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导致美国银行开始收回借给德国的贷款。1931年中期，信贷危机严重起来，7月，主要的德国银行开始倒闭。政府宣布7月14日是银行假日。诺特海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银行挤兑。一家银行的前任主管回忆道：“只有几个人来银行挤兑，之后他们又以尴尬的借口把钱送回来了。”但城镇们的领袖很担心。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参加每年举行的射击协会庆祝活动。其理由是总体上的经济灾难让庆祝活动显得不合时宜。这一决定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大众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特别需要啤酒和撞柱游戏来把注意力从大萧条中转移出来。议会在下一年没有重复这一错误，不过那时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

社会民主党也表示担忧，尤其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很可能打入失业者内部。6月，自由工会召开了一次特别集会，讨论应对德国共产党在失业者中的活动的对策。一周内，《人民报》就报道说，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们的努力，诺特海姆的城镇已经为自由工会准备了用于分发的土豆和其他食物，也安排了失业者自由使用城镇的游泳池。《人民报》也坚决否认共产主义者正在打入诺特海姆的“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中。

随着经济忧虑而来的是政治紧张感，尤其是8月8日即将发生的“针对解散普鲁士国会的公投”。7月中旬，有谣言说会有纳粹政变，而诺特海姆的国旗队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但是晚上只举行了一场游行并且在市集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演讲。一周后，国旗队再次出动，针对汉诺威的国旗队队员被杀事件发起了抗议游行。诺特海姆人很可能还记得6月发生的一起恶劣事件，当时两名冲锋队队员用靴子踩踏一名社会党人，然后用镰刀切掉了他的手指。在抗议游行中，由军乐队领头的国旗队队员朝着市集广场行进，在那里聆听弗雷德里希·哈泽承诺他们会捍卫共和国，并且让德佩在民主政治“万岁”的呼声中带领着他们前进。

8月公投将所有支持4月请愿运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民族主义党派的宣传变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主要内容，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8月9日前连续12天登载钢盔团的广告，号召人们投赞成票。和以前一样，纳粹党人是推动力量。8月1日，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而在此之前，他们进行了一场游行，大约有600名冲锋队队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参与其中，此外还有一支乐队。他们也有幸举行了选举前夜的集会。每场集会都有七八百人参加。8月5日轮到公民协会了，马纳号召“组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阵线”（他忽视了共产主义者也支持公投的事实）。集会上，他们安排了一个车队用于拉票。

国旗队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诺特海姆县的偏远乡村，他们用卡车作为运输工具。每场在乡村中举行的集会都喊着“共和主义者随时准备战斗”的口号。一次出行以穿过卡特莱拍卖厅的游行为结束，因而受到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警告。在市集广场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反对破坏普鲁士”，德佩强调纳粹党人和共产主义者正在一起致力于破坏社会民主党的权威。社会民主党也在诺特海姆县的偏远地区举行了集会，投入完全纳粹化的农民中。来自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经常陪同着他们以提供保护，而社会党人演讲者的妻子们会一直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归来。有一次，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只能通过拖延演讲的方式，直到城镇中的国旗队队员来支援才免于被打。事实就是这样，就在冲锋队队员开始搞破坏的时候，警察和国旗队队员同时到了。在诺特海姆县的其他地方，社会党人实际上生活在一种恐惧的状态中。在某个乡村里，一个22岁的工人在春天的时候死于纳粹党人的殴打，而8月，纳粹党人在同一个乡村里发动了针对国旗队队员的大规模袭击。在诺特海姆，这一事件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了，特别是有30名纳粹党人因他们所实施的攻击而受到了罚款和监禁128个月的处罚。

也有谣言说即将发生纳粹政变。这种谣言非常常见。一年前，在1930年9月选举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努力地澄清关于希特勒式政变的谣言是假的，还指出国防部长曾说他打算将所有的革命都扼杀在摇篮中。在这一切的背后，唯一记录在册的事实就是希特勒曾经试图发动一次政变——1923年11月失败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

选举前的几天，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五人一组，在街上巡逻。市长，作为治安负责人，立即警告国旗队队员不要这样做。作为回应，《人民报》发表了一封好战的公开信，要求得到更好的警方保护并且拒绝停止巡逻。诺特海姆的警察也禁止纳粹分子在选举前夜游行，他们担心会“对治安造成威胁”。

选举之前的几天，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村地区已经割好了干草，这样一来，许多冲锋队队员就能去城镇里了，政治情绪因此而高涨起来。当时的情绪到了只要发生一点儿小事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地步。比如，选举的前一天，一个冲锋队队员进入一家酒馆，宣称：“都让开，冲锋队来了！”一个国旗队队员立刻把他打昏了。当时并没有发生更激烈的暴力行为，不过这为之后的暴力行为做了准备。同一天，一个叫作塔普曼的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用指节铜环殴打工人急救协会成员的头部，导致他到医生那里缝了好几针。简言之，所有事情促成了发生在8月9日选举夜晚的主战。那段日子，国旗队和冲锋队成员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随后的审判中，纳粹的律师展示了如下的秘密指令，足以表明这一天的氛围：

黑—红—金国旗队，第10区

致第10区所有的地方组织

同志们：

第10区所有地方组织将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发现敌人有政变企图，应立即向地区领袖报告。每个地方组织（x、y和z）都要配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以便和地区领袖保持联系。这些联系人在9日星期天晚上7点必须出现在地区领袖的家里。他们身着没有任何标志的平民服装。所有地方组织要确保他们配有更多的骑摩托车的人或者骑自行车的人，以防电话通信中断，地方组织必须与地区领袖保持联系。出于安全考虑，所有的指令都是口头传递。星期天晚上7点后只可以打电话给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地下室酒吧，号码是204。晚上10点后打给城市建设办事处，号码是357。

自由万岁！

德佩，地区指挥官，第10区

在诺特海姆，身着制服的国旗队队员在市政厅地下室小酒吧聚集，而冲锋队在沿着宽街直走两个街区的另一间酒吧里保护总部。8点，天色暗沉了，两群人开始在城镇中巡逻。难以避免的是，这两群人在两间酒吧中间迎面相遇了。纳粹这边是恩斯特·吉尔曼、诺特海姆的副领袖和塔普曼，国旗队一整天都在讨论塔普曼，因为他前天晚上用指节铜环攻击别人。双方争吵起来，纳粹党人先动了手。嘈杂声引起了两间酒吧的注意，不到一分钟，宽街上就充满了打架的人。双方领袖都想要停止打斗，但是国旗队队员看到他们有两个同志倒在血泊中，而已经被刀刺伤的吉尔曼一边用手杖打人，一边大喊道：“我会把你打到死的。”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了。纳粹领袖打电话给警察，十分钟后，警察到来，这才终止了这场打斗。双方都有因刀伤和头上的伤住院治疗的人，许多人都受伤了。

警方调查之后以殴打伤害罪起诉了三名在最初的巡逻中携带致命武器的纳粹党人。由于证词混淆矛盾，需要进行两场审判。法庭认定三名纳粹党人有罪。恩斯特·吉尔曼被判两个月监禁，300马克罚款和三年缓刑。塔普曼被判四个月监禁，与此同时，另一名被指控谋杀的纳粹党人逃走了。法庭在判决书中宣布正如国旗队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们在“公投日打斗”中无罪。

实际的公投在整个普鲁士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继续执政。在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尽力去“争取选票”，因为没有选票就等同于投否决票。纳粹党人很努力，1000多名诺特海姆人参与了投票，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还多。然而，投赞成票的总数只勉强超过各党派在1930年9月支持解散时获胜的投票总数。

投票结果并不是纳粹胜利，因为并没能推翻政府，但是国社党对春夏请愿运动所制造的氛围非常满意。不仅仅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屈服于纳粹的领导，而且通过一项旨在确保最大限度的民主的宪法规定，政治进程变得更激进了。诺特海姆的暴力活动令人满意，因为这是将城镇中陷入困境的市民带到希特勒那边的另一步。如果没有好的警察，独裁者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