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老实说，不要有所保留，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混蛋？”约翰一边问我，一边将装着午餐的袋子放下。今天他是带罗西（他的狗）来的——狗保姆病了，玛戈又不在，所以没人照看它。它就坐在约翰的大腿上，嗅着外卖的打包盒。此刻约翰的目光注视着我，罗西绿豆一样的小眼睛也看着我，好像他俩都在等着我回答似的。

我被他问了个措手不及。如果我说是的，那可能会伤到约翰，而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但如果我说不是，我可能就无法让他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进而会纵容他去做出一些更混蛋的行为。我其次不想做的就是事事都顺着约翰。其实我也可以把问题拿来反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混蛋吗？不过还有另一些事更让我感兴趣：为什么他会问这些？为什么他现在会问这些？

约翰蹬开了脚上的运动鞋，但没有像平常那样盘腿坐在沙发上，而是把手肘抵在膝盖上，上身向前倾着。罗西从约翰身上跳到地上，找了个位置趴下，抬头望着约翰。约翰递给它一块狗粮。“吃吧，我的小公主。”他低声说道。

“我要跟你说一件让你难以置信的事，”他说，目光又回到我身上，“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不小心对玛戈说了句……‘不得体’的话。因为她说她的心理治疗师为我们推荐了一个伴侣治疗师，但我说我想让你给我们推荐，因为我不信任她那个蠢货治疗师的意见。话说出口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应当注意自己的用词，但为时已晚，玛戈已经冲着我发火了。‘我那蠢货治疗师？’她说道，‘就我的治疗师是蠢货？’她说如果我的治疗师看不出我有多混蛋，那我就得去看她的‘蠢货治疗师’。我立刻道了歉，说我不应该把她的治疗师说成是蠢货，她也向我道了歉，说不该说我是混蛋。然后我们都笑了起来，我已经不记得我俩上一次笑成那样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们笑到停不下来，女儿们都听见了动静，她们走进我们的房间像看着一对疯子那样看着我们。‘究竟是什么事这么好笑？’她们不停地追问，但我们也没法跟她们解释清楚。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这么好笑。

“然后两个姑娘就跟着我们一起笑，我们都在为自己笑得停不下来而觉得好笑。露比最先躺倒在地上打滚，紧接着是格蕾丝，我和玛戈互望一眼后也躺到了地上，我们四个人在卧室的地板上笑到打滚。最后罗西闻声赶来，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么热闹。当它看到我们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就在门口呆住了。它就站在那儿，摇了摇脑袋，仿佛在说‘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然后就转身跑开了。接着我们四个又因为罗西的反应而大笑起来。当我和老婆孩子在地板上嬉笑打滚，听着我的狗在隔壁房间发出叫声，我感觉自己在从上帝视角观看这个情景，就好像我既是在俯视这个画面，又同时置身其中——那一刻我觉得，我真是太爱我的家了！”

他在自己的思绪中陶醉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诉说。

“我觉得那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开心的一刻，”他说，“而且你知道吗，那天晚上玛戈和我算是真正度过了一个良宵。我们之前那种僵持的感觉都消失了。”约翰回忆着，露出了微笑，“但后来，”他继续说道，“你一定猜不到发生了什么。其实现在我的睡眠质量已经好多了，但那天晚上我许久都睡不着，我一直在想着玛戈说我是混蛋的事。我就是无法释怀。因为我知道你不认为我是一个混蛋。我的意思是，很明显，你是喜欢我的。所以我又想，‘等一下，万一玛戈说的是对的呢？’如果我真的是个混蛋，而你却没有发现呢？那你就真的是一个蠢货治疗师了。所以究竟是——我是个混蛋呢，还是你是个蠢货呢？”

这还真是个两难的陷阱，我心里想着，我不能说他是个混蛋，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呀。这让我想起了朱莉，以及她的朋友们在她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上写的话：我两个都不选。

“或许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呢。”我建议说。

“我想听实话，”约翰坚定地说道。有一位督导曾经说过，在治疗中，改变往往是“循序渐进地酝酿，又出乎意料地发生”，这话放在约翰身上或许也同样适用。我想象着，当约翰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的时候，他之前在心中建立的关于别人都是蠢货的假象突然倒塌了，留下的残骸让他质疑自己——我是个混蛋。我并不比任何人优秀，我并不特别，我妈妈跟我说的是错的。

但其实那也不是真相，那只是自恋防御机制崩塌所造成的矫枉过正。约翰一开始相信“我是好的，你们是坏的”，但现在，他的想法被颠倒过来了——“你们是好的，我是坏的”。但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对。

“在我看来，真相是，”我诚恳地说道，“这并不是一个我是蠢货还是你是混蛋的问题，只是有时为了保护自己，你会表现出一个混蛋的样子。”

我观察着约翰的反应。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说一些话来反驳，但想了想又决定不说了。他沉默了一分钟，望着已经睡着的罗西。

“没错，”他说，“我的确表现得像个混蛋。”然后他笑着补充道，“但只是有时。”

最近我和约翰探讨了一下“有时”这个词的奇妙之处——如何用“有时”这个词来让自己获得心理平衡，让自己安于中庸，坚持活下去，不至于在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有时”也帮助我们逃脱非黑即白的独断思维。约翰说，当他面对婚姻和事业的双重压力时，他曾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重新变得快乐起来，但盖比意外身亡之后，他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再拥有快乐了。但现在，他说，他开始认为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不是是与非的问题，不是永远，也不是永不。

“或许幸福就在有时，”他靠在沙发上说道，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宽慰。“我猜就算去试一试那个伴侣治疗师也无伤大雅，”约翰补充道，他指的是温德尔推荐的那位治疗师。在盖比死后，玛戈和约翰去接受过几次伴侣治疗。但当时他们都处于愤怒又羞愧的阶段——时而相互指责，时而又陷入自责——以至于就算治疗师拿出警察的事故报告，向他们指出对方司机酒驾才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时，约翰也根本不想听这些“毫无意义的马后炮”。那时他愿意参与治疗完全是因为玛戈想去，但其实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每个星期花一个小时来让自己受折磨。

但现在，他向我解释说，他之所以同意去参加伴侣治疗是因为他已经失去太多了——他的母亲、他的儿子，或许甚至还有自己——所以他想趁还来得及，争取留住玛戈。

本着这种精神，他和玛戈最近开始尝试着小心翼翼地谈论起有关盖比的话题，当然也有许多别的话题。他们在学着了解，在漫漫人生路上，此刻他们究竟是谁，未来又意味着什么。按照约翰的思路，不管结果是什么，伴侣治疗总会有帮助吧。

“但如果那个治疗师是个蠢货的话……”约翰刚要开始讲，我就把他打断了。

“一旦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我说，“那我就要劝你再等一等，在你没有足够的信息之前先不要急着下结论。如果那个治疗师是个优秀的治疗师，那过程一定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在这里跟我讨论那些不舒服。我们可以一起理解你的感受，然后你再做决定也不迟。”我想到了自己当初质疑过温德尔，我把自己的不适投射在他身上，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提及我的悲伤时，我还在想他是不是吃错药了。我也记得我常常觉得他很老土，有时还会对他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或许我们都需要先经历怀疑、批评、质疑，然后才能真正放手。

约翰告诉我，前两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开始回想自己的童年。他说，从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起，他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但他的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把他送去医学院。

“我从没听你说过这些，”我说，“你想成为哪一科的医生呢？”

约翰看着我，似乎答案就写在我脸上一样。“精神科医生。”他说。

约翰！想成为精神科医生！我尝试着幻想约翰跟病人谈话的样子：“你的丈母娘竟然这么说？真是个蠢货！”

“你为什么想成为精神科医生呢？”

约翰翻了个白眼。“因为我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很明显，我希望自己可以拯救她。”他停了一下，又说道：“除此之外也是因为我太懒了，所以不想做外科医生给人开刀。”

即使他还是想借一个笑话来掩饰自己的脆弱，但他所表现出的自我意识让我觉得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