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邮件时，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僵住了。邮件的标题是：“这是个派对……请着黑色礼服出席！”寄件人是迈特，朱莉的丈夫。我决定先把邮件放在一边，等今天所有来访者的治疗都结束了再打开看。我不想在进行下一个治疗之前打开朱莉葬礼的邀请函。

我再次想到了痛苦的等级。我第一次为朱莉进行治疗时，我以为听过了朱莉的ct报告和肿瘤诊断之后，会很难再听得进别的来访者讲什么“我觉得保姆又在偷我的东西了”，或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在性爱中做到殷勤主动？”

“你觉得这些事儿能算是个事儿吗？”我很怕自己会在脑子里这么想。

但事实证明，和朱莉的交流让我变得更有慈悲心了。因为别的来访者的问题也同样重要：他们把自己的信任交到别人手上，请别人帮忙照顾孩子，却只换来那个人的背叛；当他们被自己的另一半拒绝时，他们感到羞耻和空虚。藏在这些细节背后的问题和朱莉必须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要怎么做才能感到安全呢？要如何与别人沟通呢？对朱莉的治疗甚至让我对其他来访者产生了更大的责任感。每个小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宝贵，我希望自己能和每个来访者充分利用治疗中的每分钟。

当那天的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之后，我慢吞吞地写着病历，想在打开那封邮件之前再拖延一些时间。邀请函中有朱莉写的一段话，她向大家解释说，她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把你眼睛哭瞎的告别派对”，而且希望她还单身的朋友们把握这个聚会，“因为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是在一个葬礼上相遇的，那你们永远都会记得爱与生命是多么重要，也就不容易拘泥于其他小事了。”邮件中还有一个链接，点击之后会跳转到朱莉的讣告，就是她在我办公室里精心撰写的那份。

我回信向迈特表示了哀悼，一分钟之后，我收到了另一封邮件，那是迈特替朱莉转寄给我的。邮件里写道：“因为我已经死了，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你答应过会出席我的告别仪式，如果你没来我会知道的。请记得帮我妹妹应付一下艾琳阿姨，就是那个一直……你知道是谁。反正我的事你都知道。”

邮件的末尾还有一句来自迈特的附言：“恳请您与我们共聚。”

我当然也想去，在向朱莉作出承诺之前，我也已经考虑到了潜在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每个治疗师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有人会担心这个举动算不算逾越了界线——因为这应该算是过度投入了。而且似乎大家都认为，面对来访者的离世，治疗师就该把自己人性化的情感都收拾起来。或许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对的，但想想也很奇怪吧，毕竟治疗师的专业就是处理人类的情绪。其他职业就没有这种困扰：如果朱莉的律师、整骨医生，或是肿瘤医生出席她的葬礼，别人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但说到心理治疗师，大家就觉得我们必须要保持距离。可如果我们的出现能让来访者的家属得到宽慰呢？如果这也能让治疗师本人得到安慰呢？

大多数情况下，治疗师只会在私底下为来访者的离世感到悲伤。除了我督导小组的同事们，以及温德尔之外，我还能和谁说起朱莉的死呢？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像我那样了解朱莉，不会像她的家人和朋友那样了解她。她的家人和朋友可以聚在一起释放悲伤，治疗师却只能独自面对。

即使我出席了葬礼，还是要考虑保密的问题，我们保护来访者隐私的职责并不会因为他们离世而消失。比如说，当一个丈夫选择自杀的时候，他的妻子可能会打电话给丈夫的治疗师，想要得到某个答案，但治疗师依然不能违反职业规定，那些病历和治疗中的谈话内容都是受到保护的。同理，如果在某个来访者的葬礼上有人问我是怎么认识死者的，我也不能实话实说。如果死者是意外身亡——比如自杀、吸毒过量、心脏病发，或者车祸，那问题可能会比朱莉的情况更复杂。但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治疗师，我们要和来访者讨论各种问题——而朱莉和我讨论了她的愿望，她想要我参加她的葬礼。

“你说过要陪我到最后的，”她在临终前一个月时歪着嘴笑着对我说道，“你可不能在我的葬礼上抛弃我，是不是？”

在朱莉生命中的最后几周，我们探讨了她想如何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告别。“你想要留给他们些什么？你又想他们给你留下些什么？”

我们谈的不是那些扭转形象的临终对话——那些大多是虚幻的空谈。人们祈求临终时平静、清醒，得到理解和治愈，但临终阶段往往是混合着药物、恐惧、困惑、虚弱的大杂烩。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在我们还有能力变得更开放更豁达的时候就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拖延了太久，就会有许多事情一直悬而不决。我记得曾经有个来访者，他的生父一直都想和他建立联系，但他犹豫了很多年。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后才绝望地得知他父亲已经陷入昏迷，没有知觉了，一周后他父亲就过世了。

有时我们也会过分强调最后一刻的重要性，让它们盖过了在那之前会发生的一切。我有一个来访者，他妻子在和他发生争执时突然倒下就过世了；当时他还在为自己辩护，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完成分内的洗衣家务。“她是因为对我生气才死掉的，她当时肯定觉得我是个笨蛋。”我的来访者说道。但其实他俩的婚姻关系很牢固，彼此也深爱着对方。但就这么一次小争执却成了他们最后的对话，本来无关紧要的一段小插曲却变得有如千斤重。

在朱莉最后的日子里，她在治疗中睡着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了。如果说之前每当她来见我的时候就像是时间停止了，现在我们的治疗就像是在为她的死亡进行彩排——她在演练静止的感觉，练习如何不害怕独自面对末日。

“差一点总是最难的，对不对？”她在某一个下午这样对我说，“差一点就得到什么了。差一点就要怀上孩子了。差一点就得到一张没有问题的扫描报告了。差一点就完全摆脱癌症了。”但我心里想的是，有多少人不去尝试他们生命中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因为如果离达成目标只差一点，会比一开始就不去尝试更令人痛苦。

在那几次奢侈而安静的治疗中，朱莉说起她想在家中死去。而我们的最后几次治疗，我也是去她家见的她。她的床边放满了她爱的每一个人的照片，她有时会玩拼字游戏，有时看看《钻石求千金》的重播，听听她最爱的音乐，接待一下来访的朋友。

到了最后的最后，朱莉连这些消遣也无法享受了。她对家里人说，“我很想活下去，但我不想这样活下去。”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朱莉会停止进食，但其实大部分的食物她早就无法下咽了。当她意识到自己余下的生命已经无法维持她想要的生活时，她的身体自然地顺应了她的意志，没几天她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