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呢，”我在向温德尔讲述，“那天我带着儿子和朋友们吃完饭已经很晚了，我和扎克回到家，我叫他去洗澡，但他还想玩，我告诉他不行，因为明天还要上学。他突然表现出一种完全过激的反应，哭着嚷着：‘你真坏！你最讨厌了！’——这完全不像他平时的样子——而我内心的怒火也已沸腾起来了。

“然后我对他说的话大概就是：‘噢，是吗？那好吧，既然我这么坏，或许下一次我就不该带着你和你的朋友出去吃晚饭了。’——说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只有五岁！接着他说，‘随便！’然后甩手“砰”的一声关上门洗澡去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摔过门。我走到自己的电脑前，本想回复一些邮件，但脑中却在与自己交战：我真的很坏吗？我怎么可以这样跟他讲话呢？怎么说我也是个成年人啊。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那天早上接到过我母亲的来电，谈话内容令我非常沮丧。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对扎克生气，而是在对母亲生气。真是典型的情绪置换。”

温德尔对着我笑了笑，仿佛在说，“情绪置换真是一个缠人的魔鬼，对不对？”我们都会利用心理防御机制来对抗焦虑、挫折，或是某些我们无法接受的冲击，但最惊人的是，我们在运用这些防御机制的当下通常是无意识的。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例子，比如一个烟民感到胸闷气短，他会坚信这是因为天气太炎热，而不是由于吸烟——其实他是在运用“否认”这一防御机制。有的人也会用“合理化”的防御机制来给自己找借口，让自己接受一些丢脸的事情，例如在应聘失败之后，他会说自己一开始就没有很想要那份工作。有时也会出现“反向形成”的情况，对于无法接受的情感或冲击会采取完全相反的途径来释放：比如一个人明明不喜欢她的邻居，却特意要去和她交朋友；或是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发现自己喜欢同性的时候，偏要去发表诋毁同性恋的言论。

一些防御机制被认为是原始的，而另一些防御机制则是成熟的。“升华”就是一种成熟的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们把潜在的有害冲动转化成不那么有害的表现，比如一个有暴力冲动的人选择去练拳击。或者甚至可以把不好的冲动转化成有建设性的结果，例如一个想要动刀伤人的人最后成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外科主刀医生。

而“置换”——将情绪转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对象身上——则是一种神经性的防御机制，它并不是原始的，也不是积极成熟的。一个人即使被老板骂了也不敢吼老板，因为怕被炒鱿鱼，于是他回家可能就会对着自己的狗大吼大叫。同理，如果有人和母亲在电话里聊得不开心，或许就会将对母亲的怨气转嫁到儿子头上。

我告诉温德尔，当我等扎克洗完澡去跟他道歉时才发现他也把自己在别的事情上受的气转移到了我头上——有些孩子在课间休息时不让扎克和他的朋友们在篮球场上玩，当管理场地的老师对那些孩子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玩的时候，那些男孩子还是不把球传给扎克和他的朋友们，而且很显然他们还说了一些很“坏”的话。扎克对那些男孩子感到很生气，但相比之下，冲着叫他去洗澡的妈妈发火要安全得多。

“但讽刺的是，”我继续说道，“我们都选错了发火的对象。”

我和温德尔时不时都会聊一下人到中年后的亲子关系问题，当人们不再责怪自己的父母，而是为自己的生活负起全责的时候，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演变呢？温德尔把这称之为“换岗”。当人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来做心理治疗往往是为了理解为什么父母的行为会和他们的期望有出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来做心理治疗的目的变成了想要搞清楚该如何面对现实。所以在我面对自己母亲的时候，我的问题从“为什么她不能改变”变成了“我能不能改变”。我问温德尔，我都四十岁了，为什么还会因为妈妈的一通电话就如此烦恼呢？

我并不是真的想问出一个答案。无需温德尔提醒，我也知道人们是会退步的。不管你一路走来多艰辛，一个疏忽就会被打回原形，甚至连你自己都觉得措手不及。

“我们就像是鸡蛋。”我说，温德尔点点头表示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曾经告诉过他，我的同事迈克之前讲过一个比喻：当我们感到脆弱的时候，我们就像是生鸡蛋——如果摔到地上，蛋壳就破了，蛋黄和蛋白四处飞溅。但如果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富有弹性，那我们就会像是煮到全熟的鸡蛋——即使掉在地上受到震荡，也不会完全破裂，不会把周围搞得一塌糊涂。这些年来，在面对我母亲这件事上，我已经从一只生鸡蛋变成熟鸡蛋了，但有时还是会回到生鸡蛋的状态。

我告诉温德尔，那天晚上我母亲向我道歉了，我们达成了谅解。但在那之前，我已经陷入了从前和母亲的相处模式——她要我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去做一些事，而我则想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或许扎克也会这样看待我，觉得我在要求他按我的意志行事，以此达到控制他的目的——还美其名曰这都是出于对他的爱，因为父母们都是为了孩子们好。无论我多么想要声称自己和母亲有着天壤之别，有时候我还是会发现自己和她惊人地相似。

说回我和母亲的那通电话，我并没有跟温德尔具体交代母亲对我说了什么，或是我对她说了什么，因为我知道那并不是重点。他不会把我看作是受害者，也不会把我母亲看作是挑衅者。如果早几年，我或许会这样解构我俩的关系，以此为困境中的自己博取同情——“你看到了吗？她是不是很难相处？”但现在，我觉得温德尔客观的方法更能安慰我。

今天，我告诉温德尔，我最近开始陆续把我母亲的一些电话留言保存到电脑里，我挑选的都是那些温暖而贴心、我会再想听到的留言；或是等我儿子到了我现在的年纪，又或是等到我和她外婆都已经不在世上了，当他想念外婆的声音时可以拿出来听一下。我还告诉温德尔，我发现自己对扎克的种种叮咛与其说是为了孩子，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叮咛他可以让我暂时忘记有一天他会离开我，可以抵消我未来的伤心，虽然我也希望他以后能健康地从原生家庭“分离”，实现自己的“个体化”。

我尝试着想象长成青少年的扎克。我记得当我正值青春期的时候，母亲觉得我简直是个陌生人，或许有一天我也会要面对这样的扎克。我总觉得不久之前扎克还是个小小孩，那时我的父母身体都还硬朗，我自己也还健康，街坊邻里的孩子们每天吃完晚饭都会跑出去一起玩耍。那时候，我对未来唯一的期待就是等扎克长大一点，一切就会更轻松，我会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多一些睡眠的时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感到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