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我走进温德尔医生办公室时，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就在我从对面停车场走到他办公室大楼途中，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雨突然倾盆而下。我没打雨伞，也没有风衣，只能将棉质的西装外套举过头顶一路小跑。

此刻我的外套都能挤出水了，头发也湿得卷起来，妆也花了，湿衣服像水蛭一样粘在我身上。我全身都太湿了，完全坐不下来，只能站在候诊室的椅子旁边，琢磨着再过一会儿我该如何体面地出现在自己的诊所里。当温德尔里面办公室的门打开的时候，一位我从未见过的漂亮女士从里面走了出来。和很多来访者一样，她也在抹眼泪。她低着头迅速经过那道纸质屏风，我听到她“咔咔”的脚步声回荡在大楼的走道里。

她会是玛戈吗？

不不不，玛戈和我都是温德尔医生的来访者，这已经够巧的了，我们的治疗不可能还挨着吧？一定是我想太多了。但转念一想，或许就像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说过的，“人们的胡思乱想总会奇妙地与现实相连。”

我站在候诊室里，像一只淋湿的小狗一样，直到温德尔的门再次打开，这次轮到我进去了。

我拖着湿漉漉的身子来到沙发旁，选择了位置b坐好，调整了一下我熟悉的各种靠垫，让自己的背找到那份熟悉的舒适感。温德尔轻轻地关上门，走到房间另一端，猫下身子坐到他的位置，然后把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在我们开始对话之前，还有一个既定的仪式：两人相对无言，在沉默中交流。

但今天我把沙发都弄湿了。

“要不要拿条毛巾给你？”他问。

“你这儿有毛巾？”

温德尔笑了笑，走到他的百宝箱那儿，扔了几条毛巾给我，我用一条擦干了自己的头发，又将另一条垫在身下。

“谢谢。”我说。

“不客气。”他说。

“你办公室里怎么会有毛巾呢？”

“人总是难免会把自己弄湿嘛。”温德尔耸着肩回答道，就好像毛巾是办公必备用品似的。这多奇怪呀，我心想，但又觉得自己被照顾得很周到，就像他之前把纸巾扔给我的时候一样。我在心中默默记了一笔，我也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备上一些毛巾。

于是我们又望着对方，开始无声的交流。

我不知该从何讲起。最近我几乎对什么事都很焦虑。即使是很小的事，像是很小的承诺，也会让我不知所措。我变得很谨慎，害怕冒险和犯错，因为我已经犯了太多的错，我害怕自己不再有时间去收拾那些烂摊子了。

前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想要放松一下。书中有一个角色将自己持续的担忧形容为“一种不间断的渴望，渴望从一个永无止境的当下逃离出来”。我想，这不就是我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充满了一秒接一秒的担忧。我知道自己的焦虑之所以如此明显而严重，是因为温德尔在我们上一次治疗结束时所说的话。但在那之后我因为要出席儿子学校的活动而取消了一次预约，之后那个星期温德尔又不在，因此他上次说的话已经在我脑子里萦绕了三个星期了——当时我问：“什么斗争？”他说：“你和死亡的搏斗。”

今天来这儿的路上，天降甘露于我，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个合适的时机。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将我“徘徊的子宫”的事告诉了温德尔。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地跟人说过。如果是在以前，我可能会觉得难堪，但现在我大声地说出这件事，才意识到自己心里有多害怕。之前温德尔提到过我的悲伤——因为生命已经走过一半而感到悲伤，但在这悲伤之上，还有一层恐惧，我害怕自己像朱莉一样比预期中更早面对死亡。对于一个单身母亲来说，留下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生活，简直是最可怕的事了。或许我的病能及时确诊的话还是可以得到医治的，但如果医生就是查不出病因呢？又如果他们找到了病因却又治不好呢？

又或许，这一切真的都是我臆想出来的？或许可以解决我所有症状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温德尔医生？

“这真是个不错的故事。”温德尔在听完我的叙述之后说道，他摇着头，还叹了口气。

“你觉得这是个故事？”——你到底算不算是我的队友？我在心里忿忿地想着。

“是的，”温德尔说，“这个故事与你这几年来所经历的一些令你害怕的事情有关。但同时也和一些别的东西有关。”

我猜测温德尔会说，这是关于回避的故事。自我来他这儿接受治疗起，我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和回避有关，而且我俩都知道，回避几乎总是和恐惧有关。回避看到种种能说明我和男友之间有不可调和之分歧的蛛丝马迹；回避动笔去写那本“幸福之书”；回避任何与这本书有关的话题；回避正视我儿子在一天天长大这个事实；回避那些说不清的病。我想起了在实习时学到的一句话：“回避就是以不面对的方式来面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