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期结束后，我在一家非营利性诊所开始了实习期。这家诊所位于一栋时髦办公大楼的地下室。楼上办公室光照充足，一边能看到洛杉矶的山脉，另一边可以望到海滩；但地下室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空间局促、像洞穴一样没有窗户的诊室里，摆放着用了几十年的旧椅子、破台灯、破沙发，我们这些实习生就在这里努力累积自己接待的个案数量。每进来一个新个案，我们总会争着接待，因为看的个案越多，学到的就越多，也会更接近实习需要完成的小时数。我们忙于应付实习的各个环节：连轴转的治疗、临床督导，还有成堆的案头工作，却很少注意到我们生活在地下室这件事。

我们会坐在充满着爆米花香味混合杀虫喷雾气味的休息室里，囫囵吞下一些食物——我们的午餐永远都是外卖简餐，我们总是边狼吞虎咽边抱怨时间不够用。尽管如此，踏上治疗师这条路还是让我们感到兴奋，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知识和信息，而督导们都充满了智慧，总会抛出一些至理名言，例如：“如果你说了那么多，那你一定没在聆听。”又或是，“你有两个耳朵一张嘴，这一构造的比例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阶段（幸好）只是暂时性的。

我们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迎来取得行医执照的那一天。我们想象着，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帮助人们活得更好，而且我们工作的时间会更合理，工作节奏也不会这么疯狂。当我们蜷缩在地下室里，一边写着病历，一边在手机上查看来访者的预约，我们并不知道地面之上正在酝酿着一场变革，一场关于速度、便利和即时满足的革命。而我们所学习的那种要帮助来访者在付出努力后才能取得的、渐进但效果持久的心理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过时。

其实当时我也在诊所的来访者身上看到了这些发展趋势的苗头，但我更专注于熬过困苦的实习期，而没能放眼看到大局。我当时想，“那些人当然没办法慢下来集中精神关注当下，而这就是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的原因。”

我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至少在那个阶段是这样。如果我能早点完成工作，那我就能多陪陪儿子，如果我能快一点哄儿子入睡，那我自己就能早一点上床睡觉，第二天才有力气起床，继续飞速重复这一切。我行动得越快，看到的就越少，因为在飞速移动中，一切都变得模糊了。

但我提醒自己，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只要完成了实习期，就能开始真正的生活了。

有一天，我又在休息室里和其他实习生一起数着我们还需要完成多少小时的治疗，计算着自己最终拿到行医执照时都得是多大年纪了。数字越大我们心里就越不好受。这时，一个六十多岁的督导经过休息室，刚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不管你们能不能完成那些治疗时间，反正你们总有一天要变成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她说，“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是多少岁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今天过了就是过了，你没法再把它找回来。”

我们都安静了……今日一去不复返。

这是个多么冰冷而可怕的想法呀。我们知道那位督导是想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道理，但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还顾不上思考它。

速度与时间有关，但也与忍耐力和努力密切相关。思维的速度越快，所需的忍耐力和努力就越少。但要想有耐心，就恰恰需要付出忍耐力和努力。耐心的定义是“可以承受刺激、烦恼、不幸或痛苦，而不表现出抱怨、愤怒、急躁或诸如此类的反应”。很明显，生活的大部分就是由刺激、烦恼、不幸和痛苦组成的。在心理学上，耐心可以被认为是能够长期承受这些困境直到克服困难的能力。感受到悲伤或焦虑，也可以让你对自己和所处的世界有本质上的了解。

但当我窝在地下室里努力为行医执照埋头奋进的时候，美国心理学协会发表了一篇题为《心理治疗都去向何处了？》的学术报告。报告指出，2008年接受心理干预的人数比十年前减少了30%，而且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管控型医疗保险（正是我在医学院时教授们曾提醒我们警惕的对象）正在不断限制来访者接受谈话性治疗的次数和对此类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对于药物治疗却不加任何限制。报告还说到，仅在2005年，制药公司就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上花费了42亿美元，在面向医生的药物推广上更是花费了72亿美元，这几乎是研发支出的两倍。

吞下一颗药片当然比担起重负去窥探自己的内心要简单和速效得多，而且我也不反对来访者用药物来让自己好过一些。事实上我曾经非常坚信药物在适当的情况下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这个国家真的有26%的人口需要服用精神类药物吗？说到底，不是心理治疗没有效果，而是它对如今的人们来说起效不够快，而且现在的病人都已然成了“消费者”。

这里还隐含了一层不言而喻的讽刺：人们想给自己的问题找到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但殊不知一开始导致他们情绪问题的，就是生活中太过匆忙的节奏。他们以为现在的忙碌是为了以后能有机会享受生活，但往往，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五十多年前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现代人总是觉得如果做事不够迅速，就会损失一些时间。但面对省下来的时间又不知该怎么办，只能打发了事。”弗洛姆是对的，人们不会有多出来的时间去休息，或是联系朋友和家人。相反，他们总是试着往时间的缝隙里塞进更多的事情。

有一天，尽管我们这些实习医生手头都已经排满了个案，但我们还是央求督导给我们更多新个案。督导摇了摇头，拒绝了。

“光速已经过时了，”她冷冷地说道，“如今人们都是在以渴求的速度行动。”

确实，我飞速穿越了这段时光。不久我便完成了实习期，通过了资格考试，搬到了楼上既通风又有风景可看的办公室里。在经历了好莱坞和医学院的两次起跑失误之后，我终于站在了新征程的起点上，我对这个职业充满了热情，年龄的增长也让我更有紧迫感。我走了不少弯路，起步也有点晚，所以即使现在终于可以放慢速度，享受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我也觉得自己还是像实习时一样着急，只不过这一次是急着要去享受我的工作。我发出了一封邮件，向大家宣告我正式开始行医，又做了一些联络工作。六个月之后，我累积了一些个案，但后来，来访者的人数似乎就不见增加了。我和其他新医生聊起这个事，似乎大家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加入了一个面向新手治疗师的督导小组，有一天晚上，在我们讨论完各自的病例之后，话题转为讨论我们的职业前景：是我们杞人忧天吗？还是我们这一代心理治疗师注定要没落？有人说，她听说有专门为心理治疗师打造品牌形象的专家，那些专业人士能够帮助弥合大众文化对速度及便利的需求，以及我们所学习与从事的职业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