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说，真的一点儿不假。”约翰脱掉了他的鞋，盘腿坐上沙发，说道，“我身边都是蠢货。”

他的手机响了。当他伸手去拿手机的时候，我挑了挑眉，他回以一个特别夸张的白眼。

这是我们的第四次治疗，对约翰的情况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概念。我察觉到尽管约翰身边围绕着很多人，他依然是极度孤立的——而这背后是有原因的。他生活中经历过的一些事，令他认为亲近别人是危险的，所以他极尽所能地避免与别人亲近。他有一套有效的防御机制：他用言语冒犯我，绕着弯说话，改换话题，还在我要讲话的时候打断我。但我必须设法攻破他的防线，否则我们无法取得进展。

他的手机也是他的防御机制之一。

约翰在上周的治疗时段里竟拿起手机来发短信，我向他指出当他发短信时我感觉自己被晾在一边。我这么做是利用当下的情形来推进治疗。所谓“当下”就是要关注此时此刻发生在这个房间里的事，而不是来访者所叙述的在别处的经历。来访者在心理治疗师面前的所作所为势必会反映出他在其他人面前的行为，我希望约翰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也知道这么做有可能太早也太激进了，但我从约翰的上一段心理治疗中留意到一个细节：他只去了三次就放弃了，而我们这次恰恰是临界点。我不知道他下次还会不会来。

我猜想约翰之所以放弃上一个心理治疗师，无非是因为她没能适时制止约翰的胡说八道，这就像纵容孩子犯错的家长，会让来访者感到不可靠。或是因为她的确指出了约翰的胡扯，但她推进得太快了，就像我可能正在犯的错误一样。但我依然愿意去冒这个险。我希望约翰在治疗中感到放松，而不是被纵容。

归根结底，我不想掉入被“愚蠢的”慈悲心支配的陷阱，佛教里说要心怀慈悲，但根据约翰的世界观，一种“愚蠢的”慈悲心是指：即使你知道人们需要重新审视现状，也知道此刻的仁慈终将带来比诚实更严重的伤害，但你还是不会把事情挑明，只因为你不想伤害别人的感情。人们常常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和配偶、对待瘾君子，甚至对待他们自己。与之相对的是智慧的慈悲心，是即使知道忠言逆耳，也会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出充满关爱的当头一棒。

“约翰，”前一周他发短信时我说，“我想知道，你对我在你发短信时感到被冷落这件事做何反应？”

他竖起食指示意我等一下，然后继续编辑短信。等发完了短信，他抬起头看着我：“不好意思，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妙极了，正中下怀！不是“你说到哪儿了”，而是“我说到哪儿了”。

“我是说……”我刚起了个话头，他的手机就响了，然后他拿起了手机回复另一条短信。

“你看，我就说吧，”他嘟囔着，“把事情委派给别人就啥都干不成。等我一下哈。”

根据他手机铃响的频率，我猜他应该在和好几个人发短信。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重演他和他妻子之间的那一幕：

玛戈：“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约翰：“谁？你？”

这情形让我觉得不耐烦。但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可以坐等（同时变得更不耐烦），或者我也可以试试别的方法。

于是我站起身，走到书桌前，从一堆文件中找到手机，走回我的座位，开始发短信。

是我，你的心理治疗师，我在这儿。

约翰的手机响了，我看到他一脸震惊地读着我的短信。

“我的天哪！你在给我发短信？”

我微笑着说：“我想要引起你的注意。”

“我的注意力在你这儿呀。”他边说边继续打字。

我没觉得你的注意力在我这儿。

我感觉被无视了，还觉得自己有些不被尊重。

叮。（短信的提示音）

约翰夸张地叹了口气，然后接着发短信。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我就无法帮到你。

所以，如果你想尝试和我一起努力，我就必须请你在这儿把手机收起来。

叮。

“怎么着？”约翰说，抬头看着我，“你不准我用手机？就像我在坐飞机时那样？你不能那么做，这是属于我的治疗时间。”

我耸了耸肩，“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我并没有告诉约翰这治疗时间其实不只属于他一个人。治疗时间不仅属于来访者，也属于治疗师，属于双方的互动。精神分析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在二十世纪初期建立了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的精神病学理论，他打破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精神失常是源于“内在的”（一个人内心的精神运作）这一论断，沙利文相信我们的挣扎是“互动的”（人际关系中的精神运作）。他甚至说：“一个经验老到的临床心理治疗师在家里和在诊所里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我们不与来访者建立关系，就无法教他们如何与别人保持互动。

约翰的手机又响了，但这次不是我发去的短信。他看看我，又看看手机，反复思量。当他在内心和自己较量的时候，我就静静地等待着。我虽然没有准备好他会直接起身离去，但我也知道他不是不想待在这里，否则他就不会来了。他或许不理解，但他一定会从这个小插曲中有所收获。我可能是他当下的生活中唯一会听他倾诉的人。

“噢，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他边说边把手机扔到房间另一边的椅子上。“好了，我把该死的手机放下了。”然后他换了个话题。

我原以为他会发火，但有一个瞬间我似乎看到他的眼眶湿润了。这是悲伤的情绪吗？还是被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闪到了眼睛？我拿不定主意该不该问他，但距离这次治疗结束只有一分钟时间了，通常在这时治疗师应该帮助来访者收拾心情，而不是让他们打开心扉。我决定把这个细节记录在册，然后等待将来更合适的时机来谈论这个话题。

我就像矿工瞥见了一丁点闪闪发光的金子，感觉自己能从这里挖到些什么。

今天的治疗时间里，约翰非常克制，没有中途去拿手机，而是把不断振动的手机晾在一边，继续给我讲他和他周围那些蠢货的故事。

“就连罗西也表现得十分愚蠢。”他说道。我很惊讶他会这么说自己四岁大的女儿。“我告诉过她不要靠近我的笔记本电脑，可她是怎么做的呢？她跳到床上来，这倒还好，但跳到放在床上的电脑上就不太好了。真是愚蠢！当我对她喊‘不许这样！’她却在床上尿尿，床垫都被她毁了。要知道，她从小都没在任何东西上乱撒过尿。”

这个故事让我心里不太舒服。人们总有一个迷思，认为心理治疗师就该保持中立，但怎么可能呢？我们也是人，不是机器人。事实上我们不是要保持中立，而是要尽力去留意自己非常不中立的情感、偏见和见解（我们称之为“反移情”），这样我们才能退一步，弄清楚该怎么处理它们。我们要利用自己的感受来帮助引导治疗，而不是压抑它。罗西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愤怒。许多家长都会在不得已的时候对自己的孩子吼叫，但我对约翰和他女儿的相处方式产生了怀疑。在处理夫妻间的共情问题时，我常会说：“在你开口之前，先问问你自己，对方听到我这么说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在心里暗暗记下了有一天我要和约翰讨论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