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温德尔医生诊室的门口，思考着该往哪儿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曾经见过许多心理治疗诊室，包括培训期间督导的诊室，还有我到过的其他医生的诊室，但从没见过像温德尔医生的诊室这样的。

和一般诊室相同的是，墙上也挂着常规应有的证书，书架上也摆着心理治疗相关的书籍，房间里也没有任何透露医生私生活的物件，书桌上没有家人的合照，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按照心理治疗师诊室的标准布局，通常在房间中央会背着墙放一张心理治疗师的椅子。在实习期间，我们还学到要靠近门坐，因为万一“形势升级”，治疗师需要逃生通道。但温德尔的诊室只有两张长条形的沙发在远离门的墙角排成l型，两张沙发之间放着一个茶几，并没有单独的、给心理治疗师准备的椅子。

我感到无所适从。

温德尔医生是个瘦高个，谢顶，还有心理治疗师标志性的驼背。他站在那儿等我先坐下。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猜我俩不会在同一张沙发上并肩而坐，但他通常都坐哪张沙发呢？是窗户边上的这张（万一事态升级，他可以从那儿逃走），还是倚着墙的那张呢？我决定坐在窗边，下图a的位置。温德尔医生关上门，穿过房间，安然地坐到c的位置上。

当我会见新来访者的时候，通常都是我起个话头来打破沉默，例如：“来吧，跟我说说今天是什么事把你带到这儿来的。”然而温德尔医生却闷不吭声。他就这么看着我，用他的绿眼睛对我进行盘问。他穿着针织外套、卡其裤和乐福鞋，就跟人们对心理治疗师的刻板印象一模一样。

“你好。”我说。

“你好。”他回答，然后继续等待。

时间过去了一分钟，但感觉比一分钟要长得多，我努力动用自己的智商和情商把关于男友的情况阐述清楚。真实的情况是自从分手之后，我的状态一天比一天糟糕，我的生活出现了一片炫目的空虚。在之前的这几年，男友和我在白天都会保持频繁的联络，晚上他也会在睡觉前跟我说晚安。但现在呢，他在干什么？他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他的工作进行得顺不顺利？他有没有想我？还是他庆幸自己终于吐露了心声，可以去寻找一个不带孩子的伴侣了？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受到男友不在我身边了。今天早上来到温德尔医生诊所的时候，我简直就像是一个废人，但我不希望这是自己留给他的第一印象。

老实说，即使是以后，我也不想留给他这样的印象。

心理治疗的过程有一个有趣的悖论：心理治疗师为了治疗来访者，需要尽量看透来访者的真实状况，这就意味着要看到他们的脆弱、他们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和内心挣扎。来访者当然想要寻求帮助，但他们也想让别人喜爱和欣赏自己，换句话说，他们会隐藏自己的弱点。这并不意味着心理治疗师不会去发现来访者的长处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其所长——我们确实会这么做，但医生在尝试找出哪里出了问题，来访者却在尽力维持表象，表现得比真实情况要振作，避免丢脸。双方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但行动上却背道而驰。

我尽量平静地向温德尔医生讲述男友的故事，但刚一开口，我的体面就瓦解了，我开始啜泣。当我一幕幕讲完整个故事，我已是掩面而泣，身子也不住地颤抖。我想起了昨天简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你要找一个你不必扮演心理治疗师的地方。”

那一刻我一点都没有心理治疗师的样子。我只是在竭力证明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男友的错：如果不是他选择回避问题（根据简的诊断），我就不会如此后知后觉。我还补充道，他一定是反社会人格。（同样是引用简的话——这也恰恰是为什么心理治疗师不能为他们的朋友进行心理治疗的原因。）因为我平时从未觉察到他的真实想法，他简直是个一流的演员！即使他不能被烙上反社会人格的标签，那也一定是哪根神经短路了，不然谁会把这么大的事藏着掖着这么久？总而言之，我了解正常的沟通应该是什么样的，尤其我还在行医生涯中见过那么多夫妇，除此之外……

我抬起头，觉得我看到温德尔医生压抑住了一个笑容。（我幻想他的心声从他的脑袋上冒出来：这个疯子竟然是个心理治疗师……还要给别人进行伴侣治疗？）不过我也说不准，因为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就像在暴雨中坐在车里往窗外看，而车上的雨刷还坏了。说来奇怪，能在另一个人面前尽情地哭出来，让我觉得释然——即使那个人是个缄默的陌生人。

温德尔医生“嗯嗯”地附和着我的叙述，然后问道：“对你来说这是分手后的典型反应吗？”他语气温和，但我明白他在尝试搞清楚什么问题。他在尝试判断我的依恋模式。依恋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我们幼年与养育者之间的互动。依恋模式至关重要，因为它也将影响人们成年后与人相处的模式，影响他们如何选择另一半（安稳的，还是不安稳的），影响他们在一段关系中的表现（是渴爱的、疏远的，或是不稳定的），以及一段关系会如何终结（是惆怅不舍地、和和气气地，还是彻底撕破脸）。好消息是，不良的依恋模式可以在成年时期进行矫正，这也是许多心理治疗所牵涉到的内容。

“不，这并不典型。”我坚称，同时用袖子抹去眼泪。我告诉温德尔医生我经历过长期交往后分手的情况，但都和这一次不同。我反复重申，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仅仅是因为这一次分手来得太突然，让我毫无防备。而男友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糊涂、最荒唐、最不人道的事情吗？

那一刻我很笃定这位已婚有子的专业心理治疗师会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话，例如这样突如其来的分手确实让人痛不欲生，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长远看或许我避开了一颗地雷，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我的孩子。我让自己放轻松，舒了口气，等待温德尔医生开口印证我的想法。

但温德尔医生并没有说话。我当然并不指望他会像艾莉森那样把男友称作人渣，心理治疗师应该使用更中性的语言，例如“听上去他有许多感受，却没有直接与你沟通”。但温德尔医生还是一言不发。

我的眼泪又开始从眼角掉落，滴到裤子上，眼睛的余光看到有样东西从空中向我飞来，乍一看像是一个橄榄球，这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开始出现幻觉了（因为自从分手之后我一个小时都没有睡踏实过），但后来我意识到那是一个棕色的纸巾盒，它原本就放在沙发中间的茶几上，而我选择的位置在沙发另一头。我发自本能地伸手想去接住它，但没接到。它“砰”的一声落在了我旁边的坐垫上，我从中抽了几张纸巾来擤鼻涕。纸巾盒的存在似乎缩短了我和温德尔医生间的距离，就好像他刚刚扔了根救命稻草给我。这么多年来，我给数不清的来访者递过纸巾，但我都忘了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能给人带来这么多关爱。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话：“治疗的关键在于治疗性的举动，而不在于治疗性的言语。”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拿了更多的纸巾来擦眼泪。温德尔医生只是看着我，静静等待着。

我继续聊男友的事，关于他如何一再选择回避问题。我以他过往的经历来举例说明，包括他上一段婚姻是如何收场的——其实他对他前妻和孩子造成的打击和这次的情况并无二致。我把我知道的男友的回避行为史都告诉了温德尔医生，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在无意间证明了，是我在回避自己深知男友遇事会选择回避这一事实。

温德尔略微歪着脑袋，脸上露出询问式的微笑。“这就值得我们琢磨一下了，是不是？既然你知道他有这样的历史，却依然觉得这是个意外的打击？”

“但这确实是个意外的打击呀，”我说，“关于不希望家里有小孩这件事，他从来都没提过一个字！而且他才刚和他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确认过，在我们结婚后我儿子可以作为他的子女享受福利政策！”我又把故事从头说了一遍，加上了一些能支持我论点的证据，然后我发现温德尔医生的脸色开始沉了下来。

“我知道我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我说，“但您得理解，我以为我俩是会共度余生的。一切本该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现在却都成了泡影。我的人生都走过一半了，现在却觉得前路茫茫。说不定他是我这辈子能爱上的最后一个人呢？要是他就是我错过的末班车呢？”

“末班车？”温德尔突然来了精神。

“是呀，末班车。”我说。

他等着我继续说，而我却又哭了起来。但并非之前那样的号啕大哭，而是更平和更深沉的呜咽。

房间里一下子更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