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你是对事情的发展感到意外,”温德尔说道,“但我也注意到你说的另一些事,你说你的人生都走过一半了。也许让你悲伤的不仅仅是分手这件事,尽管分手确实会让人觉得崩溃。”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更柔和的声线说道:“我在想,或许你悲伤的症结是比失恋更重大的一些事。”
他意味深长地望着我,就像是他刚刚说了一些非常重要而深刻的话,但我简直想给他一拳。
“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心里想道。温德尔是认真的吗?要知道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过得很不错——比不错更不错,是很不错:我有一个让我爱到无以复加的孩子;我有一份能让我乐在其中的事业;还有支持我的家人和一群很棒的朋友,我们彼此关心,互相照顾。我对生活抱着感恩的态度……或者说,时而心怀感恩。至少我会想着要去感恩,这是肯定的。但此刻我感到委屈,我付了钱给这个心理治疗师,希望他能帮我走出分手的痛苦,他却在跟我说这些?
为一些更重大的事情感到悲伤?什么屁话!
我还没能把这些说出口,就注意到温德尔在用一种很奇特的眼神注视着我,我很少体验过这样的眼神。他的眼睛就像磁铁一样,每次我的眼神游离开,他的目光似乎总是能找到我。他的表情严肃但温和,像是一个智慧的长者和一个毛绒玩具的结合体,他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在这个房间里,我会看到你,你会尝试躲藏,但我还是会看到你,到那个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这不是我此刻想要的。我在打电话预约的时候就告诉过温德尔,我只是需要危机管理。
“我来这儿真的只是想走出分手的困境,”我说,“我觉得我像是被扔进了一个搅拌机里爬不出来,我来这儿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出口。”
“好吧,”温德尔和缓地作出让步,“那让我再多了解一下这段关系吧。”他在尝试建立一种叫做“治疗同盟”的关系,不建立这种信赖关系是无法进行任何心理治疗的。在最初的几次治疗中,对来访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得到聆听和理解,而不是获得领悟或作出改变。
听到温德尔这么说,我如释重负,又回到了男友的话题,老调重弹。
但温德尔医生是知道的。
就像所有的心理治疗师都知道:那个迫使来访者来做心理治疗的主诉问题,通常只是某个大问题的其中一个层面,或者根本就是遮掩实际问题的烟雾弹。他知道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能找到方法屏蔽那些他们不想直视的问题,或是转移注意力,启动防御机制,来让威胁远离自己。他知道把情绪推到一边只会让它们变得更强烈,但在他长驱直入摧毁来访者的防御机制之前(这防御机制可能是让自己陷入对某个人的迷恋,也可能是对眼前的问题假装视而不见),他要帮助来访者找到能替代这个防御机制的东西,而不是让来访者卸下防御之后,赤裸裸地暴露在情绪中。
顾名思义,“防御机制”具有功能性,能保护人们不受伤害。而心理治疗师要做的,就是帮助来访者窥探防御机制背后隐藏的问题,帮助他们学会直面自己的内心,促使他们做出改变,直到他们不再依赖这些防御机制。
与此同时,坐在沙发上攥着纸巾盒的我内心也升起了一小部分的觉知。即使我如此渴望自己的观点得到印证,但在心底里,我知道温德尔的“胡说八道”正是我出钱找心理治疗师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我只是想找人抱怨男友,我完全可以不用花钱,只要找我的家人和朋友就好了(至少在他们对我丧失耐心之前都可以)。我知道人们常常杜撰出失之偏颇的故事,好让自己在当下能好受一些,但长远来看这样只会让他们更难受。我也知道有时候人们需要别人透过字里行间读出真相。
但我还知道:男友就是一个天理难容、人性泯灭、自私自利的反社会人格者。
我正处在一个知与不知之间的地带。
“我们今天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温德尔医生说,顺着他的目光,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钟就摆在我身后的窗台上。他提起胳膊,拍了两下自己的腿,就好像是为这次治疗的结束打个卡。我后来很快意识到这是他标志性的收尾动作。然后他站起来,把我送到门口。
他说如果我下周三还想来会面的话可以跟他说。我预想了一下下周的情形,想到男友留给我的空虚和简所说的“要有一个能让我完全释放的地方”。
“帮我预约吧。”我说。
我走到街对面,来到这个熟悉的停车场。我感觉轻松些了,但同时又有点想吐。一位督导曾经把心理治疗比喻成物理治疗。有时会很难、会痛,甚至在状况有所改善前还会一度变得更糟,但如果你坚持不懈,努力做好每次治疗,总有一天你能解开心结,活得更好。
我查看了一下手机。
有一条艾莉森发来的消息:“记住,他是垃圾。”
有一封来访者发来的邮件,说要改时间。
还有一条妈妈发来的留言,她担心我状况如何。
没有来自男友的任何讯息。我依旧期盼他会跟我联系。我不能理解,我如此痛苦,他怎么可能没事?至少我今天早上把他的东西送还给他时他看上去像个没事人一样。难道早在几个月前,当他知道自己终将亲手结束这一切的时候,就已经熬过了属于自己的悲伤期?如果是这样,他怎么还能不断和我探讨我们的将来?他怎么能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几小时前还给我发来写着“我爱你”的邮件,而那次谈话一开始我们还在选择周末看什么电影?(我很好奇,他后来有没有去看那部电影?)
开车返回办公室的途中,我又开始重复这些思绪。等到我把车停进办公室大楼的车库时,我在想男友不仅浪费了我生命中两年的时间,我现在还要为了处理后续的情绪而去接受心理治疗,而我根本没时间应付这些,因为我都四十多岁了,我的前半生都过完了……天哪,它又出现了!“我生命的一半已经走完了。”我之前从未跟自己或任何人说过这话。为什么它现在会跳出来?
“你悲伤的症结是一些更重大的事情。”温德尔这样说。
但当我走进诊所的电梯时,这一切就立刻被我抛到脑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