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看起来五十出头但没人敢问她年龄的扎拉并不打算买下那套公寓，当然不是因为买不起，她从自己家的沙发垫缝里翻出来的零钱，随便凑凑都能轻轻松松买上一套。（但扎拉认为零钱太脏，是滋生细菌的天堂，不知被多少中产阶级的脏手碰过，所以她宁愿烧掉沙发垫，也不想把零钱抠出来。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她家的一张沙发和那样的一套公寓是等价的。）可想而知，她是皱着鼻子去看那套公寓的，耳环上的钻石大得能撞翻中等个头的小孩——假如有那个必要的话——而且不止如此，假如观察得够仔细，你还会发现，钻石的光芒足以掩盖困扰她内心的忧伤。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扎拉最近正在看心理医生，因为她从事的职业比较特殊，时间久了，有时候就得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提醒自己人生并非只有工作。扎拉的第一次心理咨询还不算太糟糕，她一上来就拿起桌上的一幅镶框照片问医生：“这是谁？”

心理医生回答：“我妈妈。”

扎拉问：“你和她关系好吗？”

心理医生回答：“她最近去世了。”

扎拉问：“她在世的时候，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心理医生意识到扎拉的反应不正常，听到这样的消息，正常的反应是安慰对方，但她并没有当面指出这一点，而是不动声色地回应道：“今天的讨论对象不是我。”

扎拉说：“找技工修车的时候，我先得了解一下她自己的车是不是一文不值的垃圾。”

心理医生做了个深呼吸，说：“我理解。我只能说，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很好，行了吗？”

扎拉将信将疑地点点头，问：“你的病人里面有自杀的吗？”

心理医生心头一紧，立刻回答：“没有。”

扎拉耸了耸肩，补充完刚才没来得及说的后半句：“拣你知道的说。”

对心理医生来说，这是莫大的侮辱，但她不愧是专业人士，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她平静地回答：“虽然我从业的时间不是很长，接触的病人也不太多，可我知道，他们都还活着。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扎拉望着心理医生办公室墙上挂的唯一一幅画，若有所思地噘起嘴巴，说：“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能帮到我。”她的语气却出人意料地诚恳。

心理医生拿起笔，露出老练的笑容，说：“帮你什么？”

扎拉回答说，她“睡不着觉”，虽然此前也找医生开过安眠药，但现在医生不给她开了，让她先做个心理咨询再说。“所以我就来了。”扎拉说着拍了拍她的手表，仿佛她才是那个按时计费的专业人士。

心理医生问：“你觉得你的睡眠问题跟工作有关吗？你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你经营着一家银行，这似乎是个压力很大的工作。”

扎拉说：“没那么严重。”

心理医生叹了口气，问：“你希望通过我们的咨询解决什么问题呢？”

扎拉马上提出自己的疑问：“我的情况属于精神疾病还是心理疾病？”

心理医生问：“你认为区别在哪里？”

扎拉回答：“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海豚，那就是有心理疾病；如果你杀光了所有海豚，那就是精神病。”

心理医生看起来很不自在。第二次跟扎拉见面的时候，她没戴那只海豚胸针。

第二次咨询时，扎拉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惊恐发作是怎么回事？”

心理医生用只有心理医生这种专业人士才能驾驭的方式回答：“这种症状很难定义。但是，根据大多数专家的说法，惊恐发作……”

扎拉打断了她，说：“不，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心理医生不自在地在椅子上动了动，思索着各种备选答案，最后，她说：“我认为，惊恐发作是心理痛苦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焦虑感强烈到引起了躯体的不适，迫使大脑无法……呃，这里不知道该怎么说，简单打个比方吧——大脑没有足够的带宽处理所有的信息，导致防火墙崩溃。焦虑使我们不知所措。”

“你在工作方面可不怎么专业啊。”扎拉嘲讽地说。

“为什么这么说？”

“我对你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你对我的了解。”

“真的？”

“你父母从事的是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可能是程序员。”

“你怎么……怎么可能……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有时候是不是会觉得丢脸啊？你是怎么应付这种羞耻感的——你父母做的至少还是跟现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你却在研究那些虚无缥缈的……”

扎拉突然顿住了，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冒犯的心理医生接话道：“虚无缥缈的……感觉？没错，我就是研究感觉的。”

“我本来想说的是‘垃圾’，不过，说‘感觉’也行，假如能让你感觉好一点儿的话。”扎拉说。

“我爸是程序员，我妈是系统分析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扎拉发出一声不情不愿的呻吟，仿佛在教一台烤面包机识字。

“这重要吗？”

“是的！”

扎拉又对着烤面包机呻吟了一声。

“我让你用自己的话讲讲什么是惊恐发作，别扯什么教科书上的定义，于是你就用了‘带宽’‘处理’和‘防火墙’这样的词，它们不是特别常见的词汇，可能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假如你和父母的关系还不错的话。”

心理医生试图夺回谈话的主导权，她问：“这就是你在银行业工作出色的原因吗？因为你能读懂人心？”

扎拉像百无聊赖的猫那样伸了个懒腰。

“亲爱的，看穿你可一点儿都不难。你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变得跟你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复杂。你们这代人其实什么学科都不愿意研究，只喜欢研究自己。”

心理医生看上去有点儿生气——也许并非只是“有点儿”而已。

“我们的任务是讨论你的问题，扎拉。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要安眠药，我早就说了。配点儿红酒送下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我不能开安眠药，只有你的医生才能开。”

“那我还来这里干什么？”扎拉问。

“这个问题最好由你自己来回答。”心理医生说。

她们就是这么开始打交道的，毫无疑问，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但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怎样，心理医生还是轻而易举地对这位新病人做出了诊断，一点儿都没费事：扎拉的病因是孤独。不过她没有直接说出来（心理医生还有五六年的学生贷款要还，她借钱学了那么多东西可不是为了当个脑子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白痴的），而是向扎拉解释，根据症状表现，扎拉可能得了“神经衰弱”。

正捧着手机看新闻的扎拉头都没抬，说：“是啊，没错，神经衰弱是因为睡不着觉，所以给我开点儿安眠药吧！”

心理医生当然没有照办，反而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打算帮助扎拉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她的焦虑，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担心地球的未来吗？”

扎拉回答：“不怎么担心。”

心理医生鼓励地笑了笑。

“这么说吧，你认为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她问。

扎拉飞快地点点头，用“答案显而易见”的语气说：“穷人。”

心理医生友好地纠正道：“你是说……贫困。”

扎拉耸了耸肩：“好吧。要是这么说能让你好受点儿的话。”

咨询结束时，扎拉没和心理医生握手。出门之前，她忍不住伸出手来，摆正了心理医生搁在书架上的一张照片，重新排了排其中三本书的位置。依照职业规则，心理医生不应该有最喜欢的病人——就算有的话，也绝对不会是扎拉。

直到第三次咨询时，心理医生才意识到扎拉是多么的不对劲。扎拉说：“作为一种制度，民主制注定要失败，因为只要故事编得好，白痴就什么都相信。”心理医生只能尽量无视这些胡言乱语，转换话题，引导扎拉谈谈她的童年和工作，反复追问她有什么“感觉”：那件事发生时，你有什么感觉？提到这个，你有什么感觉？当你回想自己的感觉时，又有什么感觉？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吗？经过一番努力，扎拉最后终于感觉到了什么。

她们又讨论了很长时间别的话题，突然，扎拉像是在审视自己的内心那样沉默了一会儿，当她终于再次开口说话时，声音变得低沉而陌生。

“我得了癌症。”

整个房间陷入可怕的沉寂，连两个女人的心跳声都清晰可闻。心理医生的手指滑落到记事本上，呼吸变得轻浅而急促，每次吸气只敢填满肺叶的三分之一。她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我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心理医生终于开口道，她的声音在颤抖，还带着一丝经过深思熟虑的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