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炸弹。

那是一盒圣诞彩灯，有位邻居把灯泡串起来挂在自家阳台上。他本来打算等新年过后再把它们收起来的，但后来他和妻子吵了一架，因为她觉得：“灯泡的颜色有点儿多，不是吗？别人家都用白色的灯泡，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彩色灯泡？还一闪一闪的，把家里弄得像个妓院。”他忍不住嘀嘀咕咕地说：“你去过有一闪一闪小彩灯的妓院吗？”妻子扬起眉毛，出其不意地拷问道：“这么说你去过妓院？要不然怎么这么了解妓院是什么样的？……”最后他走到阳台上，关掉了该死的彩灯，这场争吵才结束。但他不愿意费事把箱子搬进地下室的储藏间，所以就把它们留在了公寓门外的楼梯平台上，然后和妻子去了她的父母家庆祝新年，继续争论妓院的事。装彩灯的箱子留在门外，摆放的地方恰好就在银行劫匪劫持人质那套公寓的楼下。故事的开头，邮递员走上楼梯时，突然看到拿着武器的银行劫匪闯进了大门敞开、供人看房的公寓，邮递员吓了一大跳，慌里慌张地往楼下跑，结果被装彩灯的箱子绊了个趔趄，还把箱子里的一根电线给带了出来。

这箱东西看起来不像炸弹，实际上也并非炸弹，就是一箱被翻乱了的圣诞彩灯而已。可高度戒备的吉姆看到它时，却觉得它可能就是炸弹，尤其对只听说过炸弹却没见过真东西的人来说，那就更像了。对没见过妓院的人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又比如说，一个怕蛇的人坐在马桶上，突然感到后背窜过来一小股凉气，八成会自动联想到——“有蛇！”当然，这样的推断既不合逻辑，也没有道理，但假如各种奇奇怪怪的恐惧症既符合逻辑又很讲道理的话，就不能叫作恐惧症了。比起圣诞彩灯，吉姆显然更怕炸弹，而且你的大脑和眼睛有时也会打架，这或许就是老警察把彩灯当成炸弹的原因。

所以，两个警察一直在街上站着，守着可能有炸弹的公寓楼。吉姆在谷歌上查资料，杰克给公寓的卖家打电话，打听公寓里大约会有多少看房的人。卖家是个年轻的妈妈，跟家人住在另一个城镇，她说这套公寓是自己继承来的，她已经很久没来这边看看了。对于看房的详细情况，她一无所知，“完全由房产经纪人负责”。然后杰克打电话给警察局，跟去那儿报警的咖啡厅的那个女人通话，她是看见劫匪的那个邮递员的妻子。遗憾的是，杰克没得到多少线索，只听说银行劫匪“蒙着脸，小矮个。但也不是很矮，只是一般矮！也许不能说矮，只能说个头一般！至于什么叫‘一般’？我也说不准”！

根据这一点点信息，杰克试图制订一个计划，可没等有什么进展，他的上级就来电话了——因为杰克没能马上向上级提交一份计划——电话里说，上级已经给上级的上级打了电话，对方又联系了上级的上级的上级，所有的上级一致同意，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请求斯德哥尔摩派人支援。只有杰克不同意这么做，因为他平生头一次想要自己处理好这样的事。他建议上级派他和吉姆进入楼梯间，到楼上的那套公寓里去，看看能不能跟银行劫匪搭上话。尽管疑虑重重，上级们还是同意了，因为杰克是那种受到其他警察信任的警察。不过，站在一旁的吉姆听到电话里传出上级的咆哮，说他们应该——“非常非常小心，确保楼梯间里没有炸药和别的什么垃圾，因为这件事可能不止跟劫持人质有关，还可能涉及恐怖活动！你们见没见过携带着可疑包裹的人？还有留着大胡子的家伙？”杰克听了没当回事，因为他还年轻，但吉姆非常在意，因为他是做父亲的。

电梯坏了，于是他和杰克走了楼梯，爬楼的过程中，他们敲响了沿途的每一扇门，察看是否还有待在公寓楼里的邻居。没有人在家，因为这是新年的前两天，该上班的都得上班，不用上班的出门做更好的事了，其余的人不知是听到了警笛，还是从阳台上看到了记者和警察，总之他们纷纷跑到了楼下，看看出了什么事。（他们中的有些人其实是担心大楼里有蛇，因为最近网上有传言说，附近城镇的某座公寓楼的厕所里出现了一条蛇，由此可以推测，一座公寓楼里出现蛇的概率差不多与出现劫持人质事件的概率相当。）

爬到楼梯平台上搁着装圣诞彩灯和电线的箱子那一层时，杰克和吉姆看到了箱子，吉姆害怕极了，一下子闪到了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吉姆最近打喷嚏时已经闪到过一次腰，这回竟然又闪了一次），但他还是忍住疼痛，猛然把杰克往身后一拉，从牙缝里喷出气来说：“炸弹！”

杰克以做儿子的特有方式翻了个白眼，说：“那不是炸弹。”

“你怎么知道的？”吉姆狐疑地问。

“炸弹不是那样的。”杰克说。

“也许人家制造炸弹的就打算这么迷惑你呢。”

“爸爸，冷静点儿，那个真的不是……”

假如杰克是别的同事，吉姆很可能早就催促对方继续爬楼了，也许这就是有人觉得父子之间不适合做同事的原因。他对儿子说：“不，我要给斯德哥尔摩打电话。”

因为这个，杰克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上级和上级的上级——总之就是那些比他们权力大的家伙——立刻命令两个警察回到街上，等待支援。然而即便是在大城市，支援都很难马上来到现场，因为谁会在新年的前两天抢银行？还跑到看房现场劫持人质？“还有，谁又会在新年的前两天安排客户看房？”两个警察的某位上级心想。一群警察拿着对讲机互相掰扯了一通之后，一位斯德哥尔摩的谈判专家给杰克打来电话，说由他来负责整个行动，他正在车上往这边赶，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到——但杰克必须知道，在谈判专家抵达之前，对方究竟希望他怎么“遏制局势”。听谈判专家说话的口音，那家伙绝对不是斯德哥尔摩来的，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如果你问吉姆和杰克，他们会说，“斯德哥尔摩人”这个身份只是某种心态的象征，而不是地理来源的界定。“不是所有白痴都是斯德哥尔摩人，但所有斯德哥尔摩人都是白痴。”警察局的人经常这么说。这显然极其不公平，因为白痴有可能变得不那么白痴，斯德哥尔摩人却没法变成非斯德哥尔摩人。

跟谈判专家谈过之后，杰克甚至比他上次和宽带客服打交道时还要生气，而吉姆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因为儿子现在还没有机会证明他有能力逮住银行抢劫犯。因此，这一天余下来的时间里，父子俩做出的选择完全是由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