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领袖必定永远忧虑
（一）领导的心思，人人都知道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周易》
这是《易经》最高的哲学境界，也同帝王领导学有关。天地宇宙的定位，天总归是天，地永远是地，改变不了的，所以叫“天地设位”。但天地也有缺陷，天地的缺陷由谁来弥补呢？由人来补。天地人谓之三才。得道的圣人，能够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弥补天地的缺陷，所以说“圣人成能”。换句话说，得道的圣人也善于用“天地”。
“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人的智慧是看得见的，鬼的智慧看不见、不可知。不可知的一面永远不可知吗？也不一定，“百姓与能”，任何一个平凡的人都会知道。所以一个做领导的人，不管你有多么高的才能，头脑好得跟诸葛亮一样，用尽了心思，但是所打的主意，正如古人所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天下没有一个笨人。人的聪明程度都差不多，智慧最高的，最聪明人的反应，最快的只有几秒钟，次一点的几分钟，笨的人到死了他还不知道，那是很笨的啦！一种谋略不管骗人的也好，救人的也好，聪明人当下知道，笨的人也许过一会儿才知道。后人研究曹操跟诸葛亮的聪明相等，只差几分钟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个个都可以知道。普通人也可以懂得宇宙，也可以未卜先知。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要研究《易经》了。
（二）老板的危险，员工的艰难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周易》
乾代表天，也就是宇宙的功能。宇宙能够生出万物，是其本来的功能，是无声无相的。给它一个代号，《易经》叫作“乾”，这就是“天下之至健”，大家都叫它神，或者如来。我们中国《易经》文化不用宗教名词，只用一个逻辑的代号，这个代号叫作“乾”。
坤卦代表了大地，代表了女性，也代表了柔顺，是“天下之至顺也”。它的性能德行是“恒简”的，说明了宇宙间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并不是那么高深幽远，而是人人易知易行的。虽说非常简单，但我们不要忘了，天地的道理越是简单的，越是难懂，简单到了极致，虽然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是第一层的道理。
第二层的道理，是乾、坤两卦在领导上的原则问题。
乾卦是“天下之至健也”，当老板、当领袖的人，他的性能是“恒易以知险”。譬如我们有本钱，开个公司非常容易，但是随时都有危险，这些在今天国际经济瞬息万变中，更是看得很明白。
乾卦代表老板，坤卦代表干部。坤卦是“天下之至顺也”，所以当部下的，是听命行事。听命也不容易。“恒简以知阻”，看着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由于公司业务开展，老板的心情，同人的想法，以及个人在工作中的想法与做法，随时会有险阻艰难摆在面前。《易经》要我们随时注意，所以后世有人讲，《易经》与老庄合起来，是最高的帝王学、领导学，也是最高的谋略学。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三）忧患意识必然是少数人的事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周易》
懂了《易经》才懂得领导，才可以做领袖。当领袖并不一定当皇帝，诸凡单位主管、家长、父母，都是领袖。做领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能说诸心”，要能使人心服口服，那不是“命令”就可以办到的，要先从自己内心做起。你的一切措施、作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所以孔子要求领导者要“能研诸侯之虑”，要能知道别人想的是什么。除了天下诸侯，其他的部属、下面各级的领导，都各有思想，各有需要，能把这些研判清楚，再综合起来做决定，那就很妥当、很完善、很简单，就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完成伟大的功业。
这是孔子赞叹《易经》的伟大与重要，我们必须要懂。当然真懂了《易经》也很倒霉，一个人会永远陷在忧患中、痛苦中，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必然是永远在忧虑中的。忧患意识是少数人的事，你要一般老百姓都来同忧患是不可能的。像舞厅里，灯光一暗，音乐一响，闭上眼睛婆娑起舞的人，要他们这个时候有忧患意识是办不到的。跳舞喝酒就是寻求欢乐，怎么能要他们去忧患？忧患是舞厅老板的事，这个月生意好不好，赚的钱够不够开支？老百姓有什么忧患意识？只要活得快乐就行啦！要天下人一同忧患，很难！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所以你懂了《易经》的领导原理，知道人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化。“变化云为”事实上是四个阶段。“变”是原则，“化”是影响，“云”是说话，“为”是进行。思想领导行为，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懂了《易经》“变化云为”的原则，就到处有吉祥，万事顺利。好事哪里来的？是上天做主吗？菩萨做主吗？都不是，是由人为来的。学过《易经》，就知道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由心物交感而来的。中国的政治哲学，人心就是天心。所以《书经》上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帝在哪里？菩萨在哪里？就在人们的心里，大家看得到的，就是天心；大家心里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意见，这就是中国文化。菩萨、上帝就在你的思想里，没有你就没有菩萨、没有上帝。这就是“吉事有祥”的道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先吃透普通人的心理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周易》
“小人”是普通一般人，“耻”就是难堪。孔子说，如果一般人没有碰到钉子，没有给他难堪，他很难发现自己的缺点，也难改正自己的过错。纯用教化、用仁义之道让一般人学好是做不到的，那些仁义之道都是假的。一般人因为怕法律，怕社会不齿，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所以才讲仁义。所以如要一般普通人做好事，一定要有个促使他向善的力量在后边才可以。普通一般人没有好处、无利可图，他也不会干的。“劝”就是劝导、教导的方式。没有鞭子打下来，没有威武在他面前，没有惩戒，不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不会改过的，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古今中外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如此。我们不要自以为是君子，不在其列，其实我们也包括在内。这四句话后世都认为是帝王之学，统治的道理。所以《易经》《老子》《庄子》被人用得偏的时候，就是法治的思想；用得宽大的时候，就是儒家的仁治思想。譬如教育，有时候打两下手心，罚个站，打几下没有什么了不起，“小惩而大诫”，他一辈子都记得要去做好人。所以人生的道理，太得意的时候，碰到一点倒霉挫折，如果你懂得《易经》，反而应该是好运气。假设一个人永远在好运中，这个人就完了，没有倒过霉，便永远没有出息。
一个领导人，像有些帝王，把自己最心爱的大臣一下子革去，不让他干了，或者把宰相一下子派去当县长，或者乡镇长，就是这个道理。这些都是高明的帝王，希望这部下将来能有更大的担当。这就是“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的道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
（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是政治的三大原则。老子是反对战争的。他曾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都是反战的话。但那是讲“道”，本体的道理，而讲到“用”，老子就主张在军事上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譬如一个人，必须有一把刀，但永远不杀人。人需要自卫，而不是去伤害人，也不接受别人的伤害，不高亦不卑，不贱亦不贵。所以他告诉我们，对于社会、国家、天下事，要以正道治国。真正的政治，不能用权术，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诚恳的道德，不能虚诈，不能作假。
至于用兵，在军事的运用上，《孙子兵法》曾说“兵者，诡道也”。“诡道”就是“以奇用兵”，能用奇兵那是上将之才、大将之才。不过，虽说为了国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计，到底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诚；许多人学问好，头脑聪明，喜欢诡道奇计，大错特错。就是个人创业、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样。我们也可将这几句稍微修改一下，“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
“无事”如何能创业？这就是真本领了。“以无事取天下”是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是做事业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最高的政治哲学、最高的谋略，要特别注意。“无事”就是只要求自己行为的功德成就，道德的成就，而不以谋略，不以手段，不以有为的功业来取天下。这种人，有道德，有学问，又无心取天下，而他的道德修养反让天下所归。但众望之所归那是余事，不是本事；本事就是本分的事，就是学道，学习如何完成一个圣人之道。
中国的历史是讲究无事取天下的，尧、舜、禹可以说是如此，禹以后商汤、文、武、周公、孔子，历代的圣王，差不多都是如此。说到孔子，虽然他没有取天下，不过他取了另一个天下，就是空的天下，所以被称为素王。素王是没有土地的皇帝，换言之，他是文化王国的帝王，在文化王国中号令数千年，甚至可以号令万代。这样取天下，是历史上取天下的标准，也就是以无事来取天下。以现代观念及术语来说，那是政治作战的成功；更贴切地说，这是他教化牧养百姓的成功。
年轻人将来要做事，就要“以无事取成功”，不去侵犯别人，也不去占有或夺取别人，而是以正道得助。像有些年轻朋友，到处跑，到处钻，结果一无所成。如果真正有修养，有本事，成功自然属于你。
（二）以正为奇天下归心
中国几千年来的军事思想，凡涉及用兵，涉及谋略，总不外“出奇制胜”四字。即便经商、创业，也要出奇制胜。换言之，要有个人的才具、本事、高度的智慧，才能出奇以制胜。
关于“奇”字，发挥起来，千变万化，人莫能测。更有“以正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我常告诉年轻人，不要玩弄聪明，不要用手段，不要动歪脑筋。这一百年来，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训练得每一个青年的脑子都很厉害，各个人的本事都很大，人人都是诸葛亮。当然只是半个诸葛亮，只“亮”了一半，就是坏的那一半很“亮”。
所以，在这个时代，以聪明对聪明，办法对办法，手段对手段，是必然遭致失败的。在未来，只有不用聪明的聪明，不用办法的办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诚恳、老实，才会获致真正的成功。因此，应该“以正为奇”，走正道。不过在某一时间，某一社会，某一环境，尤其在一个非常愚笨的时期或社会中，是需要用一点智慧的，那是真正的“奇”，其实也是正道。
“奇”是一个单数，是特别突然冒出的偏道。“奇”的道理太多，一切兵法、政治谋略都包括在内。这里只是告诉大家一条“探奇”的路。我们中华文化的宝藏太丰富了，要大家自己去打开，如果古书读不懂就难了。现在是“洋学”盛，这把钥匙就很难打开我们自己的这座老宝库了。
老子然后说：“吾何以知其然哉？”他为什么知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这番道理呢？为什么说这是政治哲学、军事哲学以及立身处世哲学的基本原则呢？以下这些就是理由。
（三）老子的理由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他经验的累积，以及历史的事实。大而言之，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禁忌，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做，这个名词不行，那个名词不对，动辄得咎。现在很多国家就有很多忌讳，老百姓不敢说心里话，更不敢批评，知识高的用外国语，知识低的用隐语、暗语、耳语以诉胸中积怨。老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质上就愈贫穷，精神上也更贫穷，贫穷到痛苦的地步。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这句话很容易明白。所谓利器，不仅指杀人的锋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质文明，科技愈发达，社会上人人因此而热昏了头，热昏就会肇乱。反过来说，历史的经验，时代到了变乱的时候，“人多利器”，大家都有权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社会就非乱不可。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科技一发达，人的头脑越来越灵光，物质享受越来越高明，人人好奇，都要研究，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越奇怪，越便利。这个现象大家称为社会进步。这所谓进步，我常说，如果以文化立场来看，以精神层面来探讨，并不一定会予以肯定。以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言，历史愈往前进，物质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类文化反而越来越退步、退化。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觉得后来的人比较进步，后来的社会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说进步与退步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界限。因此，以现代看到的，所谓社会越进步，则“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严重。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我们读了历史，看到每一个朝代到了后来法令越来越多。汉高祖入关，有名的约法三章，很简单。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汉朝的法网就很严密了。就政治而言，如汉景帝、汉武帝都是很精明的领导人，但政治领导人越精于法令，法令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乱。这是一种无可变更的历史法则。从生活经验来看，越懂得法令越会犯法，越会钻法令的漏洞。法网愈密，则可钻的漏洞愈多，愈容易钻。
老子说了这许多历史经验，只是注解前面的“以无事取天下”。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为法。有为法太过分了，社会就更乱，问题就更多；如果是无为法，就会清静、讲道德，社会自然安定。
接下来，做了下面的结论。
（四）领导人如何使人民富强安乐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引用古圣人所说的话，这个“圣人”就是庄子所说的“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领导人。领导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学校的校长，军队中的班长，乃至于一个家庭的家长，都是领导人，都要做到这几项原则。
一个真正好的政治领导人，做到了真正的无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则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静”不是佛家的静坐，而是《大学》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的“静”。这是行事的静定功夫，不是在座上打坐。领导人有这样的静定，是为天下的大静。明朝有一位年轻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上任之前，去拜访一位老师，请教如何把官做好，老师说：“你可千万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确往往会作怪。什么是作怪呢？例如，前任建立了一种制度，很有成绩，后人接任，为了自我表现，胜过前任，于是作怪了，乱出主意，乱定办法。就像一栋房屋本来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这就出乱子。为政少玩花样，社会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选自《老子他说》）
一个好领导，要注意九个坏毛病
（一）仁义道德不值得标榜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长短经》
这是大原则，《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列举了上古三代的亡去。亡者无也，是过去了、没有了的意思，不要一定看成亡国的亡，时代过去了，没有了，都称亡，如昨天已经过去，用古文可写成“昨日亡矣”。所以三代的成为过去，并不是因为政治上、法治上有什么不好而亡，而是说不管走法家路线、儒家路线或道家路线，一切历史的创造在于人。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都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
有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很有智慧，用之于正，对社会有贡献，而相反的就是做作，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说苑》这部书上说，“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手段本身并不是坏的，圣贤讲道德，道德也不过是一个手段，仁义也是一个手段，并不是坏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动机，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门的人，即使用仁义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二）仁爱的领导要注意偏私
仁就是爱，普遍地爱大家，当然是好事。可是爱的反面，就有私心，有爱就有偏私，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家与国是要分开的，所给某一家的义务不能普及到全国，给某一家的鼓励也不能普及于全国。在位服务公家的人，虽然为官大夫，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绝不能归于己有。
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私，如果有偏心，他对我好，我就对他仁爱，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爱，偏私就会来。自古府主败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项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三）仗义的领导要注意华伪
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而且变成“华伪”，表面上很漂亮，实际上是假的，这就是赵蕤说的反义。从历史经验来说，义的正面是国家有困难，社会有困难，为了救社会，为了救国家，为了帮助很多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在最要紧的地方绝不投降，绝不屈服，这才是正义，在义的正的一面，便是大义。
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讲义，实际上都错了，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虞氏春秋》，比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王的信任当辅相。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的辅相，而他的朋友魏国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魏赵之间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辅相，魏齐以当年未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王，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个历史上的故事，在赵蕤看来，从做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四）规矩越繁越有空隙可钻
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礼、有规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为上，是比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行久了，太多了，会出大毛病，会使人偷懒、逃避。和法令一样，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钻了。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战国下来，从秦始皇到汉代为止，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没有好好地建立。叔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
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学者们建议定礼，可是汉文帝反对。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是主张政简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尽量地简化，不主张烦琐，这是有名的所谓“文景之治”。
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严格地看“文景之治”这一段，比较空白，但也比较朴素。汉文帝当时反对定礼，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礼太繁了，我们读《礼记》就知道，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缛节，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照《礼记》的规矩，真是烦琐得很。我们现在这样站、这样坐都不对的，讲话、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点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说是繁礼，麻烦得很，讨厌得很，专门讲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齿，那多痛苦！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么多条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
（五）名誉越多越易滋生混乱
名，是很好的，给人家名誉，这是好事，如现在的表扬好人好事，绝对没有错，但是也会使人生矜篡的念头，就是傲慢、篡夺的念头，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国的古礼，名称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严格，阶级不同，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扬有德，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车服，显示得那么威风，而汉高祖和项羽，当时看了秦始皇的那种威仪以后，汉高祖心里面就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的念头，项羽更直截了当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名位就有这样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话：“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差了，就提倡礼，但是有了礼，制度规范是很好，可也是倡乱的开始。从汉高祖、项羽看了秦始皇的威仪所起的念头这件事可以看出，老子的这句话是可信的了。
（六）贤人政治的反面是朋党
在诸子百家中，墨子主张贤人的政治，“尚贤”“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圣贤的政治哲学。赵蕤反贤，但他并不是反对圣贤政治，而是说尚贤太过分了、太偏重了，就会出问题。正如孔子说的“矫枉过正”，矫枉到超过了正的分寸，又是偏了。“尚”就是重视，尚贤政治好的一面是平教化，社会教育文化到最高的水准，社会安定，没有犯罪的人，所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最终的结果就是“泽施于下，万人怀德”八个字，使全民得到这种政治所产生的福利。而在另一面，光讲贤人在职，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好人或不好的人，很难分别，如果走偏了，好人与坏人往往也会结成一党。
比如历史上很有名的党祸，在汉、宋两代都很严重，宋代甚至一度立了党人碑，连司马光、欧阳修这一班历史上公认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党人碑上，几乎要杀头坐牢的！而我们现代从历史上来看宋代的党祸，双方都不是坏人，这两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领袖王安石，历史上说他如何如何坏，其实也说不出他什么坏的事实，只是说他的政策不对，当时实行得不对，但是我们政治上的许多东西，如保甲邻里制度，就是他当时的这一套制度，他的收税原则也没有错。王安石本人，既不贪污，又不枉法，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都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去，被宋神宗看见，都笑了。三餐吃饭，都只吃面前的一盘，一则是因为近视，看不见对面的菜，更重要的是从来不求美食，对于物质的生活，没有什么过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形成了那么大的朋党，只是政治意见不相投，而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朋党则比周，同一政治意见的人会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就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私的集团，内外挟制，而坏人利用这个团体，把好人当招牌，安安稳稳坐在上面，好人替坏人做了傀儡。这就成了贤人政治的反面。
（七）勇武之人易忽略大局
有的人，勇敢彪悍，可以做军人，保卫国家，而结果走错了路，如现代青年，当太保流氓，好勇斗狠去欺负人，成为私斗，这是勇的反面。勇是了不起，但有勇的人，走偏了路，就变成大太保，乃至当强盗土匪。所以做领导的人，对于勇的人才处理，国家社会该怎样培养他，要很恰当。《长短经》中说“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如果一个将帅有勇，而行事不够慎重的话，就有“轻去就”的倾向。因为有勇，所以决策时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而忽略了整体大局的考量。这样的将帅是不适合镇守边疆的，应该用有仁德持重的镇守边疆，才可常保边界的平安。我们再去读历史，常常看到某一将领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会把他调回来，当然，也有的调错了，乃至因此亡国的。如明朝末年，熊廷弼镇守东北，把满族人挡住了，最后皇帝被奸臣蒙蔽利用，把熊廷弼调回来，乃至论死。假如说皇帝浑蛋，本来他在宫廷里长大，对外面的事不全懂，实在就无话可说了。但这些职业皇帝也蛮聪明的，他从左右大臣那里听来的理论，比我们书本上得来的多，公文比我们看得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干得好好的将领调回来，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犯了他内心上的妒忌。换什么人？“使仁德守之则安矣！”换一个大度雍容、有仁德、识大体的人坐守边疆，不要打起来就好了。读了这一段，再一想欧美各国的作风，都有他们的道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这种做法全错了，但不要忘了，我们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批评，就我们目前的观点而言。而在他们的立场，只希望他们这一代不乱，安于现实就好了。
由这里知道，书本上的道理到底对或不对，很难评断，同一个道理，同一个原则，用对了就有益，用错了就有害，所以知识这个东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个人的运用。
（八）领导要处理好专权与偏私
齐国的名相晏婴，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干部，固然对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过就变成专权了。就是说一切都要经过这一个干部，容易形成这个干部的专权，那就太过分了。两三个兄弟，都要当孝子，其中一个要特别孝，那么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时候，有几个太太，其中一个独擅专房，不能容纳别人，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过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
所以吕不韦著的《吕氏春秋》（这本书是吕不韦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的学问收集起来编著的，我主张大家要读，它也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杂家可不一定是坏的，正的反的，好的坏的，包罗万象，叫作杂学）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它生长了高丽参可以补人，也生长了毒草可以害人，并不偏向只生长一类。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当领袖的人，万民之主，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
申子（战国时韩国人，名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申子，为法家之祖）也说，一个女人独占了丈夫，在多妻制的时代，其他的太太一定发生捣乱的行为。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臣子“专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干部都被遮盖了，所以专宠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专君之臣容易破国。
所以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不能只偏爱一人，偏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像古代车轮的支杆，一起都动，于是就不会有专君的现象了。
（九）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生命，这个落水的人，是一个独子，他家里非常感谢，谢了子路一头牛。子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头牛，大概杀来炖牛肉给老师吃。孔子奖励子路，说子路做得对，这个风气提倡得好，将来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这样很好嘛！子贡比子路有钱，当然，子贡的个性也不同，依鲁国的法令，当时的奴隶制度，赎人回去，奴主应该收赎金的，可是子贡不收赎金，孔子责备子贡做得不对。这两件事，子路收了别人的红包，孔子说他收得对，提倡好的风气是劝德，而子贡这样做应该也没有错，他谦让嘛，自己有钱，不收人家的钱。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别人不敢随便赎人了，所以有时候做好事很难。由这个道理看起来，人应该廉洁，不苟取，一点都不要，这是对的，当然，不可以提倡贪污，不过有些时候，像子贡的不受金于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来，不然就会收到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选自《历史的经验》）
有利益大家先拿，有困难我先面对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
江海包含了一切的山谷水流，百川皆归于海，海能容纳一切细流，所以称为海。老子再三用海来比喻，形容一个人的学问、道德、品格的修养。因为大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容纳了来自各处的淡水、咸水、清水、脏水等一切的水，而成为土地上最大的海洋。这是物理自然的道理，因此人的修养要像海洋一样，能包容一切。
要想做一个领导人，一个居上位的人，最少要做到说话不刻薄，态度也要尽量谦虚。中国皇帝自称“寡人”“孤家”，表示全国百姓你们诸位都好，我自己是倒霉鬼。这也是“必以言下”的谦虚态度，表示一切老百姓是主人，我这个寡人是奴仆，寡德之人，来替你们做事。
“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句话要注意，年轻人读到这里，不要误以为要打仗的时候，你们先上前线，我在最后面打，而是指领导大家的人，要把本身的利益放在最后。老子讲过“后其身而身先”，有好处时，领导人要让被领导的人先得，剩下来才自己拿，没有剩下来也没关系，我就不要了。假使遇到困难，我先去面对，你们在后面一步，这就是领导的原则，也是领导人的道德。
上古的圣人、政治领导的做法与道德，就能“处上而民不重”。他虽然居在最高的地位，但老百姓没有感觉到重压，没有压力。“处前而民不害”，领导人站在最前面，一般人并不觉得他占了先，也没有妨害大家。“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因此古代历史上的圣君明王，天下归心，那是自然而来的。
“以其不争”，圣人的不争，是对于利益不争，利益由别人先得，坏事情别人不要去，由他先面对。这个“不争”是不争好处，并不是不做事。“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世界上没有人与他争。不是不敢与他争，而是不想争，因为他接受的都是倒霉的事情，别人不会来抢了。这是上古传统的政治哲学以及政治艺术的道理。
（选自《老子他说》）
不必要求成功在我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老子》
道家、佛家、儒家教人的道理几乎都是一样的。不过佛家、儒家是从正面讲，老庄道家是从反面说。反面说，意义深刻，不但深刻，而且更具有启发性的作用。佛家与儒家从正面上说，往往变成了教条式的告诫，反而使人抗拒。老庄道家的说法却合乎“曲则全”的作用，比较使人容易接受。
“不自见，故明”。人本来要随时反省，使自己看见自己才好，为什么在这里却说要“不自见，故明”呢？这是说，人不可固执主观的成见，执着了主观成见，便同佛家所说的“所知障”，反为自障了！有了主观成见，就无法吸收客观的东西。尤其对一个领导人来讲，千万不要轻易犯了这个错误，即如一个公司的老板、董事长，一旦事业成就，便不可得意忘形，须有“不自见”，才能更加明白事理。有人说，老庄是帝王学，是伟大的领导术，也许重点就在这些至理名言中。当一个领导群众的人，千万不可有“自见”，需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把所有的智慧，集中为你自己的智慧，你的智慧就更大了。
“不自是，故彰”。“自是”与“自见”差不多是同一个道理，但同中有异。“自是”是主动认为我一定都对的，我绝对没有错。譬如现在人喜欢引用拿破仑说的“拿破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乍听很有气魄，其实拿破仑就太“自是”，结果还是要失败。他不过是像项羽一样的人物，并没有真正成功的内涵。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难字，那是“自是”。
“不自伐，故有功”。“自伐”是自我表扬的代名词。有了功劳的人爱表功，差不多是人们的常态。尤其许多青年同学，很容易犯这个毛病，虽然只做了一点事，就想人家表扬一下，要鼓励鼓励。有些人稳几天可以，多过几天心里就稳不住了，我做的事这么久了，好像老板都不知道，就要想办法表现出来。真正有修养的人不自伐，有功等于无功，儒家的人常以尧舜来做标榜，“功在天下”“功在国家”，而他自己更加谦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贡献似的，那才是不自伐的最高竿，当然不会埋没了你真正功高望重的知名度的，因为天下明眼人毕竟很多。
“不自矜，故长”。“自矜”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自尊心，说好听点叫自尊心，说不好听就叫作傲慢，自尊心与傲慢几乎是同一心态，但用处不同，效果也不一样。比如走在街上，看到别人的钞票掉了，很想把它捡起来，但又不敢去捡，为什么？因为有自尊心。那你就干脆捡起来等人来认领，或是送到警察派出所招领，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所以自尊与傲慢，看是用在什么地方，用不对了，就是傲慢，用得好就是自尊。傲慢的人不能成功，所以要不自矜。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四不”的名句，是为人立身处世必然要记住的道理，岂止要把它作为“座右铭”，应当要把它作为“额头铭”，要贴在额头上，记在脑子里，则终身受用不尽。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讲到这里，全篇还是一句老话——“曲则全”。
要怎样才能做到无争呢？好处都属于别人的。例如佛家所说就要菩萨发心，慈悲爱人，爱一切世人，一切牺牲都是为别人，自己不想得到任何一点报酬。因此，“天下莫能与之争”。纵然要争，也没有用，我既什么都不要，本来便是空，与“空”争个什么！人之所以有祸害、有痛苦、有烦恼，就是因为想抓住点什么，既然一切都不要、都舍出去了，那自然无争，自然争不起来。这看来是反面文章，其实正是为了正面可保全自己，成就自己的道德，完美自己的人格，所以老子加重语气说：“岂虚言哉？”这不是空话啊，不是空理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