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要注意，作为干部，你看管仲的大臣风度，我们年轻同学没有经验，被领导这一问，可能就会说交给老王啊、老李啊。管仲不是，“公谁欲欤？”他先把小白的心理抓住，防止他后面乱，你心里想交给谁啊？这一句把小白问住了，他不敢对管仲讲的，这时他有点怕管仲，不是权威的怕，是道德上尊敬。所以管仲就是叫他自己讲出来。一个领袖不能随便讲话，他只好提正派的人物，说鲍叔牙可以接你的位子吧？这是管仲最好的朋友，但是管仲说不行！前面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管仲一生的事业在历史上留名，诸侯间第一位名相，权位之大，是鲍叔牙培养出来的，宰相位置你不干，总该他干了吧？管仲却说不可。这才是真朋友，当然只有管仲能做这样的朋友，也只有鲍叔牙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是别人，不恨死才怪，我帮了你一辈子，你要断气了还不推荐我！结果鲍叔牙听了，不晓得多么感激管仲！什么理由？这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作风。
管仲把鲍叔牙看得透透的，他说鲍叔牙人格太好，不能干大政治。头脑太清醒的、太爱干净的人没有福气；反而脏兮兮的、邋里邋遢的，福气好得很。中国人讲话，选媳妇要选一个丑一点的，“福在丑人边”，太漂亮就红颜多薄命，同样的道理。鲍叔牙这个人太好了，既规矩，又清廉，人格高尚，要求自己太干净了，不能玩政治。难道政治是坏人玩吗？不是。大政治家能够包容好人，也能够兼容坏的，黑的白的，五颜六色，他都能够包容。这个社会就是形形色色，要能够包容得了形形色色才行。鲍叔牙对于不如他的人，比他穷的人，学问、人格、一切不如他的人，宽大得很，能够包容。可是有个毛病，你如果做错一点事，讲错一句话，人格有一点毛病，他会牢记，认为这个人不行。这一种好人社会上很多哦，主观成见特别强，这怎么可以做领导人啊！你如果把国家、全国的政治大权交到他手上，搞不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你齐桓公，而且充其量干一两年就出大毛病。
这就是管鲍之交，管仲敢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换过来鲍叔牙也可以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管仲也”。
既然鲍叔牙不行，那谁行呢？管仲说，要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把政权交给隰朋。隰朋这个人，才具没有管仲好，但人很可爱，管仲对他的评语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他作为部下，长官不会害怕他，不会防备他，觉得他很可信任，因为上面会忘记这个人。你说谁能够做到？像我们坐在办公室里，你再好，坐在旁边我也不会忘记啊！觉得有个人坐在这里是一种妨碍。如果一个人坐在这里，使我们忘记了他，这个人不是菩萨就是鬼了。那真是好人啊，好得使你忘记他。如果上面随时记着你，那要命了，这件事不能让你知道，让你看到不行，那就难办了。这个忘不是忘记你这个人，是忘掉你在这里的妨碍，这样就没有压迫感了。年轻同学能做到这样就成功一大半，后面就好办了。部下对他没有不信仰的，没有部下会违背他。这一句考核，说明这个人已经可以当宰相了。
“愧其不若黄帝”，他的道德还不止如此，他自己每天总觉得自己的学问道德不够，天天求进步，惭愧没有像我们老祖宗黄帝那么伟大。“而哀不己若者”，对部下有些程度不及他、人品不及他的，很怜悯同情，没有傲慢，没有看不起人。“以德分人谓之圣人”，能够以道德感化人的是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人”，能够拿经济钱财帮忙别人，已经够得上贤人。“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这个“临”字要注意，居高临下叫作“临”，自己觉得有能力有恩惠给人家，有贤德给人家，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个人不能当领袖。换句话说，你有道德也不足以骄慢人，你对人家有好处，早就应该忘掉。我几十年来常常碰到这种人，他牢记自己对人如何如何好，这一种人就不行了，所以施恩不忘的人不能做领导。如果施恩于人的话，当下就要忘掉，不要希望人家报答你。而我们受恩的人，一辈子不能忘记报答。所以“以贤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施恩不忘报的人，别人对他一定非常恭敬，一定服从他的领导。
管仲评论隰朋，说他是个贤德之人，但是他谦虚，能够下于人，“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他那么好的道德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一句话更显示他的优点了，乃至他家里的人，对他还没有这样彻底的了解。所以管仲的结论是“勿已”，你要实在找不到人，“则隰朋可”，就把宰相的位子交给隰朋吧！
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
“然则”是古文写法，就是这样一件事。“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这就是政治上，也是人生最高哲学。列子说这样讲起来，管仲并不是看不起鲍叔牙，并不是轻视这个朋友，他对齐桓公不得不把鲍叔牙的优点与缺点讲出来。“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管仲对隰朋这个人也并不是特别优厚，而是为了国家，为了齐桓公对他的感情，必须找一个为国家、为老百姓真正做事的人。
“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人的交情，有些朋友一开始好得不得了，亲热得很，厚道得很，最后搞得非常薄，刻薄。有些则是开始清淡，马马虎虎，最后非常之好，所以人生一切事情要看结论、看结果。但是看结果就很难，所以讲“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总之不要有主见，没有我见，没有成见，应该完全为公。在做人的道理上，要完全为真理，这样才对。
（选自《列子臆说》）
你的老板有前途吗
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最初是没有制度的，每天上朝开会，文官武将和他吵，乱七八糟，简直没有办法。叔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为了保持文化道统，也曾跟过楚霸王，意见行不通，后来跟随汉高祖。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见读书人就骂。所以叔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什么气都受。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叔孙通说不必心急，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等到汉高祖平定天下，他去见汉高祖，建议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谓：“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你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就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天下你是打下来了，但是将来治理天下，不能永远打下去呀！汉高祖这种人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个性固然强，可是别人有理由他一定会听。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问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替他拟订计划，建立制度。几个月以后，把所订的制度礼仪“朝班”都演习好了，再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种仪式，那种威风，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俨然是大汉皇帝气派。汉高祖这一舒服，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
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叔孙通有办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后，召集知识分子开会，向大家说，据说外面在造反，有没有这回事？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都说真话，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并劝二世改过。唯有叔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是乱传话说造反的，二世听了，认为很对，非常高兴。可是叔孙通讲过这个话，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所以《长短经》就说，叔孙通“阿（阿谀）二世”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吗？于是赵蕤引证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后人对历史的看法。
叔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举，如“朝班”制度，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虽然历代各有不同沿革，但一直到清末，实行了几千年。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叔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汉代以来，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对叔孙通小节方面的批评，他从大处着眼下笔，说叔孙通：“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王允说《史记》是一部“谤书”，毁谤汉朝的大著作，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史记》的字句，司马迁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进”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测量测量老板，跟随他有没有意义，前途有没有希望。“前哲所韪”，前辈哲人（代表贤人、圣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对的，是应该的原则。这八个字，已经把一般人对叔孙通的评论推翻了。
司马迁再为这个“生”字做申论说“叔孙生希世度务”。“生”是先生。就是说叔孙通为了继承文化，不致中断，希望有个好的社会，执行正统的文化。进退之间，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时代变，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礼。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结果目的都达到了。他跟随汉高祖，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等于当个附员，闲的差事，拿一点薪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后来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成为一代儒宗。
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树一样，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只有这棵树是直的，但这棵树也很危险，容易被人砍掉，所以虽然是直的，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在这种时代是很难处的，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显得特别，就会吃亏，但要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样又不行。在“致曲则全”的原则下，必须保持一贯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道同委蛇”，做人的法则好像太极拳一样，跟着混，结果达成目的，这就是叔孙通的做法。
这是说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为个人，要站住已如此之难，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
（选自《历史的经验》）
一个下属的自我修养
（一）冲而用之或不盈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
“冲”与“盈”是对等性的。冲，便是虚而不满，同时有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含义。如果解释为用中而不执一端或不执一边的意思，也可以相通。总之，道的妙用在于谦冲不已，犹如来自山长水远处的流泉，涓涓汩汩而流注不休，终而汇聚成无底的深渊，不拒倾注，永远没有满盈而无止境。
从个人修养来讲，要能冲虚谦下，永远不盈不满，来而不拒，去而不留，除故纳新，流存无碍而不住。凡有太过尖锐，特别呆滞不化的心念，便须顿挫而使之平息。一切不为太过、太甚。
从事功方面来讲，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建立一代事功的帝王，严格说来，只有汉文帝和清初的康熙。退而求其次，用历史上名将相的事功，来说明老子“冲而用之或不盈”以及“挫其锐，解其纷”的作为，也可“得其圜中，应用无穷”了！
郭子仪是道道地地经过考试录取的武举异等出身，历任军职，到了唐玄宗（明皇）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才开始诏命他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克朔方节度使，屡战有功。当唐明皇仓皇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来称号唐肃宗，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节度使的职权。转战两年之后，郭子仪从帝子出任元帅的广平王李豫，统率番汉兵将十五万收复长安。肃宗曾亲自劳军灞上，对他说：“国家再造，卿力也。”但在战乱还未平靖，到处尚需用兵敉平的时候，恐怕郭子仪、李光弼等功劳太大，难以驾驭，便不立元帅，而派出太监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来监军。
一个半男半女的太监又懂得什么，但他却代表了朝廷（政府）和皇帝，处处加以阻挠，动辄掣肘，致使王师虽众而无统帅。在战场上，各个将领互相观望，进退失据。不得已，又诏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鱼朝恩因此更加忌妒，密告郭子仪许多不是，因此又诏郭子仪交卸兵权，回归京师。郭子仪接到命令，不顾将士的反对，瞒过部下，独自溜走，奉命回京闲居，一点也没有怨尤的表示。
接着，史思明再陷河洛，西戎又逼据首都，经朝廷（政府）公认，郭子仪有功于国家，现在大乱未靖，不应该让他闲居散地。肃宗才有所感悟，不得已，诏他为诸道兵马都统，后来又赐爵汾阳王。可是这时候的唐肃宗已经病得快死了，一般臣子都无法见到。郭子仪便再三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因此才得引见于内寝，此时肃宗亲自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完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后来称号为唐代宗，又因亲信程元振的谗言，暗忌宿将功大难制，罢免了郭子仪的一切兵权职务，只派他为监督修造肃宗坟墓的山陵使而已。郭子仪愈看愈不对，一面尽力修筑好肃宗的陵寝，一面把肃宗赐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当然包括机密不可外泄的文件）统统缴还上去，才使代宗有所感悟，心生惭愧，自诏说：“朕不德，诒大臣忧，朕甚自愧，自今公毋疑。”
跟着，梁崇义窃据襄州，叛将仆固怀恩屯汾州，暗中约召回纥、吐蕃寇河西，践径州，犯奉天、武功。代宗也同他的祖父唐明皇一样，离京避难到陕州。不得已，又匆匆忙忙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坐镇咸阳。这个时候，郭子仪因罢官回京以后，平常所带的将士都已离散，身边只有老部下数十个骑士。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出发，借民兵来补充队伍，一路南下，收集逃兵败将，加以整编，到了武关，又收编驻关防的部队，凑了几千人。后来总算碰到旧日的部将张知节来迎接他，才在洛南扩大阅兵，屯于商丘。因此，又是军威大震，使得吐蕃夜溃遁去，再次收复两京。
大概介绍了郭子仪个人历史的几个重点，就可以看出他的立身处世，真正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尤人的风格。他带兵素以宽厚著称，对人也很忠恕。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不顾一切，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所以屡黜屡起，国家不能没有他。像郭子仪这样作为，处处合于老子“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经大法，无怪其生前享有令名，死后成为历史上“富贵寿考”四字俱全的绝少数名臣之一。
（二）郭子仪与鱼朝恩的恩怨
这一件有关他个人行谊的故事，足以说明“挫其锐，解其纷”的做法。
郭子仪与监军太监鱼朝恩的恩怨，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上，是相当严重的。鱼朝恩曾经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当唐代宗大历四年春天，郭子仪奉命入朝，朝野人士都恐怕他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代宗也为了这件事特别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人。
鱼朝恩便来邀请他同游章敬寺，表示尊敬和友好。这时的宰相元载，也不是一位太高尚的人物。元载知道这个消息，怕鱼朝恩拉拢郭子仪，问题就大了。这种政坛上的人事纠纷，古今中外，都是很头痛的事。因此，元载派人秘密通知郭子仪，说鱼朝恩的邀请，是对他有大不利的企图，要想谋杀他。郭子仪的门下将士听到这个消息，极力主张要带一批武装卫队赴约。郭子仪却毅然决定不听谣传，只带了几个必要的家僮，很轻松地去赴会。他对部将说：“我是国家大臣，他没有皇帝的命令，怎么敢来害我。假使受皇帝密令要对付我，你们怎么可以反抗呢？”就这样，他到了章敬寺，鱼朝恩看见他带来的几个家僮戒备性的神情，非常奇怪地问他有什么事。郭子仪老老实实告诉他外面有这样的谣传，所以我只带了八个老家人来，如果真有其事，免得你动手时还要煞费苦心布置一番。他这样的坦然说明，感动得鱼朝恩掉下了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长厚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言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
（三）卢杞、李白与郭子仪
郭子仪的晚年，退休家居，忘情声色来排遣岁月。那个时候，后来在唐史《奸臣传》上出现的宰相卢杞，还未成名。有一天，卢杞来拜访他，郭子仪正被一班家里所养的歌伎包围，得意地欣赏玩乐，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他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谈谈笑笑，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这样慎重？”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心胸狭窄，有仇必报，长相又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最爱笑，没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青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过去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对郭子仪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他还是曲予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讲到这里，忽然想到另外一则李太白与郭子仪有关的故事。在郭子仪初出茅庐，担当小军官时，不小心犯了军法而被扣押。这件事被李白知道了。李白早就非常器重这位少壮军官，一听到消息，就找到郭子仪的长官说情，这长官也是李白的朋友，因此从轻处置，平安无事。后来安禄山造反，天宝十五年，李白在江西浔阳却和另一位李家帝子永王李璘相识，加入幕府。永王名义上是起兵勤王，实际上也想趁机上台当皇帝，因此违抗肃宗的东巡诏命，结果兵败丹阳，李白也受到牵累，在浔阳坐牢，后来又被流放到夜郎。好在郭子仪已收复两京，名震一时，功劳又大，他知道李白受到牵连致罪，就拿他的战功极力保奏，李白才蒙赦免。这件历史故事记载在唐人诗话中，是否真实，我们不讲考据。不过一个名士与名将的知遇结合，却是人们情愿相信确有其事，而且也显见古人长厚，好人好事的一报还一报，很是痛快淋漓。因此昔日女诗人汪小蕴写论史诗，有“一代威名迈光弼，千秋知己属青莲”的名句，青莲是李白的别号。
史载，郭子仪年八十五而终，他所提拔的部下幕府中，有六十多人后来皆为将相，八子七婿皆贵显于当代。“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历代功臣能做到这三条实在大难而特难。这都是郭子仪一生的做人处事，自然合乎“冲而用之或不盈”“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的原则。
（选自《老子他说》）
大时代中如何进退自如
李泌也是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几乎和郭子仪相终始，身经玄、肃、代、德四朝，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对外策划战略，配合郭子仪等各个将领的步调，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说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只因他一生爱好神仙佛道，历来被儒家出身、执笔写史的大儒之主观我见所摒弃，在一部中唐变乱史上，轻轻带过，实在不太公平。其实，古今历史，谁又敢说它是绝对公平的呢？说到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之道的作为，实在是望之犹如神仙中人。
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称誉，已能粗通儒、佛、道三家的学识。在唐玄宗政治最清明的开元时期，他只有七岁，已经受到玄宗与名相张说、张九龄的欣赏和奖爱。有一次，张九龄准备拔用一位才能不高，个性比较软弱，而且肯听话的高级巨僚。李泌虽然年少，跟在张九龄身边，便很率直地对张九龄说：“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素来便有正直无私的清誉，难道你也喜欢低声下气而缺乏节操和能力的软性人才吗？张九龄听了他的话，非常惊讶，马上很慎重地认错，改口叫他小友。
（一）白衣山人
到了安禄山造反，唐明皇仓皇出走，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到处寻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灵武。肃宗立刻和他商讨当前的局面，他便分析当时天下大势和成败的关键所在。肃宗要他帮忙，封他做官，他恳辞不干，只愿以客位的身份出力。肃宗也只好由他，碰到疑难的问题，常常和他商量，叫他先生而不名。这个时候，李泌已少吃烟火食。肃宗有一天夜里，高兴起来，找来兄弟三王和李泌就地炉吃火锅，因李泌不吃荤，便亲自烧梨二颗请他，三王争取，也不肯赐予。外出的时候，陪着肃宗一起坐车。大家都知道车上坐着那位穿黄袍的，便是皇帝，旁边那位穿白衣的，便是山人李泌。肃宗听到了大家对李泌的称号，觉得不是办法，就特别赐金紫，拜他为广平王（皇太子李豫）的行军司马。并且对他说：先生曾经侍从过上皇（玄宗），中间又做过我的师父，现在要请你帮助我儿子做行军司马，我父子三代，都要借重你的帮忙了。谁知道他后来帮忙到子孙四代呢！
李泌看到肃宗当时对政略上的人事安排，将来可能影响太子的继位问题，便秘密建议肃宗使太子做元帅，把军政大权付托给他。他与肃宗争论了半天，结果肃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肃宗对玄宗的故相李林甫非常不满，认为天下大乱，都是这个奸臣所造成，要挖他的坟墓，烧他的尸骨。李泌力谏不可，肃宗气得问李泌，你难道忘了李林甫当时的情形吗？李泌却认为不管怎样，当年用错了人，是上皇（玄宗）的过失。但上皇治天下五十年，难免会有过错。你现在追究李林甫的罪行，加以严厉处分，间接地是给上皇极大的难堪，是揭玄宗的疮疤。你父亲年纪大了，现在又奔波出走，听到你这样做，他一定受不了，老年人感慨伤心，一旦病倒，别人会认为你身为天子，以天下之大，反不能安养老父。这样一来，父子之间就很难办了。肃宗经过他的劝说，不但不意气用事，反而抱着李泌的脖子，痛哭着说：我实在没有细想其中的利害。这就是李泌“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手笔。唐明皇后来能够自蜀中还都，全靠他的周旋弥缝。
（二）山人自有妙计
肃宗问李泌剿贼的战略，他就当时的情势，订出一套围剿的计划。首先他断定安禄山、史思明等的党羽，是一群没有宗旨的乌合之众，目的只在抢劫，“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因此，他拟定战略，使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隔断盗魁四将，不敢南移一步。又密令郭子仪开放华阴一角，让盗众能通关中，使他们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粹劲骑，不逾年而蔽。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各路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帝子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肃宗统统照他的计划行事，后来都不出其所料。这便是李泌的“挫其锐，解其纷”的战略运用。
后来最可惜的，是唐肃宗急功近利，没有听信李泌的建议，致使河北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沦陷于盗贼之手，便自粉饰太平，因此而造成历史上晚唐与五代之际华夷战乱的后遗症。
为了特别褒扬久被埋没的李泌长才，再略加说明他的行谊事绩。肃宗为了尽快收复首都长安，等到郭子仪筹借到西北军大集合的时候，便对李泌说：“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李泌就说：如果动用大军，一定想要速得两京，那么贼势一定会重新强盛，我们日后会再受到困扰。现在我们有恃无恐的强大兵力，全靠碛西突骑（骑兵）、西北诸戎。假如一定要先取京师，大概在明年的春天，就可成功。但是关东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等情况，春天来得较早，气候容易闷热，骑兵的战马也容易生病，战士们思春，也会想早点回家，便不愿再来辗转作战了。那么，沦陷中的敌人，又可休养士卒，整军经武以后，必复再度南来，这是很危险的办法。但是肃宗这次却坚决地不听李泌的战略意见，急于收复两京，可以称帝坐朝，由此便有郭子仪借来回纥外兵，从元帅广平王等收复两京的一幕出现。
两京收复，唐明皇还都做太上皇，肃宗重用奸臣李辅国。李泌一看政局不对，怕有祸害，忽然又变得庸庸碌碌，请求隐退，遁避到衡山去修道。大概肃宗也认为天下已定，就准他退休，赏赐他隐士的服装和住宅，颁予三品禄位。
另有一说，李泌见到懒残禅师的一段因缘，是在他避隐衡山时期。总之，“天道远而人道迩”，仙佛遇缘的传说，事近渺茫，也无法确切地考据，存疑可也。
（三）英雄退步学神仙
李泌在衡山的隐士生活过了没多久，身为太上皇的唐明皇死了，肃宗跟着也死了，继位当皇帝的，便是李泌当年特别加以保存的皇太子广平王李豫，后来称号为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马上就召李泌回来，起先让他住在宫内蓬莱殿书阁，跟着就赐他府第，又强迫他不可素食，硬要他娶妻吃肉，这个时候，李泌却奉命照做了。但是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的不合作，找机会硬是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暗地对他说，先生将就一点，外出走走也好。没多久，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他还京，准备重用。但又为奸臣常衮所忌，怕他在皇帝身边对自己不利，又再三设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峡团练使，后再迁任杭州刺史。他虽贬任地方行政长官，但到处有很好的政绩，这便是李泌“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的自处之道。
当时奉命在奉天，后来继位当皇帝，称号为唐德宗的皇太子李适，知道李泌外放，便要他到行在（行辕），授以左散骑常侍。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议，代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到了德宗继位后的第三年，正式出任宰相，又被封为邺侯。勤修内政，充裕军政费用。保全功臣李晟、马燧，以调和将相。外结回纥、大食，以困吐蕃而安定边陲。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反复申辩上奏达十五次之多。总之，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经的筹划，都做到了安和的绩效。
但德宗却对他说：我要和你约法在先，因你历年来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不要一旦当权，就记恨报仇，如对你有恩的，我会代你还报。李泌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害我的李辅国、元载他们，都自毙了。过去与我要好的，凡有才能的，也自然显达了。其余的，也都零落死亡了。我实在没什么恩怨可报的。但是如你方才所说，我可和你有所约言吗？德宗就说，有什么不可呢！于是李泌进言，希望德宗不要杀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言之者。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怒反厌，恐中外之变复生也。陛下诚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了认为很对，接受了李泌的建议。李晟、马燧在旁听了，当着皇帝感泣而谢。
不但如此，他做起事来，非常认真负责，曾经与皇帝力争相权。因为德宗对他说：“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张延赏），刑法委珲（珲瑊）。”李泌就说：“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天下之事，成其平章，不可分也。若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德宗听了，便笑着说，我刚才说错了话，你说得完全对。
不幸的是，宫廷父子之间，又受人中伤而有极大的误会，几乎又与肃宗一样造成错误，李泌为调和德宗和太子之间的误会，触怒了德宗，德宗说：“卿不爱家族乎？”意思是说，我可以杀你全家。李泌立刻就说：“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曰：吾独任汝为相，不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者。”
接着李泌又提出唐肃宗与代宗父子恩怨之间的往事说：“且陛下不记建宁之事乎？”（唐肃宗因受宠妃张良娣及奸臣李辅国的离间，杀了儿子建宁王李倓。）德宗说：“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故耳。”李泌说：“臣昔为此，故辞归，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观兹事。且其时先帝（德宗的父亲代宗）常怀畏惧。臣临辞日，因诵《黄台瓜辞》，肃宗乃悔而泣。”（《黄台瓜辞》，唐高宗太子李贤作。武则天篡位，杀太子贤等诸帝子，太子贤自恐不免，故作：“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德宗听到这里，总算受到感动，但仍然说：“我的家事，为什么你要这样极力参与？”李泌说：“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甚至说到“臣敢以宗族保太子”。中间又往返辩论很多，并且还告诉德宗要极力保密，回到内宫，不要使左右知道如何处理此事。一面又安慰太子勿气馁，不可自裁，他对太子说：“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最后总算解开德宗父子之间的死结。德宗特别开延英殿，独召李泌，对他哭着说：“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李泌听了，拜贺之外，便说：“臣报国毕矣，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德宗除了道歉安慰，硬不准他辞职。过了一年多，李泌果然死了，好像他又有预知似的。
历来的帝王宫廷，一直都是天下是非最多、人事最复杂的场所。尤其王室中父子兄弟、家人骨肉之间权势利害的悲惨斗争，真是集人世间悲剧的大总汇。况且“疏不间亲”，古有明训。以诸葛亮的高明，他在荆州，便不敢正面答复刘琦问父子之间的问题。但在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子骨肉之间，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排难解纷，调和其父子兄弟之间的祸害，实在是古今历史上的第一人。
因此，汪小蕴女史咏史诗，论邺侯李泌，便有“勋参郭令才原大，迹似留侯术更淳”的名句。郭令，是指郭子仪。郭子仪的成功，全靠李泌幕后的策划。留侯，是写他与张良对比。可惜在一般史书所载的偏见评语，轻轻一笔带过，还稍加轻视的色调，如史评说：“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怪诞，故为世所轻。”其实，查通正史，李泌从来没有以神仙怪诞来立身处事。个性思想爱好仙佛，只是个人的好恶倾向，与经世学术，又有何妨？善用谋略来拨乱反正、安邦定国，谋略有什么不好？由此可见，史学家的论据，真是可信而不能尽信，大可耐人寻味。
（选自《老子他说》）
功高震主怎么办
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释、道三家的哲学，作为文化的主流。在这三家中，佛家是偏重于出世的，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的，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像一个人，跨了门槛站在那里，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让人去猜他将入或将出，而别人也永远没有办法去猜。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其中一套，是著了一部《冰鉴》，把相人之术——这是他老师教给他的——传给后世的人。自他以后，有许多政治的、军事的乃至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运用他这部《冰鉴》所述的相人术选才用人，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或者说：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怎样弄好鸡窝，怎样整理菜园，表示很快要回家种田等，这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
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清兵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达到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功高震主”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试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一位公司老板，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而且很努力，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逐步上升，而股长，而主任，而经理，一直升到总经理。到了这个阶段，公司的一切业务，许多事情，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同下面的人缘又好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险了。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雍正皇帝是用得最著名而收效的，雍正以后的清朝帝王，均未放弃这一手法。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望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领而已。
再从曾国藩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很明显地看到他深切地了解老庄思想，灵活运用老庄之道。这首诗说：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屠羊说”的典故，就出在《庄子》的《让王篇》。屠羊说，本来是楚昭王时市井中一个卖羊肉的屠夫，大家都叫他屠羊说，事实上是一位隐士。“说”是古字，古音通“悦”字。当时，因为伍员为了报杀父兄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败亡，昭王逃难出奔到随国。屠羊说便跟着昭王逃亡，在流浪途中，昭王的许多问题，乃至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是他帮忙解决，功劳很大。后来楚国复国，昭王派大臣去问屠羊说希望做什么官。屠羊说答复道：楚王失去了他的故国，我也跟着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国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爵禄，还要什么赏赐呢？昭王再下命令，一定要他接受，于是屠羊说更进一步说：这次楚国失败，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现在复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也不能领赏。
他这话是多少带刺的，弦外之音就是说，你当国王失败了，才弄得逃亡。现在你把国家救回来了，也是你的努力和福气。所以楚昭王从大臣那里听到他这样的话，知道这个摆羊肉摊子的，并不是普通人物，于是叫大臣召他来见面。不料屠羊说更乖巧，他回答说：依照我们楚国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有很大的功劳，受过重赏的人，才可以面对面见到国王。现在我屠羊说，在文的方面，没有保存国家的知识学问，在武的方面，也没有和敌人拼死一战的勇气。当吴国的军队打进我们首都来的时候，我只因为怕死，而急急慌慌逃走，并不是为了效忠而跟随国王一路逃的，现在国王要召见我，是一件违背政体的事，我不愿意天下人来讥笑楚国没有法制。
楚昭王听了这番理论，更觉得这个羊肉摊子老板非等闲之辈，于是派了一位更高级的大臣，官司马，名子綦——相近于现代的国防部长，吩咐子綦说，这个羊肉摊的老板，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他所说的道理非常高明，现在由你去请他来，说我要请他做国家的三公高位。想想看，由一位全国的三军统帅出面来请，这中间有些什么意味。可是屠羊说还是不吃这一套，他说我知道三公的地位，比我一个羊肉摊老板不知要高贵多少倍，这个位置上的薪水，万钟之禄，恐怕我卖一辈子羊肉也赚不了那么多。可是，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而使我的君主得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我还是不能够这样做的，请你把我的羊肉摊子还给我吧！
当然事实上，楚昭王能复国，许多主意并非都是由这位羊肉摊老板提出来的。后来他再三再四地不肯做官，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老庄精神，正是最有学问的人。
曾国藩写这首诗，引用屠羊说的典故，是对他的弟弟曾国荃下警告。他知道，这时的客观环境，对他的危险性非常大。不但上面那位老太太——慈禧太后，非常厉害，难侍候之至，自己不能不居高思危。而外面议论他，批评他，讲他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打进南京的时候，太平天国的王宫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都被曾国荃搬走了。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至交好友王湘绮，亦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是把曾氏兄弟以及湘军的坏处，也写进去了。这时曾国藩兄弟也很难过。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哥哥，还有一些重要干部，对于外来的批评，都受不了，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清朝，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曾有人把这意见写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疲累了，先去睡一下。”打发那人走了，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的性命。
同时，他训练出来的子弟兵，也已经变成骄兵悍将。打下太平天国以后，个个都有功劳，都有得意自满的心理，很容易骄横，所以又教他的学生李鸿章，赶快训练淮军，来接他的手，冲淡湘军的自满骄横。
事实上，如果曾国荃与湘军一冲动，半个中国已经是他的，似乎进一步就可以把大好河山拿下来。但真的拿不拿得下来呢？亦自有拿不下来的道理。我们现在来仔细研究当时的情况，的确有拿不下来的理由。到底还是曾国藩了不起，宁可不做这件事，所以写了这样一首诗，要曾国荃“低头一拜屠羊说”。他说：尽管左面挂满了中央政府——朝廷的褒奖状，可是要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不必因此自满自傲，右边放了毁谤、诋咒我们的文件，这也同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生气。“人间随处有乘除”，人世间本来就如天秤一样，这头高了那头低，这头低了那头高，不必想不开。“低头一拜屠羊说”，只要效法屠羊说的精神与做法，学习这位世上第一高人，那么“万事浮云过太虚”。荣誉也好，毁谤也好，都不过是碧天之上的一片浮云，一忽儿就要被风吹散，成为过去，澄湛的碧天，依然还是澄清湛蓝的。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是精通老庄之学，擅用老庄之学，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作风，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打打坐而已，这种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则，便真的要“悔读南华庄子文”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先懂了这一史实的道理以后，再来研究《老子》，就更容易了解到《老子》的哲学思想，在用的方面——大而用之于天下国家的大事，小而用之于个人立身处世之道，乃至于由平日的为人，进一步升华到形而上修养之道了。
（选自《老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