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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安插在ghq的三名“亲信”都很无能，他们只有打仗经验，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高层无能又无经验，这已成了常规。举例来说，占领军负责经济科学方面的少将却一辈子待在炮兵队。担任ghq民政局局长的少将则是正规的步兵军官，显然并没有监督日本全国民事行政的经验。在军政部底下负责所有教育课程的中校，之前不过是在美国南方（众所周知那里并没有进步的学制）某一州的某所无名中等学校担任管理员。在军政部底下负责所有民间情报的中校，以前原本是某大型石油公司的广告宣传人员……掌管经济科学的部长，地位应该不低于经济学者；民事学部长这个职务应该分派给具有行政经验的人；教育部部长应是具备丰富经验与见识的教育家；至于情报部长，应该是宣传或舆论调查专家。而这些职位的接替者必须都是文官。（摘自特克斯塔《在日本的失败》）
对于这个人人批判的无能军方首脑部门，美国政府为何没有下令撤换呢？答案很简单，他们太相信麦克阿瑟了，而且“本土军人”比美国政府的势力更强。关于这点，只要想想过去日本关东军有多强势就知道了。
其中被视为军事专家的威洛比，就是日后朝鲜战争时，由于过分轻视中国军队的实力，导致战败的罪魁祸首。
威洛比性情粗暴，很喜欢欺凌下属，颁布的政策朝令夕改，完全不当一回事儿。惠特尼则是把一切都交给凯吉斯，自己花天酒地。马卡特更喜欢在会议上针对最基本的经济术语问一些无厘头的问题，使得举座啼笑皆非。这些无能的首脑，为了争取麦克阿瑟的“印象分”，在各单位放逐了超过必要人数的人，也难怪日本各界会陷入混乱。加上这当中又掺杂了中伤和阴谋，还有ghq的下级职员和口译者的介入，情势就变得更复杂诡异了。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最后ghq的政策不得不大幅度转变。
这个转变的重点，就是松本治一郎遭放逐一事。将半生都奉献给部落解放运动的松本，何以非得被放逐不可，这一点令人百思不解。但如果把此举视为ghq政策转换的过渡，就解释得通了。
昭和二十一年一月，松本被列入房主黑名单，但立刻遭到抗议。当时任首相秘书官的福岛慎太郎向ghq陈情，解释松本不该被列入放逐名单的原因。最终松本得以成为参谋院副议长，在国会开幕式上挑起天皇的拜谒问题。这一点招来保守党的反感，昭和二十三年九月，ghq再次追究他的资格问题。昭和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进行总选举，翌日松本治一郎就遭到了放逐。
松本被视为“右派”而遭到放逐，但他其实是左派分子，可算是这次清共行动的头号牺牲品。
如果不采取这种看法，就无法了解松本治一郎被放逐问题的本质。
占领初期，任职于ghq民政局的多数要员都是思想开明且进步的。他们面对日本的民主化时，打算把在美国本土无法实现的理想政策与激进政策拿到日本实验一番。正如凯吉斯所说，他们想把日本当做试验地。
可是，这项民主化政策产生了ghq没有料到的效果，那就是共产党的出现，劳工运动的日益激化。ghq不得不自行扑灭自己煽起的火。
在占领管理这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上，负责统治或管理的国家总会优先考量自己的利益。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顺应国际情势的变化，联合国（尤其是美国）也随着政治利益的改变而改变政策，这么一想，修正管理日本的方针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为配合联合国（尤其是美国）期待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日本的国际地位自然也会变化。（《战后日本小史》矢内原众雄编·冈义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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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共之谜至今仍未解开，就连这场旋风的主导者究竟是谁都无法查明。是杜鲁门总统？麦克阿瑟元帅？还是ghq的劳动课？不，难道是当时的政府吉田内阁出的主意？放逐名单的拟定和协助拟定者都是谁？传媒界人士为何最先被开刀？这些问题都未解开。自一九五〇年夏天起，席卷全国各产业的清共行动总共持续了约半年，无论规模还是手段都颇为复杂、古怪。（《文艺春秋》一九五九年六月《日本的污点·清共》）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的罗雅尔宣言，很快便给左派阵营和劳工运动界带来冲击。正好那一年三月爆发递信斗争，这是后来阶级抗争的开端，而且是以国家机构中最激进的成员为中心，颇值得日后记述。
这等于是过去只在政府内进行的斗争转入职场和地区，连接成实际民主战线。这场斗争在各地引发浪花效应，罢工频发，威胁到政府与资本家阵营。这种情势直接导致政府颁布“公务员无权罢工”这项政策，不过美国顾问胡佛以ghq公务员制度课课长身份施压也是部分原因吧。
胡佛企图在《公务员法》中明文规定，日本公务员不像美国人，没有罢工权，也没有正规团体交涉权。
ghq劳动课的齐伦课长和胡佛为此发生了冲突，当着麦克阿瑟的面展开长达八小时的争论。但最终齐伦还是输了，虽然他的任期还剩一年多，却悄然搭上货船返回美国。
齐伦在启程返国的四个小时以前，召集全体干部，发表了三十分钟的演说。主旨是：“今后，日本公务员的处境恐怕会很艰难。不过你们拥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或许可以抗争到底。但是，我无法断言现在采取行动对你们究竟是好还是坏。”
后来事情正如齐伦所言，那一年十二月，《公务员法》被修正，同时制定了公共企业体等劳动关系法。此外，除国铁和烟草公卖局具有团体交涉权外，在其他部门任职的公务员不享有这项基本权利。自治体相关人士则被二〇一号政令绑住，动弹不得。
就这样，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清共行动的阴影也在逐渐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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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对因清共行动而被解雇者宣称，“这是ghq下达的绝对命令”，并表示“这项命令凌驾于国内一切法令之上”。因此，无论什么协约，一旦碰上这项命令，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最先盯上的是广播界——不过当时还没有民营电台，主要是针对nhk。接下来就以nhk为例，略作讨论。
nhk早在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就发生过罢工运动。那次是为了确立国体交涉权和要求加薪，主要发动者是报纸、通信和广播界工会。不过报界人士后来全部脱离，结果只有nhk展开了罢工。当时的民主势力还很强，所以劳方猜想，占领军应该不会介入。而资方起先确实采取守势，中途却开始转变态度，那是因为资方发现有占领军和政府撑腰。
广播部门是由cie（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广播课监督的。该单位的人来到抗争团体中，劝工人们停止罢工行动，甚至无预警地突然跑到工人的工作地点，威胁对方如果不停止就会有麻烦。此举让资方顿时气焰高涨，这注定了工会的全面失败。
nhk起先也是不满战时的做法，频频推出民主化节目，并在这段期间教唱劳动节的歌曲。cie的广播课不时指示他们在节目中讨论天皇制的问题，这会给人一种错觉，认为美国人的做法比较民主。后来，节目中出现了“真相箱”单元，并在播报新闻方面和民主化运动中加强这种倾向。渐渐地，广播课还通过部课长，要求国会减少激进派在讨论会上的发言，这种偏右的新倾向不断引发工会和资方之间的摩擦。昭和二十四年的春天，工会在位于砧区的广播技术研究所召开的大会上分为两派；职场上，“真相箱”和“周日娱乐版”逐渐成为其他员工的眼中钉。接着陆续有人离开，许多人脱离第一工会跑去第二工会，原本有八千人的工会，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而最终剩下的这些人全部被开除了。
其中编辑部员工早在清共运动开始的一年以前，就已被全部调到位于目黑区的广播文化研究所。他们在那里终日无事可做，相当于被流放荒岛。
广播节目基本上是由新闻和音乐这两大部分构成的，经过各种变化后还能以广播剧或其他形式呈现。朝鲜战争期间，新闻播报占了很大的比例。而说到演艺类节目，战前倒是有落语表演或浪曲演唱，不过这类节目都是“借用现场”，电台其实只负责提供场地，并不提供什么创意和设计。文艺部也一样，虽然有久保田万太郎担任文艺部长，但其实文艺并不存在。为此，增田官房长官还曾为播报新闻太民主化向nhk抗议过。
不过，nhk的清共行动和报社不同，很明显，这里并非由经营者下令，而是有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指令。
这是因为ghq负责管理电波，并以驻军广播部的名义使用nhk的部分建筑。无论是下达作战命令还是军令，广播都是最快捷的方式。即使在国内范围内，广播在及时性和广泛性上也都具有报纸所难以比拟的强大影响力。就这个角度而言，广播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nhk的使命，以及报社的作用各不相同，所占比重也不一样。例如，在朝鲜也听得到广播节目，朝鲜人又懂日语，因此ghq在对广播的处理上非常谨慎。所以当时的nhk几乎毫无自主性，可说是由司令部直接管理，对解雇者的通告也是由ghq直接下令。
这项命令并没有解雇书，仅用口头通知解雇者，对方就要在几个小时以后离开。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早上，ghq将解雇者集合，要求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离开此建筑。
“在清共行动正式开展的那一天，早上十点过后，广播文化研究所的人都被叫去集合，ghq以宣读文书的方式命令他们从现在开始不可进出此建筑。所长被ghq叫去后仓皇归来，由部课长代为传达消息，部课长宣读文书时还不停地发抖呢。就算被追着问，得到的答案也只是“总之，这是上级的命令，这是麦克阿瑟的命令，我们无法违抗，只得奉命行事”，把责任通通推给麦克阿瑟。据说在大阪，黑人宪兵全副武装，连总社大楼都有宪兵拿着枪把守，叫我们快滚。”——在nhk工作、并遭到驱逐的某员工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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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清共行动的特征，无论在哪家公司都有以下几个共通点：
1这是占领军下达的绝对命令；2黑名单早已列出；3解雇者一旦接获通知，必须当场离开办公室或该建筑；4未发生抗争；5几乎所有公司都有第一工会和第二工会，工会势力不集中。
有关“清共行动是来自占领军的绝对命令”这一条，几乎在所有案例中都是间接接获通知的。只有nhk有ghq代表出面，那是因为电波发送权由占领军占有，而且占领军也在使用该建筑。其他单位均未采用直接方式，都是通过经营者间接转达，宣称这是司令部的指示。例如，“读卖新闻”就是以社长公告的方式发表如下指令的：
奉联合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于昭和二十五年六月六日、七日、二十六日、七月十八日下达的指令及文书指令，将公然破坏日本安全的激进分子从言论机关驱逐，乃自由民主的报纸的义务。此次有相关方面的再三嘱托，本报社决定借此机会，将激进派及其党羽全部解雇，今日，着令左记诸君立刻辞职。这次的处置优于一切国内法规或劳动协约，此点希望诸君谅解，并继续平静完成社务。
基于以上理由，在交给当事人的解雇令上写着：
本社决定将公然破坏日本安全的激进派及其党羽一律解雇，
因此命阁下今日立刻离职。
这份麦克阿瑟的文书指称：“激进派是有害团体，他们企图煽动大众，发动暴力行为，借此将和平稳定变为无秩序的斗争。”因此，日共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都被剥夺了公职；并于六月七日抨击《赤旗》为“充斥着虚伪、煽动和反动性的报导与社论”，将编辑部全员放逐，六月二十六日命《赤旗》停刊一个月，七月十八日下令无限期停刊。
各家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放逐行动，就是扩大延用对《赤旗》的这项解释。
遭到指名的社员们有守卫随伺在侧，在主管、局长和便衣刑警的环视下拿到解雇令。尽管社员们齐齐质问“这次究竟是美军的指示或命令，还是联合军的唆使”，局长却只是含糊其辞，并未多作答复。
接到放逐令的公司有“朝日”、“每日”、“读卖”、“共同”、“日经”、“东京”、“时事通信”和“放送协会”这八家，其后全国各地方报社也相继被给予同样处置。全国总共四十九家，被解雇的员工总数超过七百人。（《新闻协会十年史》）
ghq对报纸的监视之前就已有些征兆。昭和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发动了一场反对公安条例的示威游行，谁知参加这场示威的东交工会成员桥本金二突然从建筑物二楼坠地身亡。而共同通讯社在报道这则新闻时，特意在照片上画了一条从二楼到地面的虚线。由于这篇报道明显是在暗示警察的暴行，使得ghq大为愤怒。当下认定这是社内的激进派在搞鬼，遂把包括理事长伊藤正德在内的东京各大报社代表通通叫去，作出严厉警告。结果，共同通讯社把九名激进派领导打入冷宫，从编辑部调至资料室等地。后来伊藤正德自己也在ghq的施压下被赶出共同通讯社。这些都是日后清共行动的伏笔。
在可议的清共行动一齐展开的数天前（《赤旗》停刊后的第一个星期），cie召集各社首脑，下达“立刻将社内激进派及其党羽解雇”这项重大指示。各社接获通知后，共同约定于二十八日下午三点一齐发布解雇通知。
这对工会来说非常出乎意料，虽说事前隐约已有预感，但工会还是大为震惊。部分勇敢的女性员工面不改色地接过解雇通知，还针对革命后日本的未来慷慨陈词，叫大家趁早觉悟；也有些男性员工苦苦哀求，直嚷着自己不是激进派，要求收回成命——这正是我在某社看到的情景。不过，被解雇的人虽然拿着解雇书当面质疑，或跑去找工会商量对策，要求公司给个说法，却都只换来一句：“现在什么都不能说，等时机成熟，自然会告诉你的。”有些公司甚至还请来便衣或制服警察在一旁待命，时间久了就强迫赶人，不肯离开的会被警察强行拖出去。（摘自赤泽新一所著《新闻界掀起赤色旋风》，刊于《文艺春秋增刊》昭和二十七年十二月号）
不只报社，其他产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不过资方接获指令后短短四天内就拟好了解雇者名册，动作之快令人惊叹。因此有人推测，这份激进派及党羽名册一定是事先就拟好的。
关于这份名单的拟定，可说因社而异。有些公司是将资方、ghq和特审局三方提出的名单加以比对之后挑出共同人选，也有公司并非如此。当时，激进派要按照团体规定登记身份，因此很容易率先肃清。这是由特审局长官提供的，因此也可说是特审局的名单。ghq的指名大致也是由特审局提供的。
此外似乎还进行了不记名检举。凡是被单位主管盯上的人都将被列入黑名单，在工会活动中发表过“偏激言论”的都在名单之内。
有些人就算没那个意思还是被列进了名单。据说宣布名单时不仅当事人错愕不已，其他人也都感到惊讶。但无论如何，被指名的人不容分说都会被赶出去。
十年前的七月二十九日，东京正下着小雨。在那场雨中，我和二十名同事一起被赶出共同通讯社的大楼。经营者还叫了警察，强迫我们离开。几十名警察将我们团团围住，恐吓我们如果不走就要动用武力。走出去的街道两旁也都成排地站着警察，曾经并桌而坐的同事只能从人缝中挥手向我道别。走出大楼后，我又在雨中走了一阵，紧绷的情绪才开始慢慢放松。浑身湿透走在路上的我，犹如一条丧家之犬。（摘自小琼广胜所著《思想》，昭和三十五年八月）
此外，有些人只因为一点小事便被指名放逐。指控曾购读《赤旗》还算说得过去，有些人只因为家里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就被烙上激进派的烙印。也有些人是因为家中有拥护激进派的弟弟，导致高居课长一职的哥哥要被公司开除。还有人是因为在职工大会上批评过上司而遭到放逐。这些放逐行为全都建立在“这是占领军的指示”这种“凌驾于司法之上”的绝对命令上，所以当事人无法作任何抵抗。
可想而知，对经营者来说，也想趁机把平时热衷于工会运动或看不顺眼的人列入黑名单中一并铲除。虽然ghq的新闻课课长殷波登曾发表言论说这项指令被放大解释了，但对大部分经营者来说，不必引发任何纷争便可让“眼中钉”乖乖离职，也就乐得把这项指令视为珍宝。而在主管的劝告下改变主意的人则可以继续留下。不久前还握着某人的手大加鼓励的女部长，自从放逐令发布以来，便突然对人不理不睬。此外还有人因为“协助”拟定名单工作而升官变成组长的。
面对这种情形，工会方面大致没什么反抗，甚至还有报社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一、遵从占领政策；二、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这次的处置应为不得已。”新闻界的劳工联盟虽然召开了驻东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却在会上爽快地认可：“这次的处置是秉承抵制激进派素来抵抗民主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加上其对朝鲜目前局势所表现出的态度，我们认定，这次活动并不是为了钳制民主主义和新闻言论界的劳工运动。”不管工会的反应如何，他们都无法抵抗这沉重的压力。
工会这种不抵抗态度，必须结合当时劳工运动的情势来研究。国铁发动定员法，并公布第一批开除名单，工会正要发起抗争之际发生下山事件；紧接着，第二批开除人员名单公布后又发生了三鹰事件和松川事件。由于被渲染得对工会方面不利，导致劳工遭到其他阶级的孤立，瓦解了抗争态势，政府得以强行进行期待中的行政整顿。相反地，工会的抗争却退潮了。虽然日立接着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反对企业整备抗争，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也使得工会运动再度衰退。这段期间，产别旗下各有力工会内部的“民同”势力窜起，加速了工会组织的分裂。民同派的有力工会相继脱离产别，最后结成“总评”，产别完全失去主导权，萎缩为无力集团。劳工运动的这种状态，令日本政府和占领军更有信心强行推动清共行动。
此外，激进派对这次清共行动几乎毫无作为，这也是造成抗争意愿低落这一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
在这段清共斗争期间，激进派的内部斗争也在以最拙劣的方式不断上演。不仅未能将斗争组织化，反而将大众抗争的努力化为流水。（摘自齐藤一郎所著《战后日本劳工运动史》）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审局又在拟定清共名单这件事中插了一脚。特审局原本是昭和二十二年由内阁调查局演变而来的，是负责审查放逐者资格的审查机构。起初成立的目的纯粹是依照占领方针，对秘密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团体——或称反民主团体——与个人进行调查。没想到，团体等规制令一出现，特审局便私自扩大其解释，称反民主主义团体中包含左派，便逐渐将矛头转向左派势力。
这里拟出的清共名单是以这个团规令所交出的名册为主，包含亲共派名单，并在各个政府机构进行调查。据说连经济安定总部生活物资局局长东畑四郎（东畑精一的弟弟）都被列入了清共名单，让首任特审局局长泷内礼作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这项调查的牵涉范围之大及离谱的程度。
这次以报界为主的清共行动也引发了国会内部的一些问题，社会党的赤松和共产党的梨木议员都提出质询，然而大桥法务总裁却宣称：“将新闻机构内部的激进派及其党羽解雇是正确的，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不仅全面赞同这项处置，并极力支持。”接着，总司令部gie的纽坚特中校也在八月三日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因此，有这两股势力撑腰，清共行动更是大肆进行。慢慢地，政府公务员、教育界、国铁私铁等民间产业也相继受到波及。
那么，这次清共行动的受害者后来的处境如何呢？根据《日本新闻协会十年史》的记载：
有人当场接受解雇，自动离职；有人以不当解雇为由向地方法院申请有身份保障的假处分；有人提起诉讼；有人以不当劳动为由向劳动委员会申诉；也有人不仅向老委员会申诉，同时向地方法院申请假处分。可说形形色色。法院方面对假处分的申请全部驳回，劳委收到申诉十九件，申请者总数多达一百八十三人。但之后分别以放弃、驳回、和解、救济等处理方式解决，到昭和二十六年八月为止，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多半申诉都已解决。
中央劳动委员会对这次解雇给出的解释是：清共不是与工会活动相关的解雇，因此并非不当劳动行为的解雇，所以这次解雇不在劳动委员会的处理权限之内。这是因为中央劳委会担心，如果把这次清共归为不当劳动行为，劳动委员会一定会被ghq整垮。因为麦克阿瑟发起的这次放逐行动，并非根据国内某项法律开展，也不受司法约束。此外，各地的法院也陆续驳回了申请，可能是知道在这种状态下再怎么审理也毫无意义吧，法院多半劝当事人和解。
但在这当中，《朝日新闻》的小原和梶谷这两位记者的情况比较特殊。原本这两人既非激进派也不是同路人，小原记者由于报道了当时凑巧发生的改造社罢工事件而触到ghq新闻课课长殷波的大忌，殷波等遂向报社主管提出警告，大意是说“小原是激进派，如果在我的报社里一定会被开除”。最终小原遭到放逐。而梶谷记者被放逐的理由，则是他曾咏诗吊唁某死去的激进派成员。这两人就公司的不当解雇一事一直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后历经八年，终于胜诉，回到原报社上班。
这种情形算是非常罕见，即便法院受理这类型案件，多数人也会因为耐不住漫长的审理过程而半途而废，不是选择“和解”，就是撤销诉讼。对经济上陷入窘境的被解雇者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举。对所有诉愿机关丧失希望后，被解雇者只能在贫困的生活中度日。
例如nhk的技术员转而当起收音机修理工；其他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则做起翻译、写杂文、从商，或卖烤地瓜、卖酱菜、卖书……
眼看着他们的生活被逼到这种地步，也难怪有人开始动脑筋，想把他们训练成谍报员。
这次传播界的清共运动发生后，很快便波及其他产业部门。除了新闻、通讯、广播界有总共七百四十五人被解雇外，电力产业解雇二千一百三十七人，石炭产业解雇二千零二十人，化工业解雇一千三百四十六人，第一次金属制造业解雇一千零四十八人。失业者总计超过一万零八百六十九人。（数据由劳动者劳政局发表）
此外，八月三十日，全国劳动工会联络协议会（全劳联）也被视为激进派团体，遭到解散。
激进派在日本劳工运动中的势力就这样几乎销声匿迹了。
很多被解雇的人都受到威逼利诱，被迫成为内奸。例如，一名产别会议的干部某天在路上突然被一辆吉普车拦了下来，要求他从事间谍工作，甚至被用枪威胁。据全递的村山副委员长说，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抗争时，进驻军专用的线路曾遭剪断，于是，搬送工事分会长、全递的青年部长、副部长、工事协议会书记长都遭到逮捕，被送上军事法庭。之后书记长倒戈当起间谍，不久就升为组长。此外，不停有人劝他们，说只要透露公会内部的消息就不会遭到起诉，也不会受到军法审判。全递的村山副委员长表示：
有个现在在沼津当理发师的人，是全递出身，做过神奈川地区的全递总部书记长。昭和二十四年九月七日至十日出席了全递在上诹访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由于他的发言推崇统一而遭到开除，之后一直有人强迫他从事间谍工作。后来他去了横滨，替进驻军工作，没想到却因之前曾在全递的经历被发现又遭到开除。这之后又经历了好几次开除，最后终于在横须贺的cid情报单位找到工作。由于他懂英语，因此被聘为口译员，但结果还是因身份被揭穿而被开除。神奈川的刑警盯上了他，无论他去哪里都会被跟踪，刑警看他走进横须贺的cid情报局，连忙通报，所以他才会被开除。据说曾有一名日裔美籍人主动找到他，劝他既然已经脱离原来的组织，不如把过去的事情抖出来，还说会照顾他一辈子，一开口就提议每个月给他五万圆巨款，见他不答应，甚至加码到十万圆呢。对方还说只要他把过去的所见所闻逐一报告就行了。但他连这个也拒绝了。据说对方还不罢休，又请他协助在《日本时报》的广告栏上刊登广告——那里经常有卖车或卖房的广告——想必这也是某种策略吧。听说一直到最近还在骚扰他。在全递成员中，他的情况算是最特殊的。日本各地还有许多人遇到这种状况，几乎都是被威胁。例如恐吓他们如果不干就会被开除。札幌电信局就发生过这种事。
同时，曾被训练为情报搜集员的人，如果没被现在的公安调查厅（由特审局转变而来）的情报网网罗，那就算是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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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烙上清共烙印而遭到解雇的人，不论再到哪家公司都得不到录用。
原本任职三菱电机的工会会长因清共而失业，辗转做过各种职业后，他灵机一动，决定去应征进驻军的驾驶员。结果他被叫到虎之门的cic，到了那里，对方拿出照片说：“你曾经在三菱待过，这张照片上面拍得清清楚楚。”他大吃一惊，因为那是以前公司替占领军工作时，占领军拍下的员工个人照。
就算没有留下个人照，并因隐瞒了从前的经历而顺利就职，可一旦被发现，清共的受害者还是会被解雇。甚至有人因失业而自杀。
曾在全递的荏原电信局支部任职的某工会干部，前往其他地区支援时遭到警方逮捕，因此在清共行动中被开除。后来他曾多次就职，但都因清共历史被揭穿而遭到解雇。最后，终于在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底，于横滨卧轨自杀身亡，年仅三十一岁。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东京都厅共有一百七十人在清共时被开除，其中有一名江户川区公所的公务员，被开除后当过领日薪的打工族，也去地方报社做过记者。他才三十三岁，但要养活一家三口。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底，他跳入荒川排水道自杀身亡，未留下遗书。
一名任职于都立结核病医院的二十九岁护士，本为工会干部，清共时被开除后辗转多家私人医院。她原本想在大医院谋职，但每次一做背景调查就会被发现有“前科”，无论去哪里都找不到工作。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春天，她失意地返回故乡枥木县，途中在列车上服毒自杀。
此外，因这场清共运动丢了工作，之后又找不到工作，在懊恼与贫穷的交迫下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人，光东京都就有四人。以上还是以东京为主，如果放眼全国，类似的例子想必会更多。
经营者对雇佣者一律都会先做严格的背景调查，检视其是否为激进派。其中日经连（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所属的各家公司，对昭和二十四五年的离职者调查得特别严谨，号称铜墙铁壁、无缝可钻。
同样遭到解雇，报社记者至少还能摇笔杆，勉强撰文为生，算是比较幸运。最悲惨的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过也有些公司专门雇佣清共时被开除的人，此举是最想借助他们的经历来对付工会运动。看看战前激进派倒戈组的大佬今日的地位，想必就能理解这个说法了吧。
在清共运动中被开除的人再次求职都四处碰壁，因此只好做点小生意，或是当领日薪的打工族。贫苦的生活逐渐夺走了他们的信念，为了糊口他们什么都能做，当初最激进的分子也脱离了组织。到了这个地步，不只社会和经济，连组织也抛弃了他们。软弱的人只能等待人格破产。
此外，组织本身也遭到了国际情报局的批判，分裂成所感派与国际派。归属于某一派的下级党员，往往因立场不同而被赶出去。他们能在困苦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是靠这个精神支柱勉强支撑的，一旦连这个支柱也丧失，他们便会陷入毁灭。甚至其他清共受害者也会迫于贫穷的压力而背叛自己的良心。也正因如此，有些过去工会运动的斗士，如今却靠诈欺敛财，或加入黑道帮派，或是盗领公款。清共行动所带来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着。
不，不仅如此。当时遭到清共放逐的人如今多半已四五十岁了，所以轮到他们的子女在求职时被他们过去的经历所影响。他们不得不在孩子面前极力隐瞒自己的过去。
当初ghq高唱着要将那些极端国家主义者，以及将日本推向战争的指导者“永久除去”，宣称放逐行动“遍及三代以内亲属”。可是真正受到惩罚的却是在清共运动中惨遭解雇的这批人。
他们一生求职无门，连子女都受到波及。
和这种悲惨情况比起来，在占领初期被放逐的人均已完全复活。在政治、经济各界继续活跃，生活安乐。被烙上“红色”烙印的劳工遭到“永久”放逐；在美国占领初期被选为放逐目标的“黑色”领导阶级，身上的烙印却早已消失无痕。
清共行动真正的倡导者，我想应该是无法掌控远东情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
原题《黑色放逐与红色烙印》
摘自《日本的黑雾》第十一部，首次刊登于《文艺春秋》·昭和三十五年十一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一个极右政治团体，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宣告成立，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解散。
马克·盖恩（markgayn，？—1981），一九四五年以特派员身份赴日，观察日本战败后的社会百态，写成《日本日记》一书。
查尔斯·a.威洛比（charlesughby）当时是g2的部长。
考特尼·惠特尼（courtneywhitney）当时为民政局局长，制定日本宪法草案的主导者。
哈利·埃默森·怀尔兹（harryemersonwildes），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
当时的gs次长。
宫内省直辖的贵族学校，战后才改为接受一般平民入学。
政治家，历任法制局长官、国务大臣及运输大臣。
指以服部卓四郎为首的军人，成立g2的协力机构和情报机构，后遭到民政局反对，在麦克阿瑟的指示下撤除。
一九四一年，德国新闻工作者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等人涉嫌将日本政府的机密提供给苏联政府，因而遭到逮捕。
鸠山一郎（ichirōhatoyama，1883—1959），日本政治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自由党，担任总裁，后来被剥夺公职，复职后又成为日本民主党总裁。
指略带共产主义倾向的人。
平野力三，农民运动家、政治家，曾任农林大臣，后遭罢免。其夫人平野成子也是社会运动家及社会党参议员。
一九一八年，东大校内社会主义派学生组成的思想运动团体，于一九五四年解散。
一九四六年，日本政府为应付战后通货膨胀而禁止使用旧钞，转而发行新的日本银行券。
石桥湛山（tanzanishibashi，1884—1973），记者、政治家，曾任内阁总理大臣。战后因进驻军的经费问题和ghq对立而遭到放逐。
ghq的经济科学部长。
松本治一郎（jiichirōmatsumoto，1887—1966），企业家、日本参议院前副议长，致力于部落解放运动，号称部落解放之父。
罗雅尔陆军长官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强调：“世界政局出现新的状况，如果不援助日本，就会被具有侵略性、非民主性的思想吞噬，因此我们必须协助日本，使其充分自立。在安定日本的同时，也要固守自足，使得今后面对东亚或即将发生的新全体主义战争的威胁时，日本能够发挥屏障作用。”——作者注
日本递信省工会简称。递信省负责管辖交通、通信和电气等事务。
主要内容为禁止公务员罢工和参加政治活动。
落语是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这个词最早是指说笑话的人，后来逐渐发展成说故事的人。表演形式是，落语家坐在舞台上，描绘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滑稽故事，服饰和配乐等皆很有讲究。与中国的传统相声有相似之处，不过落语演出通常只有一人。
日本曲艺，一种说唱艺术，一个人在三弦琴的伴奏下说唱戏曲故事，类似中国传统的评弹。
久保田万太郎（kubotamantarō，1889—1963），日本剧作家、导演、小说家、俳句诗人，代表作有《女人的一生》、《歌行灯》、《春琴抄》等。
日本激进派机关报纸，战时被占领军禁止发行，后来改为日刊。
日本政府于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施行的法令，将政府机构的名额固定，超出编制的人员必须裁撤。
昭和二十四年，失踪的国铁总裁下山定则被人发现陈尸于常盘县凌濑车站附近，由于总裁当时宣布大量裁员造成工会激烈抗争，在自杀或他杀不明的情况下，种种阴谋论对工运造成极大打击。
昭和二十四年，中央线三鹰车站内的无人电车突然冲撞出轨，造成死伤，检方怀疑是工会中的激进分子为了抗拒国铁裁员所做的计划性犯罪并予以起诉，后来法院裁决为非共产党员的单一犯行。
昭和二十四年，东北本县松川车站附近发生列车脱轨翻车，被视为工会的共产党员抗拒裁员之举，一审和二审都判决有罪，但最后发现被告的自白为虚构，因此最高法院裁定无罪。
全日本产业别劳动工会会议的简称，是各种产业别工会基于共同抗争而组成的全国组织，也是二次大战后劳工运动的核心。
民主同盟派的简称，工会运动中的右派。
日本劳动工会总评让议会的简称。
一九五〇年一月，共产党国际情报局的机关报上刊载了一篇《关于日本情势》，根据斯大林的意向批判日本在美国占领下的和平革命论，日本共产党政治局紧接着也发表论文《<关于日本情势>有所感》反驳前文，因此被称为“所感派”。接着，中国批判日本共产党，党内为了是否该接受批判而发生争执，遂分裂成所感派和国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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