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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日本的政经界人士，是美国当时降伏日本的既定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美国政府对麦克阿瑟下达了“降伏后合众国的初期对日政策”，同年十一月三日发布题为“对联合国最高司令下达日本投降后初期占领与管理基本指令”。ghq就是基于这两项指令开始实行占领政策的。
美国政府十一月三日发布的这份指令中，就放逐行动赋予ghq极高的权限。
在制定与实行侵略日本的计划中，应把那些在行政、财政和经济等方面制造过重大问题的人，以及大政翼赞会、日本政治会及其机关，乃至继承这些团体的重要人物一律加以拘留，待今后处置。此外，赋予ghq可放逐任何在位者的权利。另外，自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以来，在金融、商工业、农业部门居高位的人，也应被视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与侵略主义的主导者。
这项指令属于最高机密，即便是当时与美方总司令部有接触的日本首脑也无法窥知。
根据这项方针，前所未有的放逐行动在政界和思想界掀起一阵狂澜。
不过，在实际执行这项放逐行动时，ghq全体并未达成共识。很快，g2和gs的意见便背道而驰。
关于这一点，马克·盖恩曾提及。
批评家表示，总司令部内部严重分裂，全政策立案者分成两个对立阵营。其中一个阵营（gs）确信日本需要根本改造；另一个阵营（g2）则基于“保守的日本才能让我方将来以最佳状态与俄罗斯斗争”为理由反对基本改革。这个阵营认为，日本只需稍微抬头而已。反对此案的人，列举出下列论点：1彻底放逐会使日本陷入混乱，甚至可能引发革命。2就算真的需要放逐，也应逐步进行。应给予国民休养生息的时间。3放逐行动应仅限于最高领导者。因为服从命令天经地义，部下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以谍报部门的代表为先锋，军方均反对放逐行动，国务院一些相关人士也赞同这一观点。支持放逐行动的单位主要是民政局，总司令部也只是零星有几个单位支持这项行动。（摘自《日本日记》）
马克·盖恩是在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写下这段文章的。苏联当时还算是美国的盟友，但从这里已可预见日后ghq的占领政策转换，这一点倒是颇耐人寻味。
放逐行动，正如美国统合参谋总部对麦克阿瑟下达的指令中所说，目的在于“永久除去那些欺瞒日本国民、妄想征服世界、犯下滔天大错者的权利与势力”，对象也设定在这个范围内。
然而，美国国防部赋予麦克阿瑟的这项有力的“放逐”武器，日后竟波及与最初对象相反的民主阵营。这是因为世界情势的变化，也就是美国与苏联的对立程度激化，美国为求自身安全，使得ghq的政策出现大幅变化。换个说法，可说是“深信镇压是一种急救外科手术”的威洛比战胜了“认为小规模改革比使用武力更能赢得支持者”的惠特尼。
对于占领国，美国采取的策略不再像以往那样靠蛮力压制对方，而是让对方渐渐与美国同化。因此，驱逐可能干扰“同化”的旧势力，也是放逐行动的目的之一。
放逐的意义究竟是“惩罚”还是“预防”，这正是双方观点的分歧之处。最初的放逐的确包含这两种意味。旧势力的除去，固然是为了预防军部抬头和掌权的国家思想死灰复燃，但同时也想通过放逐来惩罚那些名义上说是“误导日本民众”，其实就是发动反对美国行动的倡导者。对战犯施行绞刑就是惩罚的极致表现。
不过，放逐的意义——正如后面提到的——之后出现了大幅度转变。到那时已不是“惩罚”了，而是更加明显的“预防措施”。
换言之，这次的目的不是为防止军部抬头或国家思想复活，而是反过来，要预防俄罗斯及中共的“同路人”扩大势力。或者说把重点放在了及早除去可能妨碍对苏作战的因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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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的放逐行动最初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日本的秘密警察组织，把一九四〇年以来，曾任警界高层的山崎严内相及其他高阶警官全数罢免。这项命令在十天之内实施，总共罢免了四千九百六十名内务省官员。然而不知基于什么理由，这项放逐行动在旧军部的上层阶级中进行得并不彻底。这一点后面再解释。
ghq的首脑当初并不清楚究竟该把谁赶下来。
计划者自己对究竟该达成什么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此外，也没有人知道该把谁赶走。而在定义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指导性及有力者之际，就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等到麦克阿瑟接获进一步命令，必须赶走所有未将日本经济导向和平的重要财经人士时，这种不确定就更明显了。（摘自怀尔兹所著的《东京旋风》——以下简称怀尔兹）
首先，ghq要求日本政府拟出经济、新闻、出版、广播、戏剧等各界的超国家主义指导者名册。十月七日的指令中又要求交出超过一千二百五十个政治团体的全员名册。这种做法使放逐计划拖延得比预期更久。因为，日本政府漏掉的名字被逐一发现。据审查委员之一的岩渊辰雄表示，日方希望尽量自行决定战犯并予以惩罚，遂选出三千名合适人选，把这份名册呈交给惠特尼。没想到惠特尼竟大发雷霆，嫌名册上的人数太少。据说惠特尼还骂说在德国颁布同样的放逐令以后，有三十万名纳粹遭到放逐，日本就算不能超过三十万人，至少也该放逐足以匹敌这个数字的人才行。
“谁也不知道究竟放逐了多少人，那份记录报告原本就不完整，保管情况又不佳，绝大部分都在一场民政局官员直呼不可思议的火灾中被烧毁了。根据惠特尼的正式报告，一九四八年六月，针对七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五人进行资格审查后，总计有八千七百八十一人遭到放逐，另外还得加上十九万三千一百八十名军人。因害怕被放逐而主动离职者估计有十万人。”（怀尔兹）
放逐行动不只发生在中央，随着新宪法的制定与地方制度的改革，从县长到市镇村长和地方议会，放逐令逐步扩大使用范围，甚至连小助理、出纳员、农业用地委员都列入考察范围。
此外，放逐行动光这样还不算完，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从官方扩大到公共活动。公益团体、报纸杂志出版、电影、戏剧等各种表演团体、传播公司乃至所有报道机构都被纳入适用范围，对象多达两百四十个，有经济相关者两百五十人、新闻相关者一百七十人遭到放逐。继而连三流报社和五流出版社都被纳入，这些原本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旁观财政界放逐行动的圈子，如今也意外地掀起放逐旋风。此外又添加了一项新规定，那就是严禁遭放逐者三代以内亲属担任公职。
根据《朝日年鉴》（昭和二十四年版）记载，到昭和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为止，总计有十九万三千一百四十二人遭到放逐。
放逐行动居然波及三代以内亲属，就连罪大恶极的罪犯都没受过如此待遇。但惠特尼却对抗议声充耳不闻。因为惠特尼接到密信，发现那些被放逐的人依然进出原来任职的公司，甚至依旧保有办公室，和下属交谈，或让自己的子女代为出席活动。ghq除了要求日方交出放逐者名册之外，像这样通过密信决定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不知该放逐谁的占领军首脑，迫于情势只好采取这种方法。这促使日本人使用阴险的手段陷害同胞，同时，一旦被烙上放逐的烙印，人生就算完蛋了，必须设法搜集无罪证据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初，日本各界人士都以为放逐是“永久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项命令竟会在四年后解除。之所以认定为“永久”放逐，只因gs指令中有这么一句“永久排除旧势力”。共同通讯社的加藤万寿男表示，民政局的涅比尔议会课长曾经偷偷向他透露，表示这项活动顶多持续四年，并要求加藤不得告诉他人。换言之，放逐行动只有四年的期限，说穿了，就是一项有时效性的立法。如果事先知道这项计划是有实际预定进度的计划，那么日本这些被放逐的人也不至于如此狼狈，并大受打击了。既然提前知道四年后会复职，自然就可以事先拟定适当对策。正因他们将放逐理解为“永久性”，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同胞相侵，以阴险的方式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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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名册的拟定起先由政府一手包办，但从昭和二十一年六月起，根据官制成立了“公职是否适合委员会”，这一机构将独立于政府之外进行审查。委员长是美浓部达吉，成员包括马场恒吾、饭村一省、入间野武雄、古村唯一郎、寺崎太郎和山形清。放逐行动扩大到地方之后，各地也纷纷成立审查委员会。此外，为了应付异议者的投诉，又另行成立了公职资格请愿审查委员会，任命泽田竹次郎等七人担任委员。
罢免诸多公职人员导致旧秩序瓦解，却未能促成新秩序诞生。其中有阴谋也有恳求，还有一些例外。不过，“肃清”行动大致上还是按照ghq的既定计划进行。
日本人虽然成立了以上两种审查会，但几乎都是有名无实。因为一旦发生什么问题，那些被检举人与其拜托这些日籍委员，还不如直接找ghq投诉更省事。为求脱身，到处都有人托关系求情。此外，还有许多团体明知无法逃过一劫，却依然喊出“放逐行动本身就是错的”，并展开激烈的反驳。撇开形式问题，至少能避免实际的放逐行动。当然，若能向美方夸示自己的存在对其有利，或许能免遭放逐。此外，还有人私底下献出财宝或打美女牌，拜托她们代为说情。
遭到放逐的人，虽然一时间会六神无主，但很快便能看穿美国对日政策的本质。因为有一个窥视孔。
在那些遵照jcs（统合参谋总部）命令理应遭到放逐的军人当中有两名陆军中将，分别是曾在希特勒当权时担任驻德武官、后来被派往马尼拉担任投降使节团团长的河边虎四郎，以及曾任陆军情报部长的有末精三。这两个人都不会说英语，便用德语和威洛比交谈。威洛比本名是冯·捷佩·温特·怀登巴赫。
麦克阿瑟保护的第三名军人是服部卓四郎上校，原本为东条的秘书官，做过参谋总部的作战课长。在日本海军以海军身份欢迎麦克阿瑟的中村龟三郎中将，以及首屈一指的海军战略家大前敏一上校则受美方保护。据以美方记者身份被派到这个集团的克拉克·h.河上说，与河边、有末一起工作的旧日军等人，奉命都要以原来的军阶称呼他们。至于其他没这么幸运的日本人，包括皇族在内都沦为了普通人。当然，不只是这些本该遭到放逐的军官享有特权，曾以交换教授身份被派到德国的荒木光太郎教授及他的艺术家夫人，战时与德国外交官来往甚密，因此也受到远胜于一般日本人的礼遇。（怀尔兹）
这位荒木光太郎，是画家荒木十亩的儿子，他的夫人荒木光子后来分配到一间游船大楼里的独立房间，负责编纂史书。谣传光子被威洛比如此厚待，其实是“金屋藏娇”。有别于与凯吉斯过从甚密的子爵夫人鸟尾鹤代，以及学习院的小团体。荒木夫人是以高明的外交手腕赢得威洛比的赏识，鸟尾夫人则是基于爱情和凯吉斯结合。人们普遍相信，楢桥渡正是通过鸟尾夫人向凯吉斯说情，才免于被放逐的。
岩渊辰雄还表示：
我告诉他：“要我们交出三十万名放逐者当然没问题，不过这些人并不是该下台才被放逐的，而是要给他们反省的机会。所以，把他们赶下台，做做样子之后就要立刻帮助他们。如果美国同意这点，我就愿意干。”
吉田马上去找麦克阿瑟商量。结果，麦克阿瑟说：“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因为你们没有主动提，所以我才保持沉默。”遂决定让吉田成立请愿委员会作为救济机构，同时更换有名无实的委员会结构，成立公职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个单位。
可是，我与加藤先生，以及现任日本化药社社长的原安三郎先生一起执行后才发觉不对劲。换言之，吉田直接见麦克阿瑟征得谅解这件事，令gs的凯吉斯很不是滋味。导致请愿委员会再怎么努力都拿不到approve（许可）。
眼看昭和二十二年的总选举即将开始，我们却放逐了楢桥，对方这才抱怨“请愿委员会在磨蹭些什么啊”，并叫我们“一个星期以内完成对楢桥的重新审查，务必让他赶上选举”。在这之前，他们一直不认可请愿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之前，其实还有这段经历。（摘自《日本周报》昭和三十一年四月刊）
当然，把希望都寄托在鸟尾夫人那种人身上的，可不只楢桥一个。不论效果如何，财政界的大人物都在拼命找门路求生。
这些军人是如何获得ghq的工作的？司令部有个单位叫“历史课”，名义上是编纂战史的。在这里工作的服部卓四郎说：“虽然编纂麦克阿瑟那段历史是从政治角度着手的，但其实其内容并没有那么政治性，只不过是战史资料的搜集罢了。就连人选，也只是挑选那种战时长期任职于陆海军统帅部、适合处理战史相关事务的人。不过，我们之所以会爽快地答应协助搜集相关战史资料，是基于与威洛比将军的情谊。我们之间那种不同国籍但同为军人的惺惺相惜般的友谊，至今仍让我铭记在心。”
而威洛比却在日后否认曾经下令编写那段历史。据推测，那个部门的职员的实际工作，其实是整理有关苏联活动的谍报资料。因此，这些战前已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职业军人自然是最佳人选。日本参谋总部想来应该拥有西伯利亚至沿海各州的精密地图与作战计划。
日后有关“服部机关”的谣传也可佐证此推论。
此外，还有些广为流传的谣言称荒木夫人任职于历史课时，曾与其他团体一起帮威洛比整理佐尔格事件的资料。联系后来威洛比拿这份资料去对付gs的新正派（newdealer）（请参照《出卖革命的男人：伊藤律》），便可理解这些职员为何会接受“威洛比将军的友情”了。这个问题，等后面提到相关部分时会再提及。
荒木夫人是个极富魅力又聪明过人的社交名媛，很有政治野心，在德国与意大利外交官之间相当吃得开。威洛比对她深信不疑，非常依仗她的建言。不仅给她自由进出办公室的特权，还将编纂史书这种颇为棘手的工作和财务方面的事全权委托给她。威洛比雇了两百名日本人协助一批临时找来的美国人，名义上由荒木教授负责监督。这些人中有五十名陆、海军高级军官，还有些人实际参与过作战计划，还都是极为核心的人物。这批邮船公司员工既没有历史学家，也没有作家，却要搜集日本方面的记录，编纂官方日本战史。另外，从威洛比在面对《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克拉克宏时一口否认曾编过这种战史可看出，他们那时的工作被列为机密，严防世人知悉。（怀尔兹）
威洛比会否认，是因为当时有人指责编纂战史是为了彰显麦克阿瑟的个人功绩。
无论如何，服部卓四郎还是完成了探讨日本战败原因的《大东亚战争史》，全四部。可是，荒木小组在耗费了庞大的人力、财力与时间后，却以成果不尽理想为由，拒绝将资料公之于世。难怪怀尔兹会说“历史课的工作其实是整理苏联的作战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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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应该遭到放逐的军人不仅成为ghq的雇员，当初率先遭到放逐的特高相关人士竟也受到他们的雇佣，命运得以起死回生。
马克·盖恩在《日本日记》中曾提及去山形县酒田的情形。
盖恩和当地分局长的对话如下：
分局长：“我只是一名小警察，不认识特高警察。警局里虽然有特高组，但组长是县政府派来的人。”
盖恩：“那人怎么样了？”
“被放逐了。是九月二十三日的事，特高的人全都被解雇了。”
“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你看，门口不是坐着一个男人吗？就在美军步哨旁边，他就是原来的特高组长。”
“那他现在在美军宿舍做什么？”
“他负责联系美日双方。九月二十四日就接获任命了。”
“其他特高成员呢？”
“这个局里本来有六个人，其中三人现在在联络处替美军工作。”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罗伯特·b.特克斯塔的《日本的失败》这本书中。
一九四六年，在我所任职的县市邻县任职的cic队长告诉我，他有一名非常“珍贵”的部下，专门替他处理最重要的任务，此人原本是有恐怖组织之称的日本秘密警察组中的高阶警官。cic分队的某队员曾惊叹地表示：“这名前秘密警察对县内的大小事情了如指掌。分队长有这名得力下属相助，就连新政派占领军与日本人的接触都能仔细监控。”
面对持有“放逐”武器的gs，g2端出了cic这个“谍报”武器来对抗。因此，cic雇用干练的前特高警察任下级雇员来搜集情报也不足为奇。在此，美方占领日本后，首先遭到放逐的特高组织不知不觉已纳入g2麾下，被重新组织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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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言归正题，遭到放逐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忽视ghq的动向。他们很快就注意到g2与gs的对立状态，进而发觉这是美方管理日本的政策本质。随着美苏对立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日渐明显，似乎使他们确信跟着g2走才是正道。
这些政治家最后发现，能逃过放逐令的最好方法就是讨好g2（他们是指定名单里gs的死对头），借此打败gs那帮人。纵使他们躲不过被指名放逐的命运，也要在其他方面——也就是本质上——确保享有未被放逐时同样的权利。
起初，ghq的各单位纷纷各显神通，企图放逐更多日本人来博取麦克阿瑟的欢心，各单位都想让麦克阿瑟看到他们在多么勤奋地工作。因此，渐渐的，即便是放逐范围之外的人也被纳入名单中，原因就是想在麦克阿瑟面前“争取印象分”。
不值得被放逐的人也被指名，因此人人自危。相较之下，原本被指名的大人物却通过上述种种关系躲过了放逐。占领军队对“指名放逐”的无知，导致他们只能惩罚无力的小人物，狡猾的大人物却继续为所欲为。
在此，笔者无意也没兴趣讨论放逐政治家与官僚的内幕。如果读者想了解这方面的事，可以找一些过去出版的书籍来读。我只想讲述鸠山一郎的案例。
鸠山的事，部分人深信是与gs交好的楢桥渡搞的阴谋。在《鸠山一郎回忆录》中，针对当时的情形记载如下：
根据美国记者及随后那些美国人的叙述，当时，司令部有很多“桃色份子”，据说就是这些人做主将我放逐。我等于是用反共声明放逐了自己。关于我的放逐，可说是我自己太不小心。再有就是楢桥渡当时大肆宣扬说美国官兵主动提出将我赶出政界。我在自由党的创立委员会及总务会上都曾发言抨击政府此举极为可恶。我捉住楢桥话语中的矛盾点，攻击他：“如果真有这等事情，为何日本政府不向对方说明根本没有理由放逐我，这样坐视不管，岂不是太不亲切了？”不过，我只忙着攻击，完全没有注意到防御。马克·盖恩便拿《世界之脸》来攻击我，其实他只是断章取义地截取了文中的可议之处，译成英文后分发给记者团。虽然没看过那篇译文，但我猜应是照原文直译。如果不是直译，不可能有材料可以攻击我。结果记者团就对我穷追猛打，正如盖恩自己所写的，把我逼上了放逐之路。
时至今日，世人皆知鸠山遭到放逐的理由之一是他战时从欧洲回国后，出了一本可称为旅行札记的书，谈论他对世界各国元首的印象，书名就叫《世界之脸》。书中褒奖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因此引起祸端。
不过，起初gs对于放逐鸠山一事并没有那么积极。鸠山的情况根本无足轻重。逼gs放逐他的，据说是盖恩这些进步派的美国记者。盖恩把鸠山约到位于丸之内的新闻俱乐部，拿这本书来围剿他。我从盖恩的《日本日记》中摘录了对当时的描述。
就在这次晚餐之前，我组织了一次政治性审查会。被告是鸠山。身为报社特派员，或许不该介入政治，但我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正当工作。身为美国人的我只想帮助日本揪出这个首屈一指的战犯——此人光是被指定为下一任总理候选人就已极具危险性了。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总司令部的某些军官拿了一本鸠山的游记译本给我，那是他结束造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后，于一九三八年回国写的。书中尽是身为民主日本的下一任总理绝对不该发表的危险言论。那些军官本来试图以这本书为由放逐鸠山，没想到失败了。于是，他们把这本译稿交给了我。晚餐开始之前，我把这本书撕成十二份，发给有兴趣的中、英、美等国特派员。
没想到第一弹竟是ins的特派员，澳大利亚籍的弗兰克·罗伯特森发射的。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到书的，总之，他拿着鸠山著作的其中一节，开口问鸠山对此作何解释。那一节写于一九三八年，内容是这样的：希特勒打从心底爱着日本。日本国民应加强精神训练，万万不可辜负希特勒的信赖。这之后，众人纷纷质问鸠山，现场逐渐火热。我承认炮火开得的确有点猛。不过，对于那段过去，鸠山除了怨恨自己之外，不能怪罪任何人。
随着问题益发尖锐，鸠山逐渐陷入混乱。起初他坚称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我们引用他书中的文章逼问他，结果他说那本书写的都不是真心话。但我们的武器可不止那本书。等有人开始提供更多资料时，鸠山已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无法与众人理论，变成一个畏畏缩缩的老人。就在鸠山欣然入座，准备享受一顿愉快的晚餐的八小时后，我们给了他致命性一击。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之前审查鸠山后让他过关了）看到明天报纸的大标题后，会有什么反应。
不过，正如鸠山在回忆录中所述，众人用来讨伐他时所用的《世界之脸》是已被拆散了前后顺序、断章取义后的。如果加上中间原有的文章，读起来或许就没有那么观点不明了。不巧的是，这部分不是鸠山写的，而是由评论家山浦贯一代笔。所以鸠山不管被问到什么，自然都只能说不记得了。显然，这是利用一些欲加之罪把鸠山逼上放逐之路。
如果真要抓人语病，那威洛比以前写过的这段文章不知会有何下场。
就在墨索里尼入侵法国前夕，威洛比曾就佛朗哥元帅及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写过深表同情的文章。他说：
不受一时情绪影响的历史判断，想必会借由重建白色人种在传统和军事上的优越感来抹消败北记录，这功绩将永远归于墨索里尼吧。（摘自特克斯塔所著《在日本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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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个党都无法取得绝大多数势力，因此当时的政局可以说处于停滞状态。鸠山打算和社会党合作，在他看来，事前既已安排好了应该没问题。没想到社会党夺下了九十二席，气焰大涨，对鸠山的合作案不为所动。同时币原首相在楢桥书记长和进步党干事长犬养健等人的安排下，决定以现职身份接任进步党总裁。但鸠山一心想与社会党联手，丝毫不想和进步党合作。
如果楢桥暗中搞鬼，放逐鸠山的说法是真的，那么放逐鸠山应该是为了让币原内阁顺利连任。可是，这里的问题不是日本政党之间的钩心斗角和暗算，而是这种勾当竟然是由ghq一手包办的。反过来说，其实是利用g2与gs的对立，乘虚而入，以这个矛盾来整垮对手或提升自己的地位。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社会党某议员天天去司令部说某党员大佬的坏话，要求将其放逐。这种“打击对手”的行动不只限于日本人内部，后来还将矛头对准了ghq内部的“敌人”。
例如平野力三，虽因得罪gs而遭到放逐，但平野夫人却在平野的“敌人”凯吉斯失势前后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岩渊：“那背后还有一段秘闻。最后给凯吉斯致命一击的，其实就是平野先生的夫人。我记得是昭和二十四年吧，有一天，第八军司令部派哈德森上校去拜访当时担任参议员的平野成子，告诉她：‘老实说，如果不把凯吉斯赶出日本，占领政策就无法顺利推动，现在虽已有各方证据，却无人署名，这样不具效力，所以想请平野夫人签名。’夫人一听高兴地说：‘我现在就签。’当场就签了名。”
平野：“那是他放逐我的报应。”
（摘自《日本周报》昭和三十二年四月座谈会特刊）
赶走凯吉斯的阴谋，正是通过日本人的情报，由g2主导进行的。g2拥有cic这个干练的谋略机关，做这种工作简直易如反掌。
与政界的放逐行动同时进行的财经界改革，则由掌管经济、金融和各实业的ess（经济科学局）负责推动。在进行经济民主化这方面，gs和ess的步调可说完全一致，来往也很密切。
ghq最早是由g单位（参谋部）、行政部门（gs）和外事局这三个单位为主导的，其余单位只能称为“部”。
举例来说，日后改为天然资源局的nrs原本就是一个“部”。负责的业务中包括号称扭转了日本命运的农地改革，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农林省。因此，负责“放逐”的gs和负责“民主化政策”的nrs之间的关系自然日渐紧密。例如被派到nrs推动农地解放的拉德津斯基，后来却变为批判gs赤化的借口，这也是这种集团合作的例证。在民主化方向上，ess也没什么改变。
还有一点非提不可，那就是被称为legalsection（ls）的法律局（原本也是部）。在其与gs的密切合作下诞生了特审局。这个特审局的变化过程，如实道出了ghq政策大逆转的来龙去脉。换言之，特审局让我们清楚看到了放逐右派转变为放逐左派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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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审局这个单位是昭和二十九年九月从内务省的调查部发起的。昭和二十一年由部升为局，后来遭到解散，变成总理厅内事局第二局，之后因与内务省解体相关的“麦克阿瑟命令”而逐渐萎缩。
昭和二十三年，司法省变成法务厅，第二局才获得“特别审查局”这个头衔，被纳入法务厅管辖。
这个特审局的工作是基于波茨坦宣言——“除去日本军国主义，排除对民主主义的妨害”——负责监视工作，因此与占领军的关系极为密切。
ghq起先考虑该局内部职员均从内务省官员中挑选，但内务省的国家主义色彩仅次于军方，显然不合适。于是转而决定从他们认为不具政治色彩的法务厅检察官中选拔人才。因为在美国，法官深受民众信赖，如果把这项工作交给与法官同等地位的检察官，凭其权威与民众基础，应可担起这项重大责任。
第一任特审局长是由片山内阁任命的泷内礼作，他曾涉及很久之前发生的尾崎法官贿赂案——此案被视为司法部内的赤化事件，曾掀起轩然大波。当时泷内是札幌地方法院的预审法官，只因赞同友人尾崎法官的意见，涉嫌贿赂，因此一度被判入狱，判决执行后遂辞去法官之职。片山内阁成立后，律师铃木义男当上法务总裁，这才提拔这个朋友担任局长。单看被视为共党同情派的泷内都能当上特审局首任局长，便可看出该局的个性。换言之，与其说gs和特审局的关系密切，不如说它其实就是gs的政策执行机构。
因此，内阁一开始组阁，各报的政治组记者便纷纷涌入特审局打听组阁消息。因为组阁必然以被ghd认可的人选为主，而判断有无嫌疑的就是特审局。
“哦，你说a氏啊，那人恐怕不行吧。”
特审局课长阶层的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对报社来说就是重要消息了。说穿了，特审局等于是gs和ls这两派人马在日本的机构代表（参考司法记者团编《法务省》）。
简言之，特审局直属于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诸位负责的事务中也带有这种外交性。我们与民政局的关系要遵守两个原则。第一，特审局行事透明，一切都要向民政局报告，绝对不能有所隐瞒，或背地里偷偷摸摸做事；第二，要保有日本人的良知，即使面对民政局也要不亢不卑，言所当言。同时，为我们工作负责的应是日本政府，因此不能把责任推诿给民政局。外出工作时严禁提及司令部或民政局这些字眼……（摘自昭和二十五年十月，吉河特审局局长在人事院五楼讲堂对新入职人员所作的训示）
这一点可说是特审局的特性。换句话说，特审局虽直属ghq，表面上却打着日本政府的招牌，是个典型的行使间接统治权的机构。
有一段关于吉河特审局局长是如何被威洛比发掘的趣谈，而这和前面提到ghq“历史课”的工作也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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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的实际工作似乎是整理苏联战略情报，这一点前面已提过。同时，威洛比还在着手搜集佐尔格的资料。据说整理相关资料的人似乎是荒木夫人及她的小组。
当时的记录几乎均毁于空袭，顶多只剩检察官和法官各自持有的油印复写本。受到ghq侦讯的检察官与警察均隐瞒了负责佐尔格案的检察官姓名，而此人正是吉河光贞。众人皆不透露是因为说出名字就一定会被开除，特别是年轻的检察官，一旦被革职，以后便无法立足，因此才尽量隐瞒。
查不出事件真相的g2只好利用cic展开巨细靡遗的调查。但唯独与佐尔格相关的部分怎么查都是一片空白。g2不耐之余开始对日方施压，日方最后实在瞒不下去了，只好供出吉河检察官的名字。吉河光贞至此在g2声名大噪。
乖乖去g2报到的吉河检察官，带着未被烧毁的佐尔格打字稿。这是佐尔格在拘留所中亲自用铅笔校正过的德文稿。如何证明这是出自佐尔格手下的呢？吉河的回答是：“首先，用铅笔写的德文的确是佐尔格的笔记。此外，每台打字机的字体都不一样，即便是个人用的打字机，也会因多次摩擦而打出这台打字机所特有的字体。这点只要和佐尔格打过的其他文件比较一下就知道了。这份打字稿是把他平时惯用的那台打字机没收后，命令他打的。”这份珍贵的资料立刻被交到威洛比手上。美国出版的《威洛比报告》中用大字写着：“这是吉河先生从满目疮痍的东京抢救出来的唯一资料”。但他同时利用了这段“发现经过”，篡改、捏造了该书的重要部分。这份《威洛比报告》其实是威洛比用来打击gs的武器。
在这份报告书中，提到了佐尔格的间谍活动如何扰乱日本作战。他的策略远至日本在诺门坎（nomonhan）败给俄军，甚至影响日本军没有北攻却改采南进的战略活动，非常详细地架构出“佐尔格自白”的框架。这份报告书中还首次出现了间谍伊藤律的名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除了gs，美国政府内部也有“赤色分子”，因此也等于是在警告他们。不过g2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新政派从gs彻底赶出去。
吉河光贞学生时代时参加了东大的新人会，据说因此迟了一年才得以进入司法省，此人可说是左翼通。吉田首相做主，让他接替泷内礼作担任特审局局长，打从一开始就为放逐赤色分子打好了基础。
前面提到那段吉河局长的训示是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的事，实际上，ghq的政策就是在这一年出现大转变的。
一旦开始大举放逐财政界人士，外界的批评不可能不浮上台面。
美国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就在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一月二十八日这一期刊登了《日本的放逐行动内幕——美国军人的对立》这篇论文，作者是该杂志的东京分社社长康普东·帕克南。
这篇论文不只抨击经济放逐，指责这是错误政策，还挑明了ghq内部的对立。他的主张是：“由于放逐行动波及财界，日本约有两万五千至三万财界人士失去原职，甚至连亲属都无法就职，所以牺牲者预估超过二十万人。此举将导致日本所有的经济机构丧失功能。如此一来，日本的经济就将会落入炒新钞的暴发户、黑市商人和投机者手中。极左派不仅占尽便宜，还给了虎视眈眈的苏联一个机会。有能力、有经验又有教养的国际阶层——他们素来乐于协助美国——将会被彻底斩除。”
文中如此抨击。
ghq自然不会对此放任不管，他们显然认为这篇论文“有害”，不久便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反驳，论战日趋白热化。麦克阿瑟首先表明，写这篇报道的人对问题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放逐计划的细节是慎重决定的，名单上没有一般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因为这些人并未影响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政策立案），这样的行动居然被曲解为违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甚至遭到反对，这实在太可笑了。我接获命令后，结合各方情势对实施方法作过周详的考量，身为司令官我打算从宽处理。之所以马上作出计划，并不仅仅因为身为最高司令官本该服从基本命令，而是考虑到若采用其他方法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端，甚至造成新的战争。
民政局引用麦克阿瑟这番驳斥言论，强调放逐行动对日本的经济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然而，帕克南的口诛笔伐仍未停歇且毫不留情，他在四月到五月发表了数篇痛批日本经济混乱的报道。五月二十六日那期，再度以石桥湛山遭到放逐一事公然和gs对立。
大多数占领军相关人士都对放逐行动将扩大到何等地步持有疑问，也开始毫不避讳地质疑为何亲美派日本人被大刀阔斧地逐一铲除。民政局一直捏造事实，声称放逐行动是日本政府干的。但在东京，人人都知道这场运动其实是民政局指导的，有时甚至还直接下令日本政府动手。
接着，帕克南便以石桥湛山事件为例，详细揭露了已被日本审查委员会判定不需放逐的人却遭到惠特尼局长擅自下令放逐的经过。
此外《新闻周刊》六月十三日这一期，又以长达五页的篇幅刊载《日本的混乱》这篇报导。
放逐行动对美国造成的打击之大，远比日本激进派势力抬头更严重。放逐范围本应由麦克阿瑟决定，但他全权委托给了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由他拟定放逐行动的施行细则，并强迫日本政府视之为政令。这一切都是为了伪装成日本人放逐自己同胞。放逐行为充满左派和反资本主义色彩。东京有许多美国人深信，藏身在民政局内部的激进分子们，偷偷将这种主义运用在放逐行动中。（摘自住本利男《占领秘录》）
由于帕克南如此痛批占领军政策，使他成为ghq的眼中钉，最后终于被赶出日本。不过他在占领初期的论调虽然当时得罪了ghq，日后却正如他所言，ghq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说起来实在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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