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提及二·二六事件的各种书籍、记录，通常都是从相泽事件进入二·二六事件的。事实上，从相泽事件到二·二六事件爆发，中间只隔了六个月，所以这么写也很自然。当然，这期间发生的事基本上也会提到，只不过都简略到几乎只是串场的程度。
然而，二·二六事件爆发前的那六个月其实很重要。如果不仔细审视这段经过，或许会误解二·二六事件的本质。不管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趋势，还是从个人动向来看，没有哪个时期比这半年更耐人寻味。
笔者有幸，得知许多大众不知道的内情和未公开的资料。
纵观事前形势，一句话总结，就是永田铁山的暗杀事件令陆军部动摇，也对政府高层和政界造成了影响。虽然林陆相（林铣十郎）最后引咎辞职，但在那前后，包括进入川岛义之担任陆相时代的陆军，为收拾事态、重整军纪都颇为苦恼。这个问题可不小，因为以真崎（真崎甚三郎）为首的皇道派企图趁机卷土重来，他们正虎视眈眈地想夺取主导权。统制派为防止他们变本加厉，不得不大费周章。
区区一名中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陆军省斩杀长官，世人因此开始对陆军的权威起疑。军中的内斗和以下犯上的情形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军纪之松弛令人瞠目结舌。相泽事件的爆发，让原本对军方内部一无所知的国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军方的威信严重下滑。不只国内，对外也需费心设法恢复权威。可是，“肃君”方针如多头马车莫衷一是，内部又有日渐激化的统制派与皇道派的主权之争，造成时局动荡不安。高层决策因此更加暧昧不明，欠缺决断力。
这件事使得军方已无法再彻底压制皇道派青年军官及右翼浪人的活动。宪兵队和东京都警视厅的特高（特别高等警察）虽然对他们的行动高度关注，但也只能袖手旁观，无法做任何具体的预防措施。
皇道派青年军官在相泽事件发生后表现得极为亢奋，由于该事件而受到最大刺激与鼓励的，就是这群青年军官了。
这群人为四十七岁的相泽竟勇敢斩杀永田的行为深深触动。“一把年纪的相泽先生做到了，我们年轻人居然让老前辈抢先一步，真是不好意思！”，“这样太对不起相泽先生，我们也该迎头赶上，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就是这股感动驱使他们立意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事件发生后过了八十几天，以相泽为被告的预审结束了，预计翌年一月进行第一次公审。就在这当口，突然出现了新的状况。那就是军方打算在十二月份将第一师团移往满洲，据称翌年五月左右正式动员移防。这一消息令青年军官们感受到强烈的焦虑，尤其是步兵第一连队（下文简称步一）和步兵第三连队（下文简称步三）的随队军官，更是大受冲击。日俄战争结束后，第一师团有整整三十年没离开过东京，现在军方上级居然想把他们调到满洲，这明摆着是要把被视为“危险分子大本营”的步一步三，连同整个师团一起发配边疆，放逐满洲。
虽说去满洲的人原则上两年以后便可回国，但这种事都变化多端，军官们或许会战死，或许在当地走散、各奔东西，况且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团结。因此，要行动，就必须抢在移防满洲之前。错过这一次，就算不能说发动昭和维新至此永无机会，至少也会被大幅度后延。时间上的紧迫感，成为二·二六事件爆发的内在导火线。甚至可以说就是“时间”逼他们在二月发动那次“起事行动”的。当然这并非唯一原因，但“起事”的其他条件也有不少是配合时间勉强制造出来的。
在这种氛围下，相泽案在昭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审。特别辩护律师满井佐吉中校，及众多相泽的支持者（军人和右翼团体）决定仿照五一五事件的法庭战术展开一场法庭抗争。他们打算利用公开第一师团军法会议，企图通过法庭抗争让世人了解被告的想法与辩护律师的主张。无论右派还是左派，一旦面临“审判”这项国家公权力的制裁，运用的战术其实都差不多。相泽案就是企图运用法庭抗争使得相泽减刑，并宣扬他基于尊皇思想提倡的“革新”，进而让皇道派势力占上风。
这场法庭抗争进行得还算顺利。如果纯粹就此案而言，相泽的支援者们大可以乐观寄望。然而另一方面，第一师团将移防满洲的命令已在内部非正式布达。“时间”继续对这群计划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激进青年军官施加压力。在昭和十一年五月启程移防满洲之前一定要采取行动，他们心中的焦躁随着“末日”的逼近而与日俱增。
此外，还有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遭到围剿等次要因素。总之，纵观二·二六事件发生前的状况，大致可以如此简单概论。当然这是极为粗略的，无法详细说明二·二六事件的全部状况，一桩大事件通常会掺杂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是相互作用下才会发生的。
摘自第七部《军阀的暗斗》
到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底为止的事态动向，总的来说就是相泽一案公审的抗争行动，即全面性的维新运动。这一时期，姑且决定以相泽公审为中心展开运动。这是包括前面提到的住在乡下的前辈上尉们的一致意见，栗原和矶部也基本上认同了这项决定。这段时期大约持续到昭和十一年的一月下旬，可被视为运动初期。
一月二十八日，相泽公审首日的晚上，众人在麻布龙土轩进行了第一次聚会。与会者有香田、栗原、安藤、村中、矶部、龟川、涩川等步一与步三的中尉和少尉共十二三人。这一晚大家只是听取旁听了法庭审理的涩川善助报告情形，纯属报告会。
到二月四日的第二次龙土轩聚会时，与会成员略有变化。有步三的野中上尉、安藤上尉和同队的坂井（直）中尉；还有步一的栗原中尉、同队的林（八郎）少尉；以及步三的常盘（稔）少尉、同队的清原（康平）少尉和村中、矶部、涩川。
这些人都是后来二·二六事件的执行者，事后除常盘和清原被判无期徒刑外，其他人都相继遭到处决（唯有野中上尉自杀）。
以下是新井勋的回忆。
“那天还是一样，以涩川描述当天的公审情形为主，偶尔就他记不大清楚的部分向村中和矶部发问。最后作出‘今后可能会进入证据调查’的结论后就散会了。”（摘自新井所著《震撼日本的四天》）
按照新井的说法，在十二日举办的第四次龙土轩聚会上，步一的军官和步三的军官在方法论一事上发生了争执。栗原、矶部和村中等激进派主张立刻起事，但安藤上尉所属的步三却漠视此论调，坚称还不到最佳时机。
同时，当天散会后，安藤、新井所属的步三组和村中、矶部留在别室继续议论，针对步一的矶部和村中提出的论调，安藤嘀咕了一句：“不管步一怎么想，步三都会坚持步三的态度。”据说后来和新井一起离开龙土轩、朝六本木走去的安藤曾对他说：“今晚的事别告诉任何人，步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步三的原则。”（摘自新井所著《震撼日本的四天》）
再说说第三次龙土轩聚会，那次发生在第二次聚会（四日）和出问题的十二日之间，具体说来是二月八日晚上召开的。据宪兵报告，此次聚会的出席者只有“香田、村中、矶部、涩川外加一人”，可说相当冷清。香田上尉是前面提到的佐藤军法官的副官，所以这次聚会是为了和其他四名民间人士（姑且假设那个“外加一人”也是）商讨公审对策。
如果说激进派和自重派之争在二月上旬日趋白热化，那么到桥本证人出庭，审理不对外公开的十二日为止的这段时期应可视为事件爆发前的中期。换言之，那时的运动已不仅限于初期举办的广泛松散的聚会，而是更注重实质性。受凝聚力影响，庭审期间开始逐渐盯紧民间团体和青年军官，这自然诱发了激进派与自重派之间的裂痕。
早一月份起，激进派的军官之间就出现了不少别有用心的小动作。步一的栗原、丹生中尉等人经常对下级士兵灌输昭和维新教育，进入一月份以后，教育的内容变得更加露骨。不仅“对新兵的教育方法尤为露骨”（摘自宪兵报告），军队还开始禁止宪兵出入。
在兵力的调度上，平时对下士官兵的“特殊教育”极为重要。如果没有事先对下士官兵进行精神教育和训练，一旦起事，他们必定派不上用场，只能等着失败。尤其麾下直属士兵有超过半数是一月十日才入伍、连军队什么样都还搞不清楚的新兵，栗原等人想必相当辛苦。
除了新兵，如何控制下士官也是个问题。下士官如果不听从军令，指挥官等人就等于失去了手脚。而即使再怎么教育下士官，他们也不可能具有和青年军官同等程度的维新精神，况且这次的行动又是袭击各地、刺杀大官，因此士官是否会听命行事，确实很让人不安。
矶部也很在意这一点，曾经如此回顾。
“无论以何种条件来看，部队都是不可能完成理想的维新训练的。有鉴于此，余以为若不能训练出理想的下士官兵，就得提高指挥官的决心，除了要和田中（胜中尉）、河野（寿上尉）密切联络，同时还要修养自身，加强余之决心。”（摘自《行动记》）
要靠指挥官的“异常决心”去说服下士官兵，勿庸赘言，自是以“长官下令”，必须绝对服从的军队纪律为前提。
可是，就算士兵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解决，麻烦的还有下士官。下士官多半是长年“吃军粮”的老油条，熟知军中表里，深知所谓的“要领”。其中还有人对中队长暗怀反抗之心，要“感化”这些下士官，困难可不是一点点。
没想到事件发生后，下士官远比预想中服从指挥官。就整个事件来看，似乎不仅仅是指挥官的“威严下令”奏了效——尤其对军旅生涯较久的下士官而言，更要归功于青年军官平日里进行的人性化教育与精神教育。这点在第九部还有详细论述。
摘自第八部《北、西田与青年军官运动》
二十五日晚上，在步一第十一中队代理中队长丹生诚忠中尉的军官室内，矶部、村中、香田等人针对翌日凌晨即将发动的行动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山本又预备少尉则忙着油印《起事宗旨书》。
狙杀那些大官以后的善后处理当然是一大问题，善后处理反而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那关系到是否能让局势转为有利。
矶部的《行动记》是这样写的：
印刷《起事宗旨书》，草拟对陆军大臣要求事项之文案。此外，拟定名单列出哪些军人该斩杀、哪些军人该放过。
要求事项由村中、香田二人草拟。概要如下：
一、事态艰难，应尽快善后；
二、逮捕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南（次郎）等将军；
三、召唤同志军官大岸（赖好）、菅波（三郎）等人；
四、行动部队驻守原地不动。
吾等未见维新曙光之前决不退让，誓死达到目的。
内容大致如此。此外，余拟出的斩杀名单上有林、石原（莞尔）、片仓（衷）、武藤（章）、根本（博）等五人。立此计划时，二月二十五日这一晚的夜色正逐渐转浓。
陆相提出的四项要求中，第二项是要逮捕“危害皇军”的宇垣一派，将其斩草除根。相对的，第三项则要把革新派的老军官召到东京协助处理善后事宜。此举的目的是要拉拢和歌山的大岸赖好、鹿儿岛的菅波三郎、朝鲜罗南的大藏荣一、丸龟的小川三郎、青森的未松太平等地方代表，稳定全国各地部队的军心。
至于其他决意参加行动的军官，他们深信“只要我们登高一呼，必可带动全军起义”（高桥太郎少尉的供词）。而矶部之所以企图召集地方部队的主官，也正是期待全国各地纷纷揭竿而起。
要求事项的第四点“行动部队驻守原地不动”是用来支持第一项“应尽快善后”的。起事的大部队一旦占领各个行动要点，便可对政府和军方施加压力。“决不退让”也牵涉到此，撤退必然招致失败。
因此所谓的“要求”，其实是凭借这股势力对军方和政府的“胁迫”。目的是逼迫害怕“皇军自相残杀”的军方承认起事部队为“义军”。
在矶部所列的“该斩杀军人”名单中，据说片仓衷少校是“士官学校事件”的幕后主使。此事件使得矶部和村中被赶出陆军，因此矶部对他恨之入骨。
要求事项的“意见陈述文”由矶部、村中和香田拟定，再由香田正式誊抄在陆军通信纸上。这点可参照前述的矶部供词。
再次，不妨将焦点移至下士官兵。依序审视步一、步三和近步三的各行动部队。
步一出动了栗原中尉的机关枪队（队长为小泽政行上尉），以及丹生中尉的第十一中队。毋庸赘言，栗原是起事军的核心人物，因此当然要从栗原的枪队开始行动。
这一点从事件平定后，步一方公开的题为“事件前至事件结束之概况”的调查报告中也可见一斑。这是针对枪队的下士官兵侦讯之后整理出的结果。
其中“事变突发前的概况”大致如下：
一、二月二十五日晚七点三十分左右，栗原中尉来到枪队军官室，与当时的值周士官林（八郎）少尉会谈。晚八点，林少尉命甲班值周上等兵梅泽富久前往第十中队的兵器组，以训练为由借出轻型机枪。九点左右，上等兵从该中队顺利借出三挺轻型机枪，九点半左右又以同样借口向第一中队借出三挺轻型机枪。
二、栗原中尉把管理兵器的上等兵虎见逸平叫到兵器室，宣称明日（二十六日）一早要进行基本射击训练，问对方能否提前拿些弹药。虎见上等兵回答说夜间不行，栗原便拿起弹药登记簿表示要亲自交涉，并交代虎见准备手枪。
三、晚九点左右，第一内务班长栗田下士在下士官室召集各班上等兵，调查有多少可以使用的机关枪。上等兵以为管理兵器的下士官不在，因此暂由栗田代理调查，所以并未起疑。十一点左右，栗田下士悄悄命班内新兵起床，在林少尉的指挥下把弹药从药库搬至兵器室，之后又立刻命士兵就寝。随后命虎见上等兵填装弹药。
四、十一点后，有其他连队的军官进出。
五、管理兵器的虎见上等兵奉栗原中尉之命，在军舍前替每支分队准备机关枪六挺、空包枪身三支，配弹药每枪约七百发。十一点后，石川、仓友和长田亦加入准备工作。
同时在军舍前准备了小型枪械包，其中送至舍前的轻机枪包内含七个装填弹药的弹匣。林少尉把这些分配完毕后，分发给各部队和第十一中队。
斧头由枪队事先准备，但不确定是谁提供了这项武器。不过根据事后调查，发现林少尉曾经在二十六日深夜一点，拿着手电筒在消防器材放置场搜寻，由此可推断，应是林少尉找来的。
这就是翌日（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左右，枪队全体紧急集合之前的概况。
根据上述可知，起事时的兵器和弹药是栗原利用下士官和上等兵取得的，当周值班的林少尉参与协助。各内务班都有负责管理兵器和服装的上等兵。兵器委员则由数名尉官组成，加上数名下士官担任助手，有时助手也有可能由兵长或上等兵担任。
这么一来，担任兵器委员助手的上等兵其实也有责任，因为他们不用服从并非正规队长的栗原（军阶仅为随队军官，被下士官兵称为教官）的命令。正因如此，当管理兵器的虎见上等兵说“夜间不行”时，栗原只好说：“那我自己去交涉。”
没有子弹就无法打仗，站在栗原的立场，非取得大量弹药不可，而且不只要满足枪队所需，还得替近步三的中桥队和第十一中队的丹生队准备。他的苦恼就在于此。
判决书上写着：
（栗原安秀，于二十五日深夜）十一点左右，将连队兵器委员助手石堂信久叫至枪队室，与林八郎一起持手枪胁迫石堂，最终得以从弹药库搬出小枪、机关枪及手枪各一百包。
对于并非“同志”的兵器委员助手，栗原不得不用这种手段逼对方交出弹药。
二十三日，步一的卫兵勤务由六中队担任，二十四日改由七中队担任，二十五日又不如为何变成混合编队。而且被任命为内务卫兵司令的，是第十中队的关根茂万这个刚当上下士勤务的上等兵。关根上等兵是在二十五日午后突然接获派令的。
卫兵哨所在营门旁边。卫兵司令通常由下士官担任，奉值周司令之命指挥卫兵。
关根上等兵是下士勤务，地位等同于下士官，因此此项任命并未违反军队内务令的规定。但是让刚当上伍勤、毫无经验的他任卫兵司令，而且是在二十五日午后突然下令，不得不让人怀疑值周司令山口一太郎上尉别有用心。
根据内务令规定，卫兵司令的任务包括以下三项：
一、负责兵营内的警戒，监管营门，盘查出入者；
二、如有外来者要求约见下士官以上的官兵时，应将其姓名登记在访客簿上，并向值周下士官通报，由其作出判断；
三、在弹药库设卫兵岗哨。小心看管保险柜、钥匙和弹药。
就在二十五日晚间，矶部、村中、汤河原组的水上源一等四名民间人士相继来“约见”。行动部队预计在二十六日凌晨离开营门。只要看山口值周司令故意指派没经验的菜鸟上等兵驻守大门，其用意便可想而知。此外，第十中队的随队军官林八郎少尉在调为枪队随队军官之前，也对关根上等兵颇为照顾。
卫兵哨所负责保管弹药库的钥匙。而栗原非把弹药库打开不可。
以下是关根茂万的供述：
我负责教育新兵，相当忙碌。怎么会突然让我担任卫兵司令，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二十五日）晚间七点左右还毫无异状，我要不时出去巡视，无暇他顾。那天晚上特别冷，还不时飘雪。士兵哨所的暖炉烧得火红，大家纷纷围炉取暖。
十点过后，林少尉来了，他说：“把弹药库的钥匙借我。”
但因为没接到值周司令的通知，所以我拒绝了他：“就算是教官您，我也不能答应。”林少尉没说什么就走了。
关根上等兵之所以说“就算是教官您”，当然是念及林少尉之前很照顾他，出于一种同胞之情。或许林事前就算准了这一点，以为只要他一开口，关根一定会百依百顺，所以才会怂恿山口值周司令派关根担任卫兵司令。
没想到，关根却拘泥于规定，不肯把弹药库的钥匙交给他。林无奈之下只好撤退。拒绝奉栗原之命去拿弹药的枪队兵器负责人虎见上等兵也一样。
不过林少尉并未因此打消念头。关根的供述还有下文。
过了一会儿，林少尉又来了，这次还带着兵器委员助手石堂军曹。石堂军曹命令我“把弹药库的钥匙交出来”。既然兵器委员这样说了，我也只好把钥匙乖乖交出去。
我记得挂着值周士官红布条的林少尉当时好像说过“要干一番名留青史的大事”。但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能把特殊弹药库的钥匙给他，因为那里放着毒气弹。
后来，负责弹药库的卫兵通知我“约有十位士兵来打开过弹药库”。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时，本来站岗的高桥千年一等兵早已不见了踪影。
判决书上虽说栗原和林曾用手枪胁迫石堂军曹从弹药库搬出弹药，但遭到胁迫的石堂是在林的陪伴下从卫兵哨所拿到钥匙的。
后来石堂被关进枪队兵器库，直到起事部队走出营门才获释。说句题外话，据说后来石堂（当时为准尉）举枪自杀了，有人说他是为了这件事引咎自裁，也有人说并非如此。
由于起事军官率领了一千四百多名下士官兵，因此必须先拉拢掌管兵器组、被服组和后勤组（粮食）等供给部门的下士官。此外，由于成员大多是一月十日才入营的新兵，所以还得控制管理他们的上等兵（多半是负责新兵教育的班长）。
起事的青年军官除了对普通兵做精神教育时会提到昭和维新的精神，平时还要对中队的下士官和上等兵灌输“革新”的意义，因为这些人才是实际的带兵者。
然而，这些下士官和上等兵究竟有多少会归顺起事军官，尚且存疑。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真正的“同志”至少要参与或计划一部分具体行动，还应提前知悉起事日期。但这些下士官和上等兵对这些一概不知，他们听到的只有“昭和维新的精神”和“革新时机已经来临”等极为抽象的口号。
青年军官也是一直到起事前夕才接到主要干部的通知，不过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猜到计划正在进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只有下士官与上等兵们一无所知。
摘自第九部《二月二十五日晚间》
步兵第一连队的栗原安秀中尉在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三十分左右紧急召集三百名机关枪队士兵。栗原是机关枪队的随队军官。
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两点左右，我叫醒部分班长和士兵，并于凌晨三点三十分左右紧急召集枪队全员在军舍前整队。我向全员训示：“正如平素所言，今日我们终于要朝维新前进了。”并公布口令“尊王斩奸”。（东京宪兵队栗原供词）
丹生诚忠中尉的第十一中队比栗原的机关枪队提早三十分钟集合。丹生任代理中队长。
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余紧急召集中队全员一百七十名官兵，留下病患，于凌晨四点在营前整队。（丹生供词）
步兵第三连队则由安藤辉三上尉负责。“我指挥我的中队和机关枪队四分队总计两百零四名官兵，带机关枪四门，于凌晨三点三十分列队出发。”（安藤供词）
安藤的第六中队在午夜零点紧急集合，三点左右在军舍前整队。
坂井直中尉的第一中队也很早就紧急集合了。坂井是随队军官。
二十六日正子（午夜零点）命令士兵起床着装准备，于凌晨三点二十分准备完毕，并于舍前整队。（坂井供词。东京宪兵队制作——以下同）
接着是野中四郎的部队。
二十六日午夜零点奉值周司令安藤上尉之令紧急集合后，在步兵第一连队栗原中尉的率领下出发。（常盘稔供词）
二十六日午夜零点三十分，命令各班长亲自叫士兵起床。（铃木金次郎供词）
二十六日午夜零点，（在军官室）休息之际收到值周司令传令，命令我们紧急集合。（清原康平供词）
常盘、铃木、清原这三名少尉均奉安藤之命，加入野中上尉的第七中队。
判决书上记载安藤“于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左右发布紧急集合，命令全体官兵在军舍前整队”，但其实三点已整队完毕。步三的紧急集合发生在午夜零点。虽然极早，但因为要分编成野中队（包含常盘、清原和铃木队）、安藤队和坂井队三支队伍，想必花了不少时间。
至于近卫步兵第三连队的中桥基明中尉，则是“于二十六日凌晨四点二十分接获紧急集合令，遂命令近步三的七中队全体集合”。（中桥供词）
各起义部队离开兵营的时间如下：
步一：袭击首相官邸·栗原部队（林八郎、池田俊彦少尉、对马胜雄中尉）——凌晨四点三十分左右
占领陆相官邸·丹生诚忠部队（香田上尉、竹嵨继
夫中尉、山本又、矶部浅一、村中孝次）——同上
步三：袭击侍从长官邸·安藤部队——凌晨三点三十分左右
袭击斋藤内府私宅·坂井部队（高桥太郎、麦屋清济、
安田优少尉）——凌晨四点三十分左右
袭击警视厅·野中部队（常盘、清原、铃木少尉）——
凌晨四点三十分左右
近步三：袭击高桥藏相·中桥部队（中岛莞尔少尉）——凌晨四点三十分左右
众人相约于清晨五点一起发动袭击，配合这个起事时间和抵达各目的地所需的时间来决定出发时间。安藤部队从营区出发的时间比其他部队早一个小时，想必是因为铃木侍从长的官邸位置较远。抵达袭击目标地的时间不可过早，也不可过晚。因此，他们肯定在行动前做了实地勘察与演习，事先测量过距离。即便如此，市川野战重炮的田中胜中尉率领部队（负责运输）从市川进入东京的时间还是太早，在抵达陆相官邸之前，只好先在靖国神社、皇居二重桥和赤坂的步一连队前打转。
将于汤河原袭击牧野的河野寿上尉（所泽飞行学校）的部队，也配合东京方面于清晨五点开展行动。
凌晨三点半至四点，当东京的部队紧急集合之际，河野队分乘的两辆车正开往何处呢？
以下是参与行动的民间人士绵引正三的手记。
……途中曾停车解手两三次，随后抵达小田原市区。街上只有黯淡的街灯，四周安静异常。车子穿越市区后开始走海岸线，并在根府川休息站停车。因为比预定时间早了，只好在此消磨时间。
我们叫醒某会所负责人，生火取暖，休息了约四十分钟后再次启程。但不到半小时，上尉（河野寿）便下令停车。当时行至山边道路，下方隐约可见农户灯光，也可听见浪涛声。
夜晚的寒意直透脚尖。上尉命令大家下车。
众人围在上尉四周，拿出地图（牧野所在的伊藤屋别馆地形图），详细说明进攻原则。
一、不抵抗者不杀；
二、牧野是个老人（七十几岁），一旦发现立刻格杀；
三、不得伤害妇孺；
四、达到目的立刻撤退；（原注：与东京栗原中尉队伍会合）
五、丰桥应有援兵赶来，对方只负责驻守在外。
……
听完说明之后，吾等才对两名驾驶员解释原委，他们答应与我们共进退。汽车再度奔驰在黑暗的沿海公路。四点过后，抵达距目的地汤河原温泉区四五个街区外的地方，温泉区的灯光遥遥在望。还有一个小时，吾等在此停车休息了三十分钟左右，四点半再次上车，慢慢驶往汤河原……
接着是同样参与了起事的黑泽鹤一前一等兵的手记。
凌晨四点后车子抵达汤河原入口。暂时停车，取出手电筒研究地图，给众人大致解释牧野睡觉的房间位置。已事先确认与警察的距离，在此决定派谁入内。最终约定持枪者进屋，持武士刀者负责把风。（摘自《人物往来》杂志昭和四十年二月号）
他们做梦也没料到，对马、竹嵨、井上辰雄中尉和铃木五郎等人率领的丰桥教导学校队竟会中止袭击西园寺的计划，还在期待这支援军从兴津赶来汤河原。
袭击斋藤府的人马本来预定分为第一突击队（坂井中尉和麦屋少尉）、第二突击队（高桥和安田少尉），以及警卫队（末吉曹长），不料末吉曹长和中岛军曹临时失踪，因此警卫队最终不设队长，由各警卫分队长负责。关于末吉、中岛这两名下士官的“逃亡”原因，前面已大概提过。
然而编组的细节并不是事先就商定好的，而是行动前才由坂井下令部署的。
整队完毕由坂井中尉阁下负责编组，此次不按小队编制，而是以中队里的下士官和来自第二中队的下士官为基准，破例采取“某军曹麾下数名”这种分队编组方式。差不多共有十二三个分队，我奉命尾随中队。（麦屋清济供词）
之所以不按小队编制而采用分队编组，乃因齐藤府四周的警卫十分分散，若按小队队形反而不易掌控。
部队出了营门就沿青山一丁目、信浓町、四谷仲町三丁目的路线行进。走青山一丁目、权田原坂、中央线高架桥下，抵达斋藤府。这条路线虽然比较省时，但会经过大宫御所前，恐皇宫警卫起疑。
对斋藤府的事前侦察除了坂井自己，高桥和麦屋也曾奉命执行过。时间是在二十四日晚九点左右，此外高桥二十五日早上上班途中又侦察了一遍。后来由坂井画了一幅斋藤府周边的地形图。
与这支部队同行的安田优少尉（炮工学校学生）的供述如下：
在坂井中尉的安排下，队伍中有两成是下士官，我曾针对这点提出意见……凌晨四点，坂井中尉命众人于军舍前集合听训，士兵们极为踊跃。后率此中队出发，绕行外苑，经过信浓町，完成分批前往斋藤邸的计划（编组）。（安田供词）
可见行军途中，坂井已将起事的部署传达给各位下士官。
斋藤府后侧的警卫——小枪分队长（军曹）新正雄。兵九名。
同——小枪分队长下士梶间增治。兵八名。
同府外西南三岔路的警卫——轻型机关枪分队长（军曹）漥川保雄。兵七名。
同府西方崖下的警卫——小枪分队长（下士）内田一郎。兵九名。
同府附近省线高架桥上的警卫——小枪分队长（下士）木部正义。兵九名。
同府东北隅外三岔路的警卫——轻型机关枪分队长（下士）丸岩雄。兵五名。
同府西崖下道路附近的警卫——机关枪一分队和小枪二分队指挥（曹长）渡边清作。
同府后门附近的三岔路警卫——轻型机关枪分队长（军曹）蛭田正夫。兵六名。
同府后门附近的警卫——小枪分队长（军曹）青木银次。兵十二名。
同府正门附近的警卫——小枪分队长（下士）北岛弘。兵九名。
以上为判决书上所记载的警卫线配置。
紧跟在坂井、高桥和安田这三名军官之后，内府袭击组的轻型机关枪分队长林武下士也率领十四名士兵进入府内。轻型机关枪分队长濑一下士率领六名士兵，对着正门玄关架起轻型机关枪。二中队的长濑是受安藤上尉照顾的下士官中唯一的“同志”，二中队的下士官就是靠他的努力才被纳入一中队的坂井麾下。
斋藤府南北分临四谷台地和权田原坂的台地，夹于谷地之间。西临信浓町，贴着悬崖。南侧尚有中央铁路线的高架桥。
根据坂井中尉的供述，侵入该府的情形如下：
按照事先的安排展开进攻，各警卫部队分头前进。第一突击队在正门外，第二突击队在小门外集合。清晨五点一到，准时按第一要图所示开门冲入。警卫队附带配备。
正门轻易开启，第二突击队放弃小门，改绕正门。
当时玄关前岗哨内的二十名警员还在狼狈穿衣，突击队杀到并将之包围，对方毫无抵抗。（坂井供词）
青木银次前军曹的叙述如下：
我带领一中队的士兵负责后门。我记得应有三名巡警，我们将他们的武装解除后，便命令他们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我说谁敢动就杀，因此巡警们连动都不敢动。
摘自第十部《袭击》
接着要谈行动部队所属的各师团、连队所受到的冲击。
管辖中桥中尉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三连队的近卫师团长桥本虎之助中将的备忘录上有下列记载：
四点半左右，起事；
六点二十，第一d副官来报。同时紧急戒备。
七点半，至办公室。第四r准备归来。
七点四十五，任命第一r长为守卫队总指挥。九点暂时换班。
第一行所谓的四点半左右“起事”，指的当然是中桥部队离开近步三营门的时间，并于五点左右袭击高桥府。而到了六点二十分第一师团的副官才来通报，这似乎太晚了。根据前面提及的“近卫师团行动详报”，近卫师团当天的值班士官大岛上尉是五点五十分左右才接获警备司令部“安藤上尉正指挥约五百名士兵袭击各大臣”第一报的。得知此事后，近卫师团立即移往皇居，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按照皇居附近紧急救火规定部署）。
可见，这份“桥本备忘录”只记载了第一师团副官的通报，省略了近卫师团值班士兵的报告。
不过据桥本的家人表示，当天天还没亮，就听见近步三响起紧急集合的号角。桥本师团长一听马上跳起来，换上军服，佩挂手枪。近卫师团长的宿舍位于步兵一连东侧，也就是现在的六本木“俳优座”剧场后面一带。在宿舍里早晚都能听到步一、步三和近步三的喇叭声，但在喇叭声之前会有各连队的符号曲加以区别，还可从曲调中听出是演习还是真有事情发生。桥本师团长黎明前听到的，就是近步三的非演习号角。如此看来，在五点五十分近卫师团的值班士官大岛上尉接获警卫司令部的通知前，近步三应该已经知道出事了，并唤醒了全体官兵。
中桥结束了对高桥府的袭击行动后，在赶往皇居的途中通过联络向联队报告“帝都有突发事件”，并通报预计将于五点半左右抵达皇居。而近步三的紧急集合令或许就是在这之后发出的。此外，皇居守卫队司令官门间少校很可能也是在此时发出通报，那时天色还漆黑一片。
桥本师团长身着军装走出玄关，近卫师团副官和第一师团副官连忙上前敬礼。桥本在听取了两人的简报后，告诉家人：“接下来可能有三四天不能回家。”说完便离开了。家人虽一头雾水，却能感受到发生了比相泽事件更严重的事。
但桥本在备忘录里却写着“七点半，至办公室”，时间上晚了许多。不过这份备忘录是在三四天以后补写的，记忆很可能有些出入。不如理解为“七点半，已经到了办公室，准备让近步四从演习地返回”，那么就和接下来的“近卫师团的行动详报”一致了。
早晨七点三十分左右，根据东警作命第二号，下令出动兵力，并进行相关准备，于上午七点四十分将近步四从演习地召回。
近步四连队当时正在千叶县的习志野演习。
接着，上午八点左右，桥本命近步一队长将麾下一大队、守卫中的近步三之一大队，及驻守竹桥、皇居东北角和图书馆附近的近步二之三中队合并指挥，并负责保护皇宫。上午九点半，又命令近步一之一大队和近步三之大队换班，在下午一点左右完成交接。
八点，他命令近步第一连队长担任该连队第一大队、近步第三连队的守卫队（包括中桥中尉率领的第七中队）、近步第二连队之三中队的皇宫警备混合部队总指挥。因此，守卫队司令官门间少校八点后就也必须听从近步一连队长的指挥。这是第一阶段的安排。
第二阶段，他于下午一点命令近步一的大队接替出问题的近步三执掌的守卫队。虽然原本两个队就该在这时交班，但这项安排里“排除问题部队”的意味似乎更浓。
就这样，近卫师团总算做好了保护皇宫的准备。这段期间，师团内部想必一片混乱。
摘自第十部《各方的行动》
事件爆发的二月二十六日晚间，行动部队在据点上通宵戒备。战时警备令使他们被纳入步三连队长涩谷上校麾下，并编为警备队，受“官军”意识浸淫，稍显安定。那时发布戒严令的手续虽然迟了一步，却至少在逐步推行。
问题出在之后的内阁。尽管越早决定越好，但既然目前的形势对行动部队有利，当然得针对主导权进行商议。
其中的一次商议就是“帝国饭店会议”。这次会晤虽然没有达成任何成果，但就当时的状况而言，确实是一段不能忽略的花絮。因此略述如下。
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三岛野战重炮第二连队长桥本欣五郎上校的，是东京每日新闻报社的林广一，具体时间是二十六日早晨七点半左右。
林广一与建川美次中将关系亲密，负责为任大阪师团长的建川提供东京方面的情报。建川和小矶国昭同属宇垣派，和皇道派敌对。建川自昭和八年（一九三三）被派驻外省（任第十团师长）以来，就没再调回过中央。而小矶昭和七年从陆军次官升任为关东军参谋长，而后又任第五师团长和朝鲜军司令官，也一直无法回中央。这都是因为遭到掌控军方中枢的皇道派（尤指真崎）的排挤。
桥本欣五郎和长勇等人是发起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樱会”的中心人物。虽是小矶、建川派，但在追究十月事件的责任时，相关人士已分散到满洲及其他地方。而这自然不是弘扬大义的公正处分，因此遭到处分的村中和矶部事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请参考第四部《“樱会”的野心》和第六部《士官学校事件》等内容）。
被调至外地的“樱会”成员纷纷于昭和十年年底回到中央，但中央的形势已天翻地覆，变为所谓的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皇道派中的真崎和荒木相继失势，统制派的中心则转移到随队青年军官的身上。桥本趁机集结旧时同好，组成了所谓的清军派（取“期待肃清军部”之意），可惜并未发展成第三势力。仍有部分“樱会”成员滞居外省，后来又出现了倒戈者自然也是一大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革新运动的重心已转至尉官级，这股年轻势力压倒了校官级，使他们失去活力。再加上带头的桥本欣五郎又被绑死在三岛野战重炮连队，无法在东京展开行动，加重了不利条件。至于长勇，虽已调至参谋总部对华课，但他属于“英雄型”人物，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
之前也曾说过，清军派的立场与其说中立，其实更接近于统制派。这可说是桥本等人遭到青年军官排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正如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政变的计划书中所写，这几位算是革新运动的前辈。然而他们的政治背景太重，且一心只想着升官。聚会也多半选在奢华的日式居酒屋或茶楼，总是脱离不了酒香美色。在青年军官看来，这样就是素行极度不正，因此刻意疏远他们。此外，军方受到反皇道派幕僚的控制，也是促使桥本等人向统制派靠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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