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在三岛探听东京情报的桥本，一接到东日报社林广一的来电便立刻不顾一切地冲去找旅团长，借口视察军情强行获得了一天的假期。连队长向来不得擅自离开驻守地，但在桥本看来，此时正是叱咤风云的好时机。
林广一在日本桥的“二见”茶屋等待桥本。桥本搭下午三点的列车从三岛出发，五点抵达品川车站，在田中弥上尉的迎接下进入柳原伯爵府。田中弥是兼任参谋总部员的陆大教官，他与长、小原重孝等人都是桥本的直系。
桥本在柳原府稍事休息后，便随田中搭车前往军人会馆的警备司令部。在此与满井佐吉中校取得联系，在满井的安排下，约定与青年军官在陆相官邸会谈。这么安排是为了直接听取他们对成立新内阁的意见，不过也不能说桥本个人完全没有“政变前辈”的意识。
凌晨十二点后，桥本来到“二见”。林后来把桥本当时说过的话如实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革命未成》里。借此来了解陆相官邸的戒备状况，可谓颇为有趣。因此在这里引用该段谈话。
……到第一步哨的时候车子就停下了，坐在副驾的田中弥跳下车，高举右手大喊：“尊皇！”哨兵立刻回答：“斩奸！”尊皇和斩奸是好比高山对流水的暗号。
接着田中说：“野战重炮第二连队长桥本欣五郎上校到访！事先已有联络！”
“好，可以通过了！”
于是田中上车，车子继续行驶。到第二个岗哨时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步骤。大臣官邸门外还有下士哨。只见十五六个人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熊熊篝火旁，看起来异常威猛，可见戒备相当森严。在此又重复了同样的步骤。
“尊驾远道而来辛苦了。可通过！”
哨长只是一名曹长，却一脸认真地说出这种舞台上才听得到的古老台词，简直自以为是明治维新的志士了。
说到自以为是明治维新的志士，在茶屋大谈政变计划“醉卧美人膝”的桥木等人应该才是前辈吧。
陆相官邸的警卫线如上述所言，多达三重，最后一道内线由下士官把守。因为是行动部队的司令部，所以戒备极为森严。桥本进入官邸后——
走廊上堆满了桌椅，好像是用来作为路障的。年轻气盛的军官们身挂军刀，咔嚓咔嚓地迈着大步巡逻。只见阿部（信行）和林（铣十郎）等四五名官拜陆军上将的军事参议官正弓着身子、畏畏缩缩的，那窝囊样简直惨不忍睹。被小小的中尉颐指气使，任凭别人用命令的口吻朝他们吼叫，撵他们走开。
当时，军事参议官似乎正与起事干部会面。就算去除桥本叙述中的夸张部分，军事参议官的卑躬屈膝之姿和青年军官的傲慢自大估计也八九不离十。不难想象，那些小尉官对陆军上将大呼小叫时该有多么痛快。
桥本一到会客厅，便说：“野战重炮第二连队长桥本欣五郎上校报到。这次的壮举实在震撼人心！为借机一举贯彻昭和维新的夙愿，桥本欣五郎自愿助各位一臂之力。”
这番话也很像时代剧里的台词，不过和现场的维新氛围似乎很搭调。上尉旋即将桥本带进偏室私谈，同交谈的还有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不过，他提出由真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建川出任陆相的方案却遭到矶部等人的反对。
就这样被委婉地赶出陆相官邸的桥本，转而奔赴茶屋“二见”。在他向林广一复述这段谈话之际，田中弥上尉奉桥本之命离席，去联络满井佐吉中校和石原莞尔上校。
田中回来后，向桥本报告已和满井取得联系，并约定见面。应该也可以顺利见到石原，并问桥本在哪里见面比较好。
“就在帝国饭店吧。这种时候，饭店大厅反而最不惹人注意。”
摘自第十一部《占领与戒严令》
军方决定对行动部队采取的武力镇压决定是：“清晨五点将奉敕令交给戒严司令官。司令官据此下达戒严令，并在陆相官邸以非正式形式通知小藤上校。如果维新部队愿意服从此令撤退那还好说，若拒不撤退，迫不得已只能于正午或午后一点攻击。”（摘自杉山的备忘录）
二十八日凌晨五点就此拍板定案。虽是“非正式”通知，但当这项命令传达给步一连队长小藤上校时，奉敕令事实上已经传达给带领行动部队的直属指挥官了。
而小藤早在两个小时以前的凌晨三点左右，就偕山口一太郎上尉和铃木贞一上校造访戒严司令部，亲眼看到石原将“立刻出击”这道奉敕令下达给受领者，因此他对中央的讨伐态度极为清楚。但小藤他们不只连续两次向起事干部隐瞒奉敕令，反而十一点半左右还将起事者的要求传达给中央，摆出斡旋商讨的姿态。
接着谈一谈村中的叙述。
离开小藤上校办公室时，巧遇柴有时上尉，上尉说：“今早戒严司令部的气氛异常恶劣，欲令诸士从现在的位置撤退。我得知司令有请求相关奉敕令的计划后，立即面告山口上尉，上尉惊愕不已，立刻会见戒严司令官及军事参议官等人，现正努力控制事态。”（摘自村口遗书《续丹心录》，收录于河野司编辑的《二·二六事件》）
就时间来看，村中去小藤的房间应在上午十一点半左右。因为村中打电话向园山近步三连队长中桥传达奉敕令是十一点左右（园山侦讯笔录），而他去找小藤抱怨正是为了这通电话，因此拜访时间应在打完电话之后。他离开小藤的房间想必是在十二点左右。村中虽未在遗书上写明时间，但可大概推定。
柴上尉说山口跑去找戒严司令官和军事参议官等人，努力控制事态，应指后面提到的香椎司令官、荒木和林这两位军事参议官，及满井等人的会面。而根据“杉山备忘录”的记载，这次会面是从上午七点三十分开始的。
山口自午夜零点从柴上尉那里听说了奉敕令一事后一直四处奔走。对从小藤上校房间出来的村口所说的，应是山口初次听闻幕僚部形势时“惊愕不已”的样子。因此在这之前，村中应该没把午夜零点之后发生的种种变化告诉他。
（中略）
而行动部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军方称为叛乱部队的呢？正式说来是在三月一日，陆军次官通报“将今次不法出动部队（者）称为叛乱军（者）”。但寺内寿一陆相表示：“叛乱始自踏出营门时。”（针对六九议会上贵族院三室户敬光的质询所做的答复）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一般而言，自二十八日下午六点，第十二号戒作令（戒严司令部作战令）——“依第七号戒作令，小藤上校无需亲自指挥官兵”——发布的这一刻起，他们就已被定义为叛乱部队了。秦郁彦在著作《军中法西斯主义运动史》中也提到，“二月二十八日傍晚，第一师团长对小藤第一连队长下达‘尔后无需指挥占领部队的官兵’这道命令时，行动部队就已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叛军处理了。”
不过正确说来，应该早在三十分钟之前的下午五点三十分，发布戒作令第十一号——“叛乱部队终于违逆天命，自此只能用武力恢复治安”——起，就已被称为“叛乱部队”了。
在那之前，还有“起事部队”、“维新部队”、“行动部队”、“占领部队”、“小藤支队”和“地区警备部队”等各种说法，不过都是两边自行命名的。现在从戒严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编的《作战命令集》中挑出镇压者的正式称谓来看看吧。称谓的变化，表现出中央对事件的苦恼。
首先是二十六日下午三点。东警作命第三号。
第一师团长，包括今早起持续行动的部队，应根据昭和十年度战时警备计划书维持重要方面的警备与治安。
“行动部队”之名由此产生。
从“包括”一词中看不出“行动部队”对于第一师团而言到底是敌是友。之后的第六项规定中提到“部队间绝对不可自相残杀”，自此能隐约看出有对立关系存在。
二十七日上午十点半。变成戒严司令部的警备司令部发布的作命第三号。
第一师团大致将得力部队部署于赤坂见附、福吉町、虎之门和日比谷公园之间，以防止占领部队的行动扩大。
在此被冠上“占领部队”之名，区别已变得十分明了。
二十七日下午七点。戒作命第七号。
二十六日早上出动的官兵，应听从第一师团曲町地区警备队长小藤上校指挥。
此处明确指出“二十六日早上出动的官兵”受小藤步一连队长指挥。因此，自此行动部队又被冠上“小藤部队”、“小藤支队”或“地区警备队”的称谓。等于是“官军”，名目上为警戒“革命党”。
二十八日上午五点三十分。戒作命第八号。
贵官应在小藤上校的指挥下尽快将占领部队集结于步兵第一连队。
此外，为让该部队通过赤坂见附，两师团应开放该地区周边领域。（摘自寄给近卫、第一师团长的信。给小藤上校的则是“通知”。）
二十八日上午七点。戒作命第九号。
目前局势平稳，占领部队极有可能顺利撤退，留意避免刺激他们而酿成不测事端。（摘自给近卫师团长的文书）
到此为止都称“占领部队”。
二十八日下午四点。戒作命第十号。
余奉上之命，须尽快恢复治安。为此可动用武力。
第一师团长应率领属下及指挥部队（包括步兵第二连队及步兵第五十九连队，各步兵一大队与工兵第十四大队，以及一中队）对盘踞首相官邸附近至三宅坂附近的反抗部队准备攻击。
到这里，变成了“反抗部队”。
香椎奉杉山次长下达的“省部大多数人希望果断处理”之命，被迫采取武力镇压。再加上安井戒严参谋长的嘱托，最终在上午十点十分公开表示“改变决心，断然讨伐”。之前所说的戒作命第十号，就是在六个小时之后发布的。
当天下午五点三十分，发布了戒作命第十一号，六点又发布了戒作命第十二号。
到了二十八日夜里十一点，发布了戒作命第十四号，内容是这样的。
叛乱部队终究不服上命，因此决定动用武力，以恢复治安。
第一师团坚守现在的防线至明天（二十九日）上午五点之前，并做好准备，以待随时展开袭击，将战斗区内的敌人尽数杀光。（对近卫师团也下达了相同的命令。）
到了这里已经明确变成了“敌人”。
虽然谈不上千变万化，但这短短三天之内的变化的确惊人。领导人的仓皇失措显而易见，不协调之处比比皆是。
摘自第十一部《奉敕令》
一旦兵临占领区前，急欲避免“皇军自相残杀”的军方可就束手无策了。这边行动部队的干部认为，一旦军方的管理权和军事中枢地带成为“人质”，对方最后就一定会答应行动部队的要求。正因如此，他们更加坚定地拒绝了毫无保证、只是一味要求他们撤退的和解方案。
然而，幕僚派远比他们预期中的强硬，终究不惜选择“皇军自相残杀”。打出的大义名号是“讨伐违背奉敕令的叛徒”。战势到二十八日傍晚已一触即发。
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起事军官也不得不做好应战准备了。
余根据事态发展判断迟早会发生皇军自相残杀的悲剧。
其后恐已无计可施，唯有静待变化，入夜后将发起攻击的态势愈发明朗。已收到将有夜袭的情报，因此严加戒备。（摘自村中遗书，收录于河野司所编《二·二六事件》）
接着再从士兵的角度看看目前的情势。
以下是步三第三中队的前上等兵泽田安久太郎（属清原少尉部队）的手记。
二十八日早晨，以所剩无几的口粮准备完早餐后离开大藏大臣官邸。只见避难民众推着堆满家具和日用品的推车，仓皇走在积雪上。在这肃杀的气氛中终将会爆发战争吧。毫无实战经验的我们，设想了各种作战方式。事态似乎在紧迫的氛围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就连被切断与外界联系的我们也感到事态严峻，同时对未知前途产生不安和焦躁，且束手无策。
夕阳西沉时已看不到避难的市民了。我们进入一幢位于皇宫附近住宅区内的豪宅，门口挂着“中村藤太郎”的门牌。这家人似乎已经出外避难，只留下两名学徒看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二十六日以后的报纸。二十八日发行的每份报纸上，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写着“明早中央将对叛乱军发动攻击，呼吁曲町周边的市民尽快避难”。曾几何时，我们竟已被当成叛乱军，虽无人开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并有种逐渐被逼上断崖的绝望感。在昏暗的灯光下，担心儿子安危的双亲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忽隐忽现。于是利用休息时间修书一封，寄给故乡的双亲权充遗书。“为推动昭和维新而起事，却不幸蒙上叛乱军的污名。儿子认为，只要忠实服从长官命令，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俯仰无愧。感谢爸妈这些年来的养育之恩。”
悄然无声的深夜里，喇叭正广播着什么，我听不清楚。我们在附近找来几个垃圾桶之类的东西当成防御碉堡，并把轻型机关枪架在上面，伺机而动。上面已经下达严格指令，即使敌人来袭，在对方开炮之前我们不可主动射击，只能持步枪刺刀应战。
为掩护外面同志的行动，我们已用铁夹尽数剪断街灯电线，够不到也扔石块砸坏了。四下一片漆黑，伴随着异样的声响，心头有种难以言喻的不祥预感。
东方天空刚泛白，长官就下达了出击的命令。集合地点在三宅坂。为抵御饥寒，我们捡来些朽木生火。此时谁也没心情谈笑。
这时清原少尉来了，他让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说道：“为了国家的前途，原本我们立志即便战到只剩最后一人也要实现昭和维新，但某些怯懦的同志临阵倒戈，使得我们濒临瓦解。现在只剩下第三中队和第六中队了，所以我想问问你们的意见。抱定必死决心即便战到最后也要起事的人请举手。”
听到这话，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手。
“谢谢。看到你们有这个决心，教官我打从心底里高兴。”
同志们面面相觑，最后大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
我们整理好军装，把子弹一颗不漏地填进枪支和轻型机枪，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中略）
二十九日早上天光大亮以后，起事部队的士兵开始出现明确的归降征兆。
据记载，步兵第一连队主力的状况如下。
让第五十七连队通过后，奉小藤上校随机应变之旨救助下士官兵。这时接到步兵第五十七连队长的电话，遂立即赶赴首相官邸，却阴错阳差没能见到栗原中卫。只得要求攻击军自重，不得对叛军轻举妄动。此时叛军往山王饭店及首相官邸集结归顺的情势已大致明朗，没必要安排前往连队。
之后，古闲（健）中校于上午九点多接到负责侦查的猪股少尉的报告，报告说叛乱部队已出现动摇，一线部队正相继归顺。于是急忙于十点前集合中队长以上干部告知各位新情况，并命各中队长前往第一线，设法说服叛乱部队中的下士官兵们归降。
具体派遣松永上尉麾下八名军官向赤坂见附、山王下和溜池三地出发。
而后古闲中校又接获先遣军官报告，得知叛乱部队正朝山王饭店及首相官邸附近集结，遂将川村少校派往机关枪队，将本乡少校派往第十一中队。命其现场解除官兵武装，整理部队后命众人原地待命。
上午九点起叛乱部队开始动摇，之后便相继有一线部队（包围军）归顺的报告传来。显然，通过广播、传单和广告气球宣传奉敕令已收到效果。
步一的机关枪队是栗原安秀的，十一中队是丹生城忠的，两者都是起事部队的核心。如今连队只派两名少校过去解除其武装和集结士兵，可见大势已去。
原本和栗原队一起守在首相官邸的中桥基明中尉的近步三，昨晚就已逃散，到今天黎明已经找不到了。
步三的野中部队中，清原康平少尉的第三中队被清原潜回兵营。坂井直中尉在德国大使馆前对矶部说：“什么都别说了，我要让士兵们回去。”然后就把士兵交给劝降的军官，让他们归营了。
“大厦将倾，独木难撑。成所然尔，如今大势已去，一两个人的坚持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矶部也只能如此感叹。（摘自《行动记》）
（中略）
起事部队中的下士官兵均按原队归还，到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左右，事件大致终了。
摘自第十一部《崩坏》
美国驻日大使乔瑟夫·c.格尔于二月二十六日早上十点，发了以下这封紧急电报给华盛顿的国务卿。
今早破晓，据报有部队占领了政府与部分市区，还暗杀了数名高官，至今一切尚无法确认。报社特派员无法发电报或打电话至国外。
发这份电报主要是为了确认我们的暗号电报是否正常。收到后请立刻报告。（摘自格尔著作《滞日十年》，石川欣一译）
四天后的三月一日，格尔在日记上如此写道：
与这四天的种种相较，叛乱前发生的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事到如今已懒得再提。但我必须将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之间发生的一切，一字一句地整合、叙述。这次事件的大团圆结局——我们都以为已被暗杀的冈田首相竟然毫发无伤地现身——有一种极为夸张的戏剧感。虽不知外界如何看待，但至少日本国民似乎都把叛乱者视为典型的大笨蛋。这是件好事。不过，悲哀与愤怒抹消了这起事件的幽默。（出处同上）
之后，格尔又把二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三日的日记整合为一章，拟了一个小标题，叫做《从早产的革命到公然的战争》。
被他称为“早产的革命”的这四天，东京市内，除了被叛乱军占领的区域外，一切都很平静。就连占领区的居民，明知军队之间即将展开战争，撤退时也都保持冷静，并未慌乱。他们很相信戒严司令部，完全听从收音机里的指示。
这应该是市民深信叛乱军不会乱来的安心感所致吧，即便是叛乱部队也会遵守军队纪律。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意识逐渐从市民心中消失，加上戒严司令部的宣传，使得他们对叛乱部队的指挥者日渐反感。
（中略）
再看三月九日寺内新陆相发表的声明的部分内容。
本起事件的起因原本就极为深刻。先以军方过分阐述建军本义，全军上下正本除弊，振兴军纪、规范军秩，充分落实天皇亲率之实，扶翼皇运、安定皇心。同时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加强皇基，涵养国力，增进国民福利。宣扬举国一新，并巩固国防保国家安定。在非常时期鞠躬尽瘁，使国运兴隆。
他嘴上说叛乱事件的原因“极为深刻”，却并未作任何具体说明，而是直接跳到了结论。“先以”全军一致正本除弊，振兴军纪，还要“同时”举国一新，巩固国防。乍看之下，还真看不出重点到底是整肃军纪还是稳固国政国防。
文章也两边各半，主旨不一。后半段还出现什么“天皇亲率”、“明征国体”这类字眼，正如众人所知，这是为了满足皇道派军人和国粹团体。此外，通过“举国一新，巩固国防”指向军方内部——也就是所谓新统制派（后述）的主张。换言之，肃军，又介入军方政治，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在这篇声明稿中十分明显。不过就印象来说，反而是后者比较强烈。
（中略）
常设军法会议（指高等军法会议、师团军法会议等一般军法会议）是允许公开审理、辩护和上诉的。但特设军法会议则完全不允许法官避嫌、公开审理、辩护和上诉。（参考陆军宪兵学校教官、陆大教授井上一男所著《陆军军法会议法大纲》和日高巳雄所著《陆军军法会议法讲义》）
因此，由特设军法会议负责审理的二·二六事件，就算不公开、不允许辩护和上诉，也完全不违法。
然而，我已再三强调过，特设军法会议只适用于战时事变或封锁交通的戒严地区（被包围地区），因此在此有异议。战地和占领地区是基于其特殊环境，不得不尽快结束审判。另一方面，想必也是因为难觅适当的律师。可是，当时国内既没有战争，也并没有处于战时紧张状态，可用的律师也多得很。虽说颁布了戒严令，但三月后东京的治安已恢复，变得相当稳定，似乎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
陆军方面应是基于相泽事件审判的前车之鉴。相泽的第一师团军法会议算是所谓的常设军法会议，允许公开和辩护。结果对手就利用公开审理，发起了所谓的法庭抗争。不仅给相泽机会发表公开演说，满井特别辩护律师还让真崎、林、桥本等将官出庭作证，并且不断申请大人物当证人。村中孝次、涩川善助等人还写下法庭旁听记录，借助相泽事件的文书宣传，煽动青年军官和右翼团体。二·二六的“起事”也受到了相泽事件的影响。
（中略）
特设陆军军法会议由陆军大臣担任最高长官，并一手指挥。因此，即便只是名义上，审判中也已渗入了陆军省的意思。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再说。审理分为以下五个班。
第一班。
（一）香田上尉属下起事军官二十三名（包括涩川善助）。
（二）新军曹属下步三（六中队除外）的下士官四十名。
（三）大江曹长属下的近步三、步一和步三·六中队的下士官三十名。
（四）仓友上等兵属下步一和步三士兵十九名。
（五）宇治野军曹属下汤河原组七名。
虽然又将一班细分为成几个集团，不过这个班几乎都是军官、下士官和士兵。第一班很重要，尤其以（一）军官集团最重要，是整起事件的核心。
审理这一班的人员为：
（一）庭长石本寅三上校
司法事务官藤井喜一
法官村上综治少校、河村参郎少校、间野俊夫上尉
（二）庭长若松只一中校
司法事务官山上综治
法官浅沼吉太郎上尉、二神力上尉、中尾金弥上尉
（三）庭长山崎三子次郎中校
司法事务官冈田痴一
法官谷川一男上尉、福山芳夫上尉、高山信武上尉。
（四）庭长人见秀三中校
司法事务官小关正之。
法官根岸主计上尉、石井秋穗上尉、杉田一次上尉
（五）同上
第二班，包括山口、新井、柳下的步一、步三协助起事军官组，以及铃木、井上、盐田的丰桥教导学校军官组（原定袭击西园寺）。
第三班包括满井、末松、菅波、大藏等赞同派军官组和企业家石原广一郎（久原不起诉），以及福井（幸）、町田（专藏）和松井（龟太）等右翼浪人，最后还有斋藤浏。
这两个班虽然也被分成几个集团，但山口驻京组和铃木（五郎）等人所在的丰桥组的庭长由同时负责第一班的石本寅三上校和同组法官担任，这是因为他们与香田等起事军官组关系密切，并受到重视。
第四班是包括北、西田、龟川和中桥（照夫）的民间组。庭长是吉田直上校（判决时为少将），吉田上校还兼任第三班浪人组的庭长。
第五班为真崎甚三郎上将。庭长是矶村年上将，法官为松木直亮上将，司法事务官为小川关治郎。关于这点将在他处另行讨论。第二、三班各组及第四班的司法事务官与法官的姓名在此省略。
司法事务官是专业的陆军法律家，奉庭长之命，负责实际的审理工作。而法官则相当于民间法院的陪审法官，对诉讼一窍不通。这些人是从全国各部队的军官中挑选出来的，却不知是以什么基准。
摘自第十二部《特设军法会议》
针对上述叛乱事件，本军法会议进行了审理，由检察官陆军司法事务官竹泽卯一作出如下判决：
判决
被告人村中孝次、矶部浅一、香田清贞、安藤辉三、栗原安秀、竹嵨继夫、对马胜雄、涩川善助、中桥基明、丹生诚忠、坂井直、田中胜、中岛莞尔、安田优、高桥太郎、林八郎均判处死刑。
被告人麦屋清济、常盘稔、铃木金次郎、清原康平、池田俊彦均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人山本又判处监禁十年。
被告人今泉义道判处监禁四年。
（后面是长达两万字的判决“理由”）
昭和十一年七月五日
东京陆军军法会议
庭长法官陆军骑兵上校石本寅三
审判员陆军司法事务官藤井喜一
审判员法官陆军步兵少校村上宗治
审判员法官陆军步兵少校河村参郎
审判员法官陆军步兵上尉间野俊夫
由各法官联名签署
法官认为麦屋、常盘、铃木、清原、池田等人是新任少尉，主要是在安藤上尉的命令或强制下被迫加入野中队和坂井队的，处于被动立场。而山本又预备少尉实际并未参与袭击重臣的行动，只不过负责守卫被占领的陆相官邸，且事后主动“自首”。至于近卫步兵三连队的今泉义道少尉，他对“维新思想”本无兴趣，是在中桥基明中尉的半胁迫之下被强制带走的。他不敢向皇宫守卫队司令官告发，还与士兵一起看守岗哨，但在接获交班命令后立刻归队，因此得以免除死刑。
至于涩川善助，虽是民间人士，但他与侦察汤河原的牧野伸显，以及叛乱军官有联络，二十八日投靠安藤队之后便一直与坂井直中尉等人在陆相官邸附近“巡视警戒线”，相当于犯下协助叛乱罪，因此处以死刑。
关于各位被告听到这项判决后的反应，可参考间野的手记。
历经日夜苦恼，参与拟定判决书的我在公审之际以平静的心看着诸位被告。庭长在宣读判决理由和最终判决时，被告均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庭长，不发一语也不见动摇。不过我记得有两三位检方要求死刑最终却逃一死的人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想必早在相泽中校的死刑判决成定论之际，他们便已有心理准备了吧。相泽赴刑场时还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把监狱里的犯人从沉睡中惊醒。五天前相泽放弃上诉，两天前执行死刑，这就是军法会议给他们的“预告”。
不过连他们都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被判死刑，以为顶多只有香田、安藤、栗原、中桥、丹生、坂井、村中、矶部这几个人，而且最该被处死的山口一太郎上尉却没有出现在名单上（检方求刑和法官的判决都是无期徒刑）。
据说判决结束后，回到牢房的栗原一直低语“实在太多了”，意思想必也是这结果远超他的预期吧。
摘自第十三部《判决》
关于判决。
死刑犯十七名、无期徒刑五名、山本十年、今泉四年，这分明是场不负责任的判决。余对起事同志及全国同胞深怀歉意以致食不下咽，对安藤尤感愧疚。安（安藤）只凭余一句话便下定决心出动如此庞大的部队，安对余说：“矶部先生的一句话让我出动连队全体，最可怜的是下士官兵。”这句话在我耳中萦绕不去。对西田北先生也很抱歉，对所有同志都很抱歉。余只凭一己所见，冲动过头，导致无数同志惨遭牺牲，实乃罪孽深重。每每思及此便痛苦不已，余只能不断祈祷，然而毫无效果，十二日早上，同志还是遭到了虐杀。
矶部对法院审判的态度正如上文所示，他对庭长的残酷判决大为不满。与之前不时引用法官手记的审理过程相较，此次审理似乎不同以往，一众被告几乎全被封了口，让人深感怨恨。
不过若仔细审视，审理过程进行得很顺畅。身为被告团代表的村中事后陈述说是按照庭长的方针，总之，审理“仅用了两天又十个小时便结束了”。关于罪行本身，被告方全面认罪，毫无争议，因此没有耗费太多时间。被告均出于信念起义，因此了无愧色。
但在“信念的吐露”方面，他们却和审判员发生了争论。对于被告而言，这段陈述很重要。国体观、日本改造法案的精神、起义的思想等，正是他们想慷慨陈词之处。其实这段陈述该被视为“法庭抗争”，可惜审判不公开，令他们的期待落空。如果无旁听者、陈述内容也不容外界报道，那么任凭他们怎么陈述“信念”，也相当于是在没有听众的舞台上自言自语。
听众只有五名审判员（少数几名特别旁听人姑且不算）。审判员们奉陆军省指示必须控制时间，尽快结案。对于被告高谈阔论的国体观和改造思想也毫无兴趣。正如安田所呐喊的，反正这本来就是一场早已定论的审判，就算听被告慷慨陈词也只是在浪费时间。
对法官而言，被告那番“热血且真诚的高谈阔论”想必听来极为无聊。宗教上的国难论只能一笑置之，评论国法更是越俎代庖。法官没那么多时间听这种扯淡。
间野法官的手记上虽然记载着“让被告畅所欲言”，但其实很有限。虽说单凭矶部的片面之词无法弄清真相，不过在他的遗书上似乎道尽了法庭内的情况。
矶部在遗书中特别提到对于被判处死刑的安藤“尤感愧疚”。因为安藤直到最后一刻仍对起事心存犹豫，是在矶部的热心劝诱下才加入的。“余只凭一己所见，冲动过头，导致无数同志惨遭牺牲，实乃罪孽深重。”矶部在这里首次承认自己明知条件不成熟，却断然起事导致失败（其他人的遗书多半将失败原因归咎于幕僚部的谋略）。这一点应该也可以套用在栗原安秀身上。不过，促使矶部等人铤而走险的，是他们对真崎甚三郎军方高层皇道派的期待。那并非单方面的期待，按照矶部的说法，是双方“将心比心”的承诺。这才是矶部最大的失算。
此处的问题并非那道命令所显示的天皇意愿，而是以他们认定的国家观与国家利益为生体。反过来说，一旦天皇的命令违反了他们所认定的国家观与国家利益，那就不再是至上命令了，只能算是宫中近臣或体制中长官的个人妄为。即便是天皇之意，也会被视为天皇的失察与不德。
宇垣对石原莞尔等中坚幕僚私下商议一事十分气愤，表示“天皇陛下都说要出面（收拾政局）了，那边却说‘用不着’，这未免太奇怪了”。这件事就是上述问题的具体体现，就连天皇的意思都敢蔑视。不过对石原等人来说，寺内陆相和杉山教育总监都只是体制内的长官，“不服从是理所当然的”。
在起事的青年军官当中，有很多人对现任天皇深表不满，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就是矶部的遗书。此外，外围同志中似乎也有人保持着批判心态。
即便如此，据说起事军官还是在处决之前大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这并不是在称颂天皇个人万岁，而是对现任天皇代表的“天皇制”（国体这个观念）高呼万岁。仔细深究，应该可以这么说。其背后有世人的混淆——不，甚至连当事人自己的认知都有混淆。
二·二六事件之后，石原莞尔的势力开始急速扩大，甚至出现“石原时代”。不过，以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等人为中心的“保守派”很快卷土重来，石原集团的满洲组瓦解，石原也遭到孤立，众叛亲离，最后被东条英机等人赶出军部。这段期间，军部不断暗示“二·二六事件”将会再次爆发，借此胁迫政治、经济和言论界，并笼络以军需产业为主的重工业财阀，拖着日本国民往战争体制大步迈进。这种变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一直在日本国民看不见的高层内安静却确实地进行着。和天皇的个人意愿已毫不相干。而“天皇制”这个古代神权的巨人也开始采取行动，使得“山川悉数动摇，国土四方震动，国民死伤无数”（摘自《古事记·日本书记》）。
摘自第十三部《终章》
节录自《昭和史发掘》（《周刊文春》·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七月六日至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四月十二日）
相泽事件指皇道派陆军中校相泽三郎于一九三五年趁执行任务之机刺杀了统制派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
陆相指日本陆军的最高领导机关陆军省长官，简称陆相。
指中国的东北。
当时军部激进派和右派推动的国家革新，效法明治维新，力主天皇亲政。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海军青年军官及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袭击首相官邸，射杀犬养毅首相的暴乱事件。军部趁机终止政党内阁，推动军方独裁政治。
美浓部达吉（tatsukichiminobe，1873—1948），日本著名宪法学及行政法学家、前贵族院议员。提倡天皇机关说，强调主权在国家，天皇为国家的最高机关，因此常与提倡军权绝对主义的上杉慎吉发生争执。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十一月，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与士官学校学生密谋叛变遭到检举，召开军法会议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
军曹是日本军使用的武官官衔之一，位阶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中士。
指第一师团。——作者注
指近步四连队。——作者注
这可谓紧急情况下的部署。——作者注
指昭和六年三月，陆军军官密谋叛变，企图拥护宇垣一成陆相成立军事政权，但因计划不周而宣告流产。
指昭和六年十月，为呼应满洲事变，激进派组建“樱会”，以桥本欣五郎和民间右派人士大川周明等人为主，企图叛变，但最终未果。
这里或许指香田清贞。——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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