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圈外的条件

笠冈恳求我别把这件事说出去,我答应了他。如果只有我们俩知道这个秘密,外人就绝不可能发觉我的动机。

我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再次找来笠冈谈判。

“事到如今,生你的气也于事无补。毕竟我妹妹生前爱过你,所以我决定不追究了。不过为了我妹妹,我希望这件事你能永远保密。”

笠冈听了两眼发亮,热泪盈眶,喜出望外。

“真的吗?老弟。谢谢,谢谢!我是个罪人,任你怎么揍都无话可说。谢谢你肯原谅我。当然,我一定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就因为他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种话,我对他的憎恨才会愈发强烈。我执拗地苦等七年也是理所当然的。

笠冈看起来真的很高兴,接下来的日子动不动就想和我拉近关系,我也努力地假意迎合。在我离职之前,绝不能在他人眼中留下我们俩不合的印象。

一个月以后,我找了个借口离职了。

5

通过朋友介绍,我在山口县的宇部这个小城市的一家水泥公司找到了新工作,宇部是一个位于东京与本州边际的沿海小城。而从银行到水泥公司,单就环境而言,这样的隔绝条件已是无懈可击。

在我的送别会上,笠冈勇市是最激动的一个,他再三握住我的手,说我的离开让他很伤心。此人本就好酒贪杯,借着祝福我日后前途似锦的机会,不停率领众人一起举杯,那轻浮的举动就像离开的是他似的。对他来说,我的存在想必很碍眼吧。我一边冷眼旁观一边推测。

他与其他同事一起到东京站为我送行,在站台上高呼万岁、频频挥手。真不知那声声万岁究竟是为谁而喊的,我相信看到此情此景,绝对无人能想象我们俩之间曾有过节。我看着品川附近的灯光消逝,暂时告别了东京,主动将自己隔离到远距离之外。

然而,我并非毫无作为地离开了东京,而是早已事先做好了安排。在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有一名从杂役升上来的部下,名叫重村,我一直对他颇为照顾,他也很敬重我。

“重村老弟,我虽然离开了银行,但毕竟在这里待了很多年,还是很怀念。等我到了那边,请你一定要把大家的消息告诉我。如果有人事变动,也请你写信告诉我!”

重村答应了。事实上,这几年来他也的确信守承诺,只要有变动,他就会来信,并附上社内通讯簿。

我担心的是笠冈勇市会有什么变化。要是七年后失去了他的下落可就无计可施了,因此即便身在远方,我也要继续监视他。幸好靠着重村的报告,总算可以掌握笠冈的动向。七年来,为了让重村为我报信,我只好不断送礼给他,以表达善意。

就这样,我在乡下待了两年,好几次也曾一时冲动想回东京看看,但每一次我都忍住了。对于乡居生活已逐渐习惯,我的决心不动如山。这期间不时有人劝我结婚,但都被我婉拒了,因为我怕环境会消磨意志。

度过了第三年和第四年。笠冈先是当上了吉祥寺分行的副行长,接着又调任目黑分行任副行长。重村的报告从没中断过。第五年时,笠冈调任为涩谷分行副行长。

还剩两年。我耐心等待,意志未曾改变,有人知情的话或许会说我是偏执狂。我内心里对笠冈勇市的憎恨与敌意丝毫未减,从这点来看,为妹妹报仇的正当念头反而显得有些薄弱。

我的境遇也有一点变化,公司升我为组长了,我也有了喜欢的女人,但没有和她许下婚约。宇部是个水泥城,住宅的屋顶都覆盖着一层白灰,仿佛薄薄的一层积雪。连栋住宅楼的彼端,是平静无波的浩渺沧海。晴天时,还可以欣赏到九州的山。可即便是如此平和悠然的景色,也没能软化我的意志。

第六年,笠冈再次升官,当上了大森分行的行长。还剩一年,六年的时光果然漫长。

现在,笠冈的生活圈里已经完全没有我的存在了。不管再怎么扩大半径搜寻,也不会出现黑井忠男这个人。我与他的关系已完全切断,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彻底隔绝了。就算笠冈身上发生什么怪事,也不可能有人联想到我。与其说我不存在,不如说是消失了吧。

到第六年年末时,笠冈又调任为中野分行的行长。幸运的是,重村成为同一家分行的出纳员。

“笠冈先生当上分行行长后变得比以前更爱喝酒。几乎每晚都在新宿二幸后面的酒馆喝完一家换一家。”

重村在信上如此报告。

对我来说,这可是难得的重要敌情。

第七年终于来临了,想想还真是漫长。“七年”这沉甸甸的重量压在我心头,让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是凭着触觉去感受。唯独我的决心,即使历经这番岁月,仍丝毫不见动摇,我都替自己欣喜。

四月,我向公司请了两个星期的假。或许不需要两个星期,不过我要把准备时间也算在内。遇到他之后一个小时就能解决,事成之后,我打算马上离开东京,这是我七年前离开东京时便已拟妥的计划。

氰酸钾早已弄到手,其实通过工厂,拿一点这种东西并不困难。我想还是用这玩意儿最理想,既可迅速搞定,成功率又高。

我把那个东西藏在口袋里,心情激动地启程前往东京。

在东京站下车,七年来的变化之大令我愕然,原本没有的高耸建筑物鳞次栉比。还是东京好啊,暌违已久的东京让我怀念不已。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落伍了,滞居乡下的七年的确腐蚀了我,映在街头展示橱窗上的那张脸也未老先衰,我的后半段青春全糟蹋了。但是,朝着笠冈这一目标虚掷青春的这段经历,我丝毫不觉得可惜。

我在东京站把南下列车的时刻表背了下来,虽然才刚抵达,但对脱身的准备不能大意。

傍晚,我住进神田的一家小旅馆。该处不仅靠近新宿,离东京站也很近,是一间不起眼的旅馆。

6

当晚,我漫步在新宿二丁目后面到歌舞伎町一带,从十点逛到将近十二点。这段时间,最有可能发现正在喝酒的笠冈勇市。实际上,路上的确有许多像他那样的人。不过,不管在什么人眼中,我都只是人潮中的过客,谁也不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是哪里来的流浪者。七年前任职于某银行东京总行的证券员黑井忠男,如今已不存在了。

那晚,我终究还是没找到笠冈勇市,抵达的第一晚就遇上也未免太侥幸。翌日白天,我几乎没踏出旅馆一步,白天还是提高警惕比较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谁也不知道会不会遇上熟人。

不过这可能是我过于小心,即使遇到昔日熟人,阔别多年后叙旧闲聊,也绝对不会联想到笠冈勇市的横死吧。他和我的关系早已被彻底斩断。七年的光阴,加上一千零五十公里的距离,笠冈身边已经找不到我的身影。所以,白天我没有外出只不过是过度谨慎。

当晚我再度徘徊于新宿街头,但最后还是白走一趟,铩羽而归。我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他有可能生病或出差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耗完两个星期打道回府好了,反正改天还可以再来。我一点也不失望,和枯等七年的辛苦比起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然而,第三天晚上我一出门,就发现前一天都是杞人忧天。十点二十七分,我亲眼目睹笠冈勇市从二幸后面的酒馆走出来。

当我看到他的身影时,心情并未特别激动,也许是太过激动反而显得平静吧。笠冈勇市和我前两天见到的那些人一样,脚步踉跄,我走上前拍拍他的肩。他的头发原本就稀疏,如今头顶中央已秃了一大块。

“笠冈先生,好久不见!”我神色如常地说完,激动之情才突然涌上心头。

而笠冈勇市似乎一时之间没认出我,他应该是在判断摆在面前的这张微笑的脸孔是哪个客户吧?不过,就时间来说,他并没有迟疑太久。他的脸上很快地闪过一丝愕然,接着以醉汉所特有的夸张动作,举起双手重重地搭在我的肩上。

“嗨!你是黑井老弟?”

他瞪大了双眼,证明还没醉到忘了惊讶的地步。

“嗨!”

他又说了一次,接着似乎迟疑着不知该继续说什么才好。

“好久不见,看到你健康如昔真是太好了。”

我按捺着比他更激动的心情,面带微笑,试图让他镇静下来。我们站在路中央,路上的人潮避开我们,陆陆续续走过,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笠冈终于挤出这句话,他似乎也有千头万绪的复杂感受,只是勉强压抑着。

“刚到,好久没回来,东京越来越繁荣了啊。”我回答。

这时他总算恢复自我,换上酩酊醉客的嘴脸。

“东京啊,就只有人和车子多,乌烟瘴气的,无聊透顶!”他说。他的外型和气质都比七年前更体面,连说话方式都有了分行行长该有的派头。

“啊,对了,我都忘记道喜了,听说你已荣升为分行行长,真是恭喜你。”我为了讨好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笠冈看着我。

“你听谁说的?”他反问。

我赫然一惊。

“哦,不,只是辗转略有耳闻罢了。真是恭喜你了。”我急忙说。

因为是恭喜的好词,因此笠冈也没再多想,心情变得大好。

“好久不见了,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吧!”他说。

我暗自抚胸庆幸,人果然不该多嘴,看来我还是不够小心。接下来要警戒。

我就是在等笠冈开口邀我去喝一杯,这个机会正是我处心积虑想要的。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一别至今,有多少年了?”笠冈边走边喜滋滋地说。看来,他已对过去毫无感觉了。

“七年了。”

“七年?已经这么久了吗?”他说。

已经这么久了吗?他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更助长了我的敌意。想必他还不了解“七年”的长度与重量吧。为了此人,我辞掉了银行的工作,自我放逐到西边的穷乡僻壤,把人生的前半段都在那里糟蹋了。不过,我马上就会让你明白这一点的,我斜睨着他的阔肩,暗自想着。

“啊,笠冈先生。”我假装临时想到似的说,“咱们喝酒时别再谈什么七年不见的话题好吗?因为,七年前的那段回忆,我至今还无法承受。”

光这样暗示他就该懂了,而且这句话也令他颇有感触。

“没问题!就像普通应酬那样喝酒吧。”

7

我们走进看到的第一家酒馆,里面很宽敞,客人也很多。这倒是个好条件,越混杂对我越有利。

笠冈似乎是这里的熟客,经过的女服务生看到他都眼带笑意。

“现在的公司有趣吗?”笠冈如此问我。

“不算特别有趣,不过乡下生活至少很悠闲。”

“生活悠闲最好了,像我这样,每天都绷紧着神经,实在受不了。”他略带骄傲地说。然后一边拿起送来的啤酒倒酒,一边催促我快喝。他醉了,我也假装醉了。

这个让我耗费漫长岁月、从本州西端一直紧盯不放的男人,现在居然就坐在我眼前。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仿佛产生错觉般,感觉很奇妙,不时还会怀疑他是假的。

这时他突然低声唱起歌来,调子非常舒缓,起先我还没听出来。但当他扯高嗓门时,我不由得直盯着他。他唱的是《从上海回来的梨琉》。

啊,这个男人想必也曾听光子唱过很多次这首歌吧,说不定光子还教过他。大概是看到我——光子的哥哥,让他又回想起这首歌了吧。他满脸通红,呼呼呼地吐着气,继续吟唱着调子舒缓的《梨琉》。我忽然悲从中来,会突然悲伤,或许也是因为有点醉了。不知不觉中,我也跟着他的调子哼了起来。

“梨琉,梨琉,你在何处啊,梨琉,我的梨琉有谁知……”唱着唱着,仿佛又听见光子唱的我嫌吵的歌声,泪水不禁滑落脸颊。

“这首歌真好听。”唱完后笠冈摇着头说,“当时这首歌正流行呢,真令人怀念哪,是吧?”

正巧从旁经过的年轻女服务生瞥了一眼正如此感慨的笠冈,接着把视线投向我。虽然只是一瞬间,但她肯定听见笠冈说的话了,最好的证据就是,她也边走边哼起了“梨琉、梨琉”。我的心一沉,宛如正穿越什么隧道般,霎时两眼发黑。

我心想,看来得尽快动手不可了。再看笠冈,他已倚着桌子、闭上双眼打起了瞌睡,他面前的酒杯里还剩下一半液体,四周客人闹哄哄的,没有人往我们这边瞧。

我从口袋里掏出药包打开,看似阿司匹林的白色粉末堆成一座小山。我用指尖把纸对折,拿起笠冈的杯子藏在桌下,把药粉全部倒入。细细的白粉纷纷洒落,在黄色的液体中打着转。我内心十分平静,把杯子放回桌上,急忙加满啤酒。啤酒泛起泡沫,白色添加物已不见踪影。

“笠冈先生。”

我大声喊他,拍拍他的肩膀。

“哦。”他半睁开通红的醉眼。

“我们干一杯吧。来!”

我把自己的杯子也加满高高举起,笠冈发出呜呜的声音,伸手拿起眼前的杯子。只见他举杯就口,略微蹙眉。我虽然屏息但并不担心,再看他,耸动着喉结,咕咚咕咚地大口喝完,然后像是尽完了义务似的,再次把脸埋在桌子上。距离他开始痛苦挣扎应该还有一分钟,我穿上鞋,假装有什么事似的走到门口,一出门就迈开大步迅速离开。距离他咽气还有四五分钟,这么重要的事竟进行得如此简单,简直太无趣了。路上的行人依旧有说有笑地走着,毫不相干、冷漠无情,我又再次恢复东京外来客的身份。

看看时钟,十一点过三分。我记得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有一班开往大阪的列车,就算先回旅馆收拾行李也绝对来得及。一辆空出租车驶近,我招手拦下,打开车门钻上车,大声吩咐:“去神田。”

车子加速,离开了“现场”。这时,笠冈勇市应该已经断气了吧。这就是七年光阴后,了结一切后的感想吗?实在太飘忽了,我内心毫无真实感。要化作实际的重量肯定还需要一些时间吧,我迎着窗口的风,茫然地想着。

阁下

看来已经到该把这个空白部分填上姓名的时候了,但我还是有点下不了决心,我必须写点儿什么。

在回程的夜车上,我反复思索自己可曾犯下什么疏失。经过细密的检视后,依旧找不出错误。基本算是满足,但我总觉得好像留下了什么破绽,那道破绽顽强地抵抗着,令我坐立不安。

左边就是海洋,但现在海上一片漆黑,不见一丝灯光。我看着那片黑暗的光景……啊,对了!我终于想到那道破绽是什么了,那就是喝酒时酒馆女服务生的眼神。当时我就觉得不太舒服,现在那种不祥的预感仍萦绕不去。我甩甩头,告诉自己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是我自己太神经质了,没什么不安的。我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

我绝对处于安全地带,我已和笠冈勇市的生活圈完全隔绝,不管警局再怎么清查他的人际关系,我的名字都不可能出现在调查范围内。一个七年前就已离职的男人能有什么嫌疑?那些作证的人想必连黑井的黑字都想不起来。这不是盗窃案,当局应该会朝感情纠纷和报复的方向调查吧。不过那件事谁也不知道,我已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在酒馆里被人看到脸,但这一点也不用担心,当时店内很混乱,我这种初次上门的新客也没什么好注意的。就算把我的长相记得一清二楚,可毕竟我只是个来东京的旅客,警方绝对不可能根据女服务生的描述找出我,因为我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记忆中。

这种安全感是我耗费多年、安排了各种条件所带来的,为此我付出了多少痛苦与忍耐。

之后重村来信告知我笠冈分行长被人用氰酸钾杀害,接着又来信说警方尚未找到凶手。我心想应该就没事了。

没想到,三个星期后的今天,我得知东京警视厅突然派了名调查员过来,向总务课打听我这个人。据说还执拗地追问我请假两个星期的事。总务课的友人如此告诉我时,酒馆女服务生的眼神、不祥的预感,都在我的心里扩大。我在刹那间醒悟了。

当时,笠冈勇市与我一起唱起《从上海回来的梨琉》,接着他感慨万千地说:“当时这首歌正开始流行呢,真令人怀念哪,是吧?”这话传入女服务生的耳中,女服务生瞥向我,同时也哼起《梨琉》。警方过去调查时,她想必说出了这件事。笠冈是那家店的常客,身为女服务生,本来就会不自觉地注意老主顾带来的同伴。

警方一定推测我和被害者是在那首《梨琉》刚流行时,也就是昭和二十五年左右有过交情,于是缩小调查范围。既然已查到这条线索,接下来的进展就很快了。根据女服务生描述的笠冈同伴的长相,比对昭和二十五年任职于某银行的职员,要找出我可以说轻而易举。

缜密的计划及七年的忍耐,就这么被轻而易举地瓦解了。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是光子喜欢的《梨琉》害我露了马脚。那首歌,果然烦人!

我已经累了,没力气再继续写下去。不过我还想强调,虽然失败了,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调查员应该很快就会来敲我家的门吧,对方的口袋里一定揣着逮捕令。

这封信,究竟该寄给搜查一课的课长?还是该填上律师的名字?抑或作为我的遗书,不用寄给任何人?即便再多犹豫几分钟,我依然难以下定决心。

首次刊载于《文艺春秋》别册五十九号

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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