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阁下
之所以只写了“阁下”二字却空着姓名，主要是我至今仍在犹豫该寄给谁。或许会填上警视厅某搜查官的名字，抑或理所当然地填上律师的名字，再不然就这样任其空白。在没写完这封信之前，我还无法作出决定。
况且我还不太确定究竟要写成信还是手记。如果写成信函，行文未免太过复杂，有点失礼；如果当做手记，预设收信人的文体又过于个人化。索性让这篇文章介于这两者之间吧，应该也没什么关系，而且这样更能意有所指。
要写这个，就得从昭和二十五年（一九六〇年）的四月谈起，距今七年。
当时我任职于东京某银行，三十一岁。公司在日本算是一流银行，单身的我对生活状况毫无不满，每天都过得有趣，对未来也和一般人一样抱有希望。
我在阿佐谷车站后面租了一间房子，和妹妹同住。那时那附近有一小片杂木林，不过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如果勉强嗅闻，多少还能嗅出几分武藏野的天然气息，每天搭车上班的生活对我来说十分愉快。
我妹妹名叫光子，当年二十七岁。她十九岁那年结婚，眼看着战争即将结束时丈夫却战死了，是个不幸的战争未亡人。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遂把她接来照顾。幸好她没有孩子，我总是暗自留意，看有没有适合她的对象，想让她再婚。
妹妹天性开朗，总是一边唱歌一边在厨房整理或洗衣服，有时候我嫌吵还会骂她两句。我从银行下班后，只要一走到家附近，总会听到《从上海回来的梨琉》之类的旋律。当时这首歌刚开始流行，妹妹很喜欢。有时候我和也住附近的同事笠冈一起下班回家，听到时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开朗活泼是好事呀！”
笠冈说完便看着我笑了，他四十二三岁，不是我的顶头上司，是另一课的课长。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方向，所以经常一起上下班。
“喂，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好意思大声唱歌，别闹了好不好！”
我刚关上格子门，便站在玄关处对妹妹怒吼。光子吐吐舌头。
“哎哟，我真有那么老吗？”她说。
“对呀，女人年近三十就算老太婆了。”
“讨厌！干吗多算人家三岁。你知道吗？还有很多人喊我小姑娘呢！”
光子说得没错，可能是因为身材娇小吧，她看起来的确比实际年龄要小。也许是因为婚姻生活短暂，她的个性还有些幼稚，穿起花哨的洋装倒也很合适。
“说这种话会被人家笑话哦。刚才就是，我和笠冈先生一起回来，走到巷口就听到你那大嗓门，人家都苦笑了呢！”
“哎哟，怎么可能。”妹妹说，“笠冈先生还夸奖过我，说我歌唱得很好听呢。他好亲切啊，他还说第一次看到我时，以为我只有二十岁出头呢。”
“哼，你少得意了。”
我感到很不快。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妹妹，另一方面是对不知不觉竟和我妹妹熟到会说这种话的笠冈有点不悦。有人瞒着自己在背地里做事，多少总会让人不快的吧。
况且，这个笠冈虽已四十出头，却是个浓眉大鼻、看起来精力旺盛的男人，之前就曾听说他多次出轨，让妻子受了不少委屈。看来还是防着点好，一旦发现什么征兆，一定得警告妹妹。
从那时起，我便不动声色地暗中观察，不过一切并无异样。既然毫无问题，我自然也不好再啰嗦什么，反而觉得自己瞎操心，错怪了好人。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六月底。某天光子吃完早餐后对我说：“哥，后天是辉南的忌日，我好久没去扫墓了，想回乡下一趟。”
辉南是光子的亡夫，这里的“乡下”指的是山形。光子的确有两年没回去了。
“也是，好久没问候人家也不好，那你去吧。”
我爽快地答应了。当天还从银行预支了薪水交给光子。
“不用啦，反正我也用不到什么钱。”
光子客气地推辞，但我还是硬塞到她手里。事后回想，或许算是一语成谶吧。
隔天早上，光子神采奕奕地走出家门。可能是很高兴吧，天还没亮她就起床准备，又哼唱起那首《从上海回来的梨琉》。不过，她这次没敢唱得太大声，我也就没骂她。我正好要去上班，便跟她一起走到新宿车站。
“再见。”
她站在月台上，对挤进开往东京的满员电车中的我挥挥手，夏日的朝阳照亮了她的半边脸。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光子。
2
光子就此失踪了。
我在一个星期之后确定了这一点。我发了一封电报给她在山形的婆家，对方回复说光子根本没来过。我不禁愕然。
为谨慎起见，我又搭快车去了一趟山形。她的确没来过，对方也是一脸忧虑。我们商量之后决定我马上回东京去警视厅报案。我把她的年龄、身高、体重、离家当天的穿着等详细特征，附上一张近照一并交给警方。脑海中不停浮现不祥的景象，不安与恐惧令我夜夜无法入眠。对于报警寻人，我一半期待一半其实已死心，警方正忙着处理更重大的案件，我不认为他们会认真到为了这种小事费神。
对于光子离家的原因，我毫无头绪，之前也看不出任何迹象。如果她真的失踪了，那绝非出于自愿，一定是遭人挟持。我很后悔为何让她一个女孩子单独出远门。可话说回来，她都二十七岁了，不需我随伺在侧。不过如今回想起来，没陪她一起去似乎是个严重的错误，我非常后悔。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只能作最坏的打算。我急忙订了三份报纸，每天搜寻社会版，心里虽然害怕，却还是强迫自己去看。
大约在光子离家后的第四天吧，早晨上班途中我遇见了好几天没碰面的笠冈。
“这阵子令妹不在吗？我看你家的门总是锁着。”他问。
“对，她去乡下了。”
“哦，哪里的乡下？”
“山形。”
那时我还不知道光子失踪，像往常一样和笠冈并肩抓着电车吊环，一边闲聊一边同赴公司。
等到确定光子下落不明时，笠冈也曾来安慰我。不过因为同事们都知道这件事了，所以他的慰问之词也跟其他人没两样。
“听说令妹好像出事了。”他一脸关心地低声说道。
“不好意思，让你操心了。”
“你向警视厅报案了吗？”
“嗯，已经报案了。”
“光报案还不行，如果认识上头的长官，拜托人家关照一下，警方会处理得更积极哦。”
他如此建议。然后安慰我说光子是个开朗的好女孩，希望她能早日平安归来。
我接获光子的消息是在她离家后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我报警后的第十天。报案果然有效。
“i县的y分局通报，有一名死者疑似令妹。由于不是谋杀，因此那边没送照片过来。你要去看吗？”负责此案的警员对我说道。y镇是北陆著名的温泉胜地，方向正好与山形相反，所以我有点迟疑。
“死者的相貌、体型、衣着都与你提供的资料很像。听说对方是在温泉旅馆中猝死的，由于身份不明，所以由当地镇公所代为下葬。”
听了这些话，我终于下定决心去一趟y镇一探究竟。我搭夜车出发，翌日下午抵达。
这个温泉区三面环山，有一弯溪流流过，因某首民谣而出名，而现在却成了我的伤心地。在镇公所职员的引导下，我看到了从公墓一隅的临时墓场里挖出来的遗体，的确是光子。虽然存放在棺材中多日的遗体已有些腐烂，但仍依稀保有一些样貌特征。确认之后，我不禁哭了。之后我检查了镇公所暂时保管的行李箱和手提包，里面装着洋装、内衣、化妆品……件件都是光子的东西。
“有没有少了什么？”
听到职员这么问，我又检查一下，只少了一样，那就是光子平日放在手提包里的名片夹不见了。
“少了名片夹。”我回答。
职员与在场陪同者顿时面面相觑，露出古怪的表情。其中一人指着行李箱的某处要我看，名牌被扯掉了。我由这一点又想到其他东西，再次寻找一番后发现绣有光子姓名英文缩写的手帕也不翼而飞。
之后我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光子在旅馆里因狭心症发作突然断气，她的心脏本就不好。清晨五点发作，医师一个小时以后赶来时她已经停止了心跳。
“令妹不是一个人来的。”职员语带顾虑地说。
其实我已大致猜到了，但还是满脸通红，无法抬头面对。
我去了一趟旅馆，为妹妹带来的麻烦向大家致歉。老板和女服务生露出既尴尬又同情的表情向我说明经过。
光子于七月一日与一男人结伴到这家旅馆投宿。那是光子与我在新宿分手的第二天，所以她应该是从东京直接来此地的。当晚毫无异样，她还说很喜欢这里，想再续住一晚，没想到第二天拂晓时分不幸发病。
出事以后，同行的男人显得极为狼狈。等到医师宣告死亡，女服务生好心地为死者脸部盖上白布时，那个男人已悄悄换上西服，声称要去邮局一趟，便走出了旅馆。旅馆的人都以为他是去拍电报。至于那男人是何时拎走公事包，又是何时从死者的手提包里偷走名片夹的，当时一片混乱，旅馆里竟无一人察觉。男人就此一去不回，大家猜想他一定是直奔车站离开了。
旅馆登记簿上填的是假名，旅馆方面发出的电报也因“查无此人”而被退了回来。无奈之下，只好请镇公所代为安葬死者。
“没见过那么绝情、那么狠心的男人。”
女服务生们至今仍对那个男人骂不绝口。
我仔细打听了一下那人的相貌，又看了登记簿上的笔迹。然后把光子二人的住宿费连同谢礼一并交给旅馆之后，翌日就带着她的骨灰回到东京。
3
天底下再没有比笠冈勇市更卑鄙的男人了。
当然，光子被他勾引，她自己也要负一半责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怪他。我只恨他在光子猝死温泉旅馆之后独自潜逃的行为。想必他是怕这场突发事故会揭发他的丑事，对他的婚姻和社会地位带来不好的影响。对他来说，光子的猝死纯属意外，他当时惊慌逃走的心理多少可以理解。然而，身为光子兄长的我无法原谅他，光子死后还受到他的侮辱。为了掩饰自己下流的行为，他竟然拿走光子的名片，让她变成一具无名尸，这种卑鄙行径令我燃起憎恶之火。现在回想起来，他若无其事地跟我打招呼，说什么“令妹好像不在家”应该就是从y镇逃回来的翌日吧。后来他针对报警寻人提出的建议，也是怕事迹败露的伪装。
我在旅馆打听到的男子的长相和登记簿上的笔迹都直指笠冈，我以前在银行里见过他写的公文，那风格特殊的字体与登记簿上的一模一样。而且据说他曾在七月初请假一个星期，宣称要返乡探亲。一切都纹丝合缝。
光子的葬礼上，笠冈果然没有露面。他以身体微恙为由，让妻子代为出席。毫不知情的笠冈太太一脸狐疑地在灵前参拜。我在众人面前谎称妹妹在亲戚家病死，银行的同事多少都抱有些疑问，但我一直坚持这个说法，这不仅是为了保全妹妹的名节，也是为了我的自尊。此外，虽然还有点模糊，但我确实已经萌生出一个想法。
葬礼之后，第一天回银行上班，我便再次与笠冈勇市碰面。我要求他跟我去楼顶，他的脸色当下就变了。
楼顶空无一人，强风呼啸，被强烈阳光照射着的东京街景在下方铺展。除了充斥四周宛如粗哑歌声般的噪声外，一切都仿佛无机物。
笠冈的脸色苍白如纸，看得出那不单是因为骄阳的照射，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皱成一团。我诘问他是否去了y镇，他坚决否认，声称回关西乡下去了，那件事与他完全无关。我嗤笑道：“既然你这么说，要不要我把y镇温泉旅馆的女服务生叫来见你？”
这下子他才沉默不语。
耗了一段时间，他总算开始坦白。一阵强风吹乱了他稀疏的头发。“原谅我！”他说。这是他自白的第一句话。
他和光子是从两个月前开始交往的，至今已发生过五次关系。我对自己的迟钝感到错愕，也很生气。霎时，我甚至恨起光子。那趟旅行自然是两人事先约好的，我将预支的薪水交给光子时，她再三推辞，是因为笠冈会支付旅费。
我不相信妹妹是那种淫荡的女人，虽然她个性活泼，但私底下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她的婚姻生活很短暂，失去丈夫后便搬来我家住。她没有朋友，也很少外出，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不解世事。相较之下，笠冈本来就是情场老手，引诱光子对他来说想必不费吹灰之力。二十七岁的光子一旦尝到情场老手笠冈给的甜头，不难想象会以多快的速度沉沦下去。或许是出于直觉吧，我也曾偷偷提防过，却还是疏忽了。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光子在旅馆发病、痛苦挣扎时，笠冈吓坏了，立刻叫醒旅馆主人请他们找医生过来。不知何故，医生并未及时赶到。光子挣扎得益发激烈，脸孔都变成暗紫色了。女服务员东奔西跑，引起一阵骚动，弄得笠冈愈发狼狈。后来，光子一直揪着胸口的手突然静止，但笠冈并未马上发现她已断气，直到医生抵达才恍然大悟。
做梦也没想到光子会死的笠冈，被这一结果吓呆了。情急之下，他只能想到这件事会引发多么可怕的后果。不能让妻子知道，不能让光子的哥哥知道，更不能让银行的同事知道。虽然大脑一片混乱，他还是记起要拿走光子的名片夹，并扯下了她行李箱上的名牌，甚至细心地把绣有光子姓名英文缩写的手帕也一并带走了。除了开溜，他想不到其他可行途径，一心只想着先走为妙。
“原谅我！都是我的错，随你怎么打我都行。”
笠冈勇市招认一切后就跪地不起，大声哀求。
“打你？”
我啼笑皆非地瞪着他。我们对“报复”的理解未免差太多了。
“随你要怎么揍我都行。条件是，请你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万一说出去我就完了。唯独这一点，请你务必帮忙。”
“完了”是什么意思？是指被老婆知道会有麻烦吗？还是会在银行里待不下去？我凝视着这个极端自私的男人，他这种以为只要挨揍就能了事的心态，和随便玩弄女人、出事之后就逃之夭夭的行为有一脉相承之处。
要是他没有吐出这么廉价的“揍我吧”这种台词，或许我也不会对他产生杀意了。
4
我决定杀死笠冈勇市，促使我下此决心的理由没必要一一详述，简单来说就是憎恨。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想报复他对光子的薄情，但从这个原点又衍生出更多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股情绪就像经过了发酵。我绝对不能允许笠冈勇市在这个世上存活。
关于杀他的方法，我考虑了很久。行动本身其实并没什么好伤神的，杀害的手段也多得很。重点在于，必须是一个不会让人发现我是加害者的方法。如果我因此而被捕坐牢，那就没用了，这种为了报复而报复的做法毫无意义。
为此我看了许多书，发现大部分罪犯为掩饰罪行都煞费苦心到令人同情的地步，但最后都自取灭亡。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努力，方法却太幼稚。不过会写进书里的，自然是已查明凶手身份的案例，仅凭此不足质疑完全犯罪是否存在。这世间应该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罪行，有很多未被逮捕的凶手。
如果杀人计划成功，我并不打算隐藏笠冈勇市的尸体。大多数罪犯都败在这里，那样太傻了。总之，只要让人看不出来是我干的就行了。
我也看了一些侦探小说，可惜都派不上用场，只有一些虚构的不可行的诡计显得分外刺眼。反正那些本来就是虚构的消遣物，倒也无所谓。不过，其中有些作品实在荒谬到让人喷饭，充斥着只有魔术师才办得到的夸张情节，以及强词夺理、牵强附会的解答。
其中唯一能提供一些参考的就是不在场证明。我认为，要摆脱追捕必须靠这一点。不过，我也知道所谓不在场证明其实都是耍小聪明，为了证明长到一两个小时，短到二三十分钟不在案发现场，罪犯不是要行动宛如幻术师，就是要利用时钟，再不然就是像演员一样迅速变身，或是借用录音机。这些方法固然有趣，但我觉得太不实用。主要是时间太短。我决定想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不在场证明，我坚信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接着，我打算尽量将自己排除在嫌疑犯的范围之外。就算行动再怎么巧妙，一旦被列入嫌疑犯名单，风险还是很高。再碰上当今如此先进的搜查与侦讯技巧，我怕迟早会被逼得露出破绽，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立于不受怀疑的安全地带。
一个人被杀害以后，警方必然会以这个被害者为中心，对他生活圈的各个方面一一进行清查。亲族关系、交友关系、公私方面的交际，都在这个圈内。警方会抽丝剥茧地寻找动机，把当事人的行动调查得比当事人自己的记忆更清楚。这样的话，到头来还是无法脱身。
我打算让自己站在这个圈子之外。换言之，就是断绝我和笠冈勇市的关系。比方说，如果我现在杀了他，身为银行同事，我自然在他的生活圈里，这样势必会成为嫌疑犯，太危险了。
深思熟虑之后，我渐渐有了腹案。为切断与他的关系，我决定辞去银行的工作。我和他只存在同事关系，所以只要我辞职，就能成为远离他生活圈的外人。不过光是离开银行还不够，住处也必须要一鼓作气地搬离东京。离他越远，就越不容易受到警方的怀疑。若接下来的工作也选择与银行无关的职业，想必效果会更好。
不过，做完这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毕竟只要有人还记得我，风险就还是很高。我——黑井忠男这个名字，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从所有人的记忆中彻底删除。先决条件是，当人们发现笠冈勇市遇害时，必须完全想不起黑井忠男这个名字。唯有这个条件成立，我才能完全置身在搜查范围之外。
起先，我把这个时间定为三年，后来又觉得三年似乎不太保险，于是又改为五年。但这样我还是不放心，最后终于定为七年。七年，应该就可以从笠冈勇市的生活圈完全消失了吧。相较之下，一两个小时的不在场证明诡计未免太性急、太小家子气了，难怪会失败。七年听起来似乎太漫长，可想想一旦失手，说不定会被判死刑，这么一想的话，这点时间的等待根本算不了什么。说穿了，就相当于制造了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时间久了，人们往往就不会意识到了。
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能让外人发觉，这一点很重要。幸好，没人把光子的死和笠冈联想到一起，我也没向任何人透露。知情的，只有我和笠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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