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墙上的窗框已经安好,但油漆还没刷,玻璃也没镶。知青们用抹子往窗框上方几块裸坯上抹泥,抹得特别仔细,最终抹得平滑如镜。

新宿舍已基本建成。王凯站在架子上,一手抹子,一手托泥板,诗兴大发:“我是建筑工人的儿子!我的理想,是某种高度!某种厚度!我的追求,是一千年的牢固,一万年也不倒!”

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

男一班和女一班的知青站在那房子前,个个浑身是泥,但又个个显得特别兴奋。他们中,不见齐勇、二班长、黄伟、魏明、傅正等五名哈尔滨知青。

王凯在架子上行谢幕礼。他脸上、头发上、胳膊上尽是泥巴。

吴敏冷漠地:“吹牛!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说完,便转身走到一堆干草那儿坐下,用干草擦手上的泥,刮鞋上的泥。可是,在所有人当中,她身上的泥是最少的。

北京女知青汤洋洋横她一眼,讽刺地:“有大批判家在场,咱们以后最好都变哑巴得了!连谁开心一下,人家的耳朵都能听出按阶级分析出的思想!那谁还敢在这种人跟前开口说话呀!”

谢菲附和:“就是!”

吴敏一下子站起,指斥谢菲:“你帮的什么腔儿!尤其你们上海,更是小资产阶级尽情表演的舞台!”

上海女知青汪漩和薛艳不干了,与谢菲站一处,三个对一个,共同讨伐起吴敏来:

“上海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你侮辱上海是反动的!”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过代表大会!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舞台!”

“上海是一二九师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英雄城市!”

“陈望道就是上海人!陈望道知道不?”

“鲁迅也逝世在上海!”

“侮辱上海,就是侮辱上海全体革命人民群众!”

一个哪里舌战得过三个?何况三个上海姑娘发起威风来,竟也一个个的伶牙俐齿,说的又是上海话,语速极快——那情形好比三英战吕布。吴敏听得半明白不明白,不时眨眼,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其他人一个个窃笑。

孙曼玲忍着笑,想上前制止。哈尔滨女知青高洁扯了她一下,小声地:“别管,替咱们哈尔滨的治治她挺好。”

“我不是班长嘛!”孙曼玲小声道,说完还是上前制止,“得啦得啦,一句话半句话的,你们这都是干什么呢!”

谢菲轻轻推开孙曼玲,不依不饶:“我就问她一句话,陈望道是谁你知道不?耳东陈,希望的望,道路的道。不知道吧?那让我告诉你,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阿拉上海人!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还整天装的什么革命家!”

谢菲一句普通话一句上海话的,将那一番话说得特好玩儿。

吴敏又一屁股坐在干草上。孙曼玲伸展双臂,将谢菲们挡开了。

“小黄浦”冲谢菲们暗竖大拇指,小声地:“和你们同仇敌忾!”

谢菲没好气地推他:“滚一边儿去!刚才你在哪儿?”

另外两个上海女知青也附和道:

“阿拉上海知青受攻击时,从来指望不上你!”

“白相客!银样蜡枪头!”

“小黄浦”:“这……我……不是好男不和女斗嘛!”

王凯不知何时已从踏板上跳下,这时也跨上前来,双手叉腰,向吴敏问罪:“你刚才怎么说我来着?说我吹牛,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是不是?我倒要虚心讨教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也是吹牛,也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吗?!”

杨一凡:“否!那叫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是以革命的理想主义为前提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诗性体现!”

吴敏突然大叫:“孙曼玲,你瞎啦?!”

大家一时安静,吴敏起身跑了。

孙曼玲冲大家生气地:“你们几个轮番训她一个人,就不是欺负人了?”

王凯有点儿后悔:“不是一连累了多少天,今天终于完工了,想要开开心嘛!”

回宿舍的路上,吴敏遇到了通讯员兼号手李鸣。李鸣将几封信交给她:“吴敏,这都是你们女一班的信,也有你一封!”

吴敏回到女一班宿舍,留下自己那封信,将其他信随便往炕上一扔,呆坐在自己的铺位那儿生气。她气得掉下泪来,边抹泪边拆信看。

信是她父亲寄来的:

小敏女儿:

首先爸爸要提醒你,此信看过,立即毁掉,片刻勿留,更不可给任何人看,不管你认为那个人多么的值得你信任。

你在信中向爸爸提出的问题,现在爸爸如实地告诉你——所谓“上山下乡”运动,首先只不过是为了解决你们这样在城市里造过反的几届毕业学生的安置问题。你们既升不了学,也就不了业,对城市就是很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很大的威胁。所以,你们必须离开城市到农村去,这是权宜之计。这就叫政治,但今后工厂还是会招工的,大学也还是会招生的。所以你必须表现为一个思想特别革命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有时确实会使别人反感,但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根本不必为此而苦恼,你也根本不必在北大荒信任什么人,爱上什么人,和什么人成为好朋友!你只要继续表现为一个思想特别革命的人就行了。以后的出路,爸爸会尽量替你安排。

父亲内心是有很多说不出的苦闷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尽管你深深地伤害过爸爸妈妈,但我们依然爱你!不过,你也要学得聪明一点儿,没必要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性,非把和其他知青的关系搞得那么僵。以后招工或上大学,尤其上大学,一般是要经群众举手通过这一关的。

……

慷慨激昂地在学校带头斗老师,率红卫兵踢开家门,将父母的合影摔在地上,喝令父母接过那一卷红纸的“决裂书”……自己所做的一幕幕又回到了她的眼前。

看完信,吴敏神经兮兮地朝门口瞟一眼,将信纸揉了。

她在火炕火口那儿蹲下——火口只剩灰烬;她又站起,找可以拨弄的东西。一时找不到,干脆倒拿笤帚,用笤帚把拨弄。终于拨出了一点点炭火,趴在地上一口口吹;吹起了火,将手中的纸团投入火口,将信封也撕碎投入,继续拨,吹。笤帚把着火了,她踩了几踩,以为踩灭了,其实没灭。

炕角有响动,接着是老鼠嗑箱子的声音和咬架的“吱吱”声。吴敏将笤帚甩过去,笤帚把落在两床被之间……

新盖的宿舍那儿,大家还在争论什么,只孙曼玲一人在默默收拾工具。她蹲在水坑边,用干草一件件洗刷工具上的泥巴。

王凯:“比较起来,我倒宁愿跟着咱们班长去抡大锤,采石头,那多来劲儿,也不会在这儿和一位批判家发生冲突了!”

沈力问杨一凡:“哎,你刚才那几句话,理论水平怎么那么高啊?哪儿的膏药?”

杨一凡:“我妈不是教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嘛,我爸却是研究法国现代文学的,两个整天在家里辩来辩去的,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直到有一天我妈也被列在‘臭老九’名单里了,才言归于好,像一对父母,也像一对夫妻了。”

“小地包”忽然说:“我认为吴敏的话说得很对。”

贵人开口迟,出语惊人。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连孙曼玲也停止刷洗,扭头看弟弟。

“小地包”一边“啪啪”摔泥团一边说:“我这个人,不管是谁,不管别人如何看她,也不管她表达自己看法的话说得多么让人听了不高兴,只要她的基本看法是正确的,那我就站在她一边。”

“小地包”又指着新盖的宿舍,望着王凯说:“那也算是一种高度?那也算是一种厚度?有多高?有多厚?那就能一千年巩固,一万年也不倒了?我知道你是在表演开心。啊,许你说开心的话,就不许人家对你开心的话认真一下了?在城市里,咱们都喊过这样的口号没有?解放伦敦!解放纽约!解放巴黎!还要解放莫斯科!细想想,是不是都是吹牛?我们怎么连开玩笑都带着在城市里那股吹牛的劲儿?我们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孙曼玲站了起来:“小弟,你给我住口!”

“小地包”:“我说亲爱的、亲亲爱爱的姐,你要是不爱听我的话,那就请走开,或者把耳朵捂上。麦子没收回多少,现在连绿馒头都吃不上了,一天三顿煮黄豆了。什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我身上是一点儿都没有了,都随着一通通的响屁释放光了。所以呢,现在一听到谁说吹牛的话,即使是开玩笑逗乐儿,我都想跟谁急眼!”

孙曼玲:“就你一个人累,一个人吃黄豆了吗?满嘴的胡说八道!再瞎咧咧看我抽你大嘴巴子不!”孙曼玲又左转身右转身地对大家赔着笑说,“都装没听到啊,是我当姐的平时教育得不好,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教育他!”

“小地包”:“唉,以前挺好的一个姐,一当上个小班长,变得这么……”

“小地包”说不下去了,因为吴敏又回来了。

吴敏一反常态地对谢菲她们说:“三位上海的战友,我刚才跑回宿舍去独自反省了一番,已经认识到我的话是不对的了。谢菲、汪漩、薛艳,现在我正式向你们道歉,请原谅我的冒犯,行吗?”

她的表情和她的话语都特别真诚,谢菲等三人一时莫名其妙,反而都被她搞得不知所措了。

吴敏又对王凯说:“王凯,你也别生我的气了。你明明是在逗乐,无非让大家开开心心而已。我的话起码显得太没有幽默感了,我也正式向你道歉,请原谅我刚才的无礼。在城市里,不是那样说话说惯了嘛,大家给我时间,我一定改正我的毛病。”

王凯同样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窘窘地说:“其实,我刚才那样对你,还是在开玩笑,没别的意思,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孙曼玲高兴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向吴敏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远处传来一阵阵炸山的巨响。

而吴敏,已走到水坑那儿,蹲下去洗刷起工具来。

大家正全都有点发蒙,齐勇走来,看着新宿舍说:“进度好快啊,我以为我们两位班长都不在,这儿就个个是大爷,谁也管不了谁了呢!”

高洁不满地说:“你什么意思你?曼玲不算班长啊?”

孙曼玲也蹲到水坑那儿刷洗工具去了。齐勇看了她的背影一眼,没回应高洁的话,却问王凯:“赵天亮呢?”

王凯:“他不是让你点名要去采石头了吗?”

齐勇:“可上午根本没见他人影儿!”

余莎莎半有意半无意地:“周萍也不知哪儿去了。”

谢菲立刻接了一句:“别乱猜啊,周萍是班长给的假。”

林丽嗔怪余莎莎:“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呀?”

孙曼玲问吴敏:“你回宿舍的时候,周萍在干什么呀?”

“周萍没在宿舍里。”吴敏成心将话说得人人都能听到。

大家一时意味深长地沉默了。

齐勇自言自语:“好,很好,很好……”

孙曼玲站起,瞪着齐勇严肃地:“齐勇,你作为班长,说话要注意影响。”

“我也没说什么影响不良的话呀。”

“那你好什么好?阴阳怪气的。”

远处突然传来喊声:“女宿舍着火啦!救火呀!”

接着,一阵“当当”的敲犁片声响起……

女一班宿舍烧得一片狼藉。知青们和来救火的老战士、老职工以及家属们,满脸烟灰,望着塌了架的宿舍发呆。

孙曼玲等女一班的知青们在狼藉中寻找着破东烂西,吴敏也在寻找,但她显然已经明白了起火的原因,不时偷看自己班里的战友们。

汤洋洋翻到一听罐头,刚一拿起,又扔掉了,接着甩手、吹手。

孙曼玲:“烫着了吧?”

汤洋洋流着眼泪:“班长,我的东西,就剩下一听罐头了。”

孙曼玲搂抱她,轻轻拍她肩膀,想说什么安慰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薛艳一屁股坐在脏兮兮的炕上,哇哇大哭:“我的工资!我的工资都烧光了!我还没往家里寄呢!”

指导员、连长、方婉之和尹排长也都来了,四人面对废墟神情凝重。

“嘿!千里迢迢接来这么些操心的东西干什么呢!”连长抱着头蹲在了地上。

赵天亮和周萍还不知道连队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公路上并肩走着。

赵天亮:“我总觉得,你这么走了不太好。”

周萍:“我也知道,可……我的自尊心再也不允许自己多留在七连一天了……”

“你这叫不辞而别。”

“我不是给你一封信了吗?交给我们班长就行。”

“七连也不是只有你们班长才对你好。”

“是啊,指导员、连长、方排长,还有我们女一班的大多数人,都对我挺好的。”周萍站住,看着赵天亮,含情脉脉地又说,“你对我也好。打饭的时候,我悄悄让你来送送我,你顾不上请假就来送我了。除了对你的感谢,我当面说给你听了,对其他人的感谢,我都一一写在信里了……”

一辆卡车从他们身后驶来,周萍向着卡车招手。

赵天亮:“你别这么急啊!”

但是卡车已经停住,司机探出头说:“驾驶室里有人了,要上也得坐后边了。”

赵天亮:“那就再等一辆吧。”

司机有些不耐烦:“到底上还是不上?”

“上!上!”周萍看着赵天亮小声说,“人家都停下了,我得上车了,帮我一下吧。”

赵天亮:“今后有了什么困难,一定要给我写信,我是真心实意愿意帮助你的。”

“嗯。”

赵天亮只得帮周萍上了车。

卡车开动,周萍喊:“借方排长的被褥我都拆洗过了,替我还给她!”

赵天亮追了几步,站住,惆怅地目送卡车绝尘而去。

赵天亮回到了男一班宿舍,见大家都在默默地吃黄豆。而且,谁也没洗脸。

赵天亮奇怪地:“你们,这都怎么了?”

王凯:“女一班宿舍着火了,她们的东西基本上都烧光了,损失惨了!”

沈力:“新宿舍刚盖起来,炕面还没抹,要住人怎么也得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她们都被临时分散到老职工家里去住了。”

赵天亮由愕而呆。

齐勇:“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说说你自己吧,也没跟我打声招呼,一上午去哪儿了?”

赵天亮:“我送周萍去了。”

齐勇:“送她?送她干什么去?”

赵天亮:“她走了。”

齐勇:“走了?走了是什么意思?”

“她离开七连了,她已经知道自己的档案、户口都在哪儿了。”

“小黄浦”:“山东屯儿?”

“她希望自己走时,能有一个人送送她。她跟我表达了这个意思,我就送她去了。”赵天亮顿了一下,又对齐勇说,“我没向你请假,违犯了纪律,你愿意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齐勇:“我能把你怎么样啊!”他将饭盒盖使劲儿一放,豆子弹了一地。随后掏出支烟吸起来。

赵天亮向齐勇伸出一只手,齐勇瞪赵天亮一眼,不情愿地给了赵天亮一支。赵天亮对着齐勇的烟头吸着了烟。

“小黄浦”极其失落地嘟哝:“她有走的打算,预先都没向我透露一个字。”

赵天亮抢白他:“她也没向谢菲她们透露一个字!哎,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和她之间什么故事都没有!我只不过有点儿同情她而已!”

王凯:“别而已了。越‘而已’,越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黄伟拍拍他肩说:“小兄弟,若论同情,我们也很同情她。你的同情,恐怕不只一点儿……而已。你得承认,这是有区别的。”

赵天亮:“那又怎样?”

傅正:“那就证明,这本身已经是故事了。”

“够了!”齐勇打断他们,“都有完没完?女一班那边失火了,她们人人都一无所有了,有的人工资还没来得及往家寄,结果变成灰了!你们在这儿戗戗些什么?有意思吗?”

傅正:“班长,请允许我说最后几句话——本人认为,周萍这一走,对她是很不利的。也许,她将更值得同情了……”

齐勇:“你还真没完了是不是?不许再说她。什么都不许再说了!都给我一声别吭地吃饭!”

“小地包”纠正地:“吃豆子。”

齐勇瞪他一眼接着说:“吃完都给我一声别吭地躺下,睡觉!下午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

黄伟:“班长,你没听明白老傅的话。如果你是周萍,你千里迢迢地跟到了兵团,你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了,发服装却没你的份儿,发工资也没你的份儿,你还因为出身问题经常受某些人的欺负,你前脚一走,后脚你住过的宿舍失火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混蛋!”赵天亮将齐勇饭盒里一个绿馒头朝黄伟投去。

黄伟双手接球似的接住,却一点儿也没生气,走过去,将馒头往饭盒里放。由于馒头黏手,放得很不顺利,黄伟边在饭盒边上细细地刮手,边说:“我只不过说出了老傅想说却又没有明说的意思……而已。”

傅正:“别强加于我啊!”

齐勇生气地将黄伟推开:“你刮什么刮!那毕竟是馒头,不是屎橛子!”

王凯一副福尔摩斯的样子:“本人认为,失火的原因不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自燃。比如炕面有塌陷或窟窿。但这一种情况,基本排除。因为什么都烧光了,炕面却并无足以引起火灾的疑点。那么,也就只剩下了第二种情况——人为的。人为的,又分两种情况……”

有人放了一个很响很长的屁,像不会吹号的人在吹号。但没有一个人笑,气氛仍凝重。

王凯很有耐心地等待屁声结束,接着说:“女一班也有人吸烟吗?没有。那么只剩下了一种情况,不但是人为的,而且是故意纵火。谁最有这种嫌疑呢?吴敏回到过宿舍一次,但如果假定是她,她的心理动机又是什么呢?”他煞有介事地环视着大家问,“谁能回答我的问题?”

沈力:“她跑回宿舍之前,和大家吵了一架。”

杨一凡:“假定这也是怀疑她的一个根据,那么与周萍比起来,可能性也只有百分之三十而已。”

赵天亮自言自语:“不可能,不可能。你信口开河!”

王凯拍拍他肩,低声地:“咱们捅破窗纸说亮话吧,我也喜欢周萍,她改变了我对上海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看法。所以,我此刻的心情,其实和你是一样的。”

赵天亮:“如果是她,她还有必要让我转交给她们班长一封信吗?”

傅正:“我提醒你,这屋里谁也没说过‘是她’的话。”

王凯朝赵天亮伸出一只手,赵天亮不情愿地掏出信,交在王凯手上。王凯正反看看,信封无一字,他正欲抽出信纸,信又被赵天亮一把夺去。

齐勇:“还不交到连部去!”

赵天亮抓起饭盒里的馒头咬了一口,向门外走去。齐勇忽又把赵天亮叫住,低声道:“等等!把门关上。”

赵天亮将门关上后,缓缓转过身——他从大家的目光中看出了什么意思,一手按住衣兜,喃喃地:“我不能,我不能。”

黄伟又拍拍他肩:“你只不过对一个人有道义,可大家在关心的是一个严峻的事件。”

“小地包”:“这下我姐可摊上了,作为班长,她也推卸不掉责任了。”

“小黄浦”:“但愿不要变成一场阶级斗争。”

齐勇看着赵天亮说:“没人逼迫你,但是你也看出来了,大家多么想知道她在信中都写了些什么。”

赵天亮掏出信,递给黄伟。

黄伟接过信看一眼,又递给傅正。傅正往后躲:“信是受法律保护的,我父亲又当过邮电局局长,由我来读最不合适吧?”

黄伟又将信递给王凯。王凯也推脱:“我也没说我想读啊。”

黄伟转身走到赵天亮和齐勇之间,看一眼这个,看一眼那个,最后将信递给齐勇。齐勇倒是接了过去,看看,望着赵天亮说:“你觉得,是我读好,还是你读好?”

赵天亮一把从齐勇手中夺回信,往门框上一靠,抽出了信纸。他心里默默说:“周萍,对不起。可由于失火事件,连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你究竟在信中写了些什么了。”

这时的周萍正坐在卡车上凝神沉思。在那封信中,她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班长: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七连了。我首先希望你能原谅我这种不辞而别的选择。可是,既然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七连,除了这一种选择,难道还有另外更好的选择吗?

班长,我十分感激你,十分感激女一班的知青战友们,十分感激方排长,十分感激连长和指导员。总而言之,我十分感激七连,七连对我竟是不弃不嫌的,这绝不是任何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获得的对待。所以我认为我是幸运的。所以,我是满怀着感激之情离开七连的。班长,请一定要替我跟谢菲、汪漩、薛艳她们三个说,我不但感激她们并不歧视我这个资本家女儿的上海人,而且请求她们以后能经常去山东屯看看我这个上海老乡。而我,向你们大家保证,从此一定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改造好的插队知青。

……

卡车驶入县城,周萍下了车,茫然四顾。见有个女人担着些秋菜走在前边,周萍便紧跑几步追上了女人,竟是那个县城里的小饭馆老板。周萍向她问路,她刚指向一个方向,周萍已向她挥手告别,急急地朝那方向走去。就这样,周萍一路问询着,匆匆地向山东屯走去。

没等赵天亮吃完午饭,李鸣就推门走进了男一班的宿舍,说是指导员和连长叫赵天亮到连部去。赵天亮赶紧将信装进信封里。

赵天亮跟着李鸣往连部走,恰见吴敏正从连部出来;吴敏显然也看见他了,绕道而去。

李鸣说:“这场火也着得太奇怪了,方排长初步统计了一下,女一班的损失总计不少于三四千元。光人家谢菲从上海带来的皮箱就值五六十元,这下咱们七连又得被通报了。”

连部里,韩指导员、张连长、方婉之和尹排长正在谈论失火事件。

“被通报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人家那么多女孩子的损失怎么算?总得给她们个说法吧?不赔,得讲出不赔的道理,可如果赔,连里又哪儿来这么一笔钱?”张连长越说越烦恼,激动得站了起来。

指导员还比较镇定:“老张,你坐下,坐下。你往起一站,我心里就乱。我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了解了解原因,最好能初步掌握一些情况。要不,连向团里的汇报都没法儿写嘛。”

张连长这才乖乖地坐下了。

这时,门外传来赵天亮喊“报告”的声音。尹排长叫他进来,赵天亮走了进来。方婉之轻拍一只高腿凳的凳面:“坐吧。”显然,吴敏曾坐过那凳子,它在四位支委之间。

赵天亮坐下后,指导员开口说:“小赵,女一班宿舍临近中午的时候失火了,损失很严重,这件事你肯定已经知道了。找你来,是要向你核实几个问题。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和顾虑,更不要当成是审问,只不过是询问。”

赵天亮:“你们想怎么问就怎么问,随便。”

指导员问道:“是你今天上午送周萍走的?”

“对。”

“送到哪儿?”

“送到公路上。”

“具体点儿,多远?”

“离连队七八里远,来了一辆卡车,她坐上去,就那么走了。”

“你几天前就知道她决定离开七连了?”

“对。那一天她在河边洗东西。她把方排长借给她的被褥拆了,洗被面被里。我去河边洗衣服,我们碰到了,她对我说了她的决定。”

“全连那么多人,她却单单只告诉了你,看来你们关系不错嘛。”

赵天亮硬邦邦地说:“我们关系很正常。”

“为什么不及时向连里汇报?”连长嗔责道。

赵天亮腾地站了起来:“我为什么非向连里汇报?她那么信任我,希望我在她走之前别告诉任何人,我能一转身就向你们汇报吗?那我成什么人了?她决定走,我完全理解她,这么一件事有什么值得汇报的?换了我是她,我也走,一天都不在七连多待了!”

张连长压着火:“你!……你给我坐下!怎么什么麻烦事都会跟你赵天亮扯到一起呢?!”

赵天亮:“我不就是没请假,去了趟陕北看我的哥哥吗?不是为那事处分我了吗?除了那件事,我究竟还给七连造成什么麻烦了?”

张连长被噎得愣住了。

方婉之:“小赵,你坐下。老张,我也请你坐下!”

张连长不悦地走出去,站在门外吸烟。

尹排长也站起身来:“指导员,嫂子,下午我还要带人到山上去放几炮,先走了啊。”

尹排长也走了出去,将张连长扯到一旁,小声数落:“你训我的战士态度不好,你对嫂子的态度就好了?她让你坐下,你为什么反而出来了?指导员刚问了几句,你就一再地插问。也就指导员好脾气,要我,对你意见大了!”

屋里,指导员继续问赵天亮:“小赵,你送周萍那一路上,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呢?”

“她一路尽说感激你们、感激七连的话。她还有一封信,让我交给她们班长。”赵天亮掏出信,“她是想让班长交给你们的。”

方婉之:“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的。”说着便接过信,转递给指导员。指导员正反看看,又递还给了方婉之,意思是让她先看。方婉之看时,指导员又问:“你看过没有?”

“我没单独看过。”

“嗯?什么意思?”

“我在我们一班念了。”赵天亮情绪激动起来,“你们不就是怀疑是她放的火吗?不错,她前脚走,后脚她住过的宿舍失火了,这对她非常不利。她遭遇的情况,再加上她是资本家的女儿,都会使她成为最可疑的人。但是我赵天亮敢替周萍这个资本家的女儿打保票,女一班宿舍失火肯定另有原因,肯定与她毫无关系!”

指导员在沉思,方婉之默默地看信:

……指导员、连长、方排长,我悄悄地离开了七连,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的做法。我走,不是因为对你们有什么怨气,而是因为不愿让你们为我的事大费周章了。我是资本家的女儿,户口和档案又明明被转到了我原本应该去插队的农村,我清楚自己要想成为一名兵团战士,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多么的难。我真的不忍心再使你们为难了。今生今世,竟有机会叫你们指导员、连长、排长,我已经感到万分幸运了。能在兵团的一个连队生活了两个多月,参加了抢收麦子、豆子,和是兵团战士的知青们一起盖起了两幢知青宿舍,思想和身体都获得了很大的锻炼,我已经特别知足了……

此刻的周萍正在梁喜喜家。梁喜喜在擀面条,周萍站在她旁边,二人就那么一问一答地对话:

梁喜喜笑着说:“今天是我四十四岁生日,明年就四十五了。以前我很少过生日,但是今年,快四十五了,忽然想过了……你把书包放屋里炕上,先替我烧水。”

周萍立刻取下书包,走入里屋,一边放书包,一边向四周打量。

“不是叫你替我烧水吗?”

“就来。”周萍回应着,退出里屋,默默蹲在灶口那儿往灶膛塞柴草。

梁喜喜:“周萍,你今天能主动来到山东屯,这是正确的选择,我很替你高兴。如果你不主动来,我还要代表公社代表县知青办,到你们团去要你呢。我在县知青办也有点儿职务,挂名的一个副主任。如果你们团里不给,我们就会告到兵团司令部去。还不给,那我们就要告到中央去。”

周萍困惑不解地抬头看梁喜喜。

梁喜喜只管低着头,一边快速地切面,一边自说自话:“其实我和你们团长是山东老乡,一个县的,关系那是相当的不错。按辈分,他还算是我五服以内的堂姐夫。但原则问题是掺杂不得半点儿个人感情的。你在我们县插队知青的花名册上。具体说,在我们公社。而且你的户口你的档案,都已经落在我们山东屯了。这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也是一个必须坚持、绝不能退让的原则问题。”

周萍忘了续柴草,忍了几忍没忍住,终于问:“我……对于山东屯,有那么重要吗?”

梁喜喜一边抖面一边说:“重要,当然重要!别停了续火呀。”

周萍又开始续柴草,忍不住又问:“可我……只不过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

水开了,梁喜喜一边往锅里下面,一边又说:“重要就重要在这一点!实话跟你说,姑娘,你要不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那一切反而好说了。可你偏偏是资本家的女儿,情况就不同了。资本家的女儿,想不挣工分,赖在兵团挣工资,反而如愿以偿了,那还成?那对我们全县的插队知青是多坏的影响?那我们号召插队知青扎根农村的工作还怎么做?但这只不过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七连不放你,团长打电话来替你说情,证明你是一个不错的姑娘。我们山东屯呢,其实更愿意要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

周萍困惑地:“为什么?”

梁喜喜将面条下在锅里,边搅边说:“道理很简单。一名知青,家庭出身越不好,胆子就越小,胆子越小,就越听话。让往东,绝不敢往西;让往西,都不敢往东瞟一眼。这就好支使。不像那些‘红五类’,自以为老子天下最革命,来到农村插队了,还整天寻思着怎么样革一下这个的命,造一下那个的反,调皮捣蛋,往往不服从管理。你刚说上句,他那儿不着调的下句在等着。背地里还常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惹老乡们气恼。出身不好的知青,那是一点儿也不敢有这些毛病的。给一个好眼色,心里就暖暖的。给几句好话,就感动得掉眼泪……”

周萍听着,头越垂越低,一把把机械地往灶膛里塞草,都快将灶膛塞满了。

梁喜喜往盆里捞面,继续说:“既然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你确实是一个表现得不错的资本家的女儿,那我们岂有放弃不要的道理?公社也罢,县里也罢,正缺少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一场伟大的运动,没有各级典型那还行?我十八岁就入党了,二十岁就当副县长了,论搞运动,我也不外行。没有典型,就没有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有心把你树立成全公社、全县‘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就看你自己是不是也努力争取了。”

周萍忽然抱头哭泣起来。她哭得百感交集,那么伤心,却又声音很小,那么压抑。正因为压抑,听来让人心碎。

梁喜喜愕然,扯起周萍,奇怪地:“你哭什么呀?我跟你说的都是大实话,你怎么反而哭起来了呢?啊,明白了,因为当不了兵团战士了,心里边怨恨我是不是?”

周萍不言语,只是哭泣。

梁喜喜:“说话呀!怨恨就承认怨恨。如果心里明明有,又不说出来,那就是虚伪嘛!”

周萍点头。

梁喜喜嘎嘎地笑了。她的笑声特响亮,也可以说是豪爽:“怨恨嘛,又不敢明说。逼着说,才点点头。我刚才说你们这类知青胆小,没说错嘛。这正是我欢迎你们这类知青的原因嘛。我欢迎你们,那就代表山东屯欢迎你们。你毕竟点头承认心里有怨恨了,这是诚实的表现。做人就是要诚实,我喜欢诚实的人。我允许你心里有怨恨,但是不允许长期有。长期有就不是对我怎么样的问题了,而是对一场伟大的运动怎么样的问题了。好啦好啦,别哭了。乖,要听话,啊?”

梁喜喜怜爱地拥抱周萍,因为双手沾着面,其实更像是用胳膊肘夹着周萍。而周萍感觉到慰藉地依偎在梁喜喜怀里。

梁喜喜又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主要关怀的一名知青。谁欺负你,告诉我,看我不收拾他。要树成典型的知青,那就得重点对待。某一天你真成了典型,我也跟着光荣!……哎呀,我锅里还有面!”

锅潽了。

没过多久,梁喜喜和周萍吃上了炸酱面。佐面的无非萝卜条、白菜心、葱蒜之类。

梁喜喜翻着碗里的面:“可惜煮烂了。”

周萍:“好吃!”

“再吃一碗?”

“不,饱了。”周萍满足地打了个饱嗝。

梁喜喜笑了:“‘解放’前,资本家的小姐如果在饭桌上打饱嗝,那是要遭人耻笑的。”

周萍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梁喜喜放下碗筷说:“我也饱了,不吃了。”

“我洗碗筷!”周萍迅速收起碗筷,走到灶间去了。

梁喜喜看着她的背影,赞道:“真懂事。”

天黑了,梁喜喜陪周萍往知青宿舍走。梁喜喜突然想起来什么,问道:“刚才忘了问了,你被褥什么的呢?”

“从上海来的路上丢了。在七连,我们排长借了我一套。”

“那我明天也借你一套,以后再说。”

“谢谢……我该叫你什么呢?”

“当然要叫我支书。人前必须叫我支书。人后嘛,你在上海怎么叫我这个辈分的人?”

“叫阿姨。”

“姨就是姨,还‘啊’的什么!你们上海人称呼别人就是嗲。嗲就是资产阶级,起码是小资产阶级太太小姐的酸臭毛病!记住,以后不许发嗲啊!”

周萍站住,点头。

梁喜喜见周萍有些发愣,笑道:“我不喜欢你叫我阿姨,背后叫也不喜欢。按我们山东人的叫法,你叫我‘婶儿’吧。叫一遍。”

“婶儿。”

梁喜喜诲人不倦:“这听着就一点也不假了!以后,苦活、脏活、累活,包括危险的活儿,你都要抢在别人前头去干!有好处的事儿,你都要悄悄往后躲。即使别人把那种好事儿推到你面前了,你也要一让再让。还要和其他知青搞好团结。发生什么矛盾了,即使错在对方,你也要高姿态,主动作自我批评。总而言之,你要脱胎换骨!”

山东屯女知青宿舍共有五位姑娘。除了周萍在县城已经见过的三个上海姑娘,还有两个陌生的姑娘。她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受了父母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牵连。

五个姑娘正在因周萍的到来而议论纷纷:

“老实说,上次你们三个说周萍终于留在兵团了,我心里老不是滋味了,半夜还偷偷哭了一鼻子呢。现在我心里平衡多了。”

“就是。都是家庭有问题的,凭什么她就可以穿兵团服,挣工资,我们就不可以?她父亲还是资本家呢,我父亲才是买办。”

徐燕燕:“买办是什么人啊?咱们六六年才上的中学,入学不久就‘文化大革命’了,名义上是初二学生,其实没正经上过几天课,还真不知道买办究竟是什么人。”

刘芳想了想问道:“买办就是咱们上海人‘解放’前说的‘小开’吧?”

被问的姑娘生气地白了她一眼:“你爸才是‘小开’呢!”

“你别生气嘛,我不是不懂嘛。”

那姑娘叹气:“其实我也不懂。红卫兵抄我家时,指着我父亲的鼻子,口口声声说‘你这个资产阶级买办如何如何’的。长这么大,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买办’。红卫兵走了,我父亲还低着头,都不敢抬头看我一眼,那样子特可怜,恨不得地上裂个缝一头钻进去。他头一回在自己女儿面前遭人羞辱。我当时真想对他说——爸,只要你‘解放’以前没当过汉奸,那你就还是我爸……”

她鼻子一酸,终于不说了,仰躺下去,扯枕巾盖住了脸。

郝昕一直在织毛衣,这时问:“哎,我记得我以前上你家时,遇到过市里派小车接你爸去开会的呀!”

那姑娘又一下子从脸上扯掉枕巾,坐了起来,情绪激烈地:“那当然!那时候我父亲是著名的工商界人士!”

“以前被小车接去开几次会有什么了不起呀!这屋里的,谁的父亲‘文革’前还没有点儿名呀?我父亲还当过两届市政协委员呢!”另一个姑娘指了指刘芳说道,“她父亲是著名诗人!”

刘芳:“别提我父亲别提我父亲,他写的诗一点儿也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非就是写了不少风花雪月罢了。‘文革’前就没少被人批判,还不服气,非说自己是什么自然美的真淳的歌者。这下好,后悔也晚了,肯定遗臭万年了。连我也受他牵连,沦落到了这种地方!要在古代,这不就叫发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