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及其他

如果这个条形码（barcode）没有附加在一件成品上，那除了扫描译码器之外，没有谁能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连厂商都不见得一眼就能认辩出某一条形码所指的是他们生产的哪一件成品。也就是说，条形码既公开，又秘密。

但是，如果此一条形码仍印在贴在某件商品上，那你就立刻知道它表达的就是你正在买的那盒饼干、那瓶酱油、那款手机、那双袜子、那本杂志……也就是说，你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无从解读这些宽宽窄窄的条符，以及其间宽宽窄窄的空白，如何标示信息（关于条形码的科技，可上网检阅）。

这个今天无所不在的条形码，让我联想到许多类似的情况。像我们对日常生活之中太多太多的便利和运作，多半视而不见，知而不觉。更不要说，当我们从这些便利和运作中获益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去追问到底是谁首先想出来的。

我有一个可以告人，但也没有必要随时随便告人之秘。那就是，我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特别好奇。

比如说，很多大小办公桌上，或一般私人书房，总免不了会有一堆堆回形针（paperclips）。可是有谁知道是什么人首先有了这样一个概念，把一小截比较粗的铁线，或比较细的金属条，弯了几弯，就可方便我们把一小叠纸夹在一起。是什么人首先有了这么一个新概念，再经过思考尝试，然后就像条形码那样，从无到有而设计出来的？

在此必须坦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去查谷歌，查维基。唉！碰到这种事，只能上网，百科全书太认真了，多半不会列入此项解答。

好，回到条形码。我首次注意到市面上有了这么一个新玩意儿，是1977年秋。我刚从住了三年多的肯尼亚回到了纽约。在一家小书店买了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和以往的情况不一样的是，收钱那位女士，没有在收银机上敲敲打打，而是将书滑过一个装置：“哔”地一声，显示幕上亮出了书价，我付了钱，她又一按键，这个装置“嘟、嘟、嘟”地吐出了账单收据，上面清清楚楚地印出来书名书价、税和总额，以及应找回的零头，我一呆，看了那位女士一眼，她微微一笑，“第一次？”

之后，报刊上不时也有一些相关的报道。但读书不求甚解的我，也只是似懂非懂地看了几篇。然后，几乎一刹那之间，条形码传遍了世界各地，已经无所不在了。

方便？想想看，买一两本书是一回事，去超级市场买一两个星期的饮食和日常用品又是一回事，尤其当你等在一长排顾客之后。再想想看，不提别的，光是时间，就省了市场和你我多少？

再想想看，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便利之外，条形码有多么无所不在？现只提民间运输，每架飞机，每艘海轮，每辆卡车，每列火车，其所载的货柜中每件物品，都印有贴有此一“通用产品码”。你能想象全球化的今天，没有这个条形码，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局面吗？

去年年底，《纽约时报》头版有则新闻，说条形码发明者，约瑟夫·伍德兰（josephwoodland）过世，九十一岁。

这则讣闻又让我产生一些联想。其中之一是，一个概念的诞生，最戏剧化的莫过于传闻中的牛顿，给一个熟成掉落的苹果打在头上，而推断出地心引力。

伍德兰的灵感，有着同样的戏剧性，但非传闻。六十多年前，伍德兰在海滩用几根手指在沙上画来画去的时候，一个概念在他脑中一闪。

唉！一个概念，一经道出，就既简单又合理。问题是，为什么在他之前没人想到？为什么你我脑中从来没有闪过一个影响如此深远重大的概念？

不错，伍德兰也不是凭空而突然有了一个新概念。他早在童子军幼龄就学会了电报码（morsecode）。大学念的是工程，又在二次大战期间参与了最早核弹研究的“曼哈顿计划”，因而，在战后继续攻读研究院的时候，当地一位超级市场经理，去他的学校演讲，请理工学院设法为日益繁多杂乱的商品研究一套有效的编码系统，而激发了朝这方面思索的想象力。另一在场的研究生，贝纳德·斯维尔（bernardsilver），也非常感兴趣。二人开始合作。伍德兰甚而中途退学，全时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