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秃秃的墙上，除了一张卡斯特罗照片和一张古巴地图之外，我注意到在内室门旁贴着小半张已被撕破的毛笔字，“山穷水尽疑——”我猜是老华侨父亲写的。看到这家人的遭遇和现况，我不忍心问老华侨是否明白其中意思，也不忍心说还有下一句。直到我回到旅店，直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定到底是说了好，还是没说好。

一个小时之后，那两男一女回来了。我看到他们手上只提着一整块猪肉和几大瓶啤酒。猪肉足有三磅，连皮带毛。经过翻译，才知道是黑市上买来的。

老华侨拿了肉，掂了掂，看了又看，走向室内隔出小空间的煤油炉前，并示意关上窗户。几个年轻人在关窗时不太好意思地向我微笑，用手指鼻，又指窗外。我才一下子明白。黑市买的非法猪肉，怕邻居闻到肉香。

上桌的菜是煎猪排和豆子。红色拉丁豆像是现成的，猪排则用猪皮和肥肉熬的油来煎。肉还算嫩，也有肉味，加上啤酒，是蛮不错的一顿饭。不管怎样，这道菜饭，究竟是在哈瓦那，一位古裔华侨老师傅亲自下厨做的。

我只是搞不懂这算是古巴菜还是古巴中国吃，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什么做什么而烧出来的。

买菜没用20美元，他们还了我一小叠古巴比索。我留给了他们，并在十一点走之前，又留了20美元，压在啤酒瓶下面。

第二天又去各地参观。傍晚时刻，我已放弃找一个古巴中国馆子的愿望，就问司机哪里有比较好的餐厅。他说有。

我们开进了一个非常安静的社区，上了一条优美的街道。没有什么行人，路灯明而不亮，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大树，稍为掩住了后面一幢幢独立漂亮的老建筑房楼。不少门前还有警卫。我瞄了司机一眼，他微微一笑，“外交社区，有些餐厅对外开放，可是他们不收我们的比索，只收外币。”

哈瓦那使馆区内一些前华沙公约国，当时已一一独立。但是为了经济原因，不少大使馆的餐厅，对国外游客提供晚餐。但因这是使馆兼大使住宅，餐桌只摆在后花园和一间可供外人进入的大厅。

我不想提我去的是哪个东欧使馆。总之，想到它们的传统菜，又忆及一行现代中文词句，我点了一道土豆加牛肉。

为了追忆，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又去尝了一次四十年没光顾的纽约古巴中国吃。想到那年在哈瓦那吃的，我试了一道猪排。像是炸的，厚厚的三大片，还有拉丁豆和米饭，吃了没一半已经饱了。

纽约的古巴中国吃，至今也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但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考虑到这种吃在古巴的起源——第一或二代广东契约工人移民，为了生活而搞出来的吃——那无论它今天在哈瓦那的境况，竟然还能给后代古裔难民带到了美国，我们只能感叹，不能苛求。而如果再想到近一百六十几年来美国的中国吃，那就更无法苛求了。

上世纪60年代中之前，主要因为美国对华歧视性移民法，美国的中国吃，除了廉价的“杂碎”之外，也只是一些集中在唐人街的广东馆子。

是1965年移民法修正之后，才渐渐出现了港台移民潮，才在纽约和加州有了几家比较像样子的湖南、四川、江浙和港式海鲜饭店。近二十几年，又因大陆同胞移民人数剧增，更有了一些陕西馍、山东饺子、兰州拉面等等小吃。但这些馆子主要是老板厨师谋生之道，而非以烹调为主，尽管并不难吃。然而，正因如此，连华埠的兰州面馆，也不得不搞一些干炒牛河、星洲米粉之类的玩意儿。

大约三年前，我有幸做了一次陪客。主人是北京富商，有娇妻，侍从，劳斯莱斯座车，私人飞机。他在席间说要在纽约一年之内开一家可容纳好几千食客的全美最大中国餐厅。我因为作陪，又是头次见面，不好意思建议他开一家不必最大，而是最好的中国餐厅。

这就是我的意思。我们很难期望纽约的古巴中国吃能有多少发展，但在美华人，以及欣赏美食的纽约食客，仍在耐心等待一位既懂得吃，也有钱投资，又愿介绍最佳中国烹调的老板，以及一位既有中国烹调厨艺，也有理想，又有雄心的年轻大师傅的出现。

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尽管纽约的中国吃，不容否认好过古巴中国吃，但至今无法更上层楼。这实在对不起在美华人，对不起纽约食客，更对不起中国吃。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