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什么坏事啊。”她回答说，“宇宙虚无是万物生发的地方，是万物的开端。想想看，黑洞吸收能量，然后再把能量以一种有生命的新形式重新释放出去。”她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的双眼，神秘兮兮的语调稍微缓了一些，“我的前男友是个鸟类学家，专门研究乌鸦学。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渡鸦，因为我是英语文学硕士，所以无奈地把他的烂稿子读了差不多10遍，从里边学到了一堆没用的知识。”她照照镜子，把头发往后抹了抹说，“你是不是要去参加‘彩虹聚会’？”
“不是的，我……”
“你也一起来吧，这个聚会可棒了，今年在沙斯塔三一国家森林（shasta-trinitynationalforest）举办，就在蛤蟆湖湖边。”
“去年聚会是在怀俄明州举办的，我参加了。”我回答道。
“对——对——”她说“对”的时候，和不少人一样喜欢拖着长音，“祝你徒步旅行愉快啊。”她一边说，一边伸手捏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后向我和我的羽毛翘了翘大拇指，兴奋地大吼了一声，“乌鸦学！”说完，她朝门外走去。
我和格雷格8点就到了特拉基，而直到11点，我俩仍没打到一辆去塞拉城的车，只得站在灼人的公路旁干等。
一辆大众巴士从身边呼啸而过，我朝着车屁股大喊一声：“喂——”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已经至少有六辆大众巴士对我们视而不见地开走了。连开大众巴士的人都不伸手相助一下，我难抑胸中的怨气，对格雷格说：“可恶的嬉皮士！”
格雷格道：“我还以为你也是嬉皮士呢。”
“是吧，只能算是吧。”我坐在路肩的碎石上，重系了一下靴子的鞋带，但系完后却站不起来了。原来，我已经有一天半没有合眼，早就累得头昏眼花了。
“要不你往前走点儿，然后自己招手搭车吧。”格雷格说，“要是你独自一人的话，早就搭上车了。我能理解。”
“不。”我虽然这么说，但心里明白他的意思：一个单身女性要比一男一女看上去可靠许多。单身女性比较容易博取他人的帮助——当然，不排除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格雷格毕竟是我的同伴。因此，我俩又一起等了一个小时。终于，一辆汽车停了下来，我们手脚并用地爬上车，往塞拉城赶去。塞拉城位于海拔4200英尺的山上，城中景致宜人，分布着少量的木质建筑。这座城市的南边是尤巴河北支流，城的北边，布特山那棕土色的峰尖笔直地插入蔚蓝的晴空之中。
我们在城市中心的便利店下了车。店门口游人如织，这些人多是赶在国庆节前出游的游客。人们坐在刷着彩漆的门廊上，吃着手中的冰激凌。
“你吃不吃蛋筒冰激凌？”格雷格掏出几美元，问道。
“不用了，一会儿再说吧。”我压低了声音，想要掩盖住自己的渴望。我当然想吃蛋筒冰激凌，我只是怕交不起旅馆的房费，因而舍不得买。走进人头攒动的商店，我尽量不让自己的眼睛往食品那边看，只是站在收银台旁边，一边等着格雷格，一边翻看观光手册。
格雷格买完东西走了过来，我一边拿着亮光纸印刷的小册子扇风，一边对他说：“1852年布特山上的积雪崩塌，把这整个城市都给埋了。”格雷格一面好像早有耳闻似的点点头，一面舔着他的蛋筒冰激凌。看着他的吃相，我的心中挺不是滋味，于是把脸转到了一边，说：“希望你别介意，我得找个便宜点儿的旅馆住，我是指今天晚上。”其实对我来说，找个免费的扎营处才是正道，但我已是又困又累，实在不想再在外露营了。上一次睡觉，还是我在塞拉高地时的事情。
“这里怎么样？”格雷格边说边指了指对面的一栋木制小楼。
小楼的楼下是酒吧兼饭店，楼上是带公共卫生间的出租房。虽然才刚到一点半，但酒吧里的女工作人员还是让我们提前入住。交完房费后，我只剩下了13美元。
我们来到各自的房间，在相邻的两扇门前站定。格雷格问：“今晚要不要一起去楼下吃饭？”
“好吧。”我的脸微微有些红晕。我虽然对他没有兴趣，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希望他能对我感兴趣——这很荒唐，这一点我自己也清楚。我的安全套说不定就是他拿的，想到这里，我的全身似有兴奋的电流通过。
我们好像是目前为止整层仅有的住户。格雷格指了指走廊尽头供整层使用的卫生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先进去。”
“谢啦。”说完，我打开自己的房门走了进去。屋里的一堵墙边靠着一台老旧的木制古董梳妆台，台上带着一面圆形的镜子。另一堵墙边摆着一个双人床，床边是一台摇摇晃晃的床头柜和一把椅子。天花板的正中，垂下来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我把“怪兽”放下，坐在了床上。床发出了刺耳的咯吱声，随着我的体重往下一沉，不安稳地摇晃着。只是坐在床上，我就几乎要因这舒适的快感而飘飘欲仙了，真好像从炼狱之火中解脱出来一般。我用来兼做睡床用的野营椅上没有软垫，步道徒步的途中，我虽然每夜都能熟睡，但这不是因为床很舒服，而是因为我累得顾不上挑剔了。
我虽然困乏，但四肢满是泥土，浑身恶臭，这副模样上床简直是天理难容。自从两周前在里奇克雷斯特的旅馆里住过一夜，我再也没正经洗过澡。我穿过走廊来到卫生间，发现里面没有淋浴，只有一只大大的瓷质四爪浴缸，以及一个堆着许多毛巾的架子。我取下一条毛巾，嗅了嗅毛巾上那沁人心脾的香皂的芬芳，然后宽衣解带，站在全身镜前打量着自己。
我被自己的样子惊呆了。
与其说我像一个在野外背包旅行了三周的女人，还不如说我是一场离奇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我的四肢、后背和臀部布满了颜色由黄渐黑的累累伤痕，好像有谁用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顿似的。我的髋部和双肩上满是水疱和红疹，被背包磨破的地方鼓着肿包，留着深色的血痂。在瘀青、伤口和泥土之下，新长出的肌肉若隐若现，身体上不久前还松垮的部分，如今已经变得紧致结实。
我把浴缸蓄满水，然后用搓澡布和肥皂搓洗全身。不到几分钟的时间，缸里的水被我全身洗下的泥土和血染成了黑色。我把水放掉，又重新接了一缸。
泡在第二遍水中，我把身体往后靠在缸壁上，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感激之情。过了一会儿，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我的双脚，只见脚上满是水疱和伤口，几个脚趾的指甲已经完全变黑了。我摸了摸一个指甲，发现这指甲已经几乎与脚趾完全脱离了。最近几天，这个脚趾一直让我疼痛难忍，越肿越大，好像要把我的指甲从上面顶下来似的。但现在，剧痛已经基本消失。我拔了拔那片指甲，随着钻心一痛，指甲掉了下来。指甲原来生长的地方，是一层不像指甲也不像皮肤的东西，呈半透明状，还带有些光泽，好像一小片保鲜膜似的。
吃晚餐时，我对格雷格说：“我掉了一个脚指甲。”
“你的脚指甲掉啦？”格雷格问道。
我嘟嘟囔囔地说：“只掉了一个。”我意识到其他的脚指甲也有脱落的危险，更觉得自己又蠢又可笑了。
服务生端着两盘意面和一篮子蒜蓉面包朝我们走来。格雷格对我说：“可能是因为你的靴子太小了。”
吃晚餐之前，我跟着格雷格一起去了洗衣店，又花去了50美分，所以我更需要在点餐时节省一些了。但自从我俩在桌旁坐下，我就不由自主地点了和格雷格一样的菜品，既点了餐前的朗姆可乐，又对蒜蓉面包来者不拒。吃饭时我极力掩饰，不想让格雷格看出我脑子里正在一个劲儿地计算着餐费。格雷格已经知道我这次旅行的准备有多么仓促了，我不想再在他面前露怯了。
但我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蠢瓜。等到我俩拿到账单、加上小费，然后aa制各自付了钱之后，我只剩下65美分了。
饭后我回到房间里，打开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册》，想读一读下一段路程的情况。下一站是贝尔登镇，到了那儿，我就能领到我那装着20美元现金的装备补给箱了。靠着65美分支撑到贝尔登镇应该没问题，对吧？再怎么说，我也是刚从荒野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况且我也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了。我虽然找到了让自己宽心的理由，但仍然心慌意乱。我给丽莎写了一封信，让她用我寄给她的那一点钱去买一本《俄勒冈境内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册》寄给我，还把她需要在加州余下的路途中寄给我的箱子重新排了序。我再三检查了补给箱的邮寄清单，把里程和日期地点一一对照，确保万无一失。
关上灯，我躺在咯吱作响的床上准备睡觉。我听到隔壁房间的格雷格也在吱呀作响的床上辗转着，感到他是如此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听着他的响动，我一时间孤独难抑，几乎要痛苦地哀号出来。这扰人的孤寂从何而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并不想和格雷格有什么瓜葛，但同时，我又想占有他的全部。如果我起身去敲他的门，他会是何反应呢？如果他开门让我进屋，我又会做出什么来呢？
我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这已不是我的第一次了。
“我对待性，挺像个男人的。”一年前，我曾这样告诉一个与我有几面之缘的心理治疗师。他叫文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一家社区诊所工作。在这个诊所，像我这样的病人只用花上10美元，就能接受像他一样的医生的治疗。
“男人是怎么对待性的？”他问道。
“不带什么感情，”我回答说，“或者说，很多男人都是如此。我也是这样，在性上不投入什么感情。”我看了看文斯，他40岁的样子，深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两鬓的头发就像脸两旁的两只小小的黑色翅膀。我对他没什么兴趣，但如果他站起身吻我，我也会回吻他。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但他并没有起身，只是缄口不言地点点头，那沉默之中既有怀疑也有相信。终于，他开口问道：“有谁在感情上抛弃你了？”
“我不知道。”我一边说一边别扭地笑笑。我的目光没有落在他的身上，而是盯着他身后挂着的一张带框的海报。海报的背景是黑色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旋涡，想必是银河吧。正对着旋涡的正中有一个箭头，箭头上方写着“你在这里”。这是一幅在t恤和海报上随处可见的画，我一直不太喜欢，不知道这画的基调是喜还是忧，也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重如泰山还是轻若鸿毛。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感情生活，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从没有人跟我提过分手，每次分开都是我提出来的。”我的脸霎时火辣辣的，我发现此时自己的双臂交叠在一起，双腿也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瑜伽中的鹰式，是个特别拧巴的姿势。我试着放松下来用正常的姿势坐正，但还是浑身紧紧的。我不大情愿地和他交换了一下目光，强装笑脸地问，“我是不是该把我父亲的事儿说出来了？”
母亲一直是我生命的重心。但与文斯一同坐在这间屋里，一提到父亲，我顿时感到心里堵得慌。十几岁时，我把“我恨他”挂在嘴边，但现在，我连自己也说不清对他究竟是什么感情。他就像我脑中播放的一段家庭录像，录像的旁白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录像中既有戏剧性的“大场面”，也有被打乱顺序、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场景，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他的大部分印象都是我7岁之前发生的事情吧。我记得父亲曾怒不可遏地把装满食物的盘子摔在墙上，还记得他骑在母亲的胸口掐她的脖子、把她的头往墙上撞的场景。5岁时的一个深夜，他把我和姐姐从床上抱起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一起永远离开这个家，而母亲则站在一旁，身上淌着血，把熟睡中的弟弟紧抱在胸前求他停下来。我和姐姐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着。他双膝跪在地上，用额头抵着地板，撕心裂肺地大喊着。那绝望，让我以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有一次，父亲大发雷霆，扬言要把母亲和她的孩子剥光衣服扔到大街上，好像我们几个孩子不是他的亲骨肉似的。那是一个冬日，当时我们住在明尼苏达，我还在把任何话都完全当真的年纪，所以认为他定会说到做到。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我们四个人赤裸着身体、一边尖叫一边在冰冷的雪地上奔跑的场景。我们搬到宾夕法尼亚州后，母亲因为要去上班，所以让父亲在家里照看过我们几次。他看管得不耐烦后，就命令利夫、卡伦和我到后院去，把我们关在房子外面。我和姐姐站在外面，握着刚开始蹒跚学步的弟弟黏糊糊的小手。我们在草地上一边走一边哭，等到把伤心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后，就玩一会儿过家家或者扮演一会儿马术比赛的主持人。玩厌了之后，我们就走回房后，一面敲后门一面气愤地大叫。我清晰地记得那扇后门以及通向后门的三阶混凝土台阶，我站在台阶顶上踮起脚尖往窗户里张望的情景，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脑中的录像没有多少愉快的记忆，不足以组成影像。愉快的记忆像是一首诗，也只是一首短诗。我记得，父亲酷爱约翰尼·卡什和艾弗利兄弟二重唱，记得他从工作的杂货店里给我们带回家的巧克力棒，记得他怀揣的那些远大理想，以及他对那些遥不可及的理想赤裸裸的热盼，让年幼无知的我也不禁跟着他一同感伤。他爱唱查理·里奇的一首歌《喂，你有没有见过这世上最美的女孩儿？》，他说这歌唱的就是我、姐姐和母亲，说我们是这世上最美的女孩儿。但这段回忆也被溅上了污点，因为他只有在想把母亲哄回来时才会说这样的话。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向母亲发誓，说自己绝不再重蹈覆辙了。
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重走老路。他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是个践踏人心的畜生。
母亲一次次地出走，又一次次地重回他的身边。我们从来不走远，因为我们无处投奔。亲戚不在身边，母亲也不愿家丑外扬。美国第一家为受虐妇女开设的庇护所直到1974年才投入使用，而母亲直到那一年才下决心与父亲一了百了。在此之前，母亲只能带着我们连夜开着车在路上跑，我和姐姐睡在后座，看着仪表盘上幽幽的绿光，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利夫则和母亲一起坐在车的前排。
早晨，我们又回到了家里。父亲的酒醒了，一边做炒鸡蛋，一边又哼起了查理·里奇的那首歌。
我5岁时，我们全家从宾夕法尼亚搬到了明尼苏达。一年后，当母亲终于决意与父亲断绝关系时，我边哭边恳求她不要这么做。在我看来，离婚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不论怎么说，我还是爱父亲的。我也知道，母亲一旦和他离婚，我就会失去他。事实果然如此，他俩一刀两断之后，我们姐弟三人和母亲留在明尼苏达，父亲则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只是偶尔与我们有点联系。每年我们都会收到一两封寄给卡伦、利夫和我的信，我们欢天喜地地把信拆开，但信上却满是对母亲的谩骂，说她是个荡妇，是个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的婊子。父亲发誓说他终有一天会找到我们，让我们把欠他的债还清。
“但父亲并没有报复我们。他俩离婚后，我意识到父亲不在身边虽然很不幸，但其实却是件好事，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不会发生家暴了。想想看，抚养我的人如果是父亲，那我的生活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呢。”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文斯的心理辅导时，我这样告诉他。又一次见到文斯时，他解释说他要离职了，还给了我另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名字和电话。
文斯反驳道：“想想看，你要是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爱你的慈父，那你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呢？”
我苦思冥想，却一无所获。我不能把父爱简单地列成一张清单，也从中体会不到爱、安全感、信赖感或归属感。父亲并没能给我们应有的父爱，他就像文斯背后那张写着“你在这里”的海报上的白色旋涡一样，蕴含着万千细节，却令人捉摸不透。而我从未从这白色的旋涡中得到些什么，因而恐怕也无法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文斯又问：“你的继父呢？”说完，他低头看着腿上放着的记事本，读着自己在上面写的笔记。那笔记十有八九是关于我的。
“你说艾迪呀，他也离我而去了。”我轻描淡写地回答道，一副完全不以为意的样子，仿佛这是件可乐的事情。“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写着“你在这里”的海报旁边挂着一只时钟，我面对着钟说，“时间快到了。”
“这下课铃打得多及时啊。”文斯说完，我俩都笑了。
塞拉城昏暗的灯光透过窗棂洒进屋里，“怪兽”的轮廓影影绰绰，道格送我的羽毛就插在“怪兽”的支架上。我想起了乌鸦学，不知这羽毛真的是虚无的象征，抑或只是一件我一路带在身上的普通物件。我既是个信仰者，也是个怀疑者，既想要找一个心灵的依托，又对这所谓的依托半信半疑。我不知道该信仰什么，不知道这信仰到底是否存在，甚至对这扑朔迷离的“信仰”一词的含义也是一知半解。在我看来，万事万物都是虚实难辨的。母亲在她弥留于世的最后一周，曾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我说：“你是个爱探索的人，和我一样。”但我并不知道母亲想要探索的是什么，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这个问题我从未问过母亲，即便她亲口告诉我，我也会将信将疑地逼着她从精神层面上解释清楚，非要让她拿出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不可。但即便是证据充足的事情，其实也不能让我信服。母亲离开后，每个人都劝我：“你该找个心理治疗师看看。”在徒步旅行前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终于听从了众人的劝告。但我并没有把这太当真，我没有联系文斯推荐给我的另一位心理治疗师。我的问题是心理治疗师无力化解的，一个坐在四壁之中的人，又怎能抚平我的创伤呢？
我从床上起身，在赤裸的身体上裹了一块毛巾，赤着脚走到了走廊上。我经过格雷格的房门，走到了浴室里，把身后的门关上，拧开水龙头，钻进了浴缸。热腾腾的水仿佛充满了魔力，哗哗的水声如雷鸣般充斥着整个房间。我关上水，被一片前所未有的寂静吞噬其中。我把背靠在坡度正合适的浴缸壁上，双眼盯着墙。突然，我听到外头有人敲门。
“谁呀？”我喊道，但门外的人没有应声。我听到脚步声在走廊上越走越远，又喊了一声：“里面有人。”但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浴室里的确有人，这个人就是我，是我在这里。我生出了一种许久没有过的感觉，我觉得我身体中住着的那个自己，在深不可测的银河系中占据了我的位子。
虽然我浑身已经很干净了，但我还是从浴缸旁的架子上取下一条毛巾，在身上搓了起来。我把脸、脖子、喉咙、胸口、肚子、后背、臀部、双臂、双腿和双脚全部搓了个遍。
“你们出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浑身上下亲了个遍。”母亲曾经这样对我们姐弟几个说，“我数着你们的每根手指、每根脚趾、每根睫毛，还用手勾勒出你们的手的轮廓。”
这些事情虽然我自己不记得，但母亲的话却永世无法磨灭。这些话和父亲威胁说要把我从窗户扔出去一样，深深烙在我的心里，甚至印得更深。
我靠着浴缸壁闭上了双眼，把头慢慢沉入水中。小时候我也曾这样做过，那时的感觉又一次回到了我的身体里，仿佛一沉入这水中，这浴室中的现实世界便消失不见，变成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异界。在这里，现实的声音和触感都变得模糊不清，既遥远又缥缈，而平时很少听到的声音和很少感到的触觉，却悄然出现。
我只是刚刚上路而已。虽然只在步道上待了三周，但我的一切仿佛都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我躺在水中，尽量把气憋得长一些。我独自一人置身于这新的世界中，而周围的现实世界则在我身边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