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草原被称为塞拉高地的门户，第二天清晨，我走过了塞拉高地的“大门”。我和道格、汤姆一起走了15英里，然后我停下脚步，告诉他们我要从背包里取些东西，让他们先走。我们相互拥抱，祝彼此好运，这究竟是永远的诀别还是15分钟的短暂分离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一边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身影，一边靠在一块巨石上，好减轻“怪兽”的重量。
看着他们远去，我不觉有些失落。但当他俩的身影消失在浓密的树林间时，我不禁又感到一丝宽慰。我其实并不需要从包里取任何东西，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我一直觉得“独处”不是一种状态，而更像一个场所，仿佛是一个允许我回归自我的房间。但太平洋屋脊步道带给我的深入骨髓的寂寥，却让我的这种认识有了转变。独处不再是一个房间了，而成了我的整个世界。现在的我，正置身于这世界中，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活着。如此居无定所地活着，头上连一方遮风挡雨的屋顶也没有，让这个世界既扩大了许多，也缩小了不少。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广袤，在我用双脚一步步地丈量出每英里土地前，我连1英里到底是多长的距离都没有概念。但与此同时，我也对步道产生了难以名状的亲切感。那天清晨，路边的矮松和猴面花，以及我越过的清浅小溪，全都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但其实我与它们只是初次相识。
在清晨的凉气中，我和着新到手的白色滑雪杖在地上敲击的声音向前迈着步，“怪兽”虽然在艾伯特的帮助下轻巧了不少，但仍然沉得离谱，在背上随着我的脚步一起一落。我现在经过的地方已没有之前那样干旱，因而不必背上好几个水瓶了。早晨出发时，我以为旅行会因此变得容易许多，以为我会因背包减轻而获得全新的体验。然而只过了半个小时，我便觉得腰酸背痛的感觉又卷土重来了，于是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但在腰酸背痛的同时，我也隐隐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一点点变强——格雷格果然没有说错。
这是旅途第三周的第一天，是6月的最后一周，算是正式步入夏季了。但沿着南塞拉荒野（southsierrawilderness）向上爬时，我却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和国度。从肯尼迪草原到步道道口之间只有50英里的距离，但我却要从海拔6100英尺的地方一直爬到11000英尺的高度。在来到塞拉高地的那个炎炎午后，我就已经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的一丝袭人的凉意，而夜幕降临时，这股凉意必定会将我紧紧包围。毋庸置疑，我已经踏上了塞拉高地，已经置身于缪尔称奇道绝的光之山脉。我走过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如盖的浓荫把下方的低矮植物遮得严严实实；我走过绿草如茵、野花盛放的草地；还借着滑雪杖的支撑，踏着摇晃不稳的石块，吃力地走过融化的雪水汇成的溪流。照我步行的速度，内华达山显得是那么不可逾越，脚下的路仿佛永远也走不完。绕过弯道，瞥见前方白皑皑的山峰时，我就会对自己的能力心生怀疑；想到前方的迢迢长路时，我就会悄悄地害怕自己是否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
道格和汤姆的脚印时断时续地出现在时而泥泞、时而尘土飞扬的步道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赶上了坐在溪边的两个人。看着我朝他们一步步走近，两人的脸上显现出惊诧的神情。我靠着他俩坐下，一边抽水一边和他们闲聊。
临上路前，汤姆对我说：“如果你能赶上我们，那咱们晚上就在一起扎营吧。”
“我已经赶上你们了啊。”我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天晚上，我信步走到了两人扎营的一小块空地上。吃完晚饭后，我们裹好厚厚的衣服在地上坐了下来，一起喝他们从肯尼迪草原带来的两瓶啤酒。我一边和他们喝酒，一边琢磨着拿走我几周前在波特兰买的安全套的人，究竟是他们中的哪个。拿安全套的人应该就在他俩之间，要不还会有谁呢？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路上行进时，被一条覆着积雪的陡峭斜坡挡住了去路。这一长条的积雪就像石崩，把步道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比石崩还要骇人，因为沿坡滑下的不是石块，而是一条冰河。如果在穿越积雪时不小心跌倒，我可能就要顺着山坡滑下去摔在山涧的巨石上，或者直接坠入万丈深渊。谁知道这深渊里到底藏着什么呢？站在我的角度，眼底只有茫茫一片大雾。但如果不试着爬过去，我就唯有退回肯尼迪草原了。其实，回去也未必是件坏事。但我仍然下定决心试一试。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拿出冰镐，细细观察了一下前方的路。说是观察，其实只是在原地站了几分钟，为自己鼓了鼓劲儿。我看到道格和汤姆在积雪上留下的一连串凿开的小坑，很显然，他俩已经顺利越过了这个障碍。我用格雷格教我的方法握着冰镐，脚踩进道格和汤姆留下的一个小坑里。这小坑为我提供了一些方便，但也为我徒增了不少麻烦。我的确不必费功夫自己凿坑了，但两人凿坑的位置让我走起来很别扭，加之冰面湿滑，而且有的小坑较深，把我的靴子夹在了里面，害得我几次失衡跌倒。我的冰镐又大又笨重，与其说有什么用，不如说更像一种负担。我在脑子里重复着“制动”这个词，默默提醒自己一旦从坡上滑下去，就马上用冰镐制动。这里的雪与明尼苏达的雪不同，有些地方形成的不是积雪，而是冰，其厚实程度让我不禁联想到了冰箱里那层结结实实的冻冰。不过有些地方的冰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顽固不化”，终归还是让我凿动了。
我终于走到了积雪的另一边，双脚重新踏上了泥泞的步道，一边瑟瑟发抖，一边暗自庆幸着。直到这时，我才朝下看了看山下的巨石堆。我知道，刚才的那一关只是迎接前方挑战前的一点“开胃菜”罢了。如果决意不从步道道口下步道绕过积雪带的话，我马上就会到达森林管理员道口，也就是海拔足有13160英尺高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上的最高点。如果能在过道口时不从山坡上滑下去，我就有几周时间要在铺天盖地的冰雪世界中前进了。那儿的雪可要比我刚刚越过的积雪难对付多了。但即使是刚才那短暂的尝试，也让我对前方的艰险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除了绕道而行，我别无选择。我连在正常条件下攀登步道的能力都不具备，更何况是在积雪深度为去年两三倍的年份呢？去年的降雪量是198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如此严重的降雪，未来十几年可能都不会再出现。
另外，积雪并不是我唯一要担心的问题，由积雪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我考虑：我不仅需要只身一人渡过危险重重的高原河流，还可能因为严寒而体温过低。另外，由于步道被积雪覆盖，在很长一段路途上，我只能单靠地图和指南针来认路。加之我偏偏又是一人上路，因而更加大了危险和困难。我不仅没有必要的工具，也没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而且因为无人相助，所以我连一点犯错的余地也没有。如果我像绝大多数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者一样知难而退，塞拉高地的壮美我便无福欣赏了，但如果我坚持走下去，估计连性命也难保了。
“我准备在道口下步道。”吃晚餐的时候，我向道格和汤姆宣布了我的决定。这是我在旅途中第二次在一天内完成15英里的路程。一个人走了一整天后，我在道格和汤姆扎营的地方又一次和他们两人相遇了：“我决定先去塞拉城，然后从那儿重新上步道。”
“我俩准备继续往前走。”道格说。
汤姆接过话茬儿：“我们两个商量过了，你应该和我们一起走。”
“和你们一起走？”我从羊毛绒帽的阴影下直直地盯着他俩。我已经把带来的衣服全部穿在了身上，气温已经差不多降到了冰点以下，周围的树荫下，是零星散布的一片片积雪。
道格说：“你一个人走太危险了。”
汤姆道：“就连我们也不敢单独行动呢。”
“无论是结伴还是单独行动，都是有危险的。”我说道。
汤姆说：“我们还是想试试看。”
“谢谢你们，”我说道，“你们能邀请我，我很感动。但是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
“为什么不能？”道格问。
“因为我必须单独完成这次旅行。”
大家都沉默不语了，各自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捧着盛满了米饭、豆子或面条的锅，默默地吃着自己的晚饭。拒绝两人的邀请时，我的心里也很难受，因为这意味着我得绕开塞拉高地而行了。另外，虽然我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想独自完成这次旅行，但其实内心里还是从两人的陪伴中寻到了慰藉。晚上有了汤姆和道格在身边，即使伸手不见五指的帐篷外传来树枝断裂的声音，或者有仿佛昭示着噩运的邪风呼啸而来，我也不必安慰自己“我不害怕”了。然而，这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坚定地直视自己的恐惧感，或者说直视别人对我和我对自己亲手犯下的那些错误。如果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我又怎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
吃晚饭时，我躺在帐篷里，把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放在胸前，累得连把书举起来的劲儿都没有了。我浑身发冷，而且这里是高海拔地区，空气也很稀薄。我被一天的步行折腾得精疲力竭，但即便如此，却仍然睡不踏实。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如果绕过塞拉高地，我的整个行程几乎就被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以及按照整个夏天的行程而分装好的每一餐饭和每一只箱子，就都白费功夫了。如果我决定跳过原本计划一步步走过的450英里路程，那么我到达阿什兰的时间也要相应地从9月中旬提前到8月上旬了。
“道格？”我向黑暗中喊道。道格的帐篷离我的只有一臂之遥。
“怎么啦？”
“我在想，我如果绕开积雪带的话，可以在俄勒冈全境徒步旅行。”我侧卧着把脸朝向道格帐篷的方向，心中有些希望此时他正在我的帐篷中靠着我躺着。我渴望有个人能够躺在我的身边，我在莫哈维的旅馆里也曾有过渴望有个伴儿的空虚和饥渴。我渴望的，不是一个可以去爱的人，而只是一个可以紧贴着我的身体的人。我接着问：“你知不知道俄勒冈境内的步道有多长？”
“大概有500英里吧。”道格回答道。
“太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跳也跟着加速了。不过多时，我便闭上双眼，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下午，我向步道道口进发，准备从那儿下步道。到达道口之前，格雷格赶上了我。
我不甘心地告诉他，我准备绕开积雪带。
“我也是。”他回答道。
“是吗？”我松了一口气，心里不禁高兴起来。
“顶上几乎大雪封山了。”他回答道。然后，我俩把视线转向了四周崩塌下来的巨石堆中被风吹得枝干歪斜的狐尾松。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树木和山脊的轮廓清晰可见，仿佛离天空只有咫尺之遥。那是号称美国本土最高峰的惠特尼山（mountwhitney），巍然屹立在步道的不远处，似乎触手可及。
我和格雷格一起从步道道口下山，走了2英里后，来到了马蹄铁草原（horsehoemeadows）的一处野餐营地。我们在这里与道格和汤姆碰面，然后一起打车往孤松镇（lonepine）出发。孤松镇本来并不在我的行程中，有一些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者选择把装备补给箱寄到这个镇上，但我原本的计划是一口气顺着步道往北再走80英里，尽快到达独立镇（thetownofindependence）。我的背包里还存有几天的食物，但是一到孤松镇，我就马上到食品杂货店把食品储备补得足足的——如果绕道，我就得走过塞拉城到贝尔登镇（beldentown）之间的90英里路程，因而我必须为这段路备足食物。之后，我找到一部付费电话，拨通了丽莎的号码，在她的留言机上留了言，用最快的速度把我的最新计划告诉了她，让她尽快把我标有贝尔登镇的那只箱子寄出来，还嘱咐她在得到我的通知之前先不要动其他的补给箱。
挂上电话，我心如乱麻，闷闷不乐。来到镇上，我的心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积极。我沿着镇上的大街走着，在路上碰到了大家。
道格与我四目相视：“我们要返回步道上了。”我拥抱了道格和汤姆，胸口感觉堵堵的。我对两人都挺舍不得，而除了离愁之外，我对两人的前途也有些放心不下。
“你们两个确定要顶着积雪上路吗？”我问道。
“你确定你不来吗？”汤姆反问我。
道格指着他在肯尼迪草原送给我的那根黑色的羽毛说：“你还带着你的幸运符呢。”这根羽毛被我插在“怪兽”的支架上，从我的右肩上方伸出来。
“好让我不要忘了你呗。”我说完，大家都笑了。
两个人离开后，我和格雷格一起走到了兼做大巴车站的便利商店。一路上，我们经过一家酒吧，标牌上写着“老西部酒吧”，还经过一个商店，橱窗里摆着骑在斗牛背上的牛仔的带框画。
“你有没有看过亨弗莱·鲍嘉演的《夜困摩天岭》？”格雷格问道。
我摇了摇头。
“那部片子是在这儿取的景。好多西部片都是在这儿拍的呢。”
我点点头，并未感到惊奇，因为这儿的景色的确和好莱坞的影棚没什么两样。这里的土地一马平川，只有鼠尾草，没有树木，单调的景致就这样一直延伸几英里。两边，内华达山那积雪的山峰高耸入云，看上去如梦似幻。
我们走向便利店。“我们要坐的车在那儿。”格雷格指着店门口停车场的一辆灰狗大巴对我说。
但是他错了。我们打听到，这里没有直达塞拉城的大巴。我们得在当晚搭七个小时的巴士到内华达的里诺市（reno），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去加州的特拉基镇（truckee）。到了那儿以后，我们得搭顺风车走完剩下的70英里路程，然后才能到达塞拉城。我们买了两张单程车票，又买了一大堆零食，然后坐在便利店停车场边温暖的人行道上等巴士来。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消灭了几大包薯片和几罐汽水。我们聊太平洋屋脊步道，聊背包客的装备，聊今年破了纪录的积雪量，聊雷·贾丁的“一切从轻”打包理论，聊他和他的“粉丝”徒步旅行的方式——当然，不排除他们对贾丁的理论和方法有曲解之处。然后，我们的话锋转到了自己的身上。我询问了他在塔科马城的工作和生活：他不养宠物，没有孩子，有一个相恋一年、也酷爱背包旅行的女友。不难看出，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考虑得面面俱到。如此缺乏刺激的生活，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不知我的生活在他的眼里是什么样子。
到里诺的巴士终于来了，车上的乘客很少，我跟着格雷格走到车的中部，隔着过道坐下。
巴士驶上了高速，格雷格对我说：“我要睡一会儿。”
“我也是。”我口是心非地回答。即使是在疲劳时，我也没法在开动的车上睡着，何况现在我并不累，反倒因回到了现实世界而乐不可支。在认识我超过一年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现在身在何处。我正在去里诺的路上，我想着，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从没有去过里诺，而对于穿着这身行头、邋遢得像只流浪狗、头发像粗麻布一样打着结的我来说，里诺仿佛是世界上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把所有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借着头灯的灯光数了数钞票和硬币：一共是44美元75美分。看着这少得可怜的家当，我的心不禁一沉。我的花费比原计划超出太多了，我本来并不打算在里奇克雷斯特和孤松镇停脚的，去特拉基的车票也是计划外的开支。我得等到一周后到达贝尔登镇才能从装备补给箱里拿到钱，而那也只是区区20美元。我本来跟格雷格说好，准备到了塞拉城后在旅馆里歇息一夜，减轻一下旅行的劳顿。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可能只能在帐篷里打打地铺凑合了。
再急也无济于事。我没有带信用卡，因此除了用手中的钱勉强应付，我别无选择。我恨自己为什么不往箱子里多装些钱，但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装到箱子里了。我把从冬天到春天得到的小费全都攒了起来，还变卖了不少家当。补给箱里所有的食物以及我摆在莫哈维旅馆床上的所有装备，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我给丽莎寄了一张支票，支付了所有装备补给箱的邮寄费，又写了一张支票，用来支付没能给我一纸文凭却要我一直到43岁才能还清的学生贷款的4个月的还款。剩下的钱，留作我在步道上的各项开销。
我把钱塞进口袋里，关上头灯，然后透过窗户向西边望去，心中泛起一丝伤感。我有些怀念过去，但不知自己是在怀念从前的生活还是在怀念步道。在月光和天幕的映衬下，内华达山的轮廓隐约可见。它看上去还是那堵高耸入云的墙，和几年前我跟保罗驾车时看到的别无二致，只是这次，它仿佛不再不可逾越了。我能想象自己站在山上，被山环绕着，和山融为一体。我尝过了用双脚一步一步走过这高山的感觉，离开塞拉城之后，我马上又能重新回到这座山的怀抱中了。我选择了绕过塞拉高地，也就意味着我无缘一睹红杉国家公园（sequoianationalpark）、国王峡谷国家公园（kingscanyonnationalpark）、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nationalparks）、图奥勒米草原（tuolumnemeadows）、约翰·缪尔荒野（johnmuirwilderness）和孤寂荒野（desolationwilderness）以及沿途的诸多美景了。但在绕过这些景点后，我仍可以在内华达山上徒步900英里，然后从那里上喀斯喀特山脉。
巴士开到里诺时已是凌晨4点，一路上我一分钟也没有合眼。离下一班开往特拉基镇的巴士出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和格雷格便背着背包，睡眼惺忪地在紧挨着车站的小赌场里闲逛着打发时间。我虽然疲倦，却又兴奋难抑，手中拿着一次性塑料杯，一口口啜饮着立顿红茶。格雷格玩了一会儿21点，赢了3美元。我从口袋里摸出三枚25美分的硬币，一股脑儿地投进了老虎机，把钱输了个精光。
格雷格不形于色地对我笑笑，仿佛在说：“看吧，我早就料到了。”好像他能预测出我必输无疑似的。
“喂，运气这种事儿可是说不好的。”我抗议道，“我几年前路过拉斯韦加斯的时候，往老虎机里丢了个5分钱的硬币，一下子赢了60美元呢。”
他看上去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走进女洗手间，墙上的一排水槽上安着一面荧光照明的镜子。我正对着镜子刷牙的时候，一位女士指指我背包上的羽毛对我说：“我喜欢你的羽毛。”
“谢谢你。”说完，我从镜子里和她对视了一下。她皮肤白皙，棕色眼睛，背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穿着一件手工扎染的t恤和打着补丁的牛仔毛边短裤，脚蹬一双勃肯牌凉鞋。我一边从嘴角喷着牙膏一边说：“这是我的朋友送我的。”上次和女人对话，已恍若隔世。
“肯定是乌鸦的羽毛。”她一边说一边伸手轻轻抚摩了一下，神神秘秘地对我补充道，“不是渡鸦就是乌鸦，是宇宙虚无的象征。”
“宇宙虚无？”我顿感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