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的，明天一早我就过去，你等着我。”

我在迷迷糊糊中进入了梦乡，等到第二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发现头上放着毛巾，妈妈就在我的床边。就跟六岁那次一样，我患了赤痢，妈妈跟我一起被隔离起来，那个时候妈妈一直住在我的隔离房间里，好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坐早上第一班新干线过来的。”

厨房里传来妈妈削苹果的声音。听着这个声音，我全身都放松下来，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虽然我的烧基本退了，不过还是一直躺在床上。我中午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听到了熟悉的啪啪声。

我扭头看了看床边，发现妈妈和早苗阿姨正在玩花骨牌。早苗阿姨原来是九州人，是妈妈的老朋友，现在住在横滨的女儿家。她自称是花骨牌大学首席毕业生。这次她听说妈妈过来了，于是马上过来跟妈妈一起练花骨牌。其实在赌博和简单的魔术方面，我从小就受到了早苗阿姨的严格指导。

“小间，听说你高烧接近四十度啊。你的宝贝蛋蛋会不会被烧化了呀，摸摸看。”

之后我像小时候一样，听着摇篮曲般的出牌声，不久又睡着了。

好像在我睡着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女友过来看我了，不过打开门之后看到两个老阿姨在这儿打花骨牌，他们都吓了一跳，很快就回去了。第二天来的朋友跟妈妈她们学玩花骨牌，妈妈还逼着他们陪着她们玩。因为这个缘故，在那之后有一段时间花骨牌在大学里很流行。

《东京塔》第5节(4)

想当舞蹈家的笨阿凡来到东京后一次也没跳过舞，后来回九州了。我知道好几个朋友都像笨阿凡这样，为了追求某种东西而来到东京，结果一无所成又回去了。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懒，而是有一定的缘故。无论如何努力，都不会有成果，即使有开始也马上就结束了。无论你怎么有才能，在这里也没人关注你。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如既往，什么目标都没有，就这么混了四年，而且最后不得不留级。我不打算用老绅士的这层关系，也不想努力。那个老绅士的名片我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这个时期就业也处于泡沫之中，无论多么不成材的学生，也总能找到两三个工作。班里的人都一个个定下工作了，而我面临着尴尬的抉择，究竟是留级，还是退学。

我再也不能给妈妈造成负担了，而且也不知道留在大学里有什么意义。这四年来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画也没画什么，只是吃喝玩乐。可是就这么退学的话，那以后又做什么呢？

“为什么呢？”

“反正我已经念了四年，不用留级，直接退学好了。”

“那就不能毕业了？”

“嗯，不过没关系，反正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呢？”

我把留级的事情告诉妈妈，结果她好像很不高兴。可能妈妈这四年来一直以我的毕业为目标坚持了过来。她的声音听上去好伤心。

“你再好好想一想。”

妈妈无力地挂上电话，之后的两三天一直没再打电话过来。“是不是我做了件很不好的事呢？”我想到妈妈失望的样子，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

不过几天之后，妈妈忽然精神抖擞地给我打来电话，似乎已经调整好心情了。

“我也会再努力一年的，你也好好加油，多坚持一年，到你毕业。能做到吧？”

“啊，嗯，应该能做到。”

“没办法，你留级吧。”

四年之后的现在，我再怎么着急也没用，由于学分不够的缘故，我念了大五。虽然我也觉得愧疚，心里强烈地自责，可是已经形成懒惰习惯的我，只反省了一会儿，就想到第二年春天之前这段时间没事可干，于是每天继续往弹子房跑，继续过我的堕落生活。

大五的春天到了，可是就像被拉长了的橡皮筋，一点紧张感都没有。这一年只要修满几个学分就够了，其实什么事都不用干。妈妈让我在这一年里好好想想将来的出路问题，但是这段时间筑丰的朋友时枝君搞到了一种玩弹珠的方法，跑来东京。有趣的是我竟然赚到了七位数，所以我不但没学好，反而变本加厉。如果玩弹珠这么容易赚钱的话，那我还不如就这么玩弹珠好了。我曾经认真地这样想过。虽然这种方法不能保证稳赚，但肯定不会输。现在可以说去弹珠房就是去“赚银子”，我得意得不得了。我为什么要留级呢？简直毫无意义。不过我没有认真做过大学生，也不敢断言说上大学就没有意义。

那段时间妈妈在筑丰镇上开了家小饭店。那个店本来是一个熟人开的，后来直接转让给妈妈了。妈妈最喜欢做菜了，估计她一直很想自己开家饭店。妈妈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时，似乎很兴奋，竟然写了好几页纸。

镇子的近郊有一条河，名字叫远贺河。那条河一直很平静，经常有人在河堤上放牛。不过妈妈的信里提到了一个传说，说远贺河里有河童。

妈妈借鉴了这个传说，把店的名字叫“河童”。这个时候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日本有一些酒馆的名字叫“河童”，估计是因为那些乡下人都认为自己镇子上的河里有河童吧。

然后妈妈委托我设计刷到店招牌上的“河童”这两个字，而贴在店里面的菜单册子上的文字则委托给了爸爸。这是一场父子之间的竞赛。我在大学食堂的桌子上写了好几张“河童”。

“你写的是什么呀？课题？”

“不是。”

“那是什么？乐团的名字？”

“我妈妈要开一家小饭店。”

“为什么要起河童这个名字呢？”

“好像说我们那附近有河童。”

“哇，好厉害啊。”

《东京塔》第5节(5)

我东京的朋友根本不相信河童的存在。暑假回家的时候，我直接从车站去了刚开张的“河童”。虽然饭店的房子挺旧的，不过布置得很漂亮。门口招牌的底色是蓝色，上面刷着白色的“河童”字样，也就是我设计的字。

我自己感觉很不错。穿着白点花纹和服的妈妈站在柜台里，不好意思地笑着，似乎很开心。

爸爸坐在桌子边。他听说大五的儿子要回来，于是从小仓赶了过来。

“妈妈，这个店不错嘛。”我对妈妈说道。于是妈妈对我说了声“谢谢”。

爸爸抽着烟坐在桌子旁。我跟他打了声招呼，说“好久没看到爸爸了”，结果爸爸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样的：

“你不行啊。”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爸爸指的是什么呢？我感觉能指代的事情太多了。

“还不行啊，你学了什么？你写的是什么字呀？”

原来爸爸不是在说工作或留级的事，而是在说我设计的“河童”两个字。

“不好吗？为什么呀？”

“写得太认真了，过于生硬了。看到这样的招牌，没人愿意进来的。”

爸爸这样解释道，可是我不敢苟同。我看了看饭店的墙壁，发现墙上挂了几份菜单册子。

可是里面的内容基本不认识。难道是“筑前煮”？那个字会不会是“”？

里面的字差不多都这样。看来这个人不让菜单册子爆发出艺术的感觉就誓不罢休。

“根本就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嘛。”

“有必要知道吗？”

不，有必要。你看，由于爸爸写的菜单根本看不懂，所以妈妈自己写了一个小的菜单，放在桌子或柜台上。

不过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明白了爸爸所谓的我的字的“不行”，还有他写的让人读不懂的菜单的“好”。

我们关上店，三个人一起回到医院里的家。这样一家三口在一起都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了。爸爸倒是若无其事，我和妈妈却有些心神不定。

爸爸来看我们的时候肯定会在小仓的叔外公开的日式点心店里买些点心。

我们三个人吃了点心。风从纱窗里吹进来，吹来蚊香的味道。

我至今还没听说爸爸妈妈离婚的事，我看着眼前这两个人，心里想道：“怎么回事呀？这两个人还不是生活在一起嘛！”其实我一直都希望他们能这样。

我终于可以从大学顺利毕业了。周围同年级的人又开始为找工作而忙忙碌碌。“这个公司有可能”、“我一直在做些有意义的事”，之前蠢相尽出的大学生朋友们到了这个时期，也突然变成了大人。朋友之间说话就跟同面试官说话一样，已经区分不出来了。

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找工作的打算。我到底想做些什么？看着众生百相，我还是不明白工作有什么意义。

“反正现在能毕业了，以后的事等毕业之后再说吧。”

我这样对妈妈说道，妈妈则回答说：“好不容易到了现在，你就找找看吧。”于是我跑到学生办公室，浏览了一下招聘信息，到最后还是觉得不想工作。

“应届生啊，不找工作就浪费了。”

妈妈留级也让我留了，我心里感到非常愧疚，想找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找工作，可是我竟然连一个理由都找不到。

于是我决定参加一个大型音乐制作公司的招聘。

“随便什么都行，你就参加看看。”

到哪里工作都行，总之能先定下单位的话，父母就放心了。

我只有一件米色的衣服，于是就穿着去应聘了。到了那里发现笔试的会场里都是些穿着面试正装的学生。搞音乐工作为什么要弄这么难的笔试呢？我中间休息的时候感到很疑惑，于是跟其他学生攀谈起来，发现东京大学的学生尤其多。我更加不解了，从东大毕业出来为什么要来这种公司应聘呢？第一场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告诉我从这家公司开业以来，我是第一个从美术大学毕业来这里应聘的人。

三个考官中间有一个男的没系领带，他一面看着我填的表一面向我提问。这个家伙穿着花哨的衣服，还戴着一副红色眼镜，真让人讨厌。

《东京塔》第5节(6)

“你写这些东西不觉得害臊吗？”

那个戴红眼镜的男人看到我写的“喜欢的话”里的第一行，好像感到不满意。突然问我“喜欢的话”，我能想到什么呀？考虑到这是家音乐制作公司，于是我想写首歌名。不过要是写点有气势或者拍马屁的倒还好，可我在招聘考试中竟然写了这样一首歌名：

《allyouneedislove》（爱是全部）。

“你的审美真是太土了，我就直说吧，你这样的审美能力不行，太土了。你不觉得很古老吗？”

“beatles很土吗？”

“咦，是beatles的歌？不过就算这样你不觉得害臊吗？”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个傻瓜，竟然专程跑到这样一个地方。是这种人在写歌吗？太无聊了，我举了他们公司创作的一些作品，都是些当时流行的歌。不过我说他们的歌不过三年就会被淘汰，然后被扔进垃圾箱里。这些歌才让人觉得害臊呢。

“不过我倒觉得你的审美能力才让人害羞呢。”

“啊？什么地方？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你就不能听一遍《allyouneedislove》吗？可是首好歌呢，非常有名。”

应聘过这一次之后，我决定不工作了。我也对妈妈表明了我的意愿，结果她让我跟爸爸说一下。于是我打电话到爸爸的办公室。

“哟，我从你妈那听说了，说你不准备工作了。”

“嗯，不找工作了。”

“那你想干什么呢？”

“先打打工吧，反正我现在还什么都不想干。”

“哦，这样啊，你要是想好了也行，按你自己想的做就行了。不过呢，不管你是画画，还是什么都不干，不管怎么样都要最少花上五年时间。一旦开始了，就必须坚持五年。你什么都不想干也行，你就五年什么都不干试试，在这五年里好好想想一些事。其实这件事本身就不容易，如果你中途后悔当初没工作的话，这就说明你连吃白饭的才能都没有。”

大学毕业典礼那天，妈妈和小仓的奶奶过来了。我想应该没有哪个人的父母、亲戚会来参加大学的毕业典礼吧。

不过我并不觉得丢人。妈妈和奶奶很紧张，对着教授、学生，所有动的东西不住地点头。

对于这次毕业，妈妈可能比我更有成就感吧。我把毕业证书递给她后，她就开始跟奶奶一起盯着看，高兴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妈妈和奶奶住在新宿的一个酒店里，所以毕业典礼结束后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新宿。据说妈妈她们住的那个酒店是爸爸安排的。

妈妈说要庆祝我毕业，一起吃一顿。不过妈妈以前没来过新宿，就连我也没在这里吃过饭，所以我决定不去那些陌生的店，而是带着妈妈和奶奶去了回忆胡同里的吉祥饭店。

干烧羊栖菜，盐烤鲫鱼，这个狭小的大众饭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家常菜。在新宿这边我只知道这个店，虽然我也想带好不容易来一趟东京的妈妈吃点她爱吃的，可是我对其他店都非常不熟悉。

我们要了几个家常菜，然后用啤酒干了杯。

“祝贺你毕业了，这是你努力的成果。”

“谢谢。”

那天我也住在爸爸安排的那家酒店里，第二天我们一起坐上了公交车。奶奶在车上说了好几遍，说多亏我她才能到东京玩一趟。

在东京这个地方，你的归属非常重要。你是在学校也好，在公司也好，无论你多么无能，这个地方都会对这些有归属的人很宽容。

可是像我这样没有工作的人只会受到歧视，特别是不动产公司，对我尤其苛刻。虽然我打工一个月赚十五万，他们却连一间三万的房子都不肯租给我。

我从立川搬到了国分寺。不过我毕业的时候在国分寺租的房子也到期了。所以我打算趁这个机会搬到市中心，结果走了很多家不动产公司，都因为我没有职业而不肯租房子给我。

而且本来打算跟我一起住的笨阿凡是个莫希干。他想当舞蹈家的梦想破灭之后，曾经回到九州。他闷在乡下的那段时间里，有一天忽然听到电影《初生之犊》（absolutebeginners）里的一句台词，于是又回到东京了。

“不从这里踏出去一步的话，那肯定一事无成。”

《东京塔》第5节(7)

我也不知道这句极其普通的话哪一点打动了笨阿凡，也不知道他究竟想踏出哪一步，总之笨阿凡这次回来后为了给自己打气，剃了个莫希干头，显得意气风发。

“你想当莫希干？“

“师兄你也不是没工作吗？“

“可是你这个家伙又是莫希干，又没工作呀。”

这样一来我必须继续付在国分寺租的房子的房租了。但是与其重新付房租，我情愿把这些钱用在搬家上。

高田马场那里有一个老女人经营一家小的不动产公司。那里正好有处房子，里面的装潢也弄好了。这个房子在中野，是一栋混居的楼房。这栋楼里有两个房间，一间八铺席，一间四铺半席，还有洗澡间和厕所。这栋房子已经盖了三十多年了，所以房租只有八万五千块，相当便宜。两个人住的话，每个人只要四万二千块就行了。

那个老女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给我们端来了茶和点心。可是如果我说自己没有职业的话，她可能就不肯租给我了。按照惯例，我又被问到了工作的事。

“您在哪儿工作呀？”

“我在出版社上班。”

我毫不犹豫地这样回答，结果笨阿凡惊讶地看着我。

“哎呀，真了不起。那具体是哪个出版社呀？”

“其实是个小公司，叫讲谈社。”

“哎呀，这个地方我也知道呢，很了不起啊。”

之后我又说旁边的这个莫希干（指笨阿凡）是我亲戚家的孩子，要暂时跟我住在一起，不过他以后会出国留学。我编了这些谎话，好让老女人放心。她听了我的介绍，马上给房主打了电话，。结果房主同意把房子租给我们。

当那个老女人让我们填申请入住的文件时，我把笨阿凡手里攥的《少年杂志》夺下来，一面看着背面的底页，一面把公司的住址、董事长的电话号码写上，终于完成了这次欺骗活动。

“没关系的。只要我们不拖欠房租，应该不会暴露的。”我安慰笨阿凡道。可是没过多久第一次房租就拖欠了。

虽然我在浅草桥的广告公司打工，笨阿凡在中野的录像厅打工，可是要赚够房租，必须安排好用度，不然钱一眨眼就用光了。

而且这次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合租，即使有一个人有四万二千块，另一个人不够的话，那也没法付房租。当然要想一个人交八万五千块，那我们肯定都没那么多钱。

结果从一开始我们就拖欠了三个月的房租。不动产公司打来的电话我们就当没听见，结果有一天那个老女人直接来到了我们的房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给这里打电话也打不通，给公司打电话对方竟然说不知道中川这个人，真是搞得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没办法，可能还是把话说清楚比较好。我把老女人让进屋，给她泡了杯茶，然后调整呼吸说道：

“其实我辞职了。”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打不通呢。那以后的工作找好了吗？”

老女人很为我们的事担心，最后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两块点心给我们，说道：

“那就得打工了呀。”

我和笨阿凡吃着点心，一句话也没说。

为了把拖欠的房租交上，我到中野车站前的消费者金融公司贷了二十万。然后在保证人一栏里写了爸爸的名字，并且事先给他打了电话。

“不用担心，我会马上还掉的。”

我现在跟工作了的朋友基本不见面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接触的人也会改变。而且就算偶尔见一次面，他们也只得请我吃饭，所以都不怎么肯接近我了。

我平时就是打打工，偶尔做点插图的工作。可是到最后增加的只有高利贷。

“河童”的情况似乎也不好，因为那个镇上基本没什么人了。就算你有好东西，也不意味着你就能做好生意。

我经常让工作了的女友给我买饭吃，最后甚至向她借钱。她在一边高高兴兴地谈着单位的事，我却郁郁寡欢。

而且我现在连一杯咖啡都请不起，所以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差。

自己喜欢做什么？自己打算干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些问题了，摆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生存，是每天如何活下去。

笨阿凡的家里给他寄来了一个纸箱，一直被放在一边。有一天他在纸箱里面找到了火腿。

《东京塔》第5节(8)

这个纸箱已经寄来好久了，而且现在是夏天。火腿的外层变得黏黏糊糊的，就跟生鱼的表皮似的，好像在说“绝对不能吃”。

“说不定把外面的弄掉，里面的还可以吃。”

笨阿凡饿得有气无力，像削苹果一样把火腿的外层削掉。

“不行，这个怎么看都已经腐烂了。就算你把外面的削掉，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能吃呀。”

可是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变质的火腿也可以削着吃。那天夜里我们自然都食物中毒了。几个月前自来水就被停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拼命地拧水龙头，结果发现水龙头几天前被水道局没收了。

最近我们上厕所都是去中野的阳光广场，或者是周围的公园。可是我们现在上吐下泻，身体极其虚弱，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笨阿凡在没水的厕所里拉了一通，而我则在上面继续拉。

我们在厕所里拉了半天，结果都快不成人形了。到最后我们被朋友带到了附近的医院。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次事件造成的打击，笨阿凡又决定回九州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但还是劝他再努力努力。

“到底努力什么呢？”

说得太对了。我们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笨阿凡走了，我又找了一个合租的朋友。可是为了清算之前拖欠的房租，我又不得不来到高利贷的窗口。

那个时候从九州来的表妹在下北泽租了一个房子，她隔壁的房间正好空着。表妹对房东说了一番好话，没收中介费就让我搬进去了。可是我的生活和收入并没有发生变化。

我还是过着一如既往的生活。

女友跟我分手了，因为我连份工作也没有。可是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这样一种困窘的生活，我竟然变成了这样一种人没有钱却每天去下北泽的酒馆喝酒，一直喝到天亮。

我自己也承认我的大脑糊涂了，都没有人样了。我也只是在赌场的时候才很卖力，其他的时候为了让自己什么都不想，每天灌得烂醉，堕落得不行。我的吉他当掉了，相机也当掉了，连电视、录像机也都当掉了。

就算我现在想弹吉他，想照相，这些东西也都不在了。不，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弹吉他、照相。我等着表妹的发薪日，发了钱之后就去喝酒。不知不觉间连我的朋友也都在等着表妹的发薪日。这种无耻的生活，简直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现在打电话给妈妈也只是让她给我汇个一两万块，每次都是这样。连代替新干线乘车费的普通邮费都是妈妈寄给我的。

妈妈的一封信里写到让我夏天回一次家。

我隔了这么长时间回到医院里的家，妈妈却一点也没问我工作的事和平时的生活。

筑丰的姥姥已经患心脏病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住进了山腰上的医院。妈妈让我去看看姥姥。

朋友时枝君这时正好来找我玩。我这些同学竟然都开着自己的车了。

“你送我到姥姥的医院吧。”

自从毕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姥姥。姥姥躺在床上，脸上一点肉也没有，简直就像一具木乃伊。姥姥的嘴里面也没装假牙，嘴一张一合的时候特别像鱼。

我再也看不到在盛夏的烈日下、在寒冬的冷风中拉着装鱼的两轮拖车的姥姥了。

姥姥一个人躺在这间阴暗的病房里，静静地呼吸着。

“姥姥”

我向姥姥打了声招呼，姥姥笑了笑，对我说了好几遍同样的话：

“是小间吧。怎么样？你有没有好好努力啊？”

“嗯，我在努力呢。”

“哦，对了，那是我留给你的。旁边有一百万吧？你用这一百万去买锅吧。”

其实旁边连一百万的影子都没有。姥姥的意识已经不清醒了，说了好几次要给我一百万让我买锅，说这是专门为我存的。

我每次都会附和着说：“谢谢姥姥，我会到东京买锅的。”

我含着眼泪从病房走了出去，坐到台阶的休息台上哭了起来。太没出息了，太难过了。而且最使我伤心的是我预感到这将是我见到姥姥的最后一面了。

《东京塔》第6节(1)

东京的自由简直是太多了，可以说你随便走在大街上就能踩到好多。

自由就像落叶、像空易拉罐一样，到处都是。

讨厌家乡，想逃离父母的监视，为了追求美妙的自由而来到东京。可是忽然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自由，感到很扫兴，于是想将自由戏弄一番。

一些缺乏自控的人所拥有的低级的自由，把他们的思维和感情麻痹掉，把他们引到了路旁的阴沟里。

这些人弄得全身湿漉漉、脏兮兮，然后顺流而下，慢慢地靠近下水道的处理场。

过去自己想追求什么呢？为了什么而哭泣呢？所有这些本应很重要的东西都在所谓的自由中淹没了，临死前还带着嘲笑。阴沟里的自由不受道德、法律的约束，可以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控制它。所剩下的自由其实只是违反道德、违反法律。

再没有像自由这样让人不自由了。当我发现这个道理的时候，自己已经被层层的自由所束缚，动弹不得。

渴望自己能在空中自由飞翔。可就算这个愿望能实现，这就是幸福吗？就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吗？其实没有人知道。

当我们在鸟笼中渴望飞向蓝天，我们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在所拥有的自由，有限的自由，其实这个时候才是最自由的时候，才是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业，结婚，法律，道德。这些烦琐的约束，被固定了的道路。我们只有在这些约束中追寻自由才有意义。

在自由泛滥的地方，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有貌似自由的幻想。

我们从遥远的家乡来到这里，来寻找自由。我们当时认为东京的自由肯定非常美妙。

但是所有人都走了同一条道路，然后回到同一个地方。

为了追求自由而出发，结果寻找到的是不自由，所以最后都会回到出发点。

五月里有人这样说：

“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吧，不过从今以后才是真正的麻烦。”

妈妈刚开“河童”这个小饭店的时候，无论是她给我打电话的声音也好，每个月写的信里的内容也好，我都感觉充满了生气。从她的话里我听出了高涨的自信。酒馆、快餐店、司机旅馆等等，妈妈曾经为了抚养我到过很多很多地方上班。现在她终于有一家自己的店了，肯定会非常高兴，肯定每天都为自己能做自己想做的菜、想让别人品尝的菜而开心不已。

直到五十五岁才等到了自己的店。儿子写的招牌，丈夫写的菜单，妈妈肯定每天都在这些东西的包围中做着自己拿手的好菜。

可是在筑丰镇上，商业街的门市一个个都关闭了，出租的房子也都拆了一处又一处。所以说虽然妈妈付出了努力，却没有回报，不到两年，“河童”也关门了。原来花了三百万买下的店现在竟然以二百五十万出手了，可见妈妈这样的人可能做菜还行，做生意却不适合。

就是这样妈妈还是不愿意放弃。妈妈把店关了之后，又借了一个熟人以前开饭店后废弃的一处小地方，开起了套餐店。

筑丰镇上的人越来越少。妈妈在这个镇子的角落里每天坚持做着五百块的套餐。

妈妈以前的同学都在照顾着孙子辈，一面过着年老后安稳的日子。只有妈妈一个人在腰上贴着膏药，继续工作。

而我呢，被陷在东京这座自由的牢笼里，每天沉迷于赌博，在深夜里游荡。这样的我还要让妈妈每月寄生活费。

借高利贷的卡已经多达八张了。每四天就会有一次还款日，可是我连利息都还不上，房租也拖欠着，最后我被赶出了下北泽的房子。我现在也基本没事可做。一个月里面可能有一两次画插图或原稿的事，不过赚的钱也只够花上三天，我现在严重沉迷于赌博，连工作方面的电话都让人打到赌场。

我靠打一些对妈妈难以启齿的工来赚钱度日，同时赚赌博的资本。我自己觉得很尴尬，于是给妈妈打电话的次数骤减。

我租了同学的男友在自由之丘的房子，那个地方他以前用做办公室。房间里面很冷清，只有三张办公桌。我把被子铺到房间的一角，开始在这里生活。

这里没通电，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就连厕所也要跑到九品佛的公共厕所。我用公共电话给以前的朋友打电话，把他们叫到自由之丘，然后让他们请我吃饭。我又打电话给以前的女友，说有事跟她商量，结果她来了之后我又向她借了钱。

《东京塔》第6节(2)

现在谁也不愿意接近我了。学生时代，我还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的朋友很多，结果就因为这些事，我终于看清了事实。

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真的这么觉得。在我眼里，那些能够按时交房租、每天用自己的钱吃着三餐、开着自己的车、跟女人在饭店里喝酒的同学就像是好莱坞电影里的人物。

极端的焦躁感、无力感，使我冲向没有水的厨房。这样的情况照出了穷困潦倒的我，但事实上我的身体里还潜藏着力量。

黏黏糊糊，我的每一天都像阴沟里的污水，不断地流走。

就在我认为我的这种生活将永远持续下去的那段时间里，滚石乐队初次来日本公演。

据说有一个工作了的朋友十天都要去东京剧院看公演，所以一共买了十张一万块的票。那次公演简直像万国博览会，热闹非凡，来的不只有滚石乐队的“粉丝”，有些人连therollingstones（滚石乐队）和rossettastone（埃及的罗塞塔石碑）都区分不了，竟然也跑到东京来凑热闹。

就连上厕所还要去寺院公共厕所的我都想去看这场晚会，于是借了些钱，拜托一个音乐杂志的编辑帮我搞到票。之后就是等着那天的到来。我自以为是地理解滚石，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看这场演出。

演出的第一天将在毫无摇滚气氛的自由之丘。这一天的早晨，车站前到处是穿着不合身的滚石乐队t恤的人。

我买的票就是那天的。

那天早上，我正裹着毯子在那间空空如也的房间里睡觉，忽然听到敲铁门的声音。是来要房租的？还是来要债的？我钻进毯子里，屏住呼吸。

门外面有人说话。原来是电报局的人，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份蓝色的电报。电报是妈妈发给我的。

电报上说筑丰的姥姥去世了。

就在那天早上，姥姥在医院里停止了呼吸。

最后一次看到姥姥的时候，姥姥躺在病床上，全身虚白，瘦得不成人形。那时我就预感到了这样的结局，可是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去，沉重的悲伤压得我异常难受，这个现实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姥姥躺在病床上、意识已经模糊的时候还在为我着想，说为我准备了一百万，让我拿去买锅。对我如此好的姥姥竟然就这么走了。

灼热的夏日，彻骨的寒冬，姥姥都拉着装鱼的两轮拖车，走在大街小巷里。姥姥的手上长满了茧子，硬邦邦的。

姥姥就这样靠卖鱼抚养大了九个孩子，老了之后却是一个人吃着泛黄的米饭。

当历史剧和棒球比赛的直播冲突的时候，我经常跟姥姥争频道。姥姥这个人不会说话，连哄小孩子都不会，可是我对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害羞地微笑着。

我小的时候有时特别怕姥姥，所以当小仓的奶奶问我喜欢谁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不会提到姥姥。

兔子死了的时候，姥姥和我一起去了田里，用铁锹帮我给兔子挖了个坑。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只要看到姥姥，就会坐上她拉的两轮拖车，跟她一起回家。

上坡的时候我帮姥姥推车，她会给我十块钱。

雨靴，橡胶水管，蓝色的两轮拖车，香烟，干烧竹笋，海参醋，闷鸡蛋，烧汽油的怀炉，煮大锅菜，心脏病的药，膏药和鱼的腥味。

姥姥去了。

我那天没去听滚石的音乐会。我从电信局打了封唁电。我没有钱回家，于是跟妈妈撒谎说我有事要做。我不知道怎么发唁电，结果不是发给舅舅，而是发到了姥姥的地址。

我还未曾报答姥姥，姥姥就去了。与其说我是悲伤，其实更多的是悔恨，我因悔恨而泪流不止。我意识到人是会死的，于是惊讶，恐惧。

我想说的话不是“永别了”或者是“谢谢”。我的这种心情是从未体验过的，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姥姥去世之后，妈妈基本都住在九州若松的阿布姨妈家。阿布姨妈一直单身，也没有孩子。妈妈就这样寄居到独自生活的妹妹家里。

妈妈的大姐野笛姨妈和弟弟京一舅舅、伸一舅舅也都住在若松。他们住的地方走着就可以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好得令人吃惊。妈妈关了套餐店之后，寄居到阿布姨妈家。后来她在若松找到了一家租衣店的工作，开始在那里上班。

《东京塔》第6节(3)

有一段时间妈妈寄了很多纸箱到我住的自由之丘的房子。好像是那个租衣店要处理大部分衣服，妈妈和阿布姨妈接手了这些衣服。

据说妈妈和阿布姨妈把和式罩衫、长袖的衣服、裙子之类都送给了近亲、远亲，剩下的在义卖市场上卖了。妈妈同时还写了封信，说她们自己也搞义卖，赚了点钱，于是寄了些东西给我，让我处理掉，换些钱用。

有四个大纸箱。我打开第一个箱子，发现里面装的是婚礼上穿的白色燕尾服，第二个箱子里装的也是白色燕尾服，而第三个、第四个里面也都装着白色燕尾服。

妈妈的信里还写到“你也可以自己穿”，可是这样的衣服就算是有钱人平时也不会穿吧。

最后我数了数，发现四个箱子里面一共装了三十套白色燕尾服。有燕尾服上衣和裤子，还有裤带，里面的衬衣，装饰用的腰带，嵌着黑色丝线边角的，还有带着奶油色的。反正都是白色的。要是黑色的还好，这种白色的燕尾服除了婚礼上的新郎，谁还会穿呀？

但是如果把这些白色的燕尾服放在这个房间里的话，两年没买衣服的我最后肯定会没衣服穿，所以可能会穿着这个去吉野家餐馆。

必须早点处理掉。于是我找了一个朋友商量，据说这个朋友在日本青年会馆旁边的公园里的自由市场有个摊位。我请求他在他摊位的旁边借点地方给我，我准备试试卖。

那天是个大热天，不过我自己为了当模特，穿了整套的白色燕尾服。我决定以一套八千的价格卖，结果跟我预想的一样，根本卖不出去。

我想了半天还是不想要这些燕尾服，其实就算想要，也没有我穿的场合。这些东西不入年轻人的法眼，不过还是有中年男人表示出了一定的兴趣。只要有这样的男人把衣服拿到手里，我就怂恿他们试穿一下。有一个男人试穿了，我看到后随便奉承几句，说他简直像多米尼加的情歌王子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结果那个男人开始掏钱包，说准备买一件。我感到很吃惊，问那个想买衣服的男人：

“您准备什么时候穿这个呀？”

那个男人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在一个卡拉ok厅上班，最近正好有表演，所以他一直在找到时候穿的衣服。

原来如此！原来可以利用这个呀！那个男人是我的第一笔生意，在那之后我的衣服开始卖出去了。一个中规中矩的男人问能不能两件卖一万五，结果我说道：“您说什么呀？三件一万都可以。”之后我就开始清仓甩卖了。

后来我为了回去的时候能少拿点东西，连三千块、一千块的价格都卖了。到最后我一共卖了二十多套，手里也有了七八万的现金。

“妈妈，卖得很好呢，赚了不少。”

我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这次卖衣服的收入，结果妈妈惊讶地说道：

“啊？卖了七八万？果然是上年纪的人在自己的婚礼上没穿过这种衣服，所以想穿一回试试。”

妈妈对她的兄弟姐妹都敞开心扉，不过她认为再亲近的人也要讲礼貌。所以虽然她现在寄居在妹妹家，每晚都能打花骨牌，但是她肯定认为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从阿布姨妈家走一分钟，就可以到野笛姨妈家。野笛姨妈家旁边有一个平房，妈妈把那个房子租下来，搬了进去。那个房子并不宽敞，不过带个院子，设备也很齐全，是个典雅的旧式日本房子。

这是因为这个房子归若松出身的作家火野苇平的兄弟所有，连家具都保留了下来。这个房子里的书架上竟然有很多旧的文学全集。

“你知道《花和龟》吗？”

“嗯。”

“它的作者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呀。他的亲戚也都是好人，你可以向他们借借看。”

火野苇平在生前因喜欢各种各样的河童而著名。他以《粪尿谈》获得文学新人奖芥川奖，之后又写了《麦田和军队》等军队小说，还有以他的父亲、母亲动荡的人生为原型写的《花与龟》。他还写了很多以河童为题材的小说和诗。

《东京塔》第6节(4)

在若松高塔山上的一座祠堂里，有一尊地藏菩萨的像，佛像的背后被钉进了一根很粗的钉子。据说这根钉子是火野苇平钉的，他仿照自己写的故事，为了不让河童做坏事，转而可以除灾，于是在佛像的后背钉上钉子。

现在还有很多人来参拜这尊地藏，为了除灾摸它背后的钉子。

说不定相信河童的妈妈是冥冥之中被比任何人都更相信河童存在的火野苇平召唤而来的呢。

自由之丘的房租我照旧拖欠，而且房东知道我是转租的，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这里。

我现在做事要比以前认真一些了，可是不管我认真还是不认真，没有事干还是没用的。

连放高利贷的人都不肯贷给我了。我向违法营业的骗子中介请求帮忙，可竟然遭到了拒绝。我好不容易准备了一半的钱，另一半是向妈妈要的，最后终于凑齐了十五万。我想用这十五万在今天或者明天之内找到一处可以搬过去的房子，于是直接向不动产公司表明了我的意思。不动产公司给我找了一处房子，在都立大学那里，一个四铺半席的房间，没有洗澡间，厕所共用。我连房子都没去过，就直接跟他们签了合同。

我在夜里差不多把所有的家具都丢弃了。不过因为电视、录像机、音响设备这些值钱的东西都被我当掉了，所以现在所剩的家具本来就不多。我找了两个没有工作的朋友帮我搬了家。

从自由之丘到都立大学，中间是一站的距离。我的行李不多，所以也用不着租辆卡车，而且我也没有这闲钱。我从附近的木材店借了一辆两轮拖车，逃也似的在当天就把行李搬了过去。

我现在租的地方是一栋独门独户的旧房子，一共是两层，在高级住宅区里显得很刺眼。这栋房子现在都出租出去了，每一间租给一个人。一层有两间，二层也有两间，这些房间的面积都一样大。整栋房子只有一处狭窄的玄关，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所有人都在这里脱鞋。没想到在治安和卫生这么差的破房子里，除了我，其他三个租房子的人都是独自生活的年轻女性。

我还以为这些女人要不就是勤奋学习的女学生，要不就是给父母寄钱的孝顺ol（officelady），可一到玄关那就可以看到散乱放着charlesjordan香水和尖头的无扣皮鞋。

而且这三个人都不怎么回公寓。可能是她们都瞒着父母在外面跟人同居，而这个地方只是她们名义上的“住址”。

这样一来，这一栋房子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住，不过有时候会有人寄包裹给那些女人，所以都是一天到晚待在家里的我帮她们暂时保存。

我保存的东西里有来自cecile的包裹，还有一些很奇怪的邮购商品。她们每两周会回来一次，所以我都瞅准那个时候把东西交给她们。可是这些女人不但不道谢，反而只是把门开一点点，然后就像抢东西似的从我手里把包裹夺过去，那种感觉就像面前站的是一个变态人。

虽然我们都住在一栋房子里，不过她们的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像他这样住在这种破房子里的人肯定是变态，而且只要想到我邮购的内裤曾经在这个男人的房间里待过，我就会感到恶心。啊，简直受不了了。都一大把年纪了，还住在这样没洗澡间、没厕所的房子里，而且工作也没有，一整天都待在这里，肯定是属于犯罪者预备队里的堕落之人。简直是恶心死了。”

人总是更愿意鄙视他人，而不是钦佩。

不过我房间里的现状确实只能让她们鄙视、恶心。因为我把一个没有工作、名叫江本的男人带到这个房租三万的房子，现在是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

江本是我以前打工时教的肖像画学习班里画得最差的一个学生。我后来不做那份工作了，就一直没见到他，不过前几天我在通向神社的大路旁发现了蹲在那里的江本。

“好久不见了啊，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跟江本打了声招呼，这应该就是缘分吧。江本仍然低着头，回答道：

“我饿了。”

《东京塔》第6节(5)

这是一个经典的场面。于是我对他说道：

“那来我家吧。”结果江本开始过来跟我一起住。他几天之后从在三鹰租的一个月三万块的房子搬了过来，连行李也都一起带来了。虽说我们两个都没什么家具，可是现在一个四铺半席的房间里放了两个人的行李，屋里显得空间不够。我们睡觉的时候，一个睡在桌子上面，一个睡在桌子下面，简直就像一张上下床。

而且江本的纸箱上面全都有打印的“radishbo-ya”字样。

“radishbo-ya是什么呀？”我问江本。他告诉我说这是一个送蔬菜上门的店。这个男人真是麻烦。

不过有时候江本也能给我一些安慰。例如我们去走路要十五分钟的澡堂时，或者我把手伸到自动售货机的返钱口摸零钱时，由于江本的存在，我都顺利地挺了过来。

“我想当一个插图画家。”

江本竟然毫不知耻地说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别想啦，放弃吧”，我这样劝他，结果他反而更不愿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