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的电车轨道酒吧。喝了八品脱之后，我就不记得后面喝了多少了。寒冷的空气打在我的脸上，我发现自己正双手撑地，双膝跪地，把胃里的东西吐在一片空街区的碎石和煤渣上。

这里似乎是酒吧的临时停车场。乡村乐队和西部乐队仍在演奏。他们翻唱了威利·纳尔逊的一首歌，讲的是母亲们不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当牛仔的故事。

我正想站起来，某人从后面推了我一把，我向前一倒，摔进了一个油乎乎的水洼里。那四个酒吧里的青少年站在我身旁。

“有钱吗？”那女孩问。

“滚开！”

有人飞起一脚，想踹我的头，但没踹中。另一脚正中我的腹部。我的肠子一松，又想吐了。我吸了一口气，努力思考。

“老天，巴兹，你说过不打人的。”那女孩说。

“闭你妈的嘴！别把名字说出来。”

“你他妈！”

“你们两个，别吵了。”另一个少年喊道，他的同伴叫他奥齐，他是个左撇子，爱喝朗姆酒和可乐。

“你少说两句吧，傻缺。”巴兹盯着他，把他的气势压了下去。

有人拿走了我夹克衫里的钱包。

“别拿银行卡，只拿现金。”巴兹说。他比他的同伴们大——二十一二岁——脖子上有个纳粹文身。他轻轻松松地把我拎起来，拽到他眼前。我闻到了啤酒、花生和香烟的味道。

“喂，二货，你给我听好了！这里不欢迎你。”

他把我往后一推，我撞上了铁栅栏，栅栏顶上装着铁丝网。巴兹和我近距离对峙。他比我矮三英寸，但结实得像个油桶。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刀，刀锋闪着光。

“我要我的钱包。你还给我，我就不起诉你。”我说。

他朝我大笑，模仿我的声音。我听起来真的那么害怕吗？

“你从酒吧跟着我到这里。我看到你在打台球。你最后一局把黑球打入袋，但还是输了。”

那女孩把杯子举到鼻尖。她的手指甲都被她咬秃了。

“他什么意思，巴兹？”

“闭嘴！别他妈说我的名字。”他作势要打她，但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大家沉默不语。这时我醉意已去。

我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个女孩身上。“你应该相信你的直觉，丹妮。”

她看着我，双目圆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叫丹妮，未成年——十三岁，也许是十四岁。这位是巴兹，你的男朋友，这两位是奥齐和卡尔——”

“闭你妈的嘴！”

巴兹用力把我推到铁栅栏上。他能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这是你想要的吗，丹妮？等警察来找你的时候，你妈妈会说什么？她以为你是去闺密家玩，是不是？她不喜欢你和巴兹在一起。她觉得他是个废物，是个无能之辈。”

“叫他闭嘴，巴兹。”丹妮捂住嘴巴。

“闭你妈的嘴！”

无人发话。他们全都看着我。我往前走了一步，对巴兹低声道：“用大脑好好想想吧，巴兹。我只是想拿回我的钱包。”

丹妮打断了我，她快哭了。“钱包他妈的还给他就是了。我想回家。”

奥齐转向卡尔。“走吧。”

巴兹不知所措。我对他来说和一缕轻烟没什么区别，随便一掌就能劈开，但现在没人帮他了。他的同伴早已远去，大摇大摆，笑声连连。

他用力把我按在铁栅栏上，拿刀抵着我的脖子，脸挨了过来。他咬住我的耳垂。炽热。疼痛。他把头扭到另一边，狠狠地往水洼里啐了口唾沫，把我推开。

“这是博比给你的小纪念品！”

他擦掉嘴边的鲜血，接着神气十足地走到旁边停着的一辆车旁，踹了一脚车门。我坐在水里，靠在栅栏上，钱包在我脚边。远处，默西河对岸的工业起重机的导航灯在一闪一闪地亮着光。

我缓缓坐直身子，想站起来，结果右脚一弯，又跪到了地上。温热的血液顺着我的脖子淌了下来。

我跌跌撞撞地走到主干道，但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回头望了一眼，担心他们去而复返。我走了半英里，找到一间门窗上装有金属格栅的小型出租车办公室，里面充斥着烟味和外卖的味道。

“你怎么了？”格栅后的一个胖男人问。

我瞥见了窗户玻璃上的自己。我的耳朵底部已不见踪影，衬衫领子上浸满了鲜血。

“我被打劫了。”

“被谁？”

“小孩。”

我打开钱包。现金还在……全都在。

胖男人翻了个白眼，不再理我。在他看来，我只是个喝完酒打了一架的醉汉。他给我叫了台车，让我在人行道上等。我紧张地左看右看，生怕巴兹追来。

一个纪念品！博比的好朋友真是待人友善啊！为什么他们不把钱拿走？这样做是为了什么？除非他们单纯只是想警告我，让我罢手。利物浦是个很大的地方，非常容易迷路，但如果你开始问东问西，利物浦就变成了一个小地方，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

我瘫坐在一辆旧款马自达626的后座上，闭上眼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肩胛骨上的汗变凉了，我的脖子因此而有些僵硬。

小型出租车在利物浦大学医院放下我，我在医院里等了一小时，才轮到我就诊，耳朵缝了六针。实习生拿毛巾擦干净我脸上的血时，问我有没有报警。我谎称报警了。我不想鲁伊斯知道我在这里。

随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扑热息痛，帮我缓解疼痛。离开医院后，我一路走到码头。最后一班渡轮从伯肯黑德出发，刚刚到达利物浦。引擎令空气震动。光透过水面，折射出五颜六色，映入我的眼帘。我盯着水面，想象自己看到了水底的黑影。尸体。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找尸体呢？

小时候，我有时会和自己的姐姐们去泰晤士河划船。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五只死了的小猫咪。帕特里夏一直叫我放下它，对着我尖叫。丽贝卡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她跟我一样，除了小虫子和蜥蜴的尸体，从未见过死物。

我把袋子里的猫咪倒了出来，它们滚到草地上，皮毛湿湿的，直直地竖起来。我忍不住盯着它们看，同时又感到很恶心。它们的毛发柔软，沾满了温热的血液。它们和我没什么区别。

之后的青少年时期，我会想象自己只能活到三十岁。当时还处于冷战期间，整个世界在深渊的边缘摇摇欲坠，任由白宫里的疯子和苏联政府“让我看看这个按钮是干吗的？”的想法摆布。

自那时起，我内心里的末日时钟的钟摆便随着官方的新闻开始疯狂地前后摆动。和朱莉安娜结婚，让我对未来充满巨大的希望，有了查莉之后更是如此。我甚至有点向往我们会度过怎样优雅的老年，将双肩包换成旅行箱，和孙子孙女玩游戏，讲讲他们听厌了的怀旧故事，培养某种奇特的爱好……

然而现在看来，我的未来将和预想的大不相同。我无法踏上奇妙的探索之旅，只能变成一个坐在轮椅上抽搐颤抖、说话结巴、嘴角垂涎的人。“咱们今天真的得去见我爸吗？”查莉会这么问，“我们不去他也不知道。”

一股寒风吹得我牙齿打战，我推了一把栏杆，继续往前走。从码头启程我就不怕迷路了。同时，我觉得自己不堪一击，随时暴露在危险之中。

我回到阿尔比恩旅馆，接待员一边织毛线，一边出声数针脚。她脚下某处传来预录笑声。她织完一列才注意到我，然后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圣玛丽小学教过博比的老师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明早去还来得及。

楼梯仿佛比之前更陡了。我又累又醉，只想倒在床上睡个觉。

我突然惊醒，呼吸急促。我伸手越过床单，想抱住朱莉安娜。平日里，我从睡梦中惊醒时，她总会醒来。把手放在我的胸膛上，小声和我说一切安好。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等心跳缓下来之后，我下了床，踮着脚走到窗台前。街道上没有人，只有一辆卖报车在派送报纸。我小心翼翼地摸摸耳朵，感觉到了粗糙的缝线。

我的枕头上沾了血。

门开了，来者没有敲门，没有脚步声。我很肯定自己锁了门。一只手出现了，红色指甲，手指修长。然后我看到一张涂了口红和粉底的脸。她皮肤苍白，身材瘦小，有一头棕色短发。

“嘘——”

她后面的男人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妈的，安静点好吗？”

她按下灯的开关。我的身影映在窗前。“这个房间有人了。”

她和我对视了一眼，震惊地咒骂了一句。她身后的男人身材高大，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双手放在她上衣里。“你吓死我了。”她说着，拿开他的手。他看起来醉了，手刚放开，又去摸她的胸部。

“你怎么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