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我找不到博比·莫兰的资料。你确定你找的不是博比·摩根吗？他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在这里上过学，三年级就退学了。”

“他为什么退学了？”

“我不太了解。”她有点迟疑，“那时我还不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家庭变故？”

她说可以帮我问问另一个老师。她记下了我住的旅馆的名字，承诺会再发信息给我。

我回去继续翻阅那些有彩色编码的资料，再次查找他的名字。为什么博比改了姓氏里的一个字母？sup[1]/sup他想要和过去决裂还是想掩盖自己的过去？

在第三卷资料里，我找到了罗伯特·约翰·摩根的出生登记。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利物浦大学医院，其生母是布里奇特·埃尔西·摩根（原姓埃亨），其生父是伦纳德·艾伯特·爱德华·摩根（商船水手）。

我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这是博比，但估计八九不离十了。我填写了一份粉色的申请表，申请查看完整的出生证明。戴眼镜的书记官的下巴咄咄逼人，鼻翼宽大。他把申请表推回给我。“你没说明原因。”

“我在追溯家族史。”

“邮寄地址呢？”

“我来这里拿就好。”

他头也不抬，就给我的申请表上盖了个拳头大小的章。“新年再来拿吧。我们周一关门放假。”

“可是我等不了那么久。”

他耸耸肩。“我们周一开到中午，你来碰碰运气吧。”

十分钟后，我揣着收据离开了交易所。要等三天。我等不了那么久。过马路的时候，我又心生一计。

《利物浦回声报》的办公厅像个镜像魔方。前厅挤满了一日旅游团的退休老人。每个老人都拿着一个纪念礼品袋，衣服上粘着姓名贴。

一位年轻的接待员坐在黑木柜台后的高脚凳上。她身材娇小，脸色苍白，眼睛是咖喱色的。她左边有个刷卡的金属闸门，我得过了闸门才能坐电梯上楼。

“我是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想用一下你们的图书馆。”

“抱歉，报刊馆不对外开放。”她旁边的柜台上放着一大束花。

“它们真好看。”我说。

“不是我的。时尚主编总能收到礼物。”

“我打赌你收到的礼物更多。”

她知道我在调情，还是笑了笑。

“如果我想找张照片呢？”我问。

“你可以填个申请表。”

“如果我不知道拍摄日期，也不知道摄影者呢？”

她叹了口气。“你不是真的想要照片，是吧？”

我摇了摇头。“我在找一则讣告。”

“什么时候的？”

“大概在十四年前。”

她让我等一下，然后给楼上打了个电话。她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明，比如安全通行证或者名片。她把名片塞进一个透明卡套，别在我的衬衫上。

“图书管理员知道你要上去。如果有人问你在干吗，你就说想找篇新闻做医学研究。”

我坐电梯上了四楼，一直沿着走廊向前走。偶然间，我从双开门的门缝里瞥到了敞开式的报刊阅览室。我低着头，尽力用意志让腿脚动起来。我的腿时不时就僵住，然后像上了夹板一样直直地甩向前。图书管理员六十来岁，染了头黑发，脖子上挂着眼镜，右手拇指上戴着橡胶顶针方便翻页。她的桌子旁围了一圈仙人掌。

她注意到我在看仙人掌。“这里太干燥了，别的植物长不了。”她解释道，“空气有一丁点潮湿，报纸都会发霉。”

长桌上铺着一份份报纸。有人在做剪报，把裁下来的报纸整齐地叠成一摞。另一个人则在阅读这些新闻，圈出某几个名字和短语。第三个人根据圈出的字词，把剪报分门别类放进文件夹里。

“我们有一百五十年前的报纸。”图书管理员说，“剪报存储不了这么久。最后它们都会被碎纸机处理掉，化为尘土。”

“我以为这些东西都会存储在计算机里。”我说。

“过去十年的报纸可以在计算机上查到。扫描这么多报纸费用可高了。它们都得用缩微胶卷拍摄。”

她打开计算机，问我需要找什么。

“我在找一则大概是一九八八年的讣告。他叫伦纳德·艾伯特·爱德华·摩根……”

“和以前国王的名字一样。”

“他应该是个公交车售票员，以前可能在海沃思街住过或工作过。”

“在埃弗顿。”她边说边用两根手指迅速敲打键盘，“大多数公交线路的起点站或终点站都在皮尔希德码头或者天堂街。”

我在便签本上记下这一点。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写字，尽量把字母写大些并且间距平均。这让我回想起学前班——手握长得几乎能碰到你肩膀的彩色蜡笔，在廉价的纸上描摹大大的字母。

图书管理员带我穿过迷宫般的书架，木地板上的书架很高，差不多可以碰到天花板的洒水器。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张木桌前，上面刀痕斑驳。正中央摆着台缩微胶片机。她按下开关，机器开始嗡鸣。按下另一个开关，灯亮了，屏幕上出现一块方形的亮光。

她把一九八八年一月到六月的六盒胶卷递给我。她把第一卷胶片放进转轴，一路快进，好像本能地知道要在哪里停下来。她指了指公告栏，我记下了页码，默默祈祷每天的公告栏页码都一样。

我的目光顺着手指，在字母顺序表上找到字母“m”。确定没有“摩根”之后，我翻到下一页……再下一页。这台机器不好对焦，要不断调整。而且我时不时就得前后移动胶片，确保报纸出现在显示屏上。

看完了第一批胶片，我又从图书管理员那里拿了六盒。圣诞节前后的报纸页数更多，花的时间也更长。我看完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的报纸后，情绪开始焦躁。万一这里没有呢？因为一直弯着腰，我感觉肩胛骨那里变得有些僵，眼睛也疼了起来。

胶片机滚动到新一天的报纸。我找到讣告栏。我继续看了好几秒，突然意识到，我看到了他的名字。我倒回去看。就在这里！我指着这个名字，唯恐它会突然消失。

伦尼·a.摩根，因卡内基机械工厂爆炸引发的火灾，于十二月十日周六逝世，享年五十五岁。摩根先生生前是斯坦利的格林小道公交站场的售票员，为乘客所喜爱。他还当过商船水手，曾经是一名杰出的工会代表。他留下了两个妹妹，露丝和路易丝，以及十九岁的大儿子达菲德和八岁的小儿子罗伯特。谨定于周二下午一点，于斯坦利的圣詹姆斯教堂举办葬礼。家人希望在追悼会上表彰他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做出的贡献。

我倒回去看一周前的新闻。这种类型的事件一定有相关报道。在第五页，我看到了这篇报道。标题为“工人死于汽车站爆炸”。

周六下午，一位利物浦的汽车售票员于卡内基机械工厂的爆炸事件中丧生。因焊接设备点燃了气体烟雾，五十五岁的伦尼·摩根身体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爆炸和大火严重损坏了车间，并毁坏了两辆公交车。

摩根先生被送到拉思伯恩医院，一直昏迷不醒，于周六晚不治身亡。利物浦验尸官已经对爆炸起因展开调查。

昨日，摩根的朋友和家人纷纷表示悼念，称他生前备受乘客的喜爱，他们都喜欢他精灵古怪的行为。“圣诞节的时候，伦尼会戴顶圣诞帽，给乘客唱圣诞颂歌。”该公司的管理者伯特·麦克马伦表示。

三点了，我卷好胶卷，放回盒子里，谢过图书管理员，离开了。她没问我是否找到了想要的信息，一直在忙着修复别人摔坏的装订卷书脊。

我还查看了爆炸事件前后两个月的新闻，没有找到其他相关的报道。肯定还有一份调查报告。我坐电梯下楼时翻了翻笔记。我在找什么？关于凯瑟琳的线索。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出生，但可以确定她的祖父在利物浦工作过。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和博比应该是在看病的时候认识的，要么是在儿童之家，要么是在精神病院。

博比没提过自己有个哥哥。考虑到布里奇特生下博比的时候只有二十一岁，那么达菲德要么是收养的，要么是伦尼在上一段婚姻里的孩子。

伦尼有两个妹妹，但我只知道她们的原姓，这就更难找到她们了。就算她们没结婚，利物浦的电话簿里得有多少个叫摩根的呀？我不想走到这一步。

我推开旋转门，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跟着旋转门走了两圈才走出去。我小心翼翼地踏上台阶，调整了一下仪态，走向石灰街火车站。

我讨厌承认这一点，不过我确实乐在其中：享受这个搜集线索的过程。我很有动力，因为给自己安排了任务。赶在圣诞节最后一刻抢购的人们挤满了人行道，他们在等公交车。我想找一下九十六路汽车，看看它会带我到哪里。抽奖游戏是为那些喜欢惊喜的人准备的，但我不喜欢。于是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格林小道公交站场。

[1]“莫兰（moran）”和“摩根（morgan）”只相差一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