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灰街火车站里的时钟泛着白光，纯黑的时针指向十一点。我迅速穿过火车站大厅，经过咖啡店和大门紧闭的公共厕所。一群年轻女孩正一边吞云吐雾，一边高声交谈，声音足有一百一十分贝。

这里直面从爱尔兰海吹来的寒风，气温肯定要比伦敦低五度。我有点期望在地平线上看到冰山一角。路的对面是圣乔治大厅。横幅在风中乱舞，为披头士回顾展打广告。

我没去石灰街上的大酒店，想在小巷里找家小旅馆。我找到了阿尔比恩旅馆，这里离利物浦大学不远。大堂里的地毯破旧不堪，一家子伊拉克人聚集在一楼楼梯口。小孩子们腼腆地看着我，躲在妈妈的裙子后面。我没看到男主人。

我的房间在二楼。狭小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双人床和一个衣柜后，空间就所剩无几了，衣柜门用铁线衣架卡着。洗手盆的水龙头下有处泪滴状的锈迹。窗帘只能拉上一半，窗沿上零星点缀着几个香烟烙印。

我这辈子都没怎么住过旅馆。我为此庆幸。不知道为什么，孤独和愧疚似乎历来是旅馆的装潢。

我按下手机的存储键，听着自动拨号时手机发出的高低起伏的声音。另一头传来电话答录机里朱莉安娜的声音。我知道她在听。我能想象她的样子。我向她道歉，她没有理我，我只好叫她拿起手机。我说这很重要。

我等啊等……等啊等……

她终于拿起了手机。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什么事这么重要？”她语气严厉。

“我想和你聊聊。”

“我还没准备好和你聊。”

“你都不给我机会解释。”

“两天前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乔。我问你为什么要和妓女上床，结果你告诉我，向她倾诉比向我倾诉来得容易……”她开始泣不成声，“这么说来，我真是个让人讨厌的妻子啊！”

“你的生活井井有条，像钟表一样走得分秒不差——你能兼顾很多事情，操持家务，还要去上班，照顾查莉，管好她学校里的事。你从不会打乱节拍。打乱你生活节奏的只有我……我做了不当的事情……我再也不会了……”

“所以都是我的错？”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好，那请原谅我那么努力地把咱们的生活安排妥当。我以为我在为一个幸福的家庭付出。我以为我们都很快乐。对你来说，这些没什么大不了，乔，你有自己的事业，你的病人敬你是妙手回春的神医。而我的全部只有我们。我为这个家放弃了所有东西，我爱我们的家。我爱你。现在你走了，还连累我们母女跟着受苦。”

“但你不明白吗——我的病要毁掉这一切了……”

“不，你别想把这事赖在疾病的头上。明明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们只是一夜情。”我伤心地说。

“不！那是另一个女人！你像亲吻我那样亲她。你和她上床！你怎么做得出这种事？”

尽管她低声啜泣，怒火中烧，但依然发音清晰，穿透力十足。她骂我自私幼稚，不忠无情。我试图找出哪个形容词用得不对，结果我没找到。“我做错事了，”我无力地说，“对不起。”

“说句对不起就完了吗，乔？我心碎了。你知道拿到艾滋病检测报告要等多久吗？三个月！”

“埃莉萨没病。”

“你怎么知道？你决定不戴套之前问过了？我要挂了。”

“等下！求求你！查莉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你怎么和她说的？”

“我说你是个不忠的浑蛋，一个只会自叹自怜的可悲的懦夫，一个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卑鄙小人。”

“你没有。”

“我确实没有，但我想那么说来着。”

“我这几天会到城外住。警察可能会问你我在哪儿，所以我还是不告诉你为好。”

她没有回应我。

“你要找我的话，打电话给我就行。打给我吧，求求你。替我给查莉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要走了。我爱你。”

我说完马上挂了电话，怕回应我的只有沉默。

我锁好门，把沉重的钥匙揣在裤兜里。下楼的时候，我两次确认钥匙还在裤兜里。我还摸到了口袋里博比的鲸鱼。我用手指描摹它的形状。

外头，刺骨的寒风推着我沿汉诺瓦街走向阿尔伯特码头。利物浦让我想起老年妇女的手提袋，里面装满了不值钱的小饰品、零碎的小玩意和半包水果硬糖。英王爱德华七世时代建造的酒吧建在山区大教堂和无法确定它们到底属于哪个大洲的艺术装饰办公大楼旁。相比而言，新建的大楼看起来反而有些老旧，像废弃的宾果游戏厅，早该拿推土机铲平了。

旧霍尔街上的棉花交易所时刻提醒着人们，利物浦曾经是国际棉花交易中心，带动了兰开夏郡纺织业的发展。交易所于一九〇六年开始营业，当时就配有电话、电梯、同步电子钟和直通纽约期货市场的电缆。如今，这座交易所保存着兰开夏郡三千万人民出生、死亡和婚姻等其他许多记录。

指引牌后面排着形形色色的人——一帮去旅游的小学生，探望远房亲戚的美国游客，穿着呢子裙的胖大妈，还有遗嘱认证研究员和攀龙附凤者。

我来这里是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很有可能实现。我站在一排排彩色编码前，企图找到博比的出生信息。有了它，我就可以拿到一份出生证明，上面还会印有他父母的名字、他们的住址和工作。

金属架上的资料按出生年月排列。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出生资料先按年份和季度排列，再按姓氏的字母排列。如果博比没有谎报年龄，我或许只需要看四卷资料。

他应该是一九八〇年出生的。我找不到博比·莫兰或者罗伯特·莫兰的资料。于是我开始从一九八〇年前后的年份找起，找完了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四年的所有资料，但还是没看到他的名字。我越来越困惑了，又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我不知道博比是不是改变了自己名字的发音，或者干脆通过单边契据，把名字改了。如果真是如此，我就倒大霉了。

我在前台咨询处借了本电话簿。不知道他们借给我是因为我笑容可掬，还是我面相太过凶狠。毕竟“帕金森病面具”变幻莫测。

博比特地说错了他在哪里上学，不过或许学校的名字是真的。利物浦有两家圣玛丽学校——只有一家是小学。我记下电话号码，在休息厅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打电话。接电话的秘书说话时带着利物浦口音，像极了肯·洛奇导的电影里的角色。

“圣诞节快到了，”她说，“我其实不应该还待在学校里。我只是过来清理一下办公室。”

我编了个故事，说有个朋友病了，想找到旧时好友相聚。我在找他八十年代中期的学校年报和班级合照。她说图书馆里有一整个柜子都放了这些东西，叫我新年的时候再打来。

“他等不了那么久。他病得很重，而且圣诞节也快到了。”

“那我帮你看看吧。”她同情地说，“你在找哪一年呢？”

“我不是很确定。”

“你朋友多大？”

“二十二岁。”

“他叫什么？”

“他可能改过名，所以我才得看照片认人。我可以认出他来。”

她突然开始怀疑我的目的。当我提议亲自到学校一趟，她就更觉得我居心叵测了。她说要先征得女校长的同意。当然，我最好先把请求写下来，再寄个邮件给她。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朋友——”

“很抱歉。”

“等下！请等下！您能不能帮我查个名字？叫博比·莫兰。那时他应该戴眼镜。大概是一九八五年入学的。”

她犹豫了。沉默了一会儿后，她让我二十分钟之后再打给她。

我走进屋里，呼吸新鲜空气。外面的小巷口，有个男人站在焦黑的手推车旁边，时不时叫卖两句“烤栗子哟——”，听起来宛如海鸥的悲鸣。他递给我一个棕色纸袋，我坐在台阶上，剥开热栗子的煤黑色外壳。

利物浦给我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便是食物。这里的炸鱼薯条和周五特供的咖喱特别美味。除了这些，还有果酱布丁卷、黄油面包布丁、糖浆海绵蛋糕、香肠和土豆泥……我还喜欢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爱尔兰人、非洲人、中国人——他们吃苦耐劳，有极强的自豪感，坦诚且不拘小节。

圣玛丽小学的秘书这次没那么疑心重重了。我成功激起了她的好奇心。她已经把我的查找任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