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比总算守时了一次。他穿着一身工装——灰色衬衫配长裤。衬衫胸前的口袋上绣着“奈瓦斯普林”几个字。我再一次惊讶于他的身高。

我努力控制好字母间的连笔，写完最后一条笔记，然后抬头，看看他准备好没有。那一刻，我意识到，他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准备好。乔克是对的——博比有点脆弱，还有点捉摸不透。他的脑海里装满了半途而废的想法、古怪的事实，还有只言片语的对话。

几年前，苏豪区开了一家名为“奇人怪客”的咖啡馆，原本打算招揽住在伦敦西区的所有怪人——发型狂野的艺术家、变装皇后、朋克摇滚乐迷、嬉皮士、色情网站记者，还有纨绔子弟。但这个愿望从未实现。相反，咖啡馆里坐着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白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想一探怪人们的究竟，最后却只能干巴巴地相互对望。

博比常常谈到他空闲时间的写作，他的故事里偶尔会夹杂一些文学典故。

“我能看看你写的东西吗？”我问。

“你只是随口说说吧。”

“不，我是真的想看。”

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说：“或者，我下次带一本给你看看吧。”

“你一直都想当个作家吗？”

“自从我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就开始想当作家。”

我的心不禁一沉，仿佛看到一个焦虑的少年，觉得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当代尼采，而现在，那个少年长大了。

“你和霍尔顿有共鸣吗？”

“才不。他就是个白痴！”

我松了一口气。“为什么？”

“他太天真了，竟然想保护孩子，保留他们的纯真，不让他们掉进成人世界的深渊。他做不到。这不可能做到。人终究会堕落。”

“你是怎么变得堕落的？”

“哈！”

“和我说说你的父母吧，博比。你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我八岁那年。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家。”

“怎么回事？”

博比转移了话题。“他在空军部队工作。他不是飞行员。他是一个技工，负责维护战机，确保它们能随时起飞。那时他太年轻，没能参战，不过我觉得他并不为此遗憾。他是个和平主义者。

“在我小时候，他经常引用马克思的哲言，告诉我宗教是大众的鸦片。那时，我们几乎每周日都会从基尔本坐公交到海德公园，公交车上有一些把包装箱当成讲坛，站在上面布道的平信徒sup[1]/sup传教士，他会朝他们发难。

“我还记得，有个传教士长得像《白鲸记》里的亚哈船长，一头白色长发被扎成马尾，他的声音低沉且有力。‘耶和华会以永恒的死亡惩罚你的罪过。’他一边说，一边直勾勾地盯着我。

“然后我爸喊了回去：‘你知道传教士和疯子有什么区别吗？’他顿了一下，接着回答：‘他们听到的声音不同。’sup[2]/sup所有人都笑了，除了传教士，他气鼓鼓的样子像极了河豚。‘听说你们接受所有面额的钞票，但更喜欢十英镑和二十英镑，这是真的吗？’我爸又问。

“‘你，先生，你会下地狱的。’传教士吼道。

“‘那还烦请您指指路？右转还是直走？’”

博比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模仿得恰到好处。他有点局促不安地望着我，为自己的畅所欲言感到尴尬。

“你和他相处得如何？”

“他毕竟是我爸。”

“你们会一起做些什么吗？”

“小时候他会骑自行车载我，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杠上，在他的双臂之间。他以前骑得飞快，引得我哈哈大笑。有一次，女王公园巡游者俱乐部在英国踢比赛，他带我去看。比赛结束后，粉丝在谢泼德丛林街区打了起来。警察骑着马驱赶群众。我爸用衣服紧紧地裹着我，我应该觉得害怕才对，但是我没有，我知道没有什么能把他打倒，那些马也不能。”

他不说话了，挠着自己的手。

每个人的童年里都萦绕着一段神话故事。我们把自己的欲望和梦想强加其中，最后，故事变成了仅剩象征意义的寓言。

“你父亲后来怎么了？”

“那不是他的错。”他略带防备地说。

“他抛弃了你吗？”

博比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情绪失控：“你一点都不了解他！”他站在我面前，咬牙切齿，“你永远都不会理解他！你们这种人只懂得毁掉别人的生活。你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绝望上。别人一遇到麻烦，你就立刻跳出来，告诉别人应该做何感想。你们就是吃人的秃鹫！”

他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抹掉嘴角的唾沫星子，抱歉地看着我。他倒了一杯水，等待我的下一个问题，出奇地平静。

“和我说说你的母亲吧。”

“她喷廉价的香水，现在被乳腺癌折磨着，苟延残喘。”

“我很抱歉。她多大？”

“四十三岁。她不接受乳房切除的提议，她一直为拥有一对丰满的乳房而骄傲。”

“你会怎么描述和她的关系？”

“我托一个利物浦的朋友告诉我她的境况。她住在利物浦。”

“所以你不去看望她。”

“哈！”

他的脸因沮丧而扭曲，然后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那我就和你说下她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的语气仿佛在对我发起挑战，“她是杂货店老板的女儿。讽刺吗？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一样。她从小在小商店里长大，尿布都是在收银台旁换的。她四岁的时候就能算出一篮子商品的价格，收钱，然后找零，不会出差错。

“每天早上和下午，包括周六和节假日，她都会在店里干活。她还会看货架上的杂志，幻想着逃离这一切，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就这样，我爸穿着一身空军制服出现了。他说自己是个飞行员。这是每个女孩都想听到的情话。他们在皇家空军马勒姆的联谊俱乐部上草草打了一炮，我妈就怀上了我。很快她就发现，他并不是飞行员。不过我觉得她并不在意……至少那时不在意。她说，她在我爸的谎言之下嫁给了他。”

“但他们没有分开？”

“没有。我爸离开了空军，在伦敦运输部找了份工作，负责修理公交车。后来，他在九十六路车上当售票员，那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是皮卡迪利广场。他说自己很爱结交朋友，我倒觉得他也很爱那套空军制服。他以前骑车去公交汽车站，下班了再骑回家。”

博比再次陷入沉默，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我温和地鼓励他继续说下去，于是他又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业余发明家，经常冒出新点子来制造节省时间的机器。

“那时的人们总抱怨，捕鼠器质量太差了，要造个好一点的。他就在发明这种东西。”

“你的母亲怎么看？”

“她说他只是在浪费时间和他们的钱。上一秒她还在骂他不切实际，嘲笑他‘愚蠢的发明’，然后下一秒她又觉得他的梦想不够远大，没有抱负。”

他快速地眨了眨眼，他看着我，眼神古怪、黯淡，仿佛有什么东西打断了他的思绪。突然，他又想起来了。

“她才是真正的不切实际，我爸不是。她觉得自己空有自由意志，却生活在碌碌无为、无聊透顶的普通人中。不管她怎么努力，她都永远没法在亨顿那样的地方，过上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她恨透了她住的地方——她恨房子外墙的小卵石灰浆，她恨网眼窗帘，她恨廉价的衣服，她恨劣等餐厅，她恨花园里的小矮人装饰品。工人阶级常说，‘我们能自己照顾自己’，但她对此嗤之以鼻，她只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渺小和可怜，无足轻重和丑陋不堪。”

他感到有点无聊，好像他已经把这个故事反反复复讲了无数次，讲到不想再讲了。

“大多数晚上，她都会打扮一番，出去浪荡。我坐在床上，看她穿好衣服。她会试穿不同的衣服给我看。然后她让我帮忙拉上裙子的拉链，再穿好长筒袜。她说我是她的‘小小男子汉’。

“如果我爸不带她出去，她就自己出去，去酒吧或者夜总会。她笑起来有种淘气劲，仿佛在向所有人宣告她的到来。男人们会转头看看她。虽然她很丰满，但那些男人还是觉得她很性感。她怀孕之后胖了不少，那些肉再也减不掉了。她觉得那是我的错。每次她去跳舞，或者笑得太厉害的时候，她就会尿裤子。那也是我的错。”

他咬牙切齿地说出最后一句话。他掐起手背上松弛的皮肤，狠狠地又拧又扯，仿佛要把它们从手背上撕下来。他的身体垮了下来，又开始往下说。

“她爱喝白起泡葡萄酒，因为它看起来和香槟很像。她醉得越厉害，声音就越大。每当她醉了，她就开始说西班牙语，因为听起来很性感。你听过女人说西班牙语吗？”

我点了点头，想起了朱莉安娜。

“如果她和爸爸出去，她就不能这么放浪了。酒吧里的男人不会调戏身边站着丈夫的女人。但倘若她一个人出门，她便来者不拒，任由男人们搂她的腰，捏她的屁股。她经常彻夜不归，早上才回家，内裤揣在手提包里，鞋子在脚尖晃荡。她从不假装自己是一个忠于丈夫的女人。她不想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她想成为别人。”

“你爸爸呢？”

漫长的一分钟过去了，他才想好该如何回答。“他越来越渺小，似乎一点一点地消失了。被凌迟处死——我希望，这是我妈的死法。”

这句话悬在半空，久久不散，但此刻的沉默却是他刻意而为。仿佛某人用手指按住了钟表上的秒针。